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子靜帶著一雙報紙包著的籃球鞋來探望母親和姐姐，期待地說：“我想跟你們住在一起。我不想再回那個家了。媽媽，你也收下我吧。”他看著母親，滿眼熱望。

黃逸梵看著豆芽菜一般高而瘦的小兒子，心如刀絞，卻只能理性地解釋給他聽，說：“你父親不肯拿錢出來，我的能力最多只能負擔你姐姐一個人的教養(yǎng)費，再也沒辦法收留你了。”

子靜哭了，眼淚毫無遮攔地流過蒼白瘦削的臉，像一尊希臘雕像。

愛玲也躲進廚房里哭起來，胸悶得簡直喘不上氣來。母親進來看見，向她說：“哭解決不了問題的。”她脫口而出：“我希望能把他救出來。我想——我想要——把他救出來——”她抽泣著，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語言在這個時候顯得多么蒼白無力呀。

她從那格撕掉了一張手帕的窗戶里看出去，看見她的弟弟踽踽地走在街道上，頭低著，影子拉得長長的，他懷里還抱著那雙籃球鞋。

那影像她一輩子都忘不了。她幫不了她的弟弟，甚至不知道該怎么樣愛他。愛一個人而不能幫助他，便連這愛也顯得羞恥且虛偽起來。

并且，由于母親對弟弟的拒絕，使她不得不想到她自己。她的升學問題迫切地擺在眼前。

當時有一種慣例，女子中學畢業(yè)了要繼續(xù)上大學，不一定立刻就讀，可以找個婆家先結(jié)婚，由丈夫拿一筆錢出來資助就學，畢業(yè)回來再考慮生兒育女，看看當時報紙上那些打著“愿助學費”字樣的征婚廣告就知道了；要么就先工作著，有了一定經(jīng)濟基礎(chǔ)后再繼續(xù)升學。

然而這兩種選擇都不適合張愛玲。

早在圣瑪利亞中學上學的時候，她有一個女同學叫張如瑾，跟她比寫作，寫過一部長篇小說《若馨》，教授汪宏聲先生也很器重，曾經(jīng)推薦給《良友》發(fā)表，但是因為戰(zhàn)爭爆發(fā)而未能出版，她自己出錢印了幾百本，張愛玲還特地寫了一篇《若馨評》。然而她后來嫁了人，再沒寫過字，就這樣沉寂下來。從那時起，張愛玲便堅信世上最大的悲劇，就是一個天才的女子無端攪進了婚姻。她在畢業(yè)留言“最怕”一欄里填著“一個有天才的女人忽然結(jié)了婚”，也是因為這件事。

或者是先工作——那時候中學畢業(yè)的人或者可以去做女書記員，女招待員，或是女店員，都是些不很操心卻需要細心的工作。然而口頭禪“我又忘啦”的張愛玲雖然有極高的文學天賦，在生活上卻是弱智，不會做家務(wù)，不會女紅，甚至不會削蘋果；在一個房間里住了兩年，卻不知道電鈴在哪里；永遠不記得路，即使是那么酷愛看電影，可是每次都要家里的車夫送去，看完后再站在路口像巡捕房招領(lǐng)的孩子一般，乖乖地等車夫來認領(lǐng)回去——她無法自己去找司機，因為非但不記得路，甚至也記不得家里汽車的號碼；在學校讀書的時候，她的臥室總是最凌亂的一間，學校規(guī)定鞋子要放在鞋柜里，而她總是把自己的皮鞋隨意地拋尸于床下，以至屢屢被懲罰性地展示出來，而她依然如故，逼得緊了，便說一句：“哎呀，我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