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擁有一個與歐洲同樣大小的版圖，區(qū)域的文化、不同民族之間的差異不亞于歐洲民族國家之間的差異。白魯恂說中國是“民族國家偽裝下的一個文明國家”。民族國家的想象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這里的民族，不是指漢族、藏族、蒙古族、回族或維吾爾族，而是作為國族的中華民族。費孝通先生說中華民族是“多元一體”，“多元”是指不同的民族，而“一體”則是“國族”意義上的“一體”，即中華民族。而作為國族的中華民族，從認(rèn)同而言，到今天還沒有完全形成，因此才會有邊疆問題的不斷產(chǎn)生。美國雖然是一個多種族的國家，但它以憲法為中心，形成了多種族的美利堅民族（國族）。要實現(xiàn)這個“多元一體”的目標(biāo)，顯然以單一的民族國家思路是行不通的，我們需要吸取歷史上帝國的經(jīng)驗和智慧，以多重體制、多元文化來重新建構(gòu)中華民族和國家制度。

劉 擎：剛才紀(jì)霖兄提到白魯恂的那句名言，就是說中國是一個偽裝成民族國家的文明國家。這句話是對的，但是在一定意義上又是有點問題的。我覺得，這種偽裝，裝著裝著可能就弄假成真了，變成了一個民族國家。這里涉及陳兼兄剛才提到的關(guān)于“中國”、“非中國”的問題。我們在什么意義上來談“中國”？后來發(fā)現(xiàn)，“中國”這個詞從一開始到現(xiàn)在，都有一種內(nèi)部的曖昧性和復(fù)雜性。所以，我們無論是從“文明”來談中國，還是用“民族國家”來談中國，或用“現(xiàn)代—傳統(tǒng)”來談中國，都是試圖來馴服這種曖昧性和復(fù)雜性的一種努力。這里政治的重要性就凸顯出來。為什么在前現(xiàn)代時期，不管是蒙元還是滿清，有這么多異族的、“非中國”的元素，我仍然能夠用一個所謂“文明”把它們整合在一起？因為這種整合需依據(jù)一種特定的政治方式，局部是比較松散的，邊緣對于中心有一種游蕩的、自主的空間，但在整體上還能在“一個文明”的意義上屬于一個中國。所謂和而不同。所以，“非中國”和

“中國”的元素，能夠在一個松散的構(gòu)架里共存，并在“文明中國”的面目下整合起來。但近代以來，這種情況越來越難維持，我覺得這是一個政治的原因。中國人談華夷之辨很高明，就是說，它不是一個物理的概念，也不是一個人種的概念，而是一個文明的概念，這里有很大的回旋余地。但是，我們作為一個文明體，要遭遇到別的民族國家，而民族國家作為一種現(xiàn)代的政治方式，是一種非常強(qiáng)勁、有力量的主權(quán)政治和治理方式。一個松散的文明聯(lián)合體與一個高度組織化的現(xiàn)代民族國家相遇的時候，我們在“以夷制夷”之中，慢慢就變得與對手相似了——也就是說，我們也逐漸按照一個民族國家的方式來組織原來這個文明。但與此同時，原先一些能把“中國”與“非中國”的因素整合在一起的政治方式可能就不再有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