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馮友蘭

陳來

馮友蘭先生在民國初年考入北京大學，在五四運動的高潮中畢業(yè)，后赴美留學，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博士學位。馮先生歸國后先后在多所大學任教，1949年以前曾任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達18年，1952年后任北京大學教授。他是現(xiàn)代中國歷史上最負盛名的哲學家之一，他在30年代出版的《中國哲學史》至今仍然是世界上影響最大的中國哲學通史之作。

馮先生壽高九五，在他逝世的前半年，也就是1990年3月，他自擬了一幅95歲的預壽聯(lián)，曰“三史釋今古，六書紀貞元”。這是他在晚年巨著《中國哲學史新編》即將完成之時，對自己一生學問所作的總結(jié)?！叭贰笔侵杆娜筷P(guān)于中國哲學史的著作，即《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簡史》《中國哲學史新編》，分別代表了他在30年代、40年代、80年代對中國哲學的理解。其中的《中國哲學史新編》，敘述分析的范圍不僅包括古代哲學，而且包括他對現(xiàn)代中國哲學的思考?！傲鶗笔侵浮缎吕韺W》《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這是他在抗戰(zhàn)期間所寫的六部哲學著作，合稱“貞元六書”?！叭贰笔钦軐W史著作，“六書”是哲學著作。“三史”“六書”概括了他一生的學術(shù)活動，也代表了他一生的學術(shù)貢獻。由此可知，“三史”“六書”構(gòu)成了馮先生全部著述的主體與核心，而馮先生的其他著述則可看作為“三史”“六書”在不同時期的準備、衍展、擴大、反思。

從學術(shù)上看，“三史”中的《中國哲學史》是馮友蘭在30年代初依據(jù)對古代中國哲學的文本，參照古代和近代西方哲學的問題意識來理解和分析中國哲學的教科書；《中國哲學簡史》是馮友蘭在40年代末用他自己的“新理學”體系解釋和分析中國哲學的簡本哲學史；而最后完成的《中國哲學史新編》是馮先生經(jīng)歷了50年代到70年代的曲折，在吸收了馬克思主義之后建立的對中國哲學的說明和解釋，其中融合了前兩本哲學史的分析和觀點。《中國哲學史新編》以一個人之力，把孔夫子到毛澤東的古今中國哲學史作了全面系統(tǒng)的論析，這在當代還是絕無僅有的。“三史釋今古”的“釋”字，一方面是指，在古代文獻的利用上，馮先生的治中國哲學史與“信古”“疑古”的方法不同，采取的是“釋古”的方法；另一方面則彰顯出哲學史寫作是對古代文獻和思想歷史的分析闡釋，具有詮釋的特性?！叭贰彼w現(xiàn)的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成就，使得他無可爭議地成為20世紀我國中國哲學史研究最有威望與成就的大師。

在“六書”中，《新理學》是專門分析共相和殊相（即一般和特殊）的純哲學論著?！缎率抡摗肥且怨蚕嗪褪庀嗟恼軐W分析為基礎來解決中西文化問題，主張中國學習西方是要學習其共相，共相即現(xiàn)代化?！缎率烙枴氛撌隽爽F(xiàn)代社會人的生活行為的基本規(guī)律，謀求從古代的圣人道德向現(xiàn)代的以個人為基礎的道德生活的轉(zhuǎn)變?！缎略恕肥顷P(guān)于人的境界論的體系性著作，論述人的四種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指出現(xiàn)代社會的人在不違反道德的生活方式之上，追求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的意義?！缎略馈氛撌隽笋T友蘭所認識的中國哲學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和主流，認為這個優(yōu)良的傳統(tǒng)和主流就是“極高明而道中庸”，即哲學的思考從不脫離人的社會生活。《新知言》是論述中國哲學的方法及其現(xiàn)代意義。這六部書構(gòu)成的體系，是一個謀求促進中國現(xiàn)代化的近代化的中國哲學體系，也是古典中國哲學傳統(tǒng)適應于現(xiàn)代社會的新發(fā)展?！傲鶗o貞元”是指構(gòu)成了“新理學”體系的這六部書是抗戰(zhàn)時期哲學家精神活動的寫照，也是對這一民族生命轉(zhuǎn)折時代的哲學見證?！靶吕韺W”的體系是現(xiàn)代中國哲學中最重要的哲學體系之一。

“三史”是“史”，“六書”是“論”，“三史”“六書”凝結(jié)了馮先生一生的思想學術(shù)。那么，“三史”與“六書”之間，有沒有一個“一以貫之”之道、一個始終不變的思想線索呢？回答是肯定的?！叭贰迸c“六書”雖然各為史論，“三史”之間的跨度也達50年，但其間始終貫穿著他一貫強烈的文化信念，這就是“舊邦新命”的觀念，這一觀念既是文化信念，也是政治信念?！芭f邦新命”就是“中華民族的現(xiàn)代復興”，而這一主題是和中華民族在整個20世紀中從挫折中奮起的歷史，是和中國文化作為世界最悠久的文化從失落走向振興的歷史，是和中國作為民族國家從前現(xiàn)代走向現(xiàn)代化的奮斗歷程緊緊相聯(lián)系的?！芭f邦新命”是中華民族的民族生命特性在哲學家觀念中的提煉。從這里可知，馮先生從來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隱士，而是始終把自己和民族生命與民族文化的興亡連為一體的哲學家。

