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新資料也陸續(xù)被發(fā)現(xiàn)，勃蘭特（Reinhard Brandt）、奧以勒（Werner Euler）、克列姆（Heiner Klemme）、波措（Riccardo Pozzo）、施塔克（Werner Stark）、瓦施基斯（Hans-Joachim Waschkies）的新作，都提出了關于康德生平的新理解。雖然我們對于康德在哥尼斯堡大學的行政角色無法充分了解，但較諸福倫德所知的或所透露的，已有更好的掌握。最后，對于18世紀普魯士的歷史背景更深入的理解，也使我們不得不修正福倫德及其前輩們深信不疑的某些觀點。研究康德的學者對于康德其人，總會先有個圖像（至少是隱含的）。撰寫一部康德傳記，采用新證據(jù)，并且考量到一個世紀以后的讀者的興趣，已經(jīng)是刻不容緩的工作。

在英語世界里，情形更是如此。在此，除了斯塔肯伯格（J. W. H. Stuckenberg）在 1882 年出版的《康德生平》（The Life of Immanuel Kant）以外，總共只有兩種譯作，亦即卡西爾（Ernst Cassirer）的《康德的生平與思想》（譯自德文）與古留加的《伊曼紐爾·康德的生平與思想》（譯自俄文），（62）施塔肯伯格在撰寫他的康德傳記時，許多關于康德生平的重要資料都還沒有出現(xiàn)，例如完整的康德書信集和演講錄，而且哈曼與赫爾德之間的許多通信，他也都毫無所悉，在他的作品完成后，許多的資料來源相繼出現(xiàn)。雖然施塔肯伯格的作品仍然很有可讀性，卻已經(jīng)無法符合現(xiàn)在的標準，另一方面，卡西爾的傳記“并沒有交代康德生平的細節(jié)”。（63）換句話說，它把重點放在康德的思想與著作上，對于康德的生活著墨甚少。那是康德的思想發(fā)展歷程的一般性介紹，但不是完整的傳記。古留加所作的傳記可能是目前為止的英文資料中最好的一部，卻不是很流行。這一部文筆頗健的康德生平，原先是為俄國的讀者所作，對于前述兩本英文傳記而言，是頗有意義的“解毒劑”。但由于寫作的觀點對英語讀者不免有些陌生，對于了解康德的生平與著作并不是那么有幫助。此外，它也不是完全可靠，而且過度強調康德與俄國思想之間的關聯(lián)。

三

最近哲學家的傳記少了很多，（64）主要與美國、澳大利亞與英格蘭的哲學潮流有關。對于走分析路線的哲學家而言，思想家的傳記與哲學完全無關，因為那與立場的真?zhèn)螣o關，也不會使論證更有力。雖然嚴格說來，這個看法是正確的，但沒有了背景知識（或者說空有時空錯置的背景知識），卻會使我們難以理解哲學家所要表達的思想。

撰寫哲學家的傳記是一件困難的工作。它們必須在表現(xiàn)生活細節(jié)與討論哲學作品之間求取一個平衡。它不能只是很膚淺地敘述哲學家的故事。如果一本傳記太強調主角生活里的事件，那么可能顯得平庸而無聊（雖然其原因可能是哲學家們通常也的確沒有什么精彩的生活可言）；如果太強調哲學作品，那么也可能因為其他原因而令人感到不耐煩。大部分哲學家的著作，都不適合改寫成簡單的摘要或是一般的討論。無論如何，這種哲學原著摘述對于哲學討論不會有什么積極的意義。理想的狀態(tài)是，一部哲學家的傳記從哲學與歷史的觀點來看都言之有物，把哲學家的生活故事以及其作品的哲學意義給整合起來。

雖然生活與思想都必須處理，這也不表示這兩個側面在內(nèi)容上必須作等量的分配。實際的情形要復雜得多。一部傳記必須以某種方式整合兩者，清楚解釋一個哲學家的生活與思想之間的關聯(lián)。雖然說明某個哲學家為什么抱持某個觀點、創(chuàng)作某些作品，那是非常困難的、甚至不可能的任務，任何回避這個問題的哲學家傳記，其價值可能都極為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