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北大“啟革新的端緒”者，多為章門弟子。從學術(shù)思想到具體人事，太炎先生都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有密切的關(guān)系。除上述沈兼士、錢玄同、周氏兄弟外，進入北大的章門弟子還有朱希祖、馬裕藻、黃侃等。據(jù)誤被作為太炎門徒引進的沈尹默稱，章門弟子雖分三派，“大批涌進北大以后，對嚴復手下的舊人則采取一致立場，認為那些老朽應當讓位，大學堂的陣地應當由我們來占領”。 這種糾合著人事與思想的新舊之爭，在蔡氏長校以前便已展開，只不過不像以后那樣旗幟鮮明目標明確而已。讀讀林紓、陳衍、馬其昶、姚永樸等人有關(guān)文章，可以明白北大校園里的改朝換代，如何牽涉政治潮流、學術(shù)思想、教育體制，以及同門同鄉(xiāng)等具體的人事關(guān)系，遠非“新舊”二字所能涵蓋。

京師大學堂尚有獨立的面貌，蔡元培長校以前的北大（一九一二——一九一六），則基本上隱入歷史深處。除了以上所說的“革新的端緒”外，還有幾件小事不能不提。一是民國初建，教育部以經(jīng)費短缺管理不善為由，準備停辦北大，校長嚴復上《論北京大學不可停辦說帖》；一是袁世凱稱帝，北大教授馬敘倫掛冠而去，學界傳為美談；再就是一九一六年九月，校方向比利時儀品公司貸款二十萬，籌建后來成為北大象征的“紅樓”。

緊挨著皇宮的大學

北大之所以名揚四海，很大程度得益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西學的引進與新文化的產(chǎn)生，既有密切的聯(lián)系，也有不小的區(qū)別。談“西學東漸”，上海更適合于作為題目；至于“新文化運動”，則是發(fā)生在古都北京，而且由當年的最高學府北京大學挑頭。就因為，后者包含著關(guān)于民族國家的想象，涉及士大夫政治的轉(zhuǎn)型，以及知識分子的獨立與自尊。不滿足于尋求新知，更愿意關(guān)心天下興亡，這一自我定位，使得“鬧學潮”成為北大的一大景觀。很難想象，沒有學潮的北大，能否在中國現(xiàn)代史上占據(jù)如此重要的位置。作為一所大學，北大固然以培養(yǎng)了大批成就卓著的專家學者而驕傲，可北大影響之所以超越教育界，則在于其高舉“民主”與“科學”的大旗。而在某個特定時期，“鬧學潮”幾乎成為“爭民主”的同義詞。

北大之鬧學潮，可謂淵源有自。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剛剛結(jié)束一二?九運動的北大學生，出版了《北大周刊》第一期（一二?一六示威特刊）。其中有趙九成所撰題為《我國歷史上的學生運動》的文章，意在正本清源：

我們的學生運動，不是從現(xiàn)在起的，也不是從五四時代起的，推溯其源，當導源于東漢?！谥袊?，最先發(fā)生的便是東漢末年的黨錮之禍。

三萬太學生譏議時政，裁量公卿，成為強大的輿論力量，制約著朝廷的決策。于是，天子震怒，大捕黨人，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對于“黨錮之禍”，史家評價不一，但將其作為統(tǒng)治者鎮(zhèn)壓學生運動的開端，則不會有異議。此等“清議”之風，為自視甚高的太學、國子學、國子監(jiān)生徒所繼承，因而成為皇上的心腹之患。不過，歷代雖有嚴禁學生干政的禁令，太學生的政治激情卻從來沒有熄滅，這與其一身系天下興亡的自我定位有關(guān)。京師大學堂創(chuàng)建之初，取代國子監(jiān)而成為全國最高學府和教育行政機關(guān)；即便改為“國立大學”，學生們?nèi)宰哉J作歷代太學的正宗傳人。這就出現(xiàn)了一個有趣的反差：校方溯源時，不愿從東漢太學講起；學生鬧學潮，反而攀上了“黨錮之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