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ān)于《郁金香》

“張愛玲熱”興起之后，張愛玲“打撈業(yè)”一直都很興盛。我對張氏佚作的“出土”也一直抱有興趣，雖說其中并無什么讓人喜出望外之作。有興趣是因為“張愛玲”三字如大品牌一樣，是品質(zhì)的保證。還有一比：張愛玲可說是一位高人，高人并非不會犯錯，然而對有對的理由，錯有錯的理由，絕不會有莫名其妙的錯，因為有理由，即使犯了錯，也必有可觀。

但我對新近“出土”的張記產(chǎn)品，并無急不可耐、一睹為快的迫切心情，比如《郁金香》，兩年前就知其已然現(xiàn)身，出書也有兩個月了，卻一直沒想到特意去找來看——這是基于我的一個判斷：張愛玲最好的作品都已問世，要想從她的遺作或散佚作品中找出上乘之作（不是相對于其他作家，而是相對于她本人的平均水準），近乎不可能。張愛玲的經(jīng)典地位，無待舊作的發(fā)掘來鞏固，反過來說，再多的發(fā)掘，也不可能將其地位墊得更高。她的高度，已經(jīng)由《傳奇》《流言》《秧歌》標(biāo)示出來，不論是佚作的重現(xiàn)，還是遺作的出版，都不會產(chǎn)生“重估”的必要。

是故現(xiàn)在讀張愛玲新問世的“舊作”，已沒有“發(fā)現(xiàn)”文學(xué)史意義的意義，在喜愛張愛玲的讀者看來，那是熟悉的調(diào)子的重溫，好比看名角的戲，即使不是特別出彩的時候，乃至嗓子倒了，“張腔”還是“張腔”；對于研究者，則有可能借以修復(fù)張愛玲研究中某些遺漏的環(huán)節(jié)。

若將《郁金香》放入《傳奇》之中，《郁金香》毫無奇異之處——要指望張愛玲在《桂花蒸：阿小悲秋》《留情》等篇之后“平地起高樓”，不管在回歸“傳奇”路線的意義上，還是在“突破”的意義上，都不大現(xiàn)實。將其與《傳奇》掛鉤，蓋因此篇遙承《傳奇》后期風(fēng)格之余緒，時間上也是距《傳奇》諸作最近的一篇（《多少恨》雖寫在前，卻又是一路），雖然其寫作與《傳奇》最末一篇《創(chuàng)世紀》，時間上已隔了將近兩年時間。這兩年小說寫作的中斷與她后來在美國創(chuàng)作時斷時續(xù)的情形不同，在美國雖有生計的壓力等種種外因，但無可諱言的是，彼時她的創(chuàng)造力已有衰竭之相。40年代后期則她的創(chuàng)作欲依然旺盛，《傳奇》階段的“氣盛言宜”原可至少維持一段時間，中斷帶有突然性，其中緣由，自然要歸之于她當(dāng)時的處境，一是她在淪陷時期的身份曖昧加上大紅大紫令她在抗戰(zhàn)勝利后的文壇上很尷尬，二是與胡蘭成關(guān)系的破裂給她精神上很大打擊。后者可能影響到她寫作的心緒，但她早就認定賣文為生這條路，寫作于她有職業(yè)性的一面，僅因失戀，一年半的沉默不可想象。所以更關(guān)鍵的還是不利的外部環(huán)境。

因為“張愛玲熱”的持續(xù)升溫，也因《郁金香》的“出土”顯得突兀，網(wǎng)上有讀者甚至懷疑該小說的真實性——是否是偽作？理由多至五六條。其一是張愛玲怎么肯在下三爛的小報（《郁金香》1947年5月16日至31日連載于《小日報》）上發(fā)表作品。這實在是昧于張當(dāng)時的處境。張認同世俗的立場令她向來并不排斥小報，相反她是小報的熱心讀者。陳子善先生曾舉她與《力報》編輯黃也白的通信為證，說明她與小報的關(guān)系。此外她還在公開場合（比如雜志社搞的“納涼晚會”）以及散文（比如《私語》）表示過她對小報的好感。這并非敷衍之詞。當(dāng)然有好感是一事，是否將自己視為個中人，又是一事。張對小報的態(tài)度正如她對所謂“小市民”，毋寧是俯視的，要看，也要刻薄，比如她對鴛鴦蝴蝶派作家顧明道就沒少奚落。此無他，她心里明白，她有她的格調(diào)（或曰精神高度），根底里與小報別是一路。所以只要有可能，她雅不欲與小報為伍。證據(jù)是《郁金香》之前她雖也給過小報稿子，卻都是“殘叢小語”，絕對是應(yīng)付性質(zhì)。她的用心用力之作，一概發(fā)表在當(dāng)時的主流雜志或媒體上，只有《第一爐香》《第二爐香》發(fā)表于與小報氣息相通的鴛派雜志《紫羅蘭》，那還是因為剛出道，所謂文壇者尚不得其門而入，而一有可能，她馬上就轉(zhuǎn)移陣地，另占高枝了。

