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會忘記法捷耶夫等人的著作,我從他們的作品中可以斷定,他們是真心實意地追求與宣揚革命與社會主義,他們的崇高的革命情操令人嘆服。
不僅在前蘇聯,歐洲美洲也有不少作家走向了反抗資本主義的舊秩序的道路,我從小已經知道阿拉貢的名字,他的名著就叫《共產黨人》,他死后在法國進行了國葬。我也不會忘記法國作家法齊、艾呂雅、共產黨員畫家畢加索、意大利黨員作家莫拉維亞,同樣是共產黨員的意大利電影導演貝爾多魯齊的《末代皇帝》當然也是我們熟悉的。我也記得當年的世界各個角落的左翼作家,智利的聶魯達、巴西的亞馬多、土耳其的??嗣诽?,還有一位著名的希臘共產黨員詩人,他曾經將紅旗插到法西斯偽市政廳上,我忘記他的名字了。
外國的文學知識分子中也有特別令我痛心疾首的例子,如匈牙利著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文藝理論家盧卡契,參加了1956年10月發(fā)生的匈牙利事件,蘇軍干涉后他與事件的領頭人伊姆雷·納吉一起被南斯拉夫大使館交還匈牙利當局,納吉被處決了。盧卡契被允許回到書堆中去。盧卡契一生推崇現實主義與人道主義,對資本主義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對社會主義極盡謳歌與追求,同時他無法接受前蘇聯斯大林、匈牙利拉科西的社會主義模式。他一生的追求很難說有多么成功。胡喬木同志多次與我談到盧,他很佩服盧的理論見地。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后,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冰心、葉圣陶……紛紛從世界的各個角落回歸北京,其場面是舉世少有的。有一次作協(xié)開會,我說起1949年作家們云集北京的情形,張光年同志甚至在懷念中流下了眼淚。
絕大多數的中國作家日益趨向革命,更不要說丁玲、艾青、何其芳了。但是我們忘記了一條:在作家選擇革命、文學趨向革命的同時,革命也在選擇作家,也在甄審文學。革命有它的整體性、涵蓋性、堅決性與無所不包的允諾,革命者認定我們有權讓一切服從服務于革命,與功在萬世而九死無悔的革命相比,一首歌、一篇小說、一本書,必須毫不猶豫地充當革命的匕首與投槍、革命的箭矢與彈藥。簡單一句話,作家追求革命,革命告訴作家說,你必須聽我的!
所以有延安時期對于王實味的斗爭,一直發(fā)展到要了他的命。還有對于丁玲、艾青、蕭軍等人的《在醫(yī)院中》等作品的批評。
這種由黨出面整作家風的做法延續(xù)下來,更受到了前蘇聯的由斯大林時期的二號人物日丹諾夫主導的對于前蘇聯一大批作家藝術家的整飭的鼓勵。于是有了解放戰(zhàn)爭期間對蕭軍的批判,有了解放后的越來越震天動地的針對文藝家的政治運動,有了“文革”中老舍、傅雷、鋼琴家顧圣嬰的被迫害至死。
無怪乎胡喬木同志對我說,要總結文藝問題上的慘痛教訓,鄭重地昭告天下。
延安時期,陳云同志有一個有名的說法,即對于共產黨員作家來說,他們首先是黨員,其次,即第二位的身份才是作家。陳云同志的意思是明確的,你既然入了黨,就應該首先考慮黨的任務、黨的要求、黨的利益、黨的規(guī)矩;你不是什么特殊人物,文學也沒有什么特殊性;寫什么作品,怎么樣去在文學事業(yè)上取得成就,那是第二位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