1933年《中國哲學史》下冊完成，馮先生在自序中說：“此第二篇最后校改時，故都正在危急之中，身處其境，乃真知古人銅駝荊棘之語之悲也。值此存亡絕續(xù)之交，吾人重思先哲之思想，其感覺當如人疾痛時之見父母也。吾先哲之思想，有不必無錯誤者，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事開太平’，乃吾一切先哲著書立論之宗旨，無論其派別如何，而其言之字里行間，皆有此精神之彌漫，則善讀者可覺而知也?；曩鈿w來哀江南，此書能為巫陽之下招歟？是所望也。”“銅駝荊棘”典出自《晉書》，是古人見天下將大亂，嘆息宮門的銅駝將流落于荊棘之間，體現(xiàn)了其憂國憂民的悲情?！拔钻栂抡小背龅湓凇冻o》，帝哀屈原，命巫陽下招其魂，呼曰魂兮歸來。舊注解釋招魂為“冀其復生也”。馮先生在九一八事變之后充滿危機感的北京，已預見到國難巨變即將來臨，他以對民族的憂患心情，希望他的書能起到復活民族精神的作用，以應付即將來臨的事變。馮先生后來說：“在哲學史序文里所說的那一段話，確是表示當時的一種情感，當時的主觀愿望，是想把中國的傳統(tǒng)哲學恢復起來，激發(fā)人們的愛國思想，抵制日本的侵略?！笨梢娝闹袊軐W史研究不僅是學術(shù)的研究，其中也注入著他對國家民族的深沉憂患。1940年，《新世訓》印行，其自序說：“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好學深思之士，心知其故，烏能已于言哉！事變以來，已寫三書，曰《新理學》，講純粹哲學也；曰《新事論》，論文化社會問題；曰《新世訓》，論生活方法，即此也。書雖三分，義則一貫，所謂‘天人之際’，‘內(nèi)圣外王之道’也，合名曰《貞元三書》。貞元者，紀時也，當我國家民族復興之際，所謂貞下起元之時也。我國家民族方建震古爍今之大業(yè)，譬之筑室，此三書者，或能為其壁間之一磚一石歟？是所望也?！边@里所說“紀時”的“紀”就是“六書紀貞元”的“紀”。他希望他的書既能在民族生命轉(zhuǎn)折的關(guān)鍵時期發(fā)揮起積極作用，又能成為國家民族復興大業(yè)的一磚一瓦。1942年《新原人》書成，自序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哲學家所應自期許者也，況我國家民族值貞元之會，當絕續(xù)之交，通天人之際，達古今之變，明內(nèi)圣外王之道，豈可不盡所欲言，以為我國家致太平、我億兆安心立命之用乎？雖不能至，心向往之?！边@篇序文已經(jīng)成為中國現(xiàn)代史上的經(jīng)典，而其中的一些用語實際上繼承了《中國哲學史》自序的提法，這里也可以看出三史和六書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這些序文說明，馮先生始終自覺地從參與民族復興大業(yè)的角度從事其哲學的著述，他對民族、國家的關(guān)懷溢于言表。

在中國古代《周易》一書中，乾卦卦辭曰“元亨利貞”，古代哲學家把這四個字解釋為一種周期發(fā)展的循環(huán)，“元”代表發(fā)生，“亨”代表成長，“利”代表成熟，“貞”代表消亡，認為一切事物皆從元發(fā)展到貞，接下去再從元重新開始，正如從春到冬，再從春開始一樣?！柏懴缕鹪本褪嵌M春來，表示最大的困難正在渡過，新的發(fā)展即將到來?！柏懺H”的提法充分顯示出馮友蘭以哲學創(chuàng)作的方式自覺參加民族復興大業(yè)的努力，表明愛國主義立場是他的哲學創(chuàng)作的根本動力。

如果說“貞元之際”體現(xiàn)了三四十年代馮友蘭的愛國主義的信念，那么新中國成立以后，這種信念則發(fā)展為他的“舊邦新命”的提法。馮友蘭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正值改革開放的時代，他精神煥發(fā)，把全部精力都用于七卷本《中國哲學史新編》的寫作。1980年，《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冊出版，自序說：“解放以后，我時常想，在世界上中國是文明古國之一，其他古國現(xiàn)在大部分都衰微了，中國還繼續(xù)存在。不但繼續(xù)存在，而且還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中國是古而又新的國家?！对娊?jīng)》上有句詩說，‘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舊邦新命，是現(xiàn)代中國的特點，我要把這個特點發(fā)揚起來?！?/p>

從“貞下起元”到“舊邦新命”，馮友蘭的思想既是一貫的，也是發(fā)展的?！柏懴缕鹪敝赜诿褡迳魂杹韽偷霓D(zhuǎn)折點，強調(diào)了對民族生命的信心，有現(xiàn)實感但沒有表現(xiàn)出歷史感?！芭f邦新命”脫胎于“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充滿了大思想家通觀古往今來的歷史感。早在抗戰(zhàn)勝利的1945年，馮友蘭在為西南聯(lián)合大學紀念碑撰寫的碑文中即提出：“蓋并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惟我國家，亙古