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社會貧富分化的不斷加劇，隨著越來越多的養(yǎng)老服務設施的出現(xiàn)，養(yǎng)老服務的公平性問題愈益顯現(xiàn)出來。過去，稀少的養(yǎng)老機構主要是為了滿足少數“孤老”而設，后來，養(yǎng)老機構漸漸增加，除了少數“孤老”，越來越多的老人開始自費入住養(yǎng)老機構，機構養(yǎng)老不再是政府的“托底性”服務，因為，醫(yī)療與健康的服務需求更加緊迫緊缺，優(yōu)質公共資源的獲得變得分層化。公共服務的對象與邊界變得不那么清晰，那么，誰有資格獲得怎樣的養(yǎng)老服務是公平的？怎樣的服務供給屬于基本公共服務？哪些應該由市場完成？進一步看，養(yǎng)老服務的供給，主要是制度與政策的供給，需要回答：養(yǎng)老是一個經濟問題，還是社會再生產的一部分？比如在日本，人們發(fā)現(xiàn)，雖然老人不被認為是包袱與救濟對象，但是他們仍需要通過積極的社會參與來增進自己的尊嚴和實現(xiàn)自我價值。為此，日本政府推行種種措施充分實現(xiàn)老年人在養(yǎng)老觀念上由“老有所養(yǎng)”向“老有所為”轉變。最后，養(yǎng)老的多樣化的政策與制度供給，還有組織供給，越來越需要彼此間的體系化，體系化的政策供給需要在價值層面回答，為什么開展養(yǎng)老？因為權利的保障還是因為權利的救濟？我們如何看待老人？老人是弱者與貧者、救濟者，還是需要扶持與尊重的人？

第二，養(yǎng)老服務的核心價值需要與政策匹配。福利國家的研究表明，一個社會為福利社會，并非指這個社會的個體得到了多少具體的福利，而是，這個社會的每個人擁有了同等的獲得福利的機會，之所以機會均等，是因為制度供給之間是匹配的，在價值上是一致的。

養(yǎng)老的福利體系是規(guī)范社會關系的一支積極力量，由于社會主體性的存在，福利體系既可以干預或矯正失衡的社會結構，也可能形成一個分層化體系，成為工人運動抨擊的主要目標。社會福利體系中，社會的公平公正訴求會要求國家不斷調整自身政策，最大限度地成為失衡社會結構的調節(jié)者與矯正者，這其中，政策理想或者核心價值與政策如何匹配也非常重要。

相關制度與政策的匹配、一致使養(yǎng)老服務供給具有公共性，社會從中獲得了價值共享。馬克思及新馬克思主義者非常強調國家的自主性，這里的自主性指的就是，國家（制度）在制度供給上擺脫社會階級或者利益集團的牽制力。換言之，制度的供給不是碎片化的，而是具有連貫性的，具有邏輯上的內在一致性，這樣的制度供給才具有公共性，被社會所認同，是公平的。

對于西方福利主義國家，早期，蒂特馬斯將資本主義福利體系劃分為三類：“剩余福利”“工業(yè)成果”“公共再分配”，作為回應，艾斯平·安德森進一步認為，西方資本主義福利體系的三種類型包括：“自由主義型”“保守社團主義型”和“社會民主型”?！白杂芍髁x福利國家”堅持的是一種剩余理論，即堅信并鼓勵大多數人通過市場解決自己的問題，剩余的，嚴格按照標準為窮人提供最低限度的補貼?！氨Ｊ厣鐖F主義型福利國家”強調社會階層不同，福利保障也不同，因為市場表現(xiàn)是不同的，這里強調的是家庭的責任，并主張減少國家的介入?！吧鐣裰餍透＠麌摇眲t堅持再分配理論，人生而平等，就應該享有同等權利。

當前，上海市政府在養(yǎng)老服務供給方面不僅積累了豐碩的成果，還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面對未來新的挑戰(zhàn)與任務，當前的政策構建要以最大限度地體現(xiàn)人的價值與家庭的價值的有機結合為價值起點。國際經驗表明，養(yǎng)老政策終究需要核心價值支撐，發(fā)達社會或者以個體自由與獨立為起點，或者以國家?guī)椭鸀楦＠叩囊罋w，但這兩者都不完全適用于中國，包括上海。從需求變遷看，個體價值與家庭價值的有機結合處可能是我們福利政策的出發(fā)點。

③構建公共而集約的養(yǎng)老服務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