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代人——寄往天堂的一封信

章開沅

文海：

不知不覺你離開人世已有一年了，你是我們這代人最年輕的，但卻這樣早就離去。

所謂“我們這代人”，指的是新中國成立后最先在大學教中國近代史的青年教師，而稍后又熱心于辛亥革命研究的志同道合者，如已故的林增平、李時岳、胡濱等。記得2001年春夏之間，為紀念辛亥革命90周年在北京評選會議論文，有次我們同桌共進午餐，閑聊中突然發(fā)現(xiàn)這桌人絕大多數(shù)都是“20后”(即出生于1920年代)，只有你和金沖及是“30后”。沖及很謙虛地說：“我還馬馬虎虎沾上‘20后’的邊，只有文海應(yīng)該換到年輕人一桌。”頓時引起哄堂大笑。

但我們確確實實認同你是“我們這代人”，盡管你出生于1932年，而且總是顯得那么年輕且朝氣蓬勃。

從我自己內(nèi)心來說，這種認同有好些內(nèi)容。

首先是學歷認同。你解放前剛高中畢業(yè)，我因兩次受過開除處分，1948年到解放區(qū)前也只讀過兩年多大學。不像胡繩武、龔書鐸、張豈之、金沖及、李時岳他們那樣完整地受過大學教育。

其次是學校認同。我到解放區(qū)首先是在中原大學學習并留校工作，中原大學校長由范文瀾掛名，而許多黨政教學骨干都是成建制地來自華北大學與華北聯(lián)大，與中國人民大學可以說是同一淵源。因此，人大舉辦首屆歷史研究生班，中原大學便派了一批青年教師前去進修，而作為調(diào)干生的班長便是你。此后我們雖然不在一校，卻有許多共同的師友，如何干之、尚鉞、胡華、彭明、戴逸等等。

第三，更重要的是我們都較早轉(zhuǎn)向于研究辛亥革命。1961年10月全國性的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學術(shù)討論會在武昌舉辦，“我們這代人”首次大聚會，學者云集，盛況空前。你關(guān)于會黨、陳旭麓關(guān)于新軍的兩篇佳作，成為會議討論的兩大熱點。當時，我也正在嘗試用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研究辛亥革命，除組織師生對“江湖會”做田野調(diào)查外，還決心以研究紳商代表人物張謇作為突破點。

“文革”期間，我們都曾因文字之禍橫遭批判，辛亥革命研究因此停頓10年。但改革開放以后，辛亥革命與孫中山研究卻因緣時會，一時成為國內(nèi)外顯學。我們除共同舉辦多次大型國際研討會，還不忘扶植青年學者成長，先后舉辦了好幾次青年學者研討會。每逢會前評選論文與正式開會，都成為“我們這代人”敞開心扉、暢通心曲的良辰佳日。

辛亥革命研究雖是我們學術(shù)生涯的起點與重點，但我們更為關(guān)心也致力最勤的還是整個中國近代史學科的發(fā)展。我們都曾經(jīng)過建國初期人們把中國近代史視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實為中共黨史)鋪墊的尷尬，只是在1956年以后，經(jīng)過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的討論與部頒教學大綱的制定，才逐漸談得上學科的正式建設(shè)。在“厚今薄古”方針的強力提攜下，中國近代史作為新興學科雖然受到高度重視，然而與中國古代史相比，無論就學術(shù)底蘊或師資總體水平而言，都望塵莫及。解放前，僅有的高校教材如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與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都已定性為反動著作，連圖書館都不出借。我們最初只有用范文瀾主編的半部《中國近代史》與胡繩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作為主要參考書，以后才采用戴逸的《中國近代史稿》(上冊)，或林增平按部頒教學大綱編寫的《中國近代史》(上下兩冊)作為主要教材。直到1980年以后，人民、中華書局兩家出版社分別組織“我們這代人”及其弟子編著出版兩套大型中國近代史教材，這樣才顯示出中國近代史學科比較有模有樣的完整形態(tài)。

除編寫教材以外，“我們這代人”還力求上下延伸與橫向貫通，分別從經(jīng)濟、政治、文化、思想、軍事、外交、社會各方面，廣搜博采，拓疆辟土，辛勤耕耘，這樣才實現(xiàn)了學科的成熟與提升。在這個過程中，以戴逸和你為代表的一批中國近代史學科精英，全力投入清史編纂巨型工程，這才促使中國近代史進入上接晚清下啟民國的更高境界，而你自己多年著力拓展的中國荒政史研究更是卓然自立，大發(fā)異彩。

我與你從共同研究辛亥革命開始，以共同參與清史編纂結(jié)束，在半個世紀以上的歲月中，風雨同舟，精誠合作，我們和“我們這代人”的真摯友誼與學術(shù)追求，已為史學史留下一段佳話?！拔覀冞@代人”生于戰(zhàn)亂，歷經(jīng)憂患，浪費大量寶貴青春。我們不如上一代先賢的深厚學養(yǎng)，又不及下一代英才的起點更高與大好機運，因而多數(shù)很難學有大成。加以我們又在正好做學問的年紀被推上校長職位，不能把力量集注于自己的學科，而必須首先抓學校與所有相關(guān)學科的整體提升。按你的話來說，就是天生的“打雜”命；用我的自嘲來說，就是自作多情，自找麻煩，自尋苦惱。但每次見面我看到你那鞠躬盡瘁、坦率建言的敬業(yè)樂群精神，總感覺自愧不如，因而更加鞭策自己做好自己應(yīng)該做的事情。

你是那么重情重義，因此前年才會在重病住院之際，還為1981年長沙青年學者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學術(shù)討論會的參與者在翠亨村的重聚認真撰寫情深意摯的長信。當主持人宣讀這封信時，全體與會者肅然動容，不少人為之流淚，其中許多就是當年的幼苗而如今已成學林的梁木，如桑兵、熊月之等等。想到你臨終前一天還在勉力撰寫學術(shù)論文，我能理解你對這個學科以及這個學科群體的熱愛之深。

“我們這代人”頗有自知之明，所以總是自稱“過渡的一代”。我們驕傲不起來，所以大多自省自律，謙虛謹慎。但是我們富有時代使命感與歷史責任感。雖然歷經(jīng)患難，步履維艱，因而很難攀登學術(shù)高峰，但我們經(jīng)歷過那么多史無前例的風云變幻與歷史巨變，承受了各種各樣的考驗與磨難，積累了各種各樣的閱歷與經(jīng)驗，因而形成比較開闊的視野與比較深刻的史識，這或許就是“我們這代人”的優(yōu)勢之所在。我們雖然學無大成，但是大多卻育才有方，我們的學生可以做我們沒有做完的學術(shù)工作，而且一定做得更好更強。這就是“我們這代人”的幸福，我們沒有白來人世，可以無怨無悔地謝幕。

歷史離我們并不遙遠，人間自然有記憶傳承。安息吧！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