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上世紀三十年代受聘牛津，是其學術生涯的亮點，也是當時振奮國人的一則喜訊。著名女史學家陳衡哲評之曰：“歐美任何漢學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極少數(shù)人外，鮮有能聽得懂寅恪先生之講者。不過寅公接受牛津特別講座之榮譽聘請，至少可以使今日歐美認識漢學有多么個深度，亦大有益于世界學術界也。”

對陳寅恪的研究已經(jīng)汗牛充棟，但至今鮮有材料指出，牛津為什么會在此時向遠在千里之外的陳氏遞來橄欖枝。這其實就要提到傳教士、漢學家、牛津第三任漢學教授蘇慧廉。

蘇慧廉，英國約克郡哈利法克斯（Halifax）城人，1882年受英國偕我會之遣赴浙江溫州傳教。寓溫二十五年，共建立一百五十余間教會，發(fā)展信徒（包括慕道友）近萬人。同時開學校、建醫(yī)院，為溫州近代文明的架構起到奠基的作用。1907年，蘇慧廉應李提摩太之邀，離溫赴任山西大學堂西齋總教習。辛亥后，蘇氏離開中國。一戰(zhàn)期間，在赴法華工中組織青年會，貢獻良多。戰(zhàn)后受聘牛津，擔任漢學講座教授。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牛津就讀期間，蘇氏曾任其導師。1925年前后受英國政府聘請，出任英中庚款咨詢委員會委員，1926年春隨英國庚款代表團訪華。1928年受聘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

蘇慧廉學問淹博，著述等身，除英譯《論語》、溫州方言版《圣經(jīng)》外，還著有《四千個常用漢字袖珍字典》（The Student\'s Four Thousand and General Pocket Dictionary，1899）、《中國傳教紀事》（A Mission in China）、《儒釋道三教》（The Three Religions of China，1913）、《中國與西方》（China and the West: A sketch of their Intercourse，1925）、《中國佛教術語辭典》（A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t Terms，1937）、《明堂：早期中國王權之研究》等。蘇氏對中西宗教文化交流及對中國儒道釋三教以及民間宗教的研究，尤其是在中國佛教經(jīng)典研究及翻譯方面，成績卓越，當時的漢學家無人能出其右。

蘇慧廉1920年正式出任牛津大學漢學講座教授。他是牛津自1876年設此教職后的第三任人選。前兩任分別是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和布勒克（Thomas Lowndes Bullock，1845—1915）。

理雅各是西方第一個將中國儒家經(jīng)典完整獨立翻譯成歐洲語言的人，聲名顯赫，不需筆者贅言。 布勒克是外交官，曾在英國駐中國領事機構中供職二十八年，先后擔任過駐華漢文副使、代理漢務參贊，駐九江、營口、煙臺等地領事等職。1899年，從外交界退休后的布勒克接替剛過世的理雅各出任牛津漢學講座教授，直至1915年去世。

牛津早期的講座教授多是終身制。理雅各去世，布勒克繼任。布勒克去世，蘇慧廉繼任。英制大學，每個學科只有一名教授，此人為該學科的學術帶頭人，同時兼系主任。系里其他的老師都是講師。正是這個原因，以研究中國科技史著稱的李約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博士至死都是高級講師。蘇慧廉在牛津任上也工作了十五年，直至1935年5月14日去世。

蘇慧廉去世的當月，牛津大學便正式宣布要另覓人選以填補漢學教授之空缺。不過，要為這所世界級的名校找個滿意的人選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們找了三年，直至1938年才發(fā)現(xiàn)一個叫Ying Chiuh Chen的中國人。

在牛津的漢學教授檔案里，Ying Chiuh Chen有時也寫作Tchen Yinkoh，它對應的中國名字是陳寅恪——中國近代最卓越的史學家之一。

其實，牛津在發(fā)現(xiàn)陳寅恪之前還曾把目光瞄準張歆海。 張歆海（1898—1972），字叔明，浙江海鹽人，徐志摩前妻張幼儀之兄。他是哈佛博士，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的弟子，曾任中央大學和光華大學教授。民國時任外交部歐美司司長，并先后出任駐葡萄牙、波蘭等國公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