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甘地相比，曼德拉受到的迫害要更為嚴酷，他身陷囹圄28年，幾乎等于甘地在印度從事政治活動的全部時間。而他在和解進程開始后所處的位置則比甘地更為有利。然而28年牢獄之苦和勝利者的位置卻沒有絲毫損害他的冷靜與寬容。甘地自始至終是個非暴力主義者，而曼德拉作為非國大武裝斗爭戰(zhàn)略的提出者和“民族之矛”的首任司令，不是在失敗的時候而是在勝利前夜提出反思并改奉非暴力原則，這無疑需要極大的理智與自我審視的勇氣。可以說，“見壞不上，見好不收”是一種相當普遍的人性弱點，前者有利于專制，后者導致以暴易暴的可能。人們往往不敢反抗那只準擁護的政府，而同時又不愿擁護那可以反對的政府。這種“該激進時保守，該保守時激進”的毛病是一種跨文化的政治畸形病。而能夠有“見壞就上”的勇氣，或者有“見好就收”的寬容，都是難得的，同時具有這二種性格的的人，就更不是任何民族都可遇的，而曼德拉最可貴的，正是這種見壞就上、見好就收，既敢反抗一個只準擁護的當局，又能寬容一個可以反對的對手的這樣一種精神。今日的南非，能夠阻止復仇主義災難、恢復理性、妥協與和解精神的，可以說只有曼德拉。當然圖圖、德克勒克等人也為此付出了不懈努力，但是，當哈尼遇害后在電視上出面呼吁人民保持理智與冷靜的，不是德克勒克而是曼德拉；譴責自己一派中的恐怖主義者并支持警方予以處置的，是曼德拉；表示尊重反對派并聲稱“如果非國大領導的政府不能滿足人們的物質需要，你們可以推翻她”的，是曼德拉。正是曼德拉，在節(jié)節(jié)勝利的日子里勇敢地承認自己的組織在過去為反對種族隔離制度的斗爭中犯過侵犯人權的過失，并主持非國大成立調查委員會，公布本組織在國外集中營建犯人權的行為的報告。事實證明，這種坦誠的態(tài)度不僅無損于、而且大大提高了非國大的聲望。

曼德拉作為政治家的高度責任感也是難得的。民主進程的這幾年恰逢南非歷史上最長的經濟不景氣，國家在經濟困難的谷底徘徊，老百姓怨聲載道。作為反對派的非國大完全可以全力攻擊政府的經濟政策以取得政治效果，更何況非國大傳統(tǒng)經濟綱領本來就是不以市場經濟為然的。但曼德拉在審視了世界經濟發(fā)展的經驗與教訓后認定了市場經濟是方向，因而除了抨擊現存經濟制度中與種族隔離制度有關的內容外，對政府的市場經濟方針沒有作更多的批評，反而一再表示要繼續(xù)這一基本方針，留用現政府全套經濟班子并對其工作予以肯定，同時放棄了非國大經濟綱領中不切實際的內容。這種負責的態(tài)度，是他高于一般“政客”的可貴之處。

總之，南非的危機期待著“奇跡”，而“奇跡”產生于和解，像曼德拉、德克勒克那樣具有理智與和解精神的政治家，有之誠幸莫大焉。

然而問題當然沒有到此為止。前面說過，人民相信政治家，政治家表現出理智，是南非得以化險為夷之要。二者缺一不可。否則“君固材矣，奈國人之不信何？”

那么國人憑什么相信他們，而不是相信一些嘩眾取寵的亂世英雄？像歷史上多次出現過的情形一樣？可見其中又非僅理智而已。應不應和解是一回事，能不能和解又是另一回事，南非的啟示于此值得玩味之處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