但抗戰(zhàn)勝利后，情形已經(jīng)大大不同。頂著“文化漢奸”“文妖”等惡名，沒有哪家主流雜志或報紙敢找她。具體的情形她自己未說過，然我們可從處境與她相仿的蘇青那里找到一些旁證。蘇青在《關(guān)于我——〈續(xù)結(jié)婚十年〉代序》中就對自己的處境有竹筒倒豆子式的詳盡交代，這里只需提到與賣文相關(guān)的幾點。其一，仍有大報找到她編副刊，不過要求她換個筆名，為她峻拒。有一家許她繼續(xù)用“蘇青”寫文章，聲稱正要借她大名相號召。不料“號召”之后即招來一串惡罵，該報慌了，不敢再登。其二，大報怕惹麻煩，小報則不怕她的名字（雖然當(dāng)時小報也以傳播“漢奸”“文妖”的花邊以廣招徠），而且肯給較高的稿酬（“我為了生活，也就替他們效勞了，眼看他們把我的文章排在‘木匠強奸幼女’等新聞下面，未免心痛，但卻顧不得”）。張愛玲淪陷時期與蘇青齊名，討伐的文章也常將二人罵在一起。蘇青引《文匯報》1945年9月6日創(chuàng)刊號上一段文字曰：“……至于色情讀物，年來更見暢銷，例如所謂女作家蘇青和某某某，她們頗能在和平作家的一致支持下引起上海人普遍的注意，其實她們的法寶只有一個：性的誘惑！”名字是蘇青有意隱去，應(yīng)該就是指張愛玲。《關(guān)于我》寫于1947年2月，距張發(fā)表《郁金香》僅數(shù)月，張發(fā)表作品之難，由此可想見一二。

鑒于張愛玲的號召力，類似的事情當(dāng)然也會發(fā)生在她身上。其間必會有小報找到她。她沒有家累，賣文為生的壓力沒有蘇青那么大，把作品交給小報肯定心有不甘，此外恐怕也不愿招惹是非，所以一度從文壇抽身推步，躲到幕后寫電影劇本。及至1947年4月在《大家》復(fù)出，她的發(fā)表環(huán)境仍未有多大改善——《大家》雖比小報高出一籌，其實力及“純文學(xué)”色彩與她淪陷時期發(fā)表作品的主要陣地《雜志》相比，不可同日而語，至少不屬主流雜志，而該雜志的主編唐云旌與小報實頗有淵源。在此情形下，小報向她約稿，她也就半推半就了。既然此前曾上過鴛鴦蝴蝶派的雜志，此后也曾在小報（《亦報》）上連載小說，張愛玲將《郁金香》交予《小日報》，也不能算是出人意料之舉。就像《十八春》《小艾》的情形一樣，她實在沒有多少選擇的余地。

