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閎于同治光緒交替的幾年間挈四批幼童一百二十人赴美留學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大事。惜該等學生于光緒七年（1881）半途悉數(shù)被召回國時，僅得二人完成大學教育。例外之一即為畢業(yè)于耶魯大學薛菲爾工程學院（Sheffield Scientific School, Yale University）的詹天佑。然清廷安置返國諸生時并沒有顧及這因素（諸生絕大多數(shù)未學有所成，當是導致清廷采漠視態(tài)度的原因之一），致遣三十一人之眾分赴馬尾、天津、大沽三處的海軍教育機構續(xù)學 [有關數(shù)字尚未見現(xiàn)成資料，特別是遣往天津水師學堂及大沽船塢魚雷營的人數(shù)需要說明是怎樣查考出來的，均非在此能交代清楚。容后另文為之。也有以為總數(shù)還要更大，是三十五人；見高宗魯，《有關詹天佑的史料問題》，收入凌鴻勛、高宗魯合編，《詹天佑與中國鐵路》（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年），頁66。高氏亦沒有交代細節(jié)，大概把送往天津海軍西醫(yī)學堂的學生也算在內。]。表面看來，整整四分之一的留美學生被安排作職業(yè)海軍人員。實際比例還要高得多。由于在美病故，選擇留美，早已奉召返國等因，光緒七年遣返的學生實僅得九十四人 [《洋務運動》，冊2，頁167，《光緒十一年三月初三日直隸總督李鴻章奏》。]。如此清廷安排以海軍為職業(yè)者，人數(shù)便高達三分之一！容閎及其挈美學生雖久為熱門的研究課題，探討者卻鮮留意到這樁異常得很的遣返后安排和涉及人數(shù)的特高比例。

赴馬尾的一組人數(shù)最眾，共十六人；詹天佑就在其中。他們進入位于馬尾的福州船政局（簡稱閩廠）之后學堂習駕駛（即準備畢業(yè)后當管帶一類職位）。后學堂別彼等為一班，畢業(yè)時（即修畢課程時）列作第八屆 [名單見《清末史料》，頁437；《海軍各學校歷屆畢業(yè)生姓名錄》，第一輯（臺北：“海軍總司令部”，1996年），頁16 。但畢業(yè)者不會超過十四人，因其中最少有二人（陸永泉、鄧桂庭）未及畢業(yè)便離校他去；見Yung Shang Him容尚謙，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and Its Influence, 天下月刊，9:3（October 1939）, pp. 246, 249. 容尚謙此文前有李喜所加注釋的節(jié)譯本，《中國近代早期留美學生小傳》，《南開史學》，1984年1期（1984年），頁172-188；近更全文由王敏若譯出，用譯文和原文并收，再配上其他資料的方式合刊為一單行本：《創(chuàng)辦出洋局及官學生歷史》（珠海：珠海出版社，2006）。]。畢業(yè)后尚有一段上艦實習，甚至隨后還另有充任教職的日子。1884年8月23日（光緒十年七月初三日）中法海軍戰(zhàn)于馬江之役（見圖18）正發(fā)生在這時段，故那班前留美學生多人參役其間。我們要尋找答案的問題為詹天佑有否參戰(zh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