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戈輝：其實你關(guān)注眷村這個話題也不是第一次，那這部戲，縱向比起你以往的作品，橫向比起其他人的作品到底有什么不同？

賴聲川：我其實在1985年的《那一夜，我們說相聲》中已經(jīng)有一段類似關(guān)于眷村的表述，叫做“電視與我”，講一個單身漢買了一臺電視，但最后他已經(jīng)沒辦法住在家里。這是類似眷村但沒有說它是眷村的，然后1989年的《這夜，誰來說相聲？》里有一大段是講眷村的，那段很多人還會背，在馬路上很多人抓住我就會背那段，因為很好玩。

這兩段都用相聲的方式在講，當然很幽默；用幽默的方式來說一個其實蠻悲苦的故事，其實我本來就在做這樣的事情。而《寶島一村》的關(guān)鍵在于，這時候眷村在臺灣已經(jīng)拆得差不多了，這些作為形體的房子已經(jīng)快沒有了，所以它在這個時候出現(xiàn)可能有它另外一種意義，比起其他的眷村文學(xué)或電影，它好像是看眷村的最后一眼，看完眷村就沒了。

在這樣一種感覺下，可能觀眾也會感受到一種急迫性，他們要多了解這件事?，F(xiàn)在在臺灣，很多十七八歲的年輕人已經(jīng)不了解眷村了，因為他已經(jīng)看不見它們了，他的生命中已經(jīng)沒有這個東西，如果他家人不是出自眷村的話，他可能就不知道這件事。所以我覺得我們的時間還應(yīng)該再早個兩年，那樣的話可能更多眷村第一代還能夠看到，這倒是我跟偉忠都蠻感嘆的。

許戈輝：這部戲比較容易的地方，可能是很多演員本身就是眷村的后代。

賴聲川：是，他們有一種使命感，因為很多都是眷村子弟，所以他們就在演給自己看，演給家人看，演給世界看，讓世界看到我家是這樣的。他們有一種榮譽感，這個東西他會帶到戲中、帶到舞臺上，其他的演員會被他感染。

 這部戲勾起了很多演員自己的回憶。郎祖筠講述了自己父親的故事，當年他要跟著國民黨撤退，卻被母親關(guān)在家里不許外出，無奈之下只好騙母親說“出去買個東西”，從此便一去40年。等他再次回到母親跟前時，80多歲的母親拄著拐杖問他：“40年，你買了什么好東西回來給我？”一句話問得他涕泗橫流。

萬芳則想起了多年前某個夜里父親的背影。她清楚地記得，那是她第一次看見從未哭過的父親嚎啕大哭，因為那一天他得到了母親去世的消息。那個逆光的顫抖背影在年幼的萬芳心里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而參演這部戲也讓她終究理解了為何父親總喜歡在每道菜里都放點糖，因為那是家鄉(xiāng)的味道。

排戲讓大家體會到的也不僅僅是感傷。在后臺，演員們像小時候在眷村里互相串門一樣，頻繁地在各個化妝間來回串門，吃飯時則各自端出飯菜與大家共享，仿佛時光倒流，他們回到了童年，而舞臺上的眷村也一下子從“大人的難民營”變成了“孩子們的天堂”。

這些交流讓演員們感受到“眷村文化”的真諦，然而語言問題卻是非得下死功夫不可的。萬芳扮演的朱太太是個地道的本省人，她本人卻并不太會說閩南語，只好多多向他人求教。

最大的困難出現(xiàn)在大陸公演期間。角色來自大陸各省，演員們自然操著各地方言，這口方言要接受大陸各地觀眾的“檢閱”，實在讓演員和導(dǎo)演都有點緊張。在上海公演時，扮演來自上海的周先生的宋少卿便時常出入于上海的街弄里，仔細聆聽當?shù)厝说难哉勁e止，模仿他們的發(fā)音和神態(tài)，以期更像個真正的上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