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當百姓的憤怒與怨恨無法平息,當通過另外渠道得知民變的君主天威震怒、嚴令清剿,各級官員才經(jīng)由不可靠的證據(jù)匆忙地抓捕替罪羊。也不乏“盡心盡職”的官員賣力地制造“證據(jù)”、屈打成招。于是在乾隆的壓力下,形形色色、生動逼真的叫魂故事就此形成,卻又反過來使乾隆更加確信這場妖術風波的真實性。

在孔飛力看來,“在整個叫魂案中,首席原告自始至終就是皇帝本人”,該為這場鬧劇負全責。然而,弘歷之所以成為1768年妖術大恐慌的真正主導者,也是由滿清統(tǒng)治者揮之不去、如影隨身的“合法性焦慮”所決定的。漢化讓滿族的少數(shù)民族特征被蠶食、統(tǒng)治合法性被銷蝕,腐化也在逐漸侵蝕著帝國的道德合法性。但弘歷心中的恐懼和擔憂,更多地來自于最高統(tǒng)治者的專制王權與官僚體制的常規(guī)權力之間的復雜關系。當皇帝發(fā)現(xiàn)官僚機制試圖通過操縱通訊體系、隱瞞關鍵信息來控制最高統(tǒng)治者,失望而憤怒的他只會覺得,“放縱、任人唯親、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小心翼翼以及優(yōu)柔寡斷……戰(zhàn)戰(zhàn)兢兢、謊話連篇”等等這些官僚機制的毒瘤,根源都來自于漢族文化、江南文化的毒害。

弘歷試圖利用叫魂案來打破常規(guī)官僚政治、整頓官僚體制。起初,弘歷將叫魂案定性為單純的妖術案件,“對官員們大肆施壓、加重刺激,對他們的辦案的速度和力度層層加碼,對行動遲緩的官員們則刻薄訓斥”。隨著妖術恐慌的逐漸升溫,弘歷將叫魂案定性為謀反的政治罪,三令五申嚴加追查,使得官僚們制造出更多的冤獄?？偠灾?正是弘歷本人的加壓使叫魂案逐漸演化為妖術的大恐慌,使官僚制度中冷靜理智、按部就班的“應急錨碇”作用喪失殆盡,最終導致中國“在風暴中急劇偏航”。

事實上,在整個叫魂案中,民眾、官僚、皇帝,沒有人是獲益者。大量處于最底層的邊緣人無辜受難甚至喪命；無論是行省官僚還是低級官員,無論是清剿不力的庸官還是濫刑求供的酷吏,最終都受到了威權君主的反噬與懲罰；即使是高高在上的皇帝,由于“押上了整個王朝的尊嚴”,當一切被證明是鬧劇,君主也在某種程度上失去了尊嚴和威望。

當社會發(fā)生劇烈變革,當社會各階層利益經(jīng)歷重新調整,當民間話語找不到正常渠道,謠言就成為一種特殊的表達方式,產(chǎn)生于無知又滋長于忌恨,迎合人們的偏見和期望。范文瀾在《中國通史》中曾如此評價乾隆時期的思想統(tǒng)治：“大抵一個王朝,越是處在強盛的時期,在政治上越能包容大度,具有較強的自信心。相反,一個王朝處在日趨衰朽的時刻,越是難以自保,越加褊狹疑忌,強化暴力統(tǒng)治?！?/p>

悲哀的是,從官僚到皇帝,都對盛世的種種潛在亂象持回避、壓制和否定的態(tài)度。在他們眼中,“不安定因素”損害了以“盛世”為支撐的“合法性”表述,因此不僅僅是常規(guī)的治安問題,更是涉及統(tǒng)治者“合法性焦慮”的根本性問題。一旦像“叫魂妖術”這樣的“不安定因素”出現(xiàn),官僚們的第一反應就是“捂蓋子”；而弘歷的過度反應也只是為了把一切不安定因素都消滅在萌芽之中,卻絕不可能冷靜、客觀、深入地追究事件背后的種種深層次原因。正如兩位譯者所指出的那樣,“隨著乾隆之后盛世景象的逐步煙消云散,大清帝國的合法性表述也變得越來越成問題,而它的統(tǒng)治根基最終也從根本上動搖了”。

“沒有什么能夠佇立其間,以阻擋這種瘋狂”,孔飛力以悲憫的語調結束了這本著作。而那種席卷全國的暴虐狂熱、全社會深陷其中的歇斯底里,也讓我們在震撼后心有余悸和掩卷沉思。在感嘆灰敗的宿命、歷史的必然與悲劇的結局時,我們或許應當記住孔飛力對譯者的提問：“我這本書也是在寫今天的中國,中國人看得懂嗎？”

（〔美〕孔飛力:《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陳兼、劉昶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2。）

本文發(fā)表于《財經(jīng)國家周刊》201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