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個人角度如何，網上曾流傳過一份“聯(lián)合國全球國民素質道德水平調查及排名”：日本名列世界第一，其次是美國、法國和瑞士等國家；而中國列入后十名，與印度、剛果、阿富汗、朝鮮、東帝汶為伍。這份名單轟動一時，后被證實為子虛烏有。印度是“強奸大國”，仿佛實至名歸；日本排世界第一大家也不意外；中國排至倒數第二，的確有些駭人聽聞。但這份名單能夠廣為流傳，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很多人寧愿相信它是真的。大家心知肚明的是：這個國家一方面欣欣向榮，另一方面極端個人主義盛行，話語暴力充斥，垃圾遍地。這里尚未真正建立起一個自由國家，也沒有真正建立起一個責任社會。從社會倫理來看，責任與自由原本密不可分。沒有自由的責任是奴役，沒有責任的自由是放蕩。

所以我說日本是中國的一味藥。至于藥性如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國對日本的態(tài)度。如果認真學習日本的社會建設，日本將是一味良藥，可以醫(yī)治中國“弱社會”與“強個人”的病灶。如果只是看到日本在向右轉、安倍在參拜靖國神社、右翼在街頭舉旗叫喊，從而繼續(xù)以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來強化中國“強國家-弱社會”的結構，則可能適得其反。倘若良藥未成反自制苦果，將是一味毒藥。

當然，我在這里討論日本建立了責任社會，僅限于日本內部。就外部來說，日本對戰(zhàn)爭責任的推卸是顯而易見的，也是不可饒恕的。日本戰(zhàn)敗后，除了石原莞爾“敢作敢當”，更多人都在裝瘋賣傻，仿佛整個國家上至天皇下至農夫都是“一群不明真相的人”。幾十年后，一位戰(zhàn)后從中國返回日本的老兵在接受采訪時表達了他對天皇的憤怒——“這個叫天皇的家伙究竟是誰？這個王八蛋讓我們去賣命和吃苦頭，到頭來卻假裝什么都不知道！”

但這個老兵自己當真懺悔了嗎？這個世界上，有多少兇手，在不該扣動扳機時沒有管住自己的手指，而在應該懺悔時卻又縮回了自己的舌頭！事實上，讓這些加害者講述戰(zhàn)爭本來就是一種吊詭的冒險，如詹姆斯·道斯（James Dawes）在《惡人》一書里談到他讓日本老兵講述真相與罪行時的困惑——“這些人在戰(zhàn)爭期間擁有神一般的力量。他們單憑說一句話便可以予生予死，而受害者命如草芥?，F(xiàn)在，事隔多年之后，你卻把同樣大的權力重新賦予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