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與儒家思想

到目前為止，我所考察過的許多方法都顯然不是從歷史出發(fā)的：他們都將價值觀（無論是厚實的還是單薄的價值觀）視為建立在目前的現(xiàn)實基礎之上。其他的學者則試圖從歷史的視角來看待中國的人權話語，或者將人權的概念與傳統(tǒng)儒家的思想進行對比。我認為，這些角度都有一些值得重視的真知灼見。如果人們拒絕接受那種認為所有人類只存在一種厚實道德觀的觀點——不管是基于理性還是人性——那么，人們會認為文化和歷史都與道德觀有很大關系就很自然了。正像我早先在談到理查德·羅蒂的著作時所討論過的那樣，各種道德觀都可以被視為是處于具體社會和自然條件的道德話語傳統(tǒng)形成的動態(tài)產(chǎn)物。如果各種道德觀是可變的這一點是正確的，那么，即使今天我們能夠確定一種厚實的或單薄的普遍道德觀，它的普遍性在某種意義上也必然只是一種巧合。它的普遍性不得不歸功于全世界各民族發(fā)現(xiàn)自己所處的特定環(huán)境，歸功于他們各自的道德話語傳統(tǒng)適應這些環(huán)境的各種方法。如果這些都是正確的，那么我們假設的普遍共識就可能會非常脆弱。我們將能很好地理解產(chǎn)生這種情況的原因以及我們可以保持這種情況的方法。在我們還沒有達到這樣一個道德共識的情況下，有一種歷史的意識可能會有助于我們認識到為什么會這樣，并且?guī)椭覀冋J識到在何種情況下和如何能達到這樣一種道德共識。特別是，為了充分評估劉華秋的第一個觀點，即中國具有與其他國家不同的人權觀念，我們就需要一種歷史的視角。我們就看一看中國的人權話語歷史，以便檢驗一下這是否正確，這種做法非常合情合理；如果是這樣的，那就看一下為什么會如此。研究這個歷史之所以能夠帶來幫助，還基于兩個其他原因：第一，我們將會發(fā)現(xiàn)，在中國的權利話語中存在今天的思想家可以引用的豐富資源：在過去一百多年里，人們已經(jīng)用不同的方法對權利進行了討論和理論抽象，由此產(chǎn)生了一系列權利的“中國”視角。第二，回顧中國權利話語的歷史可以幫助我們領略將道德傳統(tǒng)視為依賴于具體條件、根植于歷史特殊性的智慧。

無論是當代學者還是中國國內外公眾，都很少意識到中國權利話語的廣度和多樣性。甚至那些曾經(jīng)關注過更早權利話語的學者也只是很簡略或者很狹隘地提到這種情況。例如，安·肯特在其《自由還是生存？》（1860—1949）這本書中，也只是為此花了七頁篇幅，并且還盡可能貶低其權利話語的創(chuàng)造性一面［Kent 1993，pp3742］。黎安友（Andrew Nathan）的《中國的民主》一書論述了梁啟超（1873—1929）的權利和民主觀，但是黎安友卻幾乎沒有關注與梁啟超同時代的其他思想家，也沒有注意到后來的早期共產(chǎn)主義思想家們的思想［Nathan 1985］。此外，他認為，權利話語與中國本土傳統(tǒng)之間也只是具有一種負面的、有限的聯(lián)系。黎安友認為，中國在20世紀初有兩大力量促進了精神的變化：（1）對中國所處困境的極大關注；（2）感覺到西方各國擁有更好或更成功的政治和道德價值觀。因為伴隨那些動力所帶來的變化由于存在被肯特稱為“中國過濾器”［Kent 1993，p37］的東西而受到很大的局限，所以西方的思想只是非常膚淺地移植到了中國的土壤上，民主和人權等思想并沒有深深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