這對學生運動無疑地起了有力的分化作用。例如一九二一年初，清華學生為了響應城內各大學的某一次運動，曾決定不出場應學期考試，稱為“同情罷考”。為此，一九二一與一九二二兩級學生都受到了緩一年出國的懲罰，即前者展緩到一九二二年秋，而后者到一九二三年秋，才許放洋。但實際上，一九二一級的約三分之二的同學到一九二二年春就出國了，原因是這一部分學生原是準備參加期考的，事實上也進了考場，因為迫于形勢，受到糾察隊的攔阻，才沒有考成，因此，學校對他們把原定的處分折減了一半；其余的約三分之一，二十六人，按照原處分辦事，到同年八月才出去。在這種形勢之下，也當然出現過兩面派的學生。一九二二級，就是我所屬的一級，則根本沒有履行緩期出洋的處分，原來一到當年春天，出洋期近，全級六十多人，除了八個人以外，集體簽具了“悔過書”，不肯“悔過”的八個人，包括我在內，被革除了“級籍”，但這八個人事實上也沒有履行處分，學校為了避免為他們尋找工作或留校進修的麻煩，也就把他們一起送走了事，他們也沒有堅持非履行處分不可，乖乖地跟著上船了。這也進一步地說明出洋是多么一件登龍門、抬聲價的大事。清華學生愛國運動的所以先天不足，根源也就在這里了。

關于出洋這件事的引人入勝、寢饋難忘，再用我個人為例，補充幾句。家庭要我考清華，本指望著我出洋，在科舉廢除之后，這無疑地是一般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父兄對子弟唯一最高的期望，在“有志氣”“圖上進”的子弟也必然以此自期。記得二十年前，我問我的五歲的小女孩長大起來干甚么，她信口的說出：小學畢業(yè)、中學畢業(yè)、大學畢業(yè)、出洋、結婚！除了我自己在家庭中的影響而外，這孩子也真實地反映了當時三、四十年間我所屬的階級階層在這方面的一般“理想”。一九一六年初，我割掉了一條腿，照說應該知難而退，把這樣一個“遠大”的目標收起來，或至少收得近些罷。不錯，在病后回家休養(yǎng)期間，我也曾一度動搖過，但轉念一想，一條腿上學、畢業(yè)、出洋，不更是希罕么？物以希為貴，不更足以自豪么？這才復了學，從此，對出洋的熱中，當然不是減輕了，而是逐年加重。記得將屆放洋前一年多，在因參加同情罷考而接受懲處以前，我特地找過當時的代理校長嚴鶴齡，問他象我這樣的人能不能出洋。他答復得很有趣：“不太好罷，美國人會想到我們中國兩條腿的人不夠多，把一條腿的都送出來了！”但不久，校長換了個曹云祥，是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而我的成績又不壞，終于出成了。試想，一條腿的人對出洋猶且如此其不肯放松，其它長得更健全完整的人豈不是更屬分有應得，不甘交臂失之。而學校所借以挾持的恰好就是那么一點。

最后，根本上面的鋪敘，再總說一下早期清華教育對學生的影響，以及通過他們，在中國社會生活中、乃至在國際政治影響上，所釀成的一些后果。簡單說四點罷。

第一、早年的清華學生原是從統治階級的不同階層中選拔出來的，通過這番選拔，尤其重要的是通過少則兩三年，多則八九年的共同生活與共同教育，憧憬著一個同樣的飛黃騰達的目標與前程——游學美國，更形成了一批特殊的人。后來通過五年上下的留美教育與生活，這種特殊的色彩更無疑地加深了，但主要的根基總是在留在清華的若干年月里打下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