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壇詩友（節(jié)選）

牛漢

艾青，我得回報你一個吻

第一次見艾青是在1938年春，那時我在西安民眾教育館漫畫班學習。班上有三十幾個人，我不足十五歲，艾青是我們的繪畫老師，那時我只知道他是“蔣先生”，后來才知那高個子蔣先生就是艾青。

十年后，1948年9月，我在河北正定華北大學再次見到艾青——他是華大文藝學院副院長，副院長還有張光年，院長是沙可夫。從此，我們開始了長達一生的友誼。

那時，艾青住一間平房，生活非常艱苦。我向他請教了有關寫詩的許多問題。記得我寫了幾首贊美大自然的小詩，自己很得意，請艾青指教，他讀了以后卻對我說：“不要再讓別人看了?！蔽抑浪巧埔獾?。

1948年冬，華大行軍中我唱起了蒙古長調(diào)：“三十三道蕎麥九十九道棱，想起我的包頭兩眼兒瞪”……我用晉北土腔土調(diào)大聲地唱，唱得很盡興。艾青在場，說我唱得地道，有長調(diào)的味道。

1951年，我寫信對他的詩提出批評意見。我在信里說他的詩沒有早年寫得好，他沒有回音。后來，我回北京探親，到艾青家去看望他時，一見面，他就說“我天天學習哩”！接著，他拉開了抽屜。我看到我寫給他的信，放在一沓信的上面。顯然，這封信對他有刺激，有震動，促他反思。

我對艾青說：“你一生的詩，大頭小尾空著肚子?！薄按箢^”，指去延安之前寫的詩?！靶∥病保浮八娜藥汀笨迮_之后寫的詩。中間幾十年沒有真正的好詩。他點頭承認，直嘆氣。不只我這樣提醒他，還有別人也這樣提醒過他，他反思后的詩作確有好的變化。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以后的兩年間，艾青以高昂的情緒奮力地寫了《北方》《向太陽》《吹號者》和《他死在第二次》等不朽的詩篇。在民族危亡的關頭，艾青將自己誠摯的心真正地沉浸在億萬人的悲歡、憎愛和愿望當中，他的所有的詩都與祖國和人民的命運息息相關，藝術才能得到充分發(fā)揮。在初中、高中、大學期間，我都讀他的詩。他早期的詩論對我很有幫助，我很贊賞。

1949年年初，我們一塊兒進入北京。1955年春天，我在出版社工作，擔任《艾青詩選》的責任編輯，多次去他家中找他，他住在東總布胡同。后來，我們的人生都經(jīng)歷了坎坷。

時隔21年，1976年冬日的一天，我到西單副食店想買點熟肉，排在買豬頭肉的隊伍里。偶然抬起頭來，我看見排在前邊的一位老人，穿著臟兮兮的舊黃棉軍裝，頭上戴一頂戰(zhàn)士的冬帽，從側(cè)面看，那顴骨，那膚色，真像是艾青。我走到跟前，一看，果然是分別近二十年的艾青?！鞍?，艾青?！蔽医辛藥茁?。他說：“你是誰？”等認出是我，他大叫一聲：“你還活著呵！”我們倆人當即擁抱在一起，他還在我臉頰上親了一下。我們都顧不上買豬頭肉，面對面仔仔細細地相互看了好一陣，兩人終于笑了起來，我已經(jīng)有多少年沒有這么笑過了！他告訴我，他的右眼快瞎了，正在治療。他還告訴我，他住在一個叫前英子的胡同。后來我去看過他，艾青一家人擠在一間十平方米大小的簡陋的平房里，床的上邊架著防地震的家什。我去的那天，駱賓基和秦兆陽正好也在。以后我又去過許多次。

大約是1978年年底的某一天，我接到艾青的電話。他興奮地說：

“我今天早晨寫了一首《光的贊歌》，你快點過來?！蔽伊⒓磸某瘍?nèi)人文社騎車趕過去。艾青當時住在史家胡同。見了面，我們一邊握手，一邊說“老了，老了”！他顯得很疲憊，面色灰暗。當年《詩創(chuàng)作》的主編，新中國成立后在廣西工作的畫家陽太陽也在。艾青用浙江口音的普通話朗誦這首兩百多行的詩，聲音不高，但很有激情。他一邊朗誦，一邊習慣地打著手勢。朗誦完后，我們?nèi)齻€人很自然地擁抱在一起，很自豪地說：“我們都是光的贊頌者！”

