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我們看到，沃爾茨承認，在布拉格抗議者共同體內(nèi)部也存在很大的復雜性或爭論：一些人將他們對“正義”的信念建立在那些能夠很好回應(yīng)我們更為具體的批評的理由上，而其他人卻可能并非如此。對于這種關(guān)于內(nèi)部復雜性的重要性問題，在以后的章節(jié)中我還將進一步論述?，F(xiàn)在，讓我們也注意一下，沃爾茨并沒有以確認單一的、一成不變的單薄道德法典為目標。他說單薄的價值觀包含在厚實的道德觀中。單薄的價值觀

只有在社會危機或政治沖突的過程中，才會在不同程度的單薄性（thinness）上獲得解放……并且顯示出獨立性，就像實行共產(chǎn)主義專制的捷克所表明的那樣。因為我們中的（大多數(shù)）其他人都有一些關(guān)于什么是專制以及為什么它是錯誤的常識，所以示威者所使用的語言擺脫了在他們所用的捷克語中所具有的任何特殊含義。它們都變得可以獲得廣泛（甚至普遍）的理解。［1994，p3］

為了更具體地說明這個問題，他進一步說：“寫在他們標語上的‘正義’的意思……已經(jīng)夠簡單了：結(jié)束任意的逮捕，平等中立地實施法律，取消共產(chǎn)黨精英的特權(quán)——普通、平常的正義?！?［1994，p2］

很顯然，沃爾茨并不是在提倡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反映單薄普遍價值的理論。不同詞語和概念在不同的情況下都既可以進行或多或少有些單?。╰hinly）的理解，也可以作某種厚實的理解。他的目的就是要解釋這樣一種現(xiàn)象：在我們堅持充分的批評必須來自內(nèi)部的同時，為什么我們還會對布拉格的示威者們心有戚戚焉？沃爾茨方法中一種通常的變異形式是，試圖通過發(fā)現(xiàn)那些被每個人所實際分享的價值觀來確定一套固定的單薄價值觀。然而，這種尋找最小公分母的方法是很不充分的，原因至少有三個方面(其中第二個問題也是沃爾茨所具有的問題):首先，如果我們要求達成普遍的協(xié)議，我們就可能只能局限于非常模糊或一般的概念——如“沒有正當理由的殺人是不對的”。但是，什么是殺人確切的正當理由呢？在普遍性的背后必然會隱藏著相當?shù)亩鄻有?。一種最小公分母式的共識就隱藏著表面化的危險，這一點也是沃爾茨明確予以承認的。

第二個問題是，如果價值觀確實為每個人所分享，那么這種價值觀就只能具備有限的批判功能：它們可以容許對實踐的批評，但卻不容許對價值觀本身進行批評。只要在價值觀和實際現(xiàn)實之間存在差距，進行這種批評的空間就會始終存在。那些試圖確保其價值觀將在自己的社會中得到制度化或?qū)嵤┑幕顒诱?，可能會從其他群體對價值觀制度化的成功實踐中獲得鼓舞——將它視為學習的正面典型或者作為能夠進行制度化的證據(jù)。如果我們不僅需要這個——如果我們想能夠告訴其他人說，他們應(yīng)該致力于維護人權(quán)（即使當他們沒有如此做時也是如此說）——那么我們將不僅需要最小公分母方法這樣的東西。事實上，沒有任何類型的最小公分母理論（包括沃爾茨的理論在內(nèi)）可以讓我們批評即使在不承認這種理論（表面的）普遍性的情況下我們也不可能會批評的東西。這是因為在此處所說的這種批評看起來似乎在價值觀并不為大家所分享的情況下也同樣會存在。不管我是否擁有這樣的價值觀，難道我就不能因為你辜負了你自己的價值觀而批評你嗎？不可否認，怎樣準確理解這種情況確實相當復雜。我在第3章還會更詳細地談到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