有沒有哪家報紙雜志開過口請她用筆名，不得而知，張愛玲比蘇青難說話是肯定的，如果有此不情之請，她恐怕也唯有敬謝不敏。在淪陷時期是清是濁的問題上，她和蘇青的態(tài)度一樣，即聲明自己只是賣文為生，與政治無涉，所不同者，蘇青是大聲抗辯，她只在《傳奇》增訂本序言《有幾句話同讀者說》里就婉拒大東亞文學(xué)者大會事稍作交代。此時用筆名，無異于服罪，或是承認心中有愧。張愛玲后來用過筆名，即五十年代初發(fā)表《十八春》《小艾》之時，署“梁京”，這是循《亦報》之意還是出于她的主動，待考。然不論如何，與抗戰(zhàn)勝利后討伐聲中改用筆名，顯為兩事，彼時如將真名隱去，那是大大的屈辱（用“梁京”如是出于主動，動機也大可推敲，我們只能說，她的嗅覺實在是靈敏，以她個人主義的立場，那是一個“更大的破壞”來臨的亂世）?！队艚鹣恪肥鹈皬垚哿帷保瑒e無蹊蹺，乃是一貫的做法，有人因其出現(xiàn)在小報上，便疑為偽托，那是將張看得危乎高哉。那一特殊的時期，“張愛玲”三字倒更是真品的保證——既然這個名字仍是某種忌諱，冒用乃是有可能觸霉頭的事。

那么，張為何從未提起這篇舊作？作家不提舊作，無非兩個原因，一是已然忘卻，二是不愿提起。張愛玲忘卻或愿意忘卻的作品不在少數(shù)，不獨《郁金香》為然。后者如《連環(huán)套》《小艾》《殷寶滟送花樓會》《創(chuàng)世紀》等，或者未完，或者有明顯敗筆（以致整個被視為失敗之作），或者是“遵命”之作（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是違心之作）。何者她愿意忘卻，40年代所作最易區(qū)分，1947年《傳奇》出增訂本，原先未收集的小說大多收入，此時距寫作、發(fā)表時間未遠，當(dāng)然全都記得，發(fā)表的刊物較集中，她手里應(yīng)該都有，未收入的，就是她主動遺棄的。這以后到她去國這一段，情形就有些復(fù)雜，因她出走時許多材料并未帶出，而張愛玲“打撈業(yè)”始于70年代后期，時間既久遠，張在美國又居無定所，面對生存壓力，有些小說（遑論散文、電影劇本）怕真是淡忘了。發(fā)掘出來的張氏佚作多出在這段時間，并非偶然?！秱髌妗吩鲇啽境醢嬗?946年11月，1954年香港天風(fēng)版《張愛玲小說集》序言中說：“《傳奇》出版后，在一九四七年又添上幾篇新的，把我所有的短篇小說都收在里面，成為《傳奇》增訂本?！薄岸际赵诶锩妗辈淮_，出版時間則她肯定是誤記了。這可以解釋為何張未將已經(jīng)完成的《多少恨》《郁金香》收入其中——其他未收集的小說都是未完之作。

當(dāng)時疏忽的可能性不大，幾十年后忘卻則極有可能。作家中完全不把自家作品當(dāng)回事的，與不論好歹一概敝帚自珍的，都屬極端。通常的情形是有取舍，好比嫡出、庶出的不同看待。而其記憶與一般人無異，最容易記住的，端在兩頭，即特別好的與特別差的，要不就是有特殊的寫作背景，最易淡忘的是平平之作。得意之作，如《金鎖記》《傾城之戀》《紅玫瑰與白玫瑰》《阿小悲秋》這樣的，任是怎樣張愛玲也絕不會忘記。以我之見，《郁金香》在張的全部作品中不高不低，恰在平平之列，而因發(fā)表在一不起眼的所在，去世前一直未經(jīng)人提起，她的遺忘應(yīng)是在有意無意之間。

事實上根據(jù)上面的種種外證考論《郁金香》必出自張愛玲之手，實屬多余——《郁金香》本身就是最有說服力的證據(jù)。這里有太明顯的張氏印記：風(fēng)格、語言、細節(jié)、題材、人物、句式、節(jié)奏，還有這些后面張愛玲所特有的感性、感受方式。模仿張愛玲者或者可得其一其二，要諸般齊備，除非還有一個張愛玲。這里說的不是水準高下的問題，而是說“張腔”得那么地道、完整，可挑剔處也是張愛玲式的。而且喜愛張愛玲者，多好的是《傳奇》前期的風(fēng)格，至少是有《金鎖記》《傾城之戀》乃至《第一爐香》等墊底，倘她出手就是《留情》《等》之類“嘴里淡出鳥來”的作品，是否招人待見，很難說。學(xué)張者，更多關(guān)注的，也是較早的作品，而《郁金香》顯然是張愛玲由絢爛趨于平淡之后了。

