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書前的譯后感（代序）

唐德剛

在動手翻譯這本書之前，我曾遵劉紹唐先生之囑，先寫一篇“導(dǎo)言”或“序文”。誰知一寫就陰錯陽差，糊里糊涂地寫了十余萬言；結(jié)果自成一書，取名“胡適雜憶”，反要請周策縱、夏志清兩先生來為我作序了。

在我寫那篇“序”的期間，我對這本書的英文原稿已經(jīng)有二十年未去碰它了。我想原稿既然是我以前一個字一個字整理出來的，縱是倒背我也可倒背若干，翻譯之前來寫篇序，也用不著先讀原稿再動筆了。所以只有在《雜憶》脫稿之后，我才又把英文原稿細(xì)讀一遍；距上一次的細(xì)讀，是整整的二十個年頭！

二十年前我對這篇稿子的看法，大致有三點：（一）它的內(nèi)容根本沒有什么新鮮的材料；（二）它反映出胡適晚年期的思想與他中少年期的思想簡直沒有什么出入——說胡適的思想前后一致也好，說胡適沒有進(jìn)步也好；（三）不過就寫作的體裁來說，他這部書，倒不失為別開生面、自成一格的“學(xué)術(shù)性的自傳”。

十八年過去了。兩年前我寫《胡適雜憶》時，印象中強(qiáng)調(diào)的還是這三點?？墒亲罱荒陙恚覍ξ乙郧暗目捶?，漸次覺得有修正或補(bǔ)充的必要。這不是近一年來，“胡適”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發(fā)生了變化；也不是我自己對胡氏的估價發(fā)生了什么“今日”對“昨日”的挑戰(zhàn)。只是胡適之是位“實用主義者”，一輩子看重“實用價值”；因而以這本書對一般讀者的“實用價值”來說，那它在二十年前和二十年后，卻發(fā)生了顯著的變化。這倒是我所始料不及的！

筆者說這句話，也是近一年來，面對海外中國知識界的實際現(xiàn)象，有感而發(fā)：

最近一兩年來，由于報章雜志上，對胡氏生前一些有趣的小問題——如學(xué)位問題、戀愛問題等的討論，甚或辯論的關(guān)系，“胡適”往往又變成一些學(xué)術(shù)上和社交上談話的題材。在這些場合里，我也在無意中發(fā)現(xiàn)，那些自港臺來美的“知青”——包括很多我自己的學(xué)生——對“胡適”這個命題已十分陌生。他們之間好多都能寫一手好的白話詩文；但是“胡適”與“白話詩”“白話文”，究竟有多深的關(guān)系，他們就不知其詳了。至于什么“實驗主義”“杜威”“羅素”……什么“乾嘉學(xué)派”“言字解”“吾我篇”“問題與主義”……那就更不必說了?？傊菢踊钌囊晃弧疤煜潞稳瞬蛔R”的“我的朋友”，現(xiàn)在已漸次被歷史的潮流淹沒了——淹沒得如此之速！

最糟的要算是最近才從大陸上出來的一些“知中”了。我們偶爾聊起天來，他們所知道的有關(guān)“胡適”的舊聞就更少了。其中有些極有成就的科技專才，竟然對“胡適”和“胡適之”是否是同一個人，也發(fā)生了疑問！

適之先生是筆者所熟識的、最看重身后之名的一位前輩。他老人家的“身后之名”消逝得這樣快，該是他生前所未曾想到的罷。

最近筆者接到老朋友朱文長教授的來信。他說他在看《傳記文學(xué)》連載的《胡適口述自傳》時，是“先看德剛，后看胡適”。驟讀此信，我會覺得是老朋友對我錯愛了。其實全不是那么回事。因為像朱文長教授那樣，當(dāng)年在大陸上受大、中學(xué)教育，今日在臺灣教書的“知老”，胡適這本小書上的哪一句話，他未看過——甚至聽胡氏親口說過——十遍八遍乃至更多遍呢！

俗語說：“話說三遍如爛草！”讀書亦何嘗不然？縱是胡適著的書，讀過、聽過三五十遍，也會變成一堆“爛草”，朱教授也就不要去“先睹為快”了。至于我這位無名作家，不管我寫的是怎樣地“瞎扯淡”，但是總歸是朱教授“尚未寓目”的閑文、閑書。他老人家如史席有暇，和娘子一起來翻翻“報屁股”，消遣消遣，那我的“瞎扯淡”，自然也就在“先看”之列了。余小子如不知輕重，把這句“朱子語錄”當(dāng)真，而自覺“老子文章賽過胡適”，那我豈不是一名天大的阿Q嗎？

