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武畢業(yè)后一直在校，現(xiàn)在師大古籍研究所任職，是一位真正的篤學之士。崇武身上有廣東人特有的平實篤厚作風。不僅如此，外表看似不多言語的崇武，為人真誠懇摯。記得我在寫蘇秦一文時，因一時找不到唐蘭、楊寬、馬雍三位先生的文章，后來是崇武從北京的母校復印了寄到廣州。茲事雖微小，今人多不為。這是崇武兄令我衷心感佩的地方。

另有幾位友人，在《思想門》出版后，曾作文鼓勵。如馮永鋒先生，陳寒鳴先生，同學魏家川和好友武維春（宋力）。

馮永鋒先生是《光明日報》的記者，也是北大中文畢業(yè)。永鋒先生與我同樣素不相識，應該是通過與少卿先生的關系而寫了《思想門》的讀后文字。永鋒先生的這篇文字，是迄今為止所有評議《思想門》的文字中，傳播最為廣泛的一篇。但我至今未與永鋒先生有一面之緣，也沒有通過一次電話，只是后來我才留意到，永鋒先生的那篇文章，是他本人親自發(fā)送到我郵箱的。這里順便說一句，永鋒先生在《光明日報》從事的是環(huán)保方面的工作，并早已成為國內(nèi)在這方面的杰出人物，每次我在報紙和網(wǎng)絡上看到馮永鋒先生的名字和報道，都會油然生出一份自豪和敬意。

寒鳴先生與五叔有師生之誼。我們之間也是久已聞名，卻未曾謀面。直到我在北京期間，專門抽空去了趟天津，這才有緣識荊。寒鳴先生長期從事思想史研究，由于一直任職于天津總工會，所以，又撰有大量與工人階級狀況有關的現(xiàn)實文章，兩線作戰(zhàn)，著述頗豐。在寒鳴先生身上，能看到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那種執(zhí)著追求的氣質與精神。

家川也是我的大學同學中，極少數(shù)留任高校者之一。博士畢業(yè)后，家川一直就職于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家川不僅與我同學、同寢室，還是半個江蘇老鄉(xiāng)，同為淮陰人。家川兄性情熱誠敦厚。我記得我第一次到北京尋求出版機會，家川兄攜夫人乘坐公交汽車，從西三環(huán)的首都師大，橫穿大半個北京城區(qū)，來到東三環(huán)的農(nóng)光里小區(qū)，懷里竟抱著一瓶足有兩三斤重的葡萄酒！

每次到北京，見面、聚餐最多的，總會有家川兄一個，當然，是他買單。

宋力老兄是我在東部工作時結識的文友，是著名學者卞孝萱先生的東床快婿，曾長期擔任《揚州日報》副刊部的負責人。江左文人的古雅情趣與風范，在宋力兄身上，猶然清晰存焉。去年與宋力兄見面，欣聞他已升級榮膺為外祖父，可喜可賀！

由于不難想象的原因，寒鳴先生和家川兄、宋力兄的文字，均未能見諸傳統(tǒng)媒體，或主要媒體，這當然是由于我本人和拙著的緣故。

此外，對于網(wǎng)絡上所有知名或不知名網(wǎng)友的評議，無論是褒是貶，是贊是彈，在此均一體致謝！

在北京尋求和商議出版《思想門》的前后過程中，我曾兩次去清華大學拜訪何兆武先生，也曾在北京醫(yī)院探望生病的盧鐘鋒先生，后來在從江西回廣州的途中，繞道長沙去岳麓書院看望了陳谷嘉先生，他們都是五叔的生平好友。雖然我那點拙劣的想法和文字，不足供幾位長輩一哂，但與幾位先生的見面，還是使我獲得了一份鼓舞和激勵。

對于易中天先生的感謝，我在《就“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回應易中天先生》中作了表白。

最后，應該表示感謝的，還有陳明先生。陳明先生在此事上的認真與堅毅，同樣讓我難忘。而他的看法和做法，在客觀上，也推動和促進了《思想門》的傳播與銷售。所以，在此一并予以真誠的謝意！

2012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