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質疑令人進一步思考。這里不論馬克思本人是否提出過“五種社會形態(tài)理論”，但用馬克思語境中的“封建主義”來概括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基本形態(tài)和實質性特征，確實面臨不少挑戰(zhàn)。首先，中國傳統(tǒng)語境中的“封建”明顯不同于西方語境中的“封建”或“封建主義”（Feudal或Feudalism）。其次，也是最為重要的，以占有土地和剝奪農民勞動為主要內涵的“封建主義”，不足以概括傳統(tǒng)中國社會的實質性支配關系。從政治學的角度看，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實質性支配關系，與其說建立在土地占有的基礎之上，還不如說建立在權力占有的基礎之上。

縱觀中國數(shù)千年的社會發(fā)展史，充滿著政治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例如，就官員的產生途徑而言，有“世襲制”“察舉制”“征辟制”“科舉制”等區(qū)別；就官員的身份而言，有知識分子、軍功人員、宗室成員、世襲子弟等差異；就主導政權的集團而言，有所謂的“宦官”“外戚”“門閥”“軍閥”“士人”等不同。然而，就傳統(tǒng)中國社會的整體而言，權力本位的實質并未改變，統(tǒng)治者不是因為占有土地才享有社會的統(tǒng)治地位，相反，是因為占有政治權力才占有土地，并進而享有社會的統(tǒng)治地位。與其用“封建主義”來概括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不如用“官本主義”來概括更加合適與準確。

官本主義就是以權力為本位的政治文化和社會政治形態(tài)，在這種政治文化和社會政治形態(tài)中，權力關系是最重要的社會關系。在各種類型的社會權力中，政治權力處于支配地位，是官本主義的核心要素。因此，權力本位通常也表現(xiàn)為官本位。在官本主義條件下，權力成為衡量人的社會價值的基本標準，也是影響人的社會地位和社會屬性的決定性因素。權力支配著包括物質資源和文化資源在內的所有社會資源的配置，擁有權力意味著擁有社會資源。從社會統(tǒng)治的整體來說，在官本主義條件下，擁有金錢和財產，可能但不一定擁有權力；反之，擁有政治權力，則必定會擁有經濟特權，只要掌握權力的官員愿意，這種經濟特權可以直接變換成其個人的金錢和財產。不僅如此，擁有權力也意味著擁有文化特權，掌權的官員如果愿意，就可以將這種文化特權變換成榮譽和作品。例如，從中國的歷史記載和傳說來看，最富有的并不是商人，而是官員。（皇帝自不必說，他作為最高掌權者，是社會物質財富和文化財富的最大擁有者。整個官僚階層也占有最重要的社會財富，作為一個整體，官僚階層遠比工商階層更加富有。）2001年《亞洲華爾街日報》曾評選出過去一千年中全世界最富有的50人，其中上榜的中國產“超級世界富翁”有6人，他們分別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劉瑾、伍秉鑒和宋子文。有意思的是，這50位世界超級富豪中，除了國王和統(tǒng)治者外，其他國家的富豪幾乎都是銀行家和商人，而我國的6位超級世界富豪除了伍秉鑒是商人外，其余5人中2人為帝王，3人是高官。根據(jù)該報的統(tǒng)計，在過去一千年中，有半數(shù)以上超級世界富豪身居高官的，只有中國一家。甚至從個體的角度看，中國古代的官員之富也常常超過商人。據(jù)稱，有清一代276年，最富有的個人并不是商人大賈，而是清乾隆首席大學士、領班軍機大臣和珅。史載，嘉慶皇帝抄沒和珅家產時，總計其銀兩、黃金、地產、房屋、字畫、珠寶等資產，至少在千萬兩白銀以上，其中現(xiàn)銀多達四百萬兩以上。不僅遠比其他商人富有，而且是名副其實的“富可敵國”，比當時朝廷一年的總歲入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