和艾青交往，有著密友間的親切和隨便。有一次，我、高瑛和艾青一起照相，我的腦袋比艾青高出一點，他笑著說：“長這么高干什么？

腦袋該砍掉一截。”艾青跟我談到失明的右眼，用感傷的口氣說：“人活在世上只靠左眼可不行！老摔跟頭，把右胳臂都摔折了。”

我這輩子寫了兩本書：一本是《童年牧歌》，很完整，老伴幫我復寫；另外一本是《艾青名作欣賞》，寫得很認真，寫得很虔誠。他的詩，我看了一輩子。我說，這是報答他一生的教導?！栋嗝餍蕾p》中有十四首是我寫的評析，我還專門為這本書寫了一篇序，原稿都請艾青看過。他說每篇都看了，他很贊賞，他很高興。我自信我對艾青的詩的理解不錯。

艾青去世前幾年，年邁多病，多次住院治療，一住幾個月。近十年間，我至少有三次到醫(yī)院探視艾青。

1986年3月27日，我到協(xié)和醫(yī)院老樓專家病房去看他。那間病房很大，很黯淡。艾青在打點滴，那天，他的情緒很平靜，很開朗，他用沉痛的聲音對我說：“聶紺弩前兩天逝世了。他的病房就在斜對面。他死得很平靜，沒有驚動任何人，沒有聽見一點聲音就走了。紺弩死的那一天，對老伴說：‘我很苦，想吃一個蜜橘?！睦习閯兞艘粋€蜜橘給他。紺弩一瓣一瓣地全吃了下去，連核兒都沒吐。吃完以后，紺弩說：

‘很甜很甜?！退?，睡得又香又沉，再也沒醒過來?！卑嗾f聶紺弩進入了少有的仙逝的境界。

1993年年初，我又到醫(yī)院探視艾青一回。由于編《艾青名作欣賞》，撰寫評析文章，有幾個問題要請他解答。我是與詩人郭寶臣一起去的。那天，艾青并不十分清醒。在談話當中，因為藥物反應，他幾次昏睡過去。

值得記一筆的是，向艾青告別離開病房之前，艾青向我們兩人瀟灑地揮揮手。這時，我突然興奮起來，情不自禁地走到艾青身邊，對他說：“我得回報你一個吻。”他點點頭，他顯然沒有忘記十幾年前，我和他在西單副食店的那次重逢。我就在他臉頰上“叭”地親了一嘴。郭寶臣感動地說：“你們到底是詩人哪！”

1996年3月27日是艾青的86 歲誕辰。4月末，我接到朋友電話，說艾青人已處于昏迷狀態(tài)，病情危重。5月初，我趕到協(xié)和醫(yī)院，找到艾青的病房。門上貼著“謝絕探視”的字樣。我毫不猶豫，推開門就進去了，一個中年護士想攔卻沒能攔住我。我走向艾青的病榻，連喚了幾聲他的名字，他卻沒有一點反應。艾青仰臥著，鼻孔插著膠管，正在打點滴。他的眼睛閉著，面孔赤紅赤紅。我看見他的頭發(fā)有點亂，用手為他撫平了一下。待護士過來阻止我，我已整理好了。艾青的頭發(fā)又直又硬，仿佛細細的頭發(fā)里長了骨骼似的。這時，高瑛走進病房，顯然是護士喊她來的?？匆娛俏?，高瑛對護士說：“是艾青的好朋友?！蔽易诓￠脚缘囊话岩巫由?，目不轉(zhuǎn)睛地望著艾青。高瑛為艾青和我拍了幾張照片。她傷心地說：“留個紀念吧！”那一天，艾青的病房特別明亮，充滿了奇異的光輝（七年前，我到海軍總院看望彌留中的蕭軍，那間病房也極其明亮）。艾青一生追求光明，寫了《向太陽》《火把》《光的贊歌》等詩篇，在燃燒中耗盡了生命和血液，直到這最后一刻。

為《新文學史料》組稿結(jié)識文學名家

1978年，我參與《新文學史料》的籌備工作。辦這個刊物的目的是為了搶救老作家的相關歷史資料。1979年，我任這個刊物的主編。因為要為《新文學史料》組稿，我和文壇的很多作家有了交往。

