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先生的東床蔡仲德君曾對馮先生做過精辟的概括，說他一生有三個時期：“實現(xiàn)自我、失落自我、回歸自我”。這一概括可以適用于幾乎所有經歷過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只不過不是所有人都像馮先生那樣完成了第三階段——或是不幸早逝，或是始終沒有迷途知返。這“三階段”對我本人也大體適用。所不同者，馮先生那一代學人在“失落”之前已經有所“實現(xiàn)”，奠定了自己的思想和學術體系，在著書育人方面已經做出了足以傳世的貢獻，后來回歸是從比較高的起點接著往前走；而余生也晚，尚未來得及形成自己的思想、有所“實現(xiàn)”，就已經失落了，或者可以說是“迷失”了。后來回歸，主要是回歸本性，或者說回歸那“底色”，在有限的幼學基礎上努力惡補，學而思、思而學，形諸文字，不敢自詡有多少價值，至少都是出自肺腑，是真誠的。

回顧自己幾十年來的文字，既有變化也有一以貫之的不變。第一個不變是對人格獨立的珍惜和追求。事有巧合：2010年我發(fā)表了《知識分子與道統(tǒng)》一文，其中對中國古今的“頌圣文化”作了比較透徹的分析，發(fā)表后引起不少讀者的共鳴。文中引了韓愈“臣罪當誅兮天王圣明”之句。如今重讀舊文，忽然發(fā)現(xiàn)1980年發(fā)表的第一篇隨筆《無韻之離騷——太史公筆法小議》中正好也提到太史公之可貴處在于沒有“臣罪當誅兮天王圣明”那種精神狀態(tài)，并欽仰其“不阿世、不迎俗，不以成敗論英雄，不以榮辱定是非”的寫史筆法。此文發(fā)表后偶然為楚老（圖南）讀到，大為贊賞，專門找我去談了一次，還反復誦讀“不阿世……”這幾句話，為之擊節(jié)。若不是為出集子而重新翻出來，文與事早已淡忘了。現(xiàn)在回憶起來，我那時正處于對一代知識分子的命運撫今思昔、思緒萬端的狀態(tài)。不知怎地常想到司馬遷，于是重讀《史記》，甚至曾起意要為太史公寫一個舞臺劇本，連序幕和主要情節(jié)都想好了，而且想象中舞臺上的太史公是于是之扮演的（！）。后作罷，以我的才力當然是寫不成的。結果只寫了一篇讀后感。為什么想起“臣罪當誅兮……”這句話呢？大約是為當時各種受迫害的人被“落實政策”后一片“感恩”之聲所觸發(fā)。由此可見反頌圣、惡迎俗是我的本性，開始并沒有那么自覺，自己也沒有想到三十年后想明白了許多問題，卻與開初的朦朧狀態(tài)遙相呼應。《知識分子與道統(tǒng)》一文所述中國“士”的精神軌跡多少也有夫子自道的成分。遙望兩千年前，猶有太史公這樣的風骨，再看兩千年后的今天“頌圣”和“迎俗”的態(tài)勢，能不令人唏噓！

追求“真、善、美”而厭惡“假、惡、丑”應該是普遍的人性。不過在閱歷太多、入世太深之后，可能審美神經就會麻木。然而我在知命之年開始逐漸蘇醒之后，這條神經卻日益敏銳。似乎對虛偽、惡俗、權勢的暴虐、草民的無告，以及種種非正義的流毒惡習的容忍度比較小。許多當代國人見怪不怪，不以為意，一嘆了之，甚至一笑了之之事，我常覺得難以忍受，有時真想拍案而起，盡管許多事與我個人風馬牛不相及，若不是現(xiàn)代資訊發(fā)達，我完全可能渾然不知。收于《感時憂世》卷中的許多文字都是如鯁在喉，不得不吐之言。事實上，時格勢禁，并不能盡吐。而這種憂憤之思越到近年越強烈，從文章的年序中顯示出來。近年來，有不少差不多同齡的舊雨新交都表示與我有共鳴。盡管經歷不盡相同，而還原底色卻有相似之處。也許因為我們青少年時受過同樣的道德文章的熏陶（與后來各自的專業(yè)和道路無關），有比較強烈的正義感，當時所見到的社會黑暗面已讓我們覺得不可容忍，向往美好、公平、正義的新社會，而且也曾經多次為之升起希望，所以對于方今現(xiàn)實與當初理想的鮮明對比感受特別敏銳。至于當年的“士林”風尚比之今日，只能說是“曾經滄海難為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