須知胡適之先生生前在中國享盛名，歷四十年而不稍衰。因此他的一生，簡直就是玻璃缸里的一條金魚；它搖頭擺尾、浮沉上下、一言一笑……在在都被千萬只眼睛注視著。稍有一點關(guān)于“胡適”的小故事，在報章雜志上不是“頭條”，也是“花邊”。全國上下——尤其是茶余酒后——對他都有極濃厚的興趣。

以前的娛樂場中有句俗話說：“會看的看門道，不會看的看熱鬧?！币蚨汀翱春m”（Hu Shih Watching）這宗娛樂項目來說，它和“看梅蘭芳”實在是大同小異的。會看的專家和藝人們，便看其“門道”；一般遣興的觀眾和讀者，則看其“熱鬧”；而大家爭看的興致則是一樣的。筆者不敏，當(dāng)年在大陸上，夾在千百萬“知青”之中，爭看這場“熱鬧”，也是自七八歲就開始的。我想和我平輩或長一輩的中國知識分子，那時也是人人如此的。試問我們這一輩以前在大陸上受大、中學(xué)教育的人，哪一位不能對“我的朋友”，品頭論足一番呢？既然大家對胡適之都很熟悉，也各自有一套主觀的看法，那么一旦“朋友”不要了，把老胡適拖出來咒罵一通，則人人皆可罵出一套來——罵得個痛快淋漓，罵得他狗血噴頭。這就是五十年代里，大陸上舉國批胡的全盤經(jīng)緯。

六十年代之初，適之先生不慎因貪酒亡身而引起港臺兩島皆哭的現(xiàn)象，也是同一個道理。他老夫子文壇祭酒，風(fēng)云際會五十年；最后撒杯人寰，含笑而去，死亦何憾？但是他的死，卻使我們的社會上頓時失去了一位老少咸欽、熱熱鬧鬧的大眾發(fā)言人，則生者奚堪？所以大家就望電視而墮淚了。

如今二十年快過去了。在歷史上說二十年原不算長。但是便在這短短的二十年內(nèi)，胡適之先生卻由一位嬉笑歡樂、妙語如珠的“我的朋友”，轉(zhuǎn)變成和韓文公、朱文公、王文成公等擠在一起的木頭牌位了。這爿后來居上的“胡文公神位”，究竟代表些什么呢？這問題的答案也就隨著地球的旋轉(zhuǎn)而愈來愈模糊了。

記得筆者在一九七〇年冬季訪臺時，蒙林語堂先生盛情召宴。我按時前往。在一家嘈雜的大酒店內(nèi)，我問那位衣冠楚楚的總招待：“林語堂先生請客的桌子在哪里？”他把兩眼一瞪，大聲反問我一句說：“林語堂是哪家公司的？！”失笑之余，我心里也在想，工商業(yè)社會的變動多大??！

“胡適之”雖然和“林語堂”一樣，今后永遠(yuǎn)不能和“公司”競爭了，但是胡適終究是胡適。他是個中國文化史的“客觀實在”。后世學(xué)人還會去繼續(xù)研究他的。

再者，胡氏生前提倡了一輩子什么“民主”“自由”“實驗哲學(xué)”“不疑處有疑”“不讓人家牽著鼻子走”……成筐成簍的大道理。雖然這些都不是胡適之享有專利的發(fā)明，但是當(dāng)這些概念還在“反動”和“毒素”的階段時，大家都慷慨捐輸，把它們一股腦都寄存于“胡適”名下，變成胡適之的私產(chǎn)，而胡適也當(dāng)仁不讓地?fù)?jù)為己有。因而在胡氏含笑歸天之后，這些概念也就和“胡適的幽靈”結(jié)下了不解緣。有朝一日，時移勢異，毒草變成香花，胡適的幽靈借尸還魂，又成為后世青年仰慕的對象，亦未可知。

但是“胡適”這個名詞，除掉它的模糊的“歷史形象”（historical image）之外，究竟還有多少其他的實際含義呢？“后世青年”既無金魚可看；也無小道消息可聽，要了解“胡適”，那就只有求之于“書”了。但是哪樣的“書”才能有效地提供他們所渴望的知識呢？《胡適思想批判全集》？《胡適叢談》？《胡適與國運》？《胡適文存》《文選》《論學(xué)近著》……老實說，這些巨著都會使“后世青年”愈看愈糊涂，愈看愈不知道“胡適”是怎么回事。他們所需要的實在只是一本簡單明了、童叟無欺，而包羅胡適學(xué)識、思想、生活、家庭背景等各方面的小書。如果這個文化需要，由于時代轉(zhuǎn)換而成為事實的話，那么胡先生這本小小的《口述自傳》（也是他一輩子編撰的最后的一本“上卷書”），對青年讀者的“實用價值”，也就會逐漸地上升了。因為它是一部最淺近的、最適合青年讀者需要的，胡適自撰的“胡適入門”。