《郁金香》之值得注意，首先在于該小說的寫作時間，這是張愛玲近兩年沉寂之后作為小說家真正的復(fù)出之作。張愛玲的第一身份當(dāng)是小說家，她作為小說家的復(fù)出無疑最應(yīng)關(guān)注。不論主動還是被動，張愛玲這段時間里移情于電影乃是事實，論影響，電影也當(dāng)在其他作品之上。然而電影劇作家張愛玲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張愛玲，這還不是指電影須多方合作的性質(zhì)，即以劇本而論，張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她不得不遷就擬想的電影觀眾的趣味，此外構(gòu)成“張腔”極重要一面的語言在劇本中也沒有多少施展空間，差不多僅限于對白，《傳奇》那種極富暗示性的文體用于劇本不僅奢侈，而且反成其累。

從時間上看，刊于《大家》的《華麗緣》《多少恨》在《郁金香》之前?！度A麗緣》發(fā)表時有副標(biāo)題“一個行頭考究的故事”，不知是否就是因被“故事”二字誤導(dǎo)，編者將其標(biāo)為“小說”。事實上當(dāng)然是篇散文，90年代被人發(fā)掘出來，收入《惘然記》時，張自己也如是說。至于《多少恨》，不用說，確為小說，然卻是根據(jù)電影《不了情》改寫，先有電影后有小說，在張愛玲作品是特例，也僅此一例。張愛玲自認為“寫得差”，所以檢點舊作帶出時將其“刷下”。因有電影在前，《多少恨》不免受牽拘，又因是電影的副產(chǎn)品，寫時是否用心用力，多少也是個疑問。最關(guān)鍵的是，《不了情》是個從俗的言情故事，與《傳奇》諸作旨趣各別，其病在根，其實是改無可改的。

《郁金香》則不同，我以為這是張愛玲自抗戰(zhàn)勝利到赴港這幾年間最“純粹”的作品。所謂“純粹”是指該小說的寫作與這段時間其他作品相比，最是我行我素，雖因擱筆近兩年，不免手生，難以達到《紅玫瑰與白玫瑰》《阿小悲秋》等作的水準，與《傳奇》中相對較弱的小說相比，亦自不差，關(guān)鍵還在于張愛玲的回到《傳奇》后期路線——平淡的故事與近乎無事的日常生活的悲劇性。該小說在小報上連載，實在是陰錯陽差，在張氏刊于小報的小說中，這是最不相宜的一篇，若與《多少恨》調(diào)換一下，登在《大家》上，多少還要好些。

關(guān)于該小說的歸類及意義，我與陳子善先生的意見稍有不同。陳子善先生在《〈郁金香〉發(fā)表始末初探》一文中道：“如果把這篇小說置于從《桂花蒸：阿小悲秋》到《小艾》的女仆形象小說系列中加以考察，其重要性應(yīng)該無可置疑?！蔽乙詾槿魧埵现卸唐≌f——從《沉香屑：第一爐香》到《同學(xué)少年都不賤》——看作一部廣義的“傳奇”，則《郁金香》的意義當(dāng)在于它在時間上補上了其中缺失的一環(huán)，《小艾》因為意識形態(tài)因素的干擾，不在“傳奇”線索之上，要算也只能算是《傳奇》的“外篇”。此外，以人物、題材來歸類，也還可商。倘硬要歸類，我更愿意把《郁金香》歸入其他系列，比如《年輕的時候》《茉莉香片》乃至《紅玫瑰與白玫瑰》之類的男性系列——雖然其實頗為不同。

雖然篇名似乎暗寓女角“金香”之名，這里“郁金香”卻像《傳奇》諸多篇什的命名一樣，更多是情調(diào)、氛圍的提示，與那女仆的關(guān)系，只在通與不通之間?！队艚鹣恪肥紫葢?yīng)被看作寶初的故事，他是小說的“意識中心”，故事大體上也在他的意識中展開：舊式家庭特有的那種讓現(xiàn)在人繞得頭昏的復(fù)雜關(guān)系（正房偏房，同父異母，新仆舊仆等等），其間的種種微妙，以及在這背景之上一段主仆之間的男女故事。寶初、寶余兄弟都對金香動了念，在寶余，是意在調(diào)戲，在寶初，是憐香惜玉而“未免有情”。什么也沒發(fā)生，寶余既未得手（其實寶余并非老手，也未必真敢怎樣），寶初也只是意意思思，止于似有若無的遐想。