1978年夏天，我去找蕭軍組稿，黃沫同去。蕭軍住在后海那邊，房子破舊。這位赫赫有名的文壇的強者，在人世間默默無聞已有幾十年之久了。我相信他是經(jīng)得住久久深埋、具有頑強生命力的人。他虎背熊腰、面孔紅潤、目光銳利，幾乎看不出有因久久埋沒而出現(xiàn)的苦相或麻木的神態(tài)。也許因我與他有著相近的命運，他熱誠地接待了我們，答應寫稿。“史料”要刊發(fā)蕭軍與蕭紅的信，蕭軍很高興，很快就加了注釋按期交給了我。蕭軍在顛沛流離的艱難環(huán)境中完好地保護了蕭紅的信件，我很佩服。

從《新文學史料》第二期起連載了蕭軍和蕭紅的信件以及蕭軍撰寫的詳細注釋。

以后，我多次獨自走訪蕭軍，不全是向他組稿，有時完全是個人之間的訪談。每當踏上蕭軍家灰暗的嚴重磨損的木樓梯，腳下帶出咯吱咯吱的聲音，我總是小心翼翼，心里禁不住涌動著溫泉般的情思，覺得那污漬斑斑相當陡的樓梯，似乎能通往一個永遠讀不完的幽深而悲壯的故事。

我對蕭軍說：“蕭紅的文字比你的有感染力?！薄昂?！”蕭軍大叫表示不服。

蕭軍將我視為好朋友。有一次見面，他對著我，拍著胸口，說心臟不好。他自己知道，不跟他的孩子說，卻跟我說。有一陣，他住團結(jié)湖附近，住女兒的房子，常到團結(jié)湖公園練劍。我住東中街，離他那兒很近，下了班去看他，他帶我去過兩次公園。他穿得馬虎，穿布鞋，背著劍，劍有套子。他會拳術。我不知道他練的什么劍，他會硬功，可能是少林劍。

他像普通的北京老人一樣，沒有什么社會活動，也很少參加社會活動。有一次，我給蕭軍送稿費，然后聊天。到吃飯的時候，蕭軍留我一起吃。全家人煮一鍋面，沒有肉，有打鹵。他在北京市跟武術有關的一個小單位工作，工資很少。蕭軍去世時，存折上只有幾千塊錢。

找沈從文約稿時，我是和舒濟一起去的。他住在崇文門外社科院大樓，我們坐電梯上去。他住三間房，房間里裝修的油漆味還未散盡。我們在客廳見面，他夫人張兆和在座。沈從文不瘦，臉色紅潤，笑瞇瞇的。他曾在干校文博口待過，我們見過面。我說我是牛漢，也叫牛汀，他說他知道我。我把編刊宗旨說明，請他寫回憶錄。他考慮半天，說還沒有心思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沒有任何創(chuàng)作，只有經(jīng)他仔細修改補充后的《從文自傳》。我說那就把《從文自傳》拿來發(fā)吧，可以連載。他很寧靜，沒有說什么。

見到沈從文時，我說他寫家鄉(xiāng)的小說很特別，我喜歡他寫家鄉(xiāng)的小說。我曾經(jīng)以自己的童年生活為題材，寫過一首《童年牧歌》。鄭敏看了我的這首詩，給我寫信說：“南有沈從文，北有牛漢?！蔽沂且獙懗稣嬲氖繗?。我喜歡沈從文的語言，他對我有影響。

我第二次去沈從文家，是為了取修改稿。沈從文說有個小序，序里說明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寫的第一篇文學作品。他的修改稿也沒有復寫，我就把稿子交給李啟倫——他非常認真，踏實，可靠。沈從文也給我寫過信，因為是談編輯工作的事，都歸檔了。

我后來在“史料”刊發(fā)了《從文自傳》。嚴文井、蕭乾都叫好。

我編“史料”時，還請葉圣陶寫過回憶錄。

葉圣陶有一個很舒適的家，一處獨家院子，在東四八條。他夫人曾是我們?nèi)宋纳缧瓶崎L，穿繡花鞋，步行來上班，很特別。葉圣陶非常典雅。我向葉圣陶組稿，要照片。他拿出不少相冊來找，我看見每張照片旁都有蠅頭小楷寫的說明文字。他跪在地上找，那么認真，我真感動。