研究中國近代文史的專家們，抽空瀏覽一過，這本小書或許也可幫助他們，把他們概念中的“胡適”，整理得更有條理。因為它是一本辭簡意賅、夫子自道的“胡適學(xué)案”。

一般遣興讀者，工余飯后翻翻，也可大略體會出，胡適的“反動言論”和“毒素思想”的來龍去脈。至于它是毒草還是香花，胡適自己并沒有“自賣自夸”；他只是“據(jù)實招來”而已。賢明的讀者們——不論批胡也好，擁胡也好，既批又擁也好——自然會各自做其正確的判斷。

上述這些雅俗共賞的“實用價值”——尤其是對后輩青年讀者的“實用價值”——倒是適之先生和筆者當(dāng)年未曾想到的?，F(xiàn)在筆者既然有感于時事而千慮一得地想起了，所以就補(bǔ)寫一點譯后的感想。

還有我想在譯后補(bǔ)充說明的，便是胡適之先生這本自述，從頭到尾原是他老人家說給我一個人聽的。他那時想象中的“將來讀者”，則是美國大學(xué)里治漢學(xué)的研究生。因此我也就遵從他的意思，在章目結(jié)構(gòu)、材料取舍上，以“美國研究生”為對象。同時我自覺我對這些可能的讀者們的漢文底子和學(xué)習(xí)風(fēng)尚，所知較深，因而在編稿時，有許多地方也是我替他硬性做主，其后才由適之先生查閱認(rèn)可的。所以在那十余萬言原稿的背后，還有胡老師與筆者千百萬言的討論和對話。如果這本書的讀者，忽然從碧眼黃須的美國學(xué)生，轉(zhuǎn)變成黑發(fā)無須的中國學(xué)生，那這些錄音背后的討論和對話，就可能比錄音稿上的正文更為有趣而“實用”了。

本來，“對話”（dialogue）比“講課”（lecture）更有價值，原是世界學(xué)術(shù)史上的通例。古代的圣哲如孔子、孟子、蘇格拉底、釋迦、耶穌、穆罕默德等都是述而不作的。他們的哲學(xué)和教義，多半是當(dāng)時聽眾和弟子們，從對話中筆記或默記下來的。蘇格拉底固有其有名的《對話錄》傳于后世；而儒教“經(jīng)書”中的《論語》《檀弓》等著作，又何嘗不是孔子的“對話錄”呢？而這些對話錄就遠(yuǎn)比其他“經(jīng)書”更有價值。主要的原因便是“對話錄”所記的往往都是些脫口而出的老實話，不像那些三思而后言的“講學(xué)”“說教”等的官腔官調(diào)也。

適之先生和我們的“對話”還不是一樣的嗎？例如在胡氏著作里，我們就很難找到他對“律詩”說過一句好話。但是在“對話”里，他卻說作律詩要下幾十年的工夫。

又如談?wù)瘟T。他曾一再公開地說：“CC反對我！”意思是說國民黨里CC系的領(lǐng)袖們，曾經(jīng)反對他做總統(tǒng)。可是后來他又私下告訴我說：“CC在擁護(hù)我！”（筆者自己的一九五八年八月八日“日記”所載。）這句話我就未嘗聽他在公共場所說過。

其他的例子還多著呢?？上М?dāng)時我未留意把它們?nèi)坑浵聛恚院蟠蟀胍捕纪浟??？墒敲慨?dāng)我深夜獨坐，回譯胡氏自述時，昔年與胡老師的對話，往往又重浮腦海。想起來了，我就隨手在譯稿上寫個小眉批。等到一章譯完，我就把這些眉批稍稍整理一下，抄作“注譯”的一部分。有時下筆不能自已，就寫得老長老長的，簡直變成胡適春秋里的《公羊傳》《榖梁傳》了。

當(dāng)然一個人的記憶是很容易發(fā)生錯誤的，甚至本稿的錄音和繕校都會有錯誤。朱熹就說過，記人言語最難。不得其意，則往往“以己意出之”。在本篇的英文原稿里，我也就不敢說絕對沒有筆者“以己意出之”的地方。因為一切的“口述歷史”，往往都是如此的，甚至古圣先哲，亦所難免。

《禮記》的《檀弓篇》里，就有一段孔門弟子誤記“夫子之言”而引起抬杠的趣事。原來孔夫子曾說過一句“死欲速朽”（“死后就趕快爛掉算了”）的話。曾子聽到了，便以為老師在喪葬的傳統(tǒng)觀念上，發(fā)生了“修正主義”。但是孔子一生都在誓死推行他的“三年之喪”的教義，這一下來個早死早爛，豈不是自相矛盾嗎？所以諸弟子對曾參這位學(xué)長的“口述歷史”不大信任。曾子急了，說：“我是聽老師親口說的??！”（“參也，聞諸夫子也！”）大家還是不相信。曾子又舉出人證，說：“我是和老同學(xué)子游一道聽老師說的??！”（“參也，與子游聞之！”）大家最后又去追問子游，才發(fā)現(xiàn)實在不是曾子在說謊，而是他的“錄音機(jī)”，出了毛病。

