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伴隨著千禧年與新世紀的到來，資本主義的歷史演化好像又開始邁向另外一個新的階段。正如法國學者普利翁（Dominique Plihon）所描述的，金融力量在世界各地的急速竄升，可說是造成當代資本主義演變的重要動力所在；1980年代，英美政府起初只是為了改善成長速度趨緩并控制利潤跌落而制定的政策，結果非但加速了“金融全球化”的趨勢，在國家的調節(jié)功能因推動自由化與私有化政策而日益縮減后，一種以金融為軸心的“股票資本主義”也儼然成為世界性的新主流。

大體來說，所謂金融自由化的內涵可用“開放”兩字來概括，它意味著由于既存區(qū)隔（特別是貨幣、金融、匯兌與期貨等市場）被打破，國家市場無論對內或對外都充滿著開放性特征，借此，人民不但可自由地悠游于市場結構中，整個國際金融體系也變成一個巨大且獨一無二的金錢市場；在這個市場上，跨國企業(yè)或金融企業(yè)理論上可以毫無限制地在任何它們想要的時候，將資金投注到它們想要的地方去。當然，這種新結構雖大大地強化了企業(yè)在國際體系中的角色，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的話，卻也是一連串危機（例如1994年與1996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機、1997年的東亞金融風暴、1999年的巴西貨幣崩盤，或2001年底阿根廷經濟解體等）的始作俑者。

現實情況是，在與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彼此連動的情況下，金融全球化的結果已將國家干預社會的能力降到最低程度，市場運行則部分取代了公權力的傳統(tǒng)地位，有時候更通過利益團體的游說與施壓，讓名義上的民選政府實際上受制于一小撮必須向它們股東負責的企業(yè)。大前研一講得更是明白露骨；他認為民族國家盡管在重商主義時代確實扮演過創(chuàng)造財富的積極龍頭角色，但選舉政治的黨同伐異邏輯卻掐死了它們的經濟命脈，讓民族國家非但成為極其沒有效率的財富分配機器，甚至在全球經濟運作上也只能跑跑龍?zhí)锥?。更不要說在區(qū)域整合運動的擠壓下，所謂主權的意義也愈來愈邊緣化。對此，雖然許多國家企圖通過重新催化民族主義來設法力挽狂瀾，但情況顯然不如它們所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