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父親在我十歲時另結新歡，終于還是遺棄了我們母子。到了我十五歲時，母親因為憂郁過度而去世。

從此，這世界只剩我一個人了，前途茫茫，我無法想象自己的未來，于是報考了“青年軍”，準備受訓一年后復員繼續(xù)升學。由于個子瘦小，我考了三次才通過體重檢查：第一次體重不夠，第二次體重還是不夠，第三次我就向家里開米店的同學劉振興借了兩個砝碼，揣在口袋里，才算夠了五十公斤。

1946年，我十六歲，加入了“青年遠征軍”第二○八師六三二團。后來，“青年遠征軍”的“遠征”兩個字就去掉了，變成“青年軍”二○八師，師長是吳嘯亞將軍。后來六三二團也變成第三團，最后又改為第四團，團長是曹椿棟將軍。在軍中過的是團體生活，像個大家庭，部隊里有很多流亡學生，在戰(zhàn)亂時仍然不忘閱讀，因為他們的影響，我也養(yǎng)成了認真讀書的習慣。

1949年一起同船來的，有很多演員，像默片時代的大明星壟稼農前輩，大家熟悉的葛香亭、曹健、常楓、雷鳴、魏龍豪（魏蘇）等等。來臺后，我們部隊獨戰(zhàn)四營駐防梧棲，就是現在的臺中港。

排演“反共抗俄”樣板戲

來臺灣后，我們排好了戲，就到中南北部的軍營及金馬前線演出，叫“軍民同樂晚會”，營區(qū)附近的民眾都可以來看戲。有時為了換戲，我們必須白天排戲，晚上演出，有時夜里改布景，都由我們戲隊幾十個人一起干，忙碌中感到很充實。

當時，我們演出的多是“反共抗俄”的戲，劇本總是只有好人和壞人、黑與白，沒有中間路線。記得我初初成為軍中劇隊（水牛劇隊）的隊員，與王凡、胡光、張媛、汪立筠、張煜、史惟亮、郭韌、王農、楊秉忠同隊。我在臺灣演的第一出舞臺劇叫《忠烈圖》，王凡導演，講一個兒子從軍報國，最后戰(zhàn)死沙場，我就演那個兒子，大概很多戲都是類似的劇情。那時的氣氛就是如此，演起來煽情，最后一定是一群男女組成的游擊隊上臺，手里拿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老弱婦孺村民出來歡呼：“中華民國萬歲！”這時觀眾們就知道戲要結束了。

這在任何地方都一樣，臺灣開放后我和大陸親友聊，他們也一樣，我們在他們眼中是“蔣匪”壞蛋，或是“美帝走狗”，通通都一樣的。受這樣非黑即白戲劇長期教育影響下來，個人意識就比較薄弱，只能肯定共產黨是壞人，我們是好人。我們之所以打他們是因為他們占據大陸，而我們的父母正在水深火熱之中，等待我們拯救。

話劇“反共抗俄”當道，不能演思念家、想家的戲，怕造成心防松懈。京劇也是如此，很多傳統教忠教孝的戲，例如一代青衣名角顧正秋，就曾在中山堂演出齊如山先生所編的《征衣緣》，是女孩們做寒衣給沙場的戰(zhàn)士們穿的故事，造成很大轟動。但又有一些戲不能演，像《四郎探母》，因為楊四郎在番邦被俘了，唉呀，你被俘后，不但沒自殺，還娶了鐵鏡公主、生了兒子，又借機出關跑回去看老娘，母子相逢哭斷了肝腸，連夜又再趕回番邦……這樣的劇情在當時國共戰(zhàn)爭的氣氛下，是絕對不可以的事。但想家是人性的本然，不提反而很壓抑。

想家，那就好好唱歌吧！

我的母親去世那年，剛好是中國抗戰(zhàn)勝利（1945年），之后我投軍，四處移防，沒有帶任何她給我的東西來到臺灣，沒有任何紀念品供我觸物思念。

來臺灣后，有一段時間我們話劇隊住在現在臺南成功大學校園里，那時叫“旭町營房”的一棟獨立紅磚房里，約四十幾個人。每當夕陽西下，陽光打在墻上，整個墻面熱烘烘、紅通通的，在這樣的情景下，反而讓我心情更沉，更悶，我總是在那里無神地抽著煙，想著那遙不可及的大陸。

想到最后，我便開始唱歌，唱很多中國抗戰(zhàn)時期或1949年后的懷舊歌曲，好比我今天還記得的：“故鄉(xiāng)！我生長的地方，本來是一個天堂，那兒有清澈的河流……有牛群來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