葉圣陶請我喝茶，叫：“滿子，泡茶。”滿子是夏尊之女，葉至善的妻子，他的兒媳。

80年代出版社要出誰的書，開始要作者的照片和手跡。我請他寫字，他說情緒不好，前一陣寫得好，給臧克家了，讓我去找臧克家。我?guī)е缋锕芘恼盏牡疥翱思业募依锶?，說明只需給葉圣陶的手跡拍個照，好說歹說臧克家不讓拍。說送給我一個人的，是唯一的，不讓拍。

葉圣陶聽我說了這一情況，直嘆氣，搖頭。因為編輯工作，我給他寫過信，其中有一封信，我夸他老婆，他回信謝謝我對他老婆的夸獎。

我最后一次見葉圣陶，是在他去世前兩三年。他做了膽切除手術。

他出院后，我去看他。他說：“牛漢哪，過去別人說我膽小，我本來膽小，現(xiàn)在膽都沒有了。膽沒有了，什么也不怕了，什么也不在乎了?！?/p>

性情詩人曾卓

曾卓，原名叫曾慶冠。1939年開始在重慶、桂林等地報刊上發(fā)表作品，1941年在重慶參與《詩墾地》叢刊的編輯工作。

我喜歡曾卓早年的詩。我最早是在《大公報》上看到他的詩的。曾卓成名早，在抗戰(zhàn)前就發(fā)表詩。我讀大學的時候，曾看見過一個流亡在西北高原的少年，在昏黃的油燈下朗讀曾卓的詩：《來自草原的人們》。

他那有著飄忽感的凄切的辭藻的美麗詩句，使一些在寒郁的生活里初學寫詩的人覺得異常親切，觸動了他們稚弱而靈敏的神經(jīng)。

我當年讀到曾卓的《母親》就有過這個感覺。記得我讀過后不久，寫過一首相當長的詩獻給我還在敵占區(qū)的母親。這首詩登在西北大學一個文藝社團的墻報上，當時流落在陜南的朱健看到時對我說：“寫得像曾卓的詩。”我感到有幾分得意。我曾看見過不少初學寫詩的人寫得很像曾卓的詩，因為年輕人能在曾卓的詩里發(fā)現(xiàn)或感覺到自己熟悉的東西，而有一些詩人卻無法模仿。這或許正是曾卓的弱點。但流落在他鄉(xiāng)遇到苦悶與寂寞的時候，是寧愿讀曾卓的詩的。他給人以兄弟般的慰藉，“用嘶啞的聲音唱著自己的歌”，“用真實的眼淚沐浴自己的靈魂”。

當然，我們當年也喜歡讀田間的跳躍的詩，它們能激起我們另一種更為熱烈的近乎復仇的情緒。

我和曾卓第一次見面，是1947年夏天在南京中央大學。當時，我想到南京、上海找適當?shù)墓ぷ?。有人介紹我去找曾卓。我到南京找到曾卓，他在南京中央大學快畢業(yè)了。我們在一起主要談詩。他陪我到南京夫子廟，請我吃炸豆腐，還帶我到秦淮河去玩。我們一起玩了兩天。曾卓很重友情。

20世紀70年代末，曾卓在一個夏天來到北京。我們的容貌與舉止都有了令人感嘆的變化，這是可以料想到的。朋友中外貌變化最大的是曾卓，然而從精神上看，變化最小的卻也是曾卓。見面幾分鐘后就可感覺出來，他還是大聲地講話，聽你說話時很專注，談話時也很專注，握手很有勁，走路的姿勢還是年輕時那么灑脫。他走得沉穩(wěn)，上身微微朝前傾，步子的跨度很大，似乎老在向前趕路。雖因多年奔波流浪，在外形與姿態(tài)上仍留下了那種難以消失的氣度。