原來當(dāng)孔子在宋國逃難時，聽到那位蓄意想謀殺他的貪官污吏司馬桓魋，在訂制一套預(yù)備將來“蒙主恩召”時自用的石頭棺材。這個石棺的制造工程太大了，造棺工廠鑿了三年還沒有鑿成?？桌戏蜃勇牭竭@故事，氣得胡子直飄，所以才說：“死后趕快爛掉算了！〔還造什么石頭棺材呢？〕”

他老夫子這句氣話，幾乎被曾子在“口述歷史”里，錄錯了音。如不經(jīng)眾人臨時發(fā)覺加以改正，那么儒家兩千年來的教條，便大大地不一樣了。后世的孝子賢孫們，不用說要省掉多少事。

所以在這本小書里，我也不敢說，“吾聞之夫子也”，是絕對正確的。縱使我能找出個“子游”來人證一番，我還是不敢說，我的記錄是沒有錯誤的。好在現(xiàn)在還去古未遠(yuǎn)，適之先生的門生故舊，筆者的賢師益友，仍遍布五大洲，倘若不吝匡正，實在是感盼不盡的。

至于我自己的譯文，我也不敢說絕對沒有錯誤。這本小書上的文字，事實上是“復(fù)原”重于“翻譯”。在我們當(dāng)初編撰英文原稿時，為顧慮到洋學(xué)生的漢學(xué)程度，所以對中國古籍的征引，一般都是“削足適履”的。如今既然“復(fù)原”給中國讀者們看，就得重行“量腳做鞋”才對。對著英文原稿，按照英語結(jié)構(gòu)，一句句地硬翻下去，似乎也大可不必。為著使譯文讀起來比較順口，并使古籍引證上比較明確易解，筆者乃于譯文上酌添字句；然為求盡量忠實于原稿，凡是譯文中為英文原稿所沒有的，我一概加個“六角括號”〔〕以標(biāo)明之；或在注腳上加以說明，務(wù)使魚目不致混珠。縱使如此，筆者還是不敢說譯文與原文絕對一致也。

再者，筆者謀生海外，平時實在忙亂不堪。尤其是我所服務(wù)的紐約市立大學(xué)，由于紐約市幾度面臨破產(chǎn)而動蕩不安。日常課務(wù)與正規(guī)研究之外，雜務(wù)也多如牛毛，無法抽暇做太多的額外工作。晚間和周末雖可忙里偷閑，略事翻譯，那往往也是在十分疲勞的情況之下執(zhí)筆的，因而對譯文的推敲斟酌，也就得過且過了。偶然誤譯，亦或難免。所以當(dāng)拙譯在《傳記文學(xué)》上連載結(jié)束之時，筆者原打算把譯文與原稿再逐字對校一遍，無奈俗務(wù)太忙，夜對熒光幕校書，往往也頭昏目眩，力難從心；一拖數(shù)月，還未能終篇。然竊思譯文中雖小誤多有，大錯應(yīng)不會太多，甚或沒有。自我安慰一番之后，重校工作也就掩卷作罷了。讀者賢達(dá)，如發(fā)現(xiàn)譯文有欠妥之處，至乞不遺在遠(yuǎn)，隨時惠教為幸。

總之，胡適之先生是現(xiàn)代中國“最”了不起的大學(xué)者和思想家。他對我們這一代，乃至今后若干代的影響，是無法估計的。正因為如此，我們這些和他同時代的后學(xué)，耳濡目染之間，對他的觀察和認(rèn)識也最為真切——至少比后世學(xué)人或外國專家，要真切得多。值此“胡適”大名一天天地向歷史的海洋下沉之時，我們和他老人家原先很熟識的人，乘大家記憶猶新之時，寫一點對他的觀察和感想，實在是義不容辭的。這也是筆者近兩年來，信手涂鴉，寫了幾十萬字的主要動機(jī)。如因拙作之付梓而引起時賢各抒己見，把我們大家都認(rèn)識的胡適之先生的學(xué)術(shù)思想、政事文章，在他恩怨將盡之時，提出來公開討論討論，使他的學(xué)術(shù)地位，將來在中國文化史上，益得其平；這樣，則筆者不學(xué)，寫這兩本小書，就是拋磚引玉了。

一九七九年冬于美國新澤西州北林寓廬

原載《傳記文學(xué)》 第三十八卷 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