這是又一型的“年輕的時候”，只是寶初不是單戀，金香是戀慕他的，格于身份，于不敢指望中暗存期待。這是張愛玲式的愛情，只有反諷，沒有浪漫。最具戲劇性的時刻出在金香為他縫被子適被他撞見的一幕，二人居然有機會將久存心中的意意思思表白出來，張將二人間那一刻彌漫的一種奇異氣氛營造得極飽滿，同時又暗示個中人于恍惚中未必意識到的做戲意味。二人的確都入戲了，金香的拭淚，寶初期期艾艾的表白，極像戲臺上的場景，而唯有點破其中不自覺的戲劇化，才是張愛玲。她在寶初的表白之后墊了一句道：“其實寶初話一說出了口聽著便也覺得不像會是真的，可是仍舊嘴硬?！薄安粫钦娴摹边€要“嘴硬”，一則已然入戲，“規(guī)定情境”中所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fā)；二則并非有意欺騙，是真的有情，只是如同張筆下其他舊家里的軟弱男性，沒有實現(xiàn)的意志，話出口自己也吃驚。但是有這一縷綺思也是好的，這是他無數(shù)人生當(dāng)中僅有的一抹桃色的云，可于遐想中存在的一種可能性，此外全是灰色。張愛玲筆下只允許有這樣的“浪漫”（指《傳奇》一路的小說而言，《多少恨》《十八春》之類，另當(dāng)別論），灰姑娘的故事沒有余地。后來寶初、金香當(dāng)然是走散，各自在自己的軌道上結(jié)婚，度日，都是定了的，就像他自己娶的太太和后嫁寶余的閻小姐，“都是好像做了一輩子太太的人”。寶初偶或想起金香，是一縷綺思的重溫，而張愛玲安排的尾聲，寶初回上海聽人說起金香，則是再來一點反諷，同時因為時過多年，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dāng)時已惘然——恰可上演張派又一出“惘然記”。

摹寫男女間說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張愛玲最是拿手，狀擬舊式生活中的人際關(guān)系，她亦是駕輕就熟。寶余、阮太太、老姨太、榮媽乃至閻小姐這些人物均著墨不多而活靈活現(xiàn)，其間嘀嘀咕咕，切切嚓嚓，細密地織出一種生活的質(zhì)地。老姨太心態(tài)的刻畫，對她與榮媽主仆心態(tài)的揣摸，則非張愛玲莫辦?！队艚鹣恪凡贿^一萬字之譜，卻有藏閃，有伏筆照應(yīng)，有暗示，機關(guān)多多，的是張氏含蓄蘊藉的風(fēng)格。雖然已是趨于平淡，與前幾年發(fā)表的遺作，70年代寫作的《同學(xué)少年都不賤》相比，后者是枯瘦，《郁金香》則平淡之中仍見豐腴。

可惜我們對張愛玲的短暫復(fù)出也唯有感到惘然：《郁金香》之后，直到1950年《十八春》發(fā)表，張氏創(chuàng)作年表上一片空白。算起來將近五年的時間里，真正的小說，僅此一篇。經(jīng)過1943至1945年的創(chuàng)作高峰之后，張愛玲確有被掏空之虞，她自己就曾有過表白。加上個人生活中的波折，政治環(huán)境的壓力，要產(chǎn)生《金鎖記》《傾城之戀》《紅玫瑰與白玫瑰》那樣飛揚的佳構(gòu)，確非易事。但說老調(diào)子已經(jīng)唱完，卻也未必，至少形形色色的“傳奇”故事她還可以講下去，而且她已經(jīng)以《郁金香》熱身，復(fù)出了，起點也不低，找不出重新擱筆的理由。陳子善先生以為，張愛玲從文壇的再度消失與《太太萬歲》上映后遭受的批評大有關(guān)系。果真如此，則我們不免又要想起柯靈先生在《遙寄張愛玲》中的話，張愛玲的走紅，實在是“過了這個村，沒那個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