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中花開

山西大學堂是山西大學的前身，晚清民初便已成為亞洲最好的大學之一。當時，西方人對它的評價可以莫理循為代表，他稱贊這“是一所完全由英國人主辦的有聲譽的學府”。

作為中國近代最早創(chuàng)辦的三所官辦大學之一（另兩所是京師大學堂與北洋大學堂），創(chuàng)立于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的山西大學堂，其實源自一場轟動全球的驚天血案——山西庚子教案。山西教案的背景是義和團運動。國內(nèi)對義和團的研究已汗牛充棟，但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談到此教案多語焉不詳，關(guān)于細節(jié)，更是無從查考。

筆者近年因撰寫赴華傳教士、牛津漢學家蘇慧廉的傳記，曾數(shù)度前往英倫查閱教會檔案。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善本書庫里，見到一本未見于其他著錄的小書《中國溫州，1900》（Wenchow，China，1900）。在這本1901年由上海美華書館（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出版的小冊子里，竟然有一位叫Yung Cheng（筆者暫譯為惲程）的教案親歷者對屠殺細節(jié)的口述記錄。記錄者是蘇慧廉，他當時也不知道，幾年之后，他會與這場教案的結(jié)果緊密相連。

我叫惲程，是浸信會的一員，一年半以前受洗于法爾定（George B. Farthing）牧師。在大屠殺慘劇發(fā)生之前，我染疾在身，一直居住在太原府浸信會傳教使團基地接受治療，暇余研習《圣經(jīng)》。當葉守真（E. Henry Edward）醫(yī)生開辦的醫(yī)院被夷為平地后，我便于6月28日回到了家鄉(xiāng)。我是從Lou-pu回到城區(qū)，7月8號到達太原東南方向十里外的T\'ie-ts\'un村。大約下午三點，我在路上遇見了來自壽陽的畢翰道（Thomas Wellesley Pigoot）牧師，隨同的有他夫人和兒子，以及一位紳士魯教士（John Robinson）和另一位女士鐸教士（Mary E. Duval），還有兩個小女孩。他們被安置在兩輛馬車里。在一家飯店前，馬車停了下來，押送的官兵（我只看見七八位）給他們買了些食物。車上兩位先生戴著手銬，畢翰道師母喂給丈夫一些小燒餅和面（一種粗制面條）。魯教士則自己進食，但只吃了少許燒餅。畢牧師認出了我，并向我打聽太原府是否還有牧師。我告訴他所有牧師都被帶往靠近衙門的豬頭巷。在別人歇腳休息時，畢牧師和魯教士卻在為身邊的人禱告。人們驚奇地問“你都要因禱告而被殺，為什么還要繼續(xù)禱告？”就在那天夜晚，他們七人都被關(guān)進縣衙。

翌日，在縣衙邊的街道上見到一群人圍成一堆，于是我也跟上去看個究竟。我發(fā)現(xiàn)被圍在中間的正是一群外國牧師和他們的妻兒，還有一些是羅馬天主教神父和修女，以及一些基督徒。我聽圍觀的人說他們即將被處死。我極力想擠出人群，但怎么也擠不出去，因此也就只能待在那里，眼睜睜地看著一群外國人遭到殺害。第一個被處死的是法爾定牧師，他妻子緊緊抱著他。他將妻子輕輕推開，然后走到一隊士兵面前，跪在地上，只字未言。一瞬間頭落于劊子手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