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把現(xiàn)有的宗教，特別是基督教，視為國家的需要，或者因弱勢者的存在而必須包容的體制（甚至在教堂的講道壇上都有人沿襲這種說法），也希望他能接受并真正認識基督教中恒常不變的、提升人性的與帶來幸福的方面……不把圣經(jīng)看作僅僅是引導和教化一般民眾的可以接受的教材……不把耶穌僅僅看作是完美的人格典范，而是真實不妄的使者、上帝之子和人類的救世主……不要因為害怕墮入神秘主義而否認真正虔誠的情感的重要價值；參與公開的膜拜，并在圣事里領受主的恩典?！谶@一切當中，作為其數(shù)以千計的學生光輝的榜樣……如果他這么做，他將會有多大的造就?。。?7）

有趣的是，博羅夫斯基最早為康德作傳的的想法，始自康德的宗教觀點受到國王申誡（Massregelung）或教會審查之前。雖然在當時已經(jīng)有些對康德不利的跡象，博羅夫斯基似乎直到 1792 年還對事態(tài)的發(fā)展一無所知。 1804 年，他對問題又已經(jīng)太過清楚了，以致經(jīng)常干擾他所謂的“單純的敘事”。

博羅夫斯基的信仰對于“翔實而正確的記載”構成的障礙，遠超乎我們的想象。他的故事比梅茨格的版本還要復雜，但在態(tài)度上有類似的保留，因此有不少曖昧之處。事實上，證據(jù)顯示梅茨格與博羅夫斯基兩人是好朋友，因此他可能不愿意批評梅茨格。這十分令人惋惜。博羅夫斯基的記載的重要性在于 1783年前的資料，關于這個時期，也沒有其他更詳細的記錄了。他漏掉了不少可能很有趣的內容，或許是因為他覺得它們不重要，也可能他不知道那些事。

無論如何，博羅夫斯基的困擾不難理解：他無法贊同康德的宗教觀點。由于對康德的宗教理論與宗教實踐都不敢茍同，要他贊揚康德實在非常為難。當然，他雖然稱贊康德的道德人格，但那總歸是（為防誤解而作的）宗教的解釋。博羅夫斯基覺得有必要作一番解釋，他的傳記因此有時頗有辯護的味道：康德與他的追隨者有所不同，他的的確確是一個好人，而且他也一點不像他的作品那樣。而且如果人們正確理解他的作品，就會知道它們對于基督教其實沒有什么傷害。只要一有機會，博羅夫斯基便會強調康德虔敬派的成長背景，夸大這個淵源。因此，我們必須以其他文獻謹慎比較并加以補充。所幸那樣的文獻的確存在，雖然它們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

雅赫曼在 1804 年擔任哥尼斯堡附近一所學校的校長，從前也曾經(jīng)就作傳事宜與康德討論過。他在 1800 年曾經(jīng)向康德提出 56 個與他的生平有關的問題。（38）康德始終沒有回答，原因如今已不可考。不過有趣的是，雖然雅赫曼自己在傳記中表示之所以會動筆介紹康德的生平是受到了康德本人的敦促。但是在比較可信的信件里，我們卻看到是他先去找康德的。他說他希望為康德作傳，因為“全世界的人都想看到您可信的傳記，將會萬分感激地贊揚您對此的貢獻”。（39）與博羅夫斯基不同的是，雅赫曼并沒有必要作“反康德”的交代，因此至少就此而言，他比博羅夫斯基可信一點。他的見解是比較“自由派”的，或者說較接近康德派的，例如 1800 年的《考察康德的宗教哲學與純粹的神秘主義之間所謂的相似性》（Pruefung der Kantischen Religionsphilosophie in Hinsicht auf die ihr beigelegte Aehnlichkeit mit dem reinen Myitizism）就是一個例證，旨在就相關的指控為康德作辯護，（40）然而雅赫曼對康德的忠心，卻引起另一方面的問題。他的康德傳記只說好話，在立場上簡直像是一個毫無批判地崇拜老師的學生。另外一個問題是他完全從某個神學的角度去詮釋康德：他對神學的強調使他描繪康德時有個奇怪的偏向。雅赫曼說康德喜歡給神學家們上課，并且盼望“理性宗教的耀眼光芒遍照其祖國”。雅赫曼還認為“康德的努力并沒有白費，因為許多使徒在各地傳布了理性王國的‘福音(Evangelium)’”。（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