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蔚，對我來說始終是一個謎團，究竟他是怎么從大陸來臺灣？在牢里遇到什么事？在獄中是否真的發(fā)動暴動？這些事實也跟他走進墳?zāi)?，永遠不知真相了。但可以確定的是，我的美夢，我的青春，都像那又綠又白的鷺鷥潭，早已沉入翡翠水庫，水遠消失不見了。

在我腦海中始終有一個畫面，楊蔚十七歲離開山東后，一路往西打游擊，走過河北、河南、湖北，到了陜西、甘肅，又到四川、上海，又從上海到臺灣，最后從臺灣又到印度尼西亞，好曲折的一條路。我跟他從臺灣往北到山東，回到他十七歲離開的家。他死后，我的子女由臺灣往南飛到印度尼西亞。這些地理位移拉出長長的線，它們看似只是點到點的移動，但這個路程充滿了多少艱辛啊。

用書寫消化傷痕的痛苦

對于這樣殘破的人生，年輕時代的我并不感覺特別怨、特別苦，唯一的感覺就是麻木，好像一個在拳擊賽里挨打的人，被打到臉紅、腫脹，最后只剩麻木。

我今年已六十五歲，生命到了暮年。2005年初，我從報社退休了，開始用一種第三者的心情，重看四十年來影響我最深的“臺灣民主聯(lián)盟”案。當時同案的人，只有楊蔚是結(jié)婚有了孩子的，他雖然沒有被捕入獄，下場卻比那些被捕入獄的人還悲慘，我和孩子也跟著受了很多罪。而這個國民黨遷臺至今，文藝界最大的白色恐怖案，被捕的成員——包括陳映真自己——為什么都隱而未寫？

為了不讓這段歷史留白，我在那年9月開始在《印刻文學生活志》寫了一年的專欄《行走的樹》，并于2006年11月出書。我希望，通過我的親身經(jīng)歷，能為那段歷史做一些見證。在書寫那些往事的過程里，我才從麻木狀態(tài)中蘇醒過來，曾經(jīng)一邊寫，一邊哭，心疼我年輕的生命受到怎樣嚴酷的摧殘。我凝視自己，好像看一個第三者，也為自己的一生流淚。

把這些往事傾吐之后，我覺得能活到今天，還能繼續(xù)寫作，是因為我擁抱我的傷痕，不斷地在生命里消化它，咀嚼它，讓它成為創(chuàng)作的養(yǎng)分。到最后，我想，我現(xiàn)在已經(jīng)沒有任何怨恨和痛苦；而且，對所有受過傷害的人，我的內(nèi)心永遠有著很深的憐憫。

不過，在書寫《行走的樹》這個專欄的過程中，發(fā)生了兩件巧合的意外，而且都和“臺灣民主聯(lián)盟”案的兩個關(guān)鍵人物有關(guān)，讓我覺得生命中似乎真的有一種詭異的指引。

其一是，登出專欄第一篇的2005年9月，恰好是楊蔚在印度尼西亞去世一周年。

其二是，陳映真2006年5月曾向我表示，等我的專欄結(jié)束后，將寫一篇文章回應(yīng)。但是專欄在6月1日登出《我家的文化革命》那天，他離開臺灣遠赴北京；9月登出最后一篇《暗屜里的答案》時，他在北京中風，10月中旬甚至二度中風昏迷，住院醫(yī)治至今仍未出院。未能拜讀他的回應(yīng)，直到現(xiàn)在仍是我最大的遺憾。

2009年9月是陳映真創(chuàng)作五十周年，文藝界有不少研討他作品的相關(guān)活動，聽說他最近復健得不錯，大家都期望他能回來參加。我也很希望再見到這位老友，更希望有一天他能重新執(zhí)筆，寫出對《行走的樹》的回應(yīng)。我相信，他的回應(yīng)一定能彌補我的不足，并且指正我的無知和謬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