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小時候我們家吃飯，若是我爸看到新聞，有感而發(fā)，要批評當局或是蔣介石，一提到政治，他和我媽媽談話聲音就會自然放低，不曉得墻的另一邊是不是貼著一只耳朵。

因為白色恐怖后續(xù)這些麻煩事，我父親不希望連累到兒子，1972年，我十一歲時，他就送我出國。當初原本要去歐洲，但先去美國找大姊，準備辦手續(xù)轉機到歐洲時，在耶魯大學遇到了我的老師鄂爾（Broadus Erle），他建議我留在美國。沒想到，后來我就在美國學音樂了。

三年多以后，爸爸也離開臺灣，原本出國理由只是探親，但后來他風聞有可能會有另一波的逮捕行動，于是到美國看小孩子之后，就轉到日本定居。我們全家分散在海外，他跟母親在東京，我和兩個姊姊在美國。

從小到大，我有時候好奇地問他綠島的事，他都不愿講，因為要講就得回想，他總是回答：“要回憶太痛苦了。”他在國外待了二十多年，直到1990年代才回來臺灣，我還陪伴他和母親一起去拜會李登輝，一見面就很開心地講日語。我想父親這樣一位曾為政治思想被逮捕的人，居然有一天能走進“總統(tǒng)府”，心里一定有說不出的滋味。

政治原來是他的理想，但理想受挫之后，他把熱情轉移到語言研究上，從我小時候家里都是各國語言的書，除了日文、中文、英文外，他還廣泛涉獵了德語、法語、意大利語，甚至有點難度的俄文、希臘文、土耳其文等。他住在東京時，看病之余，還花了十幾年時間投入閩南話研究。我曾看到他費盡心力一張字卡、一張字卡整理編寫厚達三冊的閩南語字典，后由自立報系出版。他對語言的興趣實在濃厚，還鉆研具有打破國際語言障礙、具有進步文化意涵的“世界語”（Esperanto），還曾和世界語組織的人通信、聯(lián)絡。學世界語，可以說是他在現(xiàn)實上無法實現(xiàn)的左派理想在語言上的轉化、延伸。

我父親是醫(yī)生，又拉大提琴，看起來不像是會拿鋤頭、斧頭，更不會是帶槍的人。他之所以信仰左派是認為左派的理想，像是人對人的平等、無產階級的勞動，才是人類最終極的理想。他總覺得共產革命一定比在臺灣所看到的高壓獨裁統(tǒng)治要好，聽到毛澤東要跟著平民百姓吃苦，內心對毛澤東充滿崇拜。

那一輩的青年對政治太敏感，對理想又太純粹，結果幻滅也最大。他晚年很高興終于踏上心目中祖國的土地，深入了解現(xiàn)實后，不得不承認毛澤東不是完人，“文革”傷害也很大，他確實覺得失望，內心沖擊非常大。但要他去評判毛澤東是個壞蛋，他說不出來。

你想想，他為這個理想付上年輕的大好青春，甚至差點被槍決；從綠島坐了牢出來，朋友不敢靠近，他也沒有怨言，但理想一旦落空了之后，對他有很大的打擊。而更大的痛苦就是……那么明顯的失望卻不能說出來，內心更是苦。

這種失落的感傷，一直到他七十九歲時過世才停止。他過世前，跟我談過一次，他一定看到了祖國并沒有理想中的那么理想，而且毛澤東也沒有那么偉大……他沒有直接講他的失落，但你從他的話里，很明顯會感覺到他的悲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