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用承擔教學任務，我應做的是去督導他們正確地教學，當然我也要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吸引并影響當?shù)毓倭藕褪孔与A層投入到曾使英國走向偉大的啟蒙運動中去。同時作為一個傳教士，我確信，只要有益于基督信仰，就是我們事業(yè)的基礎。

因此你想，我可能成為上帝啟蒙一個差不多有兩千萬人口的省份快速邁向天國的工具。大學所在地太原府是個省會，海拔接近三千英尺，據(jù)說非常宜居，和溫州潮濕陰沉的氣候截然相反。從健康角度考慮，我也會喜歡這樣的調(diào)換，它會使我和路熙都更加振奮。另一方面，盡管這份工作和我目前所做的有非常大的不同，但對我而言還是適合的。我必須要和當?shù)馗吖俪浞纸佑|，并且要提供他們一種與目前所做的截然不同的精神食糧。這個過程將會充滿不確定，但作為自己的主人，我能夠克服，并在正確的方向上前行。此外，兩地的語言也很不同。那里說的是官話，中國絕大部分地區(qū)都講這種叫做Mandarin的語言。我知道一些，并且能夠在和官員們見面時聊上幾句，但是和我應用自如的英語相比，還是相當貧乏的。不過我還沒有老到無法學習的地步，我想我能掌握它。

當然，如果我接受這一任命并能夠成功開展工作，它將開啟怎樣的局面還難以預測。也許有人會說這并非是傳教工作，但對我而言，如果能夠智慧地開展，這就是大寫的傳教工作。不同于將水逆引上山，這項工作更像是往山下傾水那樣順勢而為。一旦士子們能認識到上帝的力量，并接受他，那我們將在遠東看到一個基督國度，比印度或南歐來得更早。而且如果新教能夠做到這一點，我們就能夠阻止天主教的進入。

……

在這封言辭懇切的家書里，蘇慧廉本人希望能達成山西之行。作為傳教士，他視教育為大寫的傳教工作。

1907年7月蘇慧廉偕妻子抵達太原，正式履任西齋第二任總教習。

山西大學校史將大學堂初創(chuàng)十年劃分為三個時間段，即1902—1903年的創(chuàng)立階段，1904—1906年的改革階段與1907—1911年的發(fā)展階段。蘇慧廉在太原的歲月處于發(fā)展階段。

關于蘇慧廉在西齋的具體工作，至今外界還所知不多。據(jù)校史介紹，他在擔任總教習一職外，還兼任世界歷史與世界宗教等課的教學。蘇慧廉自己說：

在山西大學，我很難繼續(xù)追隨敦崇禮的腳步。有許多困難不容我慢慢思量，而且只有四年的時間，要完成這樣一個已經(jīng)有了輝煌開端的工作實屬不易。在我來校之前，敦崇禮博士、畢善功（Louis Rhys Oxley Bevan）先生和教員已經(jīng)計劃引進法律、物理、化學和礦業(yè)工程等專業(yè)課程。后來我們增加了一門土木工程課，由歐師德（Aust）先生授課。

外國人主持的新式學校，到二十世紀初年已在中國遍地開花。面對日新月異的中國，他們敏銳地感覺到，僅停留在一般性的教育是不夠的。

讓社會上充斥著書記員、小學或中學的教員，這樣的結(jié)果毫無價值，也無法滿足中國目前和日后的需求。這也正是我支持任何一種——諸如士思勛爵（Lord Cecil）設置的課程——能夠讓教會學校從一般性教育轉(zhuǎn)向?qū)ｉT教育，從多管齊下轉(zhuǎn)向?qū)９ヒ婚T的課程設置的原因。術(shù)業(yè)有專攻式的教育能夠讓人們發(fā)現(xiàn)在最適合其天資發(fā)展的領域，自己到底有多專業(yè)。

問題是，如今有多少教會學校正滿足于教授一般性知識，并沾沾自喜。迄今為止，教會一直引導這樣的教學模式。他們是不是已經(jīng)到達了自己的頂點而現(xiàn)在只能走下坡路？我知道那些腦中只有膚淺知識的年輕人獲得高薪聘用的困難。當如今的繁榮消失以后，這些人又有何價值呢？而長此以往只能培養(yǎng)出這樣的學生，我們的教會又將何去何從呢？為了建立威信，獲得價值，必須以專業(yè)發(fā)展為契機，采取更多更好的措施。舉我親身經(jīng)歷過的事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