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所認識的康德是一個大學環(huán)境里的同事，因此熟悉康德不為瓦西安斯基所知的角色。他對康德的印象是負面的，但這當然不能表示他的判斷就會打折扣。事實上，博羅夫斯基也不見得比梅茨格可靠，至少我們要同樣謹慎地看待博羅夫斯基和梅茨格。由于雅赫曼與瓦西安斯基汲汲于為康德打造“圣徒傳”，他們的材料也必須小心處理。

因此，我不認為在撰寫康德傳時，都必須接受傳統(tǒng)文獻的觀點。馬爾特（Rudolf Malter）曾總結(jié)說：

長久以來所認定的證據(jù)等級，至今仍然是有效的：除了康德自己零星透露的訊息，以及對任何康德傳都非常重要的信件往來之外，要了解康德的生平、他的人格特質(zhì)以及他與哥尼斯堡人的來往，還得以那三本[博羅夫斯基、雅赫曼和瓦西安斯基所作的]傳記為基礎。（55）

博羅夫斯基的傳記盡管也重要，但不應與雅赫曼及瓦西安斯基的傳記放到同一等級。而哈曼、赫爾德、希佩爾與舍弗納等人的書簡，又是比上述三部傳記資料更好的文獻來源。如果博羅夫斯基的說法和傳統(tǒng)傳記以外的文獻有沖突，那么我們應該采信康德和當時人們的書信。無論如何，如果我們在處理那三部正式傳記時，應該不要忘了適當?shù)膽岩删?，那么就可能出現(xiàn)一個更色彩鮮明、更有趣的康德。

二

自康德辭世至今的兩百年里，并沒有出現(xiàn)大量完整的有關(guān)康德的論述。雖然最近發(fā)表的關(guān)于康德生平的作品書目長達 23頁，列有 483 種資料，但絕大多數(shù)處理的都是瑣碎的細節(jié)，即使最熱中于康德哲學的人，也不見得感興趣。（56）羅爾夫·喬治（Rolf George）在關(guān)于康德傳記的最新評論里的結(jié)論是，實際上重要的只有“半打早期的回想錄再加上后來的四部完整的傳記”；其他的資料如果不是毫無用處，也只有邊際性價值。（57）喬治的評判或許有點苛刻，有意義的傳記資料比他所承認的還多了一些（很少一點兒）。不過，不容否認的是，關(guān)于康德生平的作品，在數(shù)量上與合理的期待有不小的落差。

更重要的是，至今還沒有任何一本符合嚴格學術(shù)標準的康德傳。卡爾·福倫德1924 年發(fā)表的兩大卷《伊曼紐爾·康德：其人其作》（Immanuel Kant: Der Mann und das Werk）最接近理想的標準，不過即使是福倫德也沒有真正想要完成這樣的目標。（58）在某種意義下，他有更大的抱負。他并不想寫一本只對哲學家與學者有價值的論著，而是想向一般的讀者“親切介紹得享天年的康德如何生活和思考” 。在這兩大卷本出版之前，他在 1911 年發(fā)表的略傳《康德生平》（Immanuel Kants Leben）在特點上也頗為類似。（59）馬爾特在 1977年第四版前言里表示，從 1924 年以后，關(guān)于康德生平的外部描繪，便不再有新資料出現(xiàn)，因而福倫德的作品或許可以說是這方面的研究工作的總結(jié)。（60）這個說法并不完全正確，福倫德的作品是衡量其他康德傳記的試金石，而且的確超越了既有的相關(guān)文獻。（61）不過這并不意味著我們不可能再超越福倫德，或者福倫德的作品已經(jīng)囊括了所有可信的資料。事實上，福倫德所引用的資料，我們在今天大致上仍然可以找到，而且其中有許多資料也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詮釋。施塔韋哈根（Kurt Stavenhagen）于1949年發(fā)表的《康德與哥尼斯堡》（Kant und Koenigsberg）證明了“七年戰(zhàn)爭”對于康德的成長過程的影響遠超乎福倫德的想象。他還說明，年輕的康德與福倫德努力要重現(xiàn)的年老康德有多么的不同。福倫德的作品并沒有太多原創(chuàng)性；他引用的文獻雖然現(xiàn)在不容易找到，但總算還存在。最后，福倫德也不是像他自己所說的那么客觀。他筆下的康德其實也反映了他自己對于文化和政治的觀點。雖然他十分細心，但還是忽略了在他之前已經(jīng)存在的一些研究側(c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