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劉自然事件發(fā)生的時候，我和竹中、竹女的幾位同學還是在暗夜裝成情侶，用彈弓石塊“攻打”美軍的“軍刀（機）俱樂部”和公園池邊的美軍招待所。要不是劉自然事件有其特殊背景和辛校長的保護，我們恐怕早就上黑名單了。

政治意識真正開竅

這些初高中時期的往事都有很重的“鬧事”的成分。雖然高中時就開始看《自由中國》，在政治和社會意識上開始開竅，卻是進大學以后的事。1958年，我考進政大新聞系，之后又讀了兩年新聞研究所。開始開竅有兩個重要的因緣：僑生朋友和外國朋友。

1962年的時候，認識了一位臺大的女僑生。玫（May）來自東南亞的富商家庭，本來被送到英國讀書，因為不慎懷孕，家里因此覺得還是臺灣最“安全”，被送到臺灣來。她的反叛性格很強，和我頗為臭味相投。玫雖然對政治興趣不大，卻因為個性豪爽，有幾個蠻特殊的僑生朋友。因為中國革命的影響，東南亞的共產黨運動華人很多，很多華僑家庭不免因此有人出事或被關被殺，為了不愿再有人犧牲出事，玫的這些朋友也被送到“最安全”的臺灣來。這些朋友雖然不是共產黨員，卻因為耳濡目染甚至幫過地下黨的親友做過傳信之類的工作，在政治上遠比臺灣學生成熟多了。通過玫和他們認識，我才第一次認清自己在很多方面（包括安全警覺上）有很多幼稚之處。有些禁書就是因為他們才有機會讀到的。

另一個因緣是來臺留學的美國朋友。我英文還好，認識了一群人。其中有幾個還參加過美國民權運動和正在興起的學生運動，成為好朋友。向他們借臺灣看不到的書報，談臺灣、談美國、談世界，所得遠比大學所能給我的有用多了。

我讀完第一年的研究，就提前去服預官役，這時候政治上已經懂事多了，對世界的認識也比較成熟。我在步兵學校受訓的時候，有件事值得一提，當時陸軍官校仿大學改制，也有了政治學之類的社會科學課程，匆促中找教師，居然把政大政治所畢業(yè)的好友謝聰敏（《臺灣自救宣言》的起草者），以及為《自由中國》寫過稿的李聲庭老師也找了去。步校就在官校隔壁，我有機會就去找他們玩。喝酒聊天之際，我們的主要游戲是為官校設計政治學的是非選擇題，目的是如何用校方不會注意的方式，灌輸憲政民主的基本常識。可惜沒有留下記錄，否則連基本常識的教學也要如此費盡心思，回頭重看，失笑之余，恐怕也會感慨萬千。

1960年代的美國游學

對我們這個世代的人,1960年代的“自由中國事件”是一個關鍵的分水嶺。繼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之后，連雷震先生這批前輩如此溫和的體制內改革訴求，都要受到如此嚴厲的迫害，這表示蔣家政權連最基本的思想、言論和結社的權利都不能容忍。而此后十年，國民黨的獨裁“戒嚴”體制果然也進入了超高壓“超穩(wěn)定”的時期。沒有停止思考的人，都不得不開始思考個人和“國家”的出路。

出路之一是美國。1957年,蘇聯(lián)領先送出“斯普特尼克”（Sputnik）衛(wèi)星，震驚了美國。政府開始花費巨額預算，大幅擴充大學的研究機構，并廣收外國研究生，連社會科學也因之沾光。這給了普通臺灣家庭的子弟有申請獎學金“出國”留學的機會。1964年，我申請到匹茲堡大學的獎學金，后來又轉學到康奈爾大學，都是拜“斯普特尼克”之賜。

1960年代又偏偏是美國翻天覆地的時代,民權運動、學生運動、反越戰(zhàn)運動、女權運動、環(huán)保運動、大學改革運動……相繼崛起，在很多方面改變了美國社會，至今猶有余震，例如奧巴馬總統(tǒng)曾經投入組織社區(qū)工作，就是受到那個時代的影響。而掀起這波狂瀾的正是年輕人。震央雖在美國，歐洲也深受沖擊：像1968年，法國的青年學生和工人就逼得戴高樂下臺，和同年約翰遜總統(tǒng)放棄競選連任互相輝映。

和當時的美國相比，臺灣簡直是死水一潭。我一到美國，不但眼界大開，而且如魚得水，一頭栽進了各種運動，一面參與，一面見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