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們愿意躲懶的，盡管躲懶，也可畢業(yè)；愿意用功的人，也可以用功，有書可看，有學者可與朝夕磋磨，有他們所私淑的導師每星期一次向他吸煙談學——這便是牛津的大學教育。

除了點起煙斗熏陶天才一說，有些故作幽默外，林氏筆下的牛津，活脫脫一個“老北大”。北大人何以對這種自由閑散的大學教育情有獨鐘，林語堂的解釋頗為在理：除了不滿“水木清華”為代表的美式教育，更因其很容易令人聯(lián)想到古代中國“書院中師生態(tài)度之閑雅，看書之自由”。清末民初，不少有識之士（如章太炎、蔡元培、梁啟超、胡適之等）在積極引進西學的同時，希望借傳統(tǒng)書院精神來補救新式教育的某些弊病。無論從歷史淵源、辦學方向，還是教授的知識背景、學生的來源出路，老北大都最有資格談論此話題。

強調(diào)自學，注重獨立思考，以培養(yǎng)談吐風雅德學兼優(yōu)的讀書人為主要目標，此種教育觀念，必然與統(tǒng)一教學、統(tǒng)一考試的管理模式格格不入。倘若真的追求“不拘一格降人才”，那么老北大的“管理不嚴”與學生的“各行其事”，自有其合理性。這一點，不妨以偷聽生的理直氣壯和宿舍里的縱橫分割為例。

一九二一年出版的《北大生活》，錄有校方關于學籍的規(guī)定：旁聽生必須交費，不得改為正科生，對內(nèi)對外均應稱“北京大學旁聽生”。此規(guī)定幾乎不起任何作用，因北大教授普遍不愿意、也不屑于在課堂上點名。對于有心人來說，與其“旁聽”，不如“偷聽”。偷聽生的大量存在，而且昂首闊步，乃北大校園一大奇觀。校方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教授則希望多得人才。教室里，因正科生偷懶或自學空出來的位子，恰好由求知欲極強的偷聽生來填補，豈不皆大歡喜？幾乎所有回憶老北大教學特征的文章，都會提及聲名顯赫的“偷聽生”，而且都取正面肯定的態(tài)度。

偷聽生的不可輕視，或者說，默許偷聽這一決策之英明，可舉以下二例作證。金克木一九三三年到沙灘北大法文組“無票乘車”，那時班上只有一個學生，“教課的很歡迎外來‘加塞兒’的”。金氏從此和外國文打交道，“可說是一輩子吃洋文飯”（《末班車》）。小說家許欽文資格更老，二十年代初就在北大偷聽。幾十年后，許氏寫下這么一段飽含深情的回憶：

我在困憊中顛顛倒倒地離開家鄉(xiāng)，東漂西泊地到了北京，在沙灘，可受到了無限的溫暖。北京冬季，吹來的風是寒冷的，衣服不夠的我在沙灘大樓，卻只覺得是暖烘烘的。（《憶沙灘》）

偷聽生對于老北大的感激之情，很可能遠在正科生之上。盡管歷年北大紀念冊上，沒有他們的名字，但他們在傳播北大精神、擴展紅樓聲譽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提及北大人的獨立性，最為形象的說明，莫過于學生宿舍的布置。田炯錦稱北大“同一宿舍同一排房間住的人，終年少有往來，且相遇時亦少彼此招呼”（《北大六年鎖憶》）。如此敘述，還不夠生動。千家駒的描寫稍為詳細些：“西齋有些房間，開前后門，用書架和帳子把一間房隔而為二，各人走各人的門。同房之間，說話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者有之?！保ā段以诒贝蟆罚┑罹邞騽⌒缘模€屬朱海濤的《北大與北大人?住》。小房間里，“白被單中懸，隔成兩個轉(zhuǎn)不過身來的狹窄長間”；大屋子呢，“常常縱橫交錯像演話劇似的掛了許多長長短短高高低低的白布幔，將屋子隔成一小塊一小塊的單位”。作者于是下了個大膽判斷：“這表示北大人一入校就染上了個別發(fā)展的氣味了?！贝_實，從日常起居到課堂教學，北大人的“散漫”，與其說是出于對規(guī)章制度的蔑視，不如說是出于追求“自由”與“獨立”的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