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親身參與了萬民打麻雀的盛事。那是一個星期天，根據市里的布置，各單位各街道各家各戶，人們都爬到了屋頂上，手持竹竿，有的竹竿上綁著紅布紅綢子，有的竹竿上拴著響鈴，有的在屋頂上預備下鑼鼓鈸镲各打擊樂器，也有的拿著或脖子上掛著口哨，也有的并無工具武器樂器，徒手助威。一見到麻雀，喊的喊，叫的叫，敲鑼的敲鑼，打镲的打镲，吹哨的吹哨，揮竿的揮竿，真是人歡馬叫，你喊我笑，鬼哭狼嚎，樂音噪音齊上，天崩地裂，把樹上的、屋檐上的、塔尖上的、樓頂上的各種小鳥，不知是否還有飛蟲，嚇得魂飛天外，倉皇起飛，無處逃遁，更無處棲息，在舉國全民的吶喊聲中欲停又無處可停，欲降落也根本不可能降落，眼看著一只又一只麻雀掙扎著亂飛著突然一個倒栽蔥像一塊石頭一樣直線落下，更是一片歡呼，覺得又殲敵一名，擴展了圍殲聚殲戰(zhàn)的勝利。

真乃盛世盛事，此前此后，更年輕的與更年長的，未必像我們能趕上這么盛大的奇聞奇觀。盛世盛事的說法，一直刺激我想搞一副對聯，上聯是“盛世盛事多圣誓”，下聯呢，幾十年過去了，勉強作出：“青春青莼憶清純”，很不理想，不知道有無高人指正。

1956年4月，毛主席作了《論十大關系》的報告，在口頭傳達的報告版本中，毛主席提到了打麻雀的事，大意是對打麻雀有不同意見，沒有關系，如果打錯了，我們可以再從國際市場上進口一些麻雀嘛。

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召開，赫魯曉夫作了關于斯大林問題的報告。從《論十大關系》中，從關于中蘇兩國的農業(yè)集體化的比較的談論中，我已經聽出了中國的事情將會比前蘇聯辦得好的含意。蘇共二十大后我聽到過一次傳達清華大學蔣南翔校長的講話，蔣校長說，蘇共二十大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引起了很大的波動，但中國共產黨是最穩(wěn)定的。

毛主席關于打麻雀的說法也是充滿了他個人的特點的，做對了是前無古人的偉業(yè)，做錯了，調整過來就是了，不足掛齒，不以為意。

回過頭來說打麻雀，那一天真是舉國體制滅雀。說什么我國的體育是舉國體制，這未必對。最多是政府比較重視，財政有相當的支持罷了，哪里談得上舉國？只有缺心眼的人才自己把什么舉國體制攬過來說事，居然要為舉國體制辯護一番。舉國者傾全國之力也，我們什么時候傾全國之力練乒乓或者跳水來著？我們有病嗎？也許我們全國的男孩都玩過彈玻璃球與扇三角（香煙盒），但也談不上玻璃球或香煙盒的舉國體制。

50年代的滅雀倒是有點舉國動員的意思，而且它像一個全民的登高節(jié)日，像兒童最多是少年的游戲。我們曾經怎樣的天真，以為可以用類似兒童游戲的方法創(chuàng)造古今中外全然沒看到過的樂園天堂。那時的環(huán)境也比較好，全市的機動車屈指可數，又趕上天朗氣清，風和日麗，大家一起起哄，很好玩。人常常會有寂寞感，所以人是喜歡起哄的。起一大哄實是人生一樂，是舒展也是發(fā)泄，是潛能的激活也有潛惡的暴露。起哄中人們常常會感到起哄者的強大與被哄者的弱小卑微。起哄的是大眾，人少的時候只能被起哄。被哄者在起哄者面前再無招架還手之可能，被哄者成為起哄者的祭品，起哄者感到了操有對于被哄者的生殺予奪的權力的快意。一起哄就有被哄者倒霉，而一跟隨起哄，雖然你并未有任何選擇和付出，你仍然自以為成了勝利者的一員。你即使不是勝利的將軍，你也是勝利的士卒，你看到了敵人的陳尸會鼓舞雀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