也就在這一次見面時，他隨身帶來了二十多年來默默地寫出的厚厚的一疊詩稿。字跡不羈而流利，他連寫字都是匆忙中一揮而就的，我沒有見他寫過工整的楷書。在已經(jīng)翻看得卷了邊的詩稿中，我第一次讀到他的《懸崖邊的樹》《我期待，我尋求……》《有贈》《給少年們的詩》等幾十首詩。我當時也整理出幾首在湖北五七干校時寫的詩，請他也提些看法。我們仿佛又變成了初學寫詩的人。我的詩，不但數(shù)量比他少，而且詩的形象與情緒遠沒有他寫的那么昂奮與委婉，我寫得相當?shù)钠D澀。然而不謀而合，都寫了懸崖邊的樹，寫了天空翱翔的鷹。詩里都充溢著期待與信念。他的《懸崖邊的樹》，朋友看了沒有不受感動的。他用簡潔的手法，塑造出深遠的意境與真摯的形象，寫出了讓靈魂戰(zhàn)栗的那種許多人都有過的沉重的時代感。那“彎曲的身體／留下了風的形狀”，“它似乎即將傾跌進深谷里／卻又像是要展翅飛翔……”。這首僅僅20 行的小詩，其容量與重量是巨大的。我從曾卓的以及許多同齡朋友變老變形的身軀上，從他張開的雙臂上，確實看到了懸崖邊的樹的感人風姿。那棵樹，像是一代人的靈魂的形態(tài)（假如靈魂有形態(tài)的話）。

因此，一年之后，選編二十人詩集《白色花》時，我和綠原最初曾想用《懸崖邊的樹》作為書名。我們覺得它能表現(xiàn)那一段共同的經(jīng)歷與奮飛的胸臆，是一個鼓舞人的意象。

1981年6月中旬，我與杜谷從長沙到達武漢。曾卓本來發(fā)著高燒，病臥在醫(yī)院里，但他硬是掙扎起來到車站接我們。我們發(fā)的電報措辭欠明確，害得他與天風同志過江到武昌站，在月臺上呼喊了好一陣，尋找了好一陣，不見我們的人影，又趕緊返回漢口站來接。在漢口車站狹窄的出站口，熙攘的人群中，我一眼就望見了曾卓（我個子高，望見他張開的雙臂），他也認出了我們，大聲喊著我們的名字。當我握著他的手，望著他那因疲憊而顯得格外蒼老的面容，我的心里有著深深的、準確地說是沉重的感激與不安。難怪綠原不止一回對我講過“曾卓是個重情的人”。

曾卓很看重友情。80年代初，他第一個去看路翎。鄒荻帆去世時，他馬上從武漢趕到北京的協(xié)和醫(yī)院。我們都想不到他會來。他不是寫個信，或者打個電話，他要親自來，說明他很重感情。當然，寫詩的人就應該重感情，不重感情寫什么詩？

80年代我到過他家，在漢口的老房子，書很多。后來，我又到過他在武昌的新家。他住的房子比我寬一點。曾卓在武漢很起作用，跟年輕人關系好。

我編詩歌期刊，給他寫信，請他寫詩，他給我寫了。我為三聯(lián)書店編詩叢，也有他一本。我給他寫了幾封很重感情的信，他可能留有底稿，我沒有留底稿。

曾卓的詩寫得美，人也這樣。曾卓生活上很隨便，精力充沛，身體很好。90年代，我們一起在海南?？陂_會，他還專門爬樓給我看，他一邊爬一邊不無得意地對我說：“牛漢，你看我的身體！”他個頭一米六八左右，跑得很快。

我們最后一次見面是在2001年北京的一個會上，我那時給他畫了像，后來發(fā)表了。他的那張畫像我一分鐘就完成了，畫出了他的神態(tài)。

那個時候他很瘦，但他平時很像運動員。

曾卓2002年去世。他的遺言是“我愛你們，謝謝你們”。他的遺言寫得好。他夫人將這句話印在卡片上寄來給我，卡片上還有曾卓的一首詩，以及曾卓的簽名。曾卓是個非常重感情、非常真誠的人，對愛人、對詩都很鐘情，到死還是詩人的風度。

1980年，曾卓曾寫過一篇散文，結(jié)尾是兩句詩：“我張開了雙臂／我永遠張開著雙臂?！奔偃鐬樵克芟瘢@個張開雙臂的姿態(tài)，我以為是很能概括他的個性與精神風貌的：是寂寞中呼喚愛情的姿態(tài)，是在風暴與烈焰中飛翔的姿態(tài)，是袒露心胸企求真理的姿態(tài)。他的生命從里到外總是因期待與追求而震顫不已。而這些，一般雕塑家是難以表現(xiàn)在固體的形態(tài)中的。

原載《文匯報》2008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