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功過是非

時過境遷，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我們應對周作人一生作為予以理性評價。中國現代化進程已有百年之久，在歷經周折反復之后，我們已有能力站在更高的著眼點上分析問題。作為一位于現代思想、文學、文化等諸多領域內有過重大影響且毀譽不一的歷史人物，周作人的人生軌跡相當復雜。他才華橫溢、學養(yǎng)深厚，內心世界亦紛亂而細膩。在其身上，堅韌與動搖、善良與冷漠、淺薄與睿智，執(zhí)著與懈怠等等精神特質并存，可謂集復雜人性之大成者也。而深入考察周作人的內心世界，大可幫助我們擺脫對于歷史和人性的簡單化理解。透過周作人的衰榮生死，無形中會喚起我們對仍在困擾著現代知識分子的諸如人生的正道與歧途、信仰與權變、自利與利他等等問題的深層思考。

面對西方的強力沖擊，現代中國曾幾度陷入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的雙重危機之中。在危局面前，作為中國最富有智慧和良知的知識分子群體出現了分化。包括周作人在內的認為應首先實行“啟蒙”的一族曾倡導“自我的發(fā)現”，將“個人本位”推向極致，而這種傾向勢必會造成對民族、國家等群體觀念的消解。周作人在“五四”時期，就曾是這樣一位信仰個人本位的“世界主義者”，他力圖超越民族、國家等群體意識，而以“個人”、“文明”和所謂“世界大同”之立場說話。其烏托邦式的世界主義理想和避世的個人主義傾向，淡化了他對民族、對國家認同感，也減弱了他對于民族國家的責任意識，這為他日后在日寇的利誘面前屈身就范埋下了禍根。

作為一位思想者，周作人信仰所謂“自然人性論”。這種源于自然人性的倫理觀，可以化解靈與肉、義與利以及理性與感性之間的緊張對立關系。他認為應將道德的基礎建立在人情之上，即所謂“王道不外乎人情”。但這種理念無法處理現實中的隨時、隨處可見的情理沖突問題，也尋覓不到高于個人生存之上的其他選擇的理由。歷史早已證明，如果將人欲徑直看作天理，則人的生存的最高的價值標準就無從建立，任何高于個人的欲望和本能的精神價值也就無處立足。周作人一味地“反英雄”、“反崇高”和標榜世俗的結果，結論只能是“茍全性命于亂世”，這樣一來，他的“附逆”也就順理成章。而“附逆”的結果，只能使他陷入更深的奴役狀態(tài)而已。對于最為看重“自由”的周作人而言，恰恰是失去了自由，不僅是身體的自由甚至是靈魂的自由。這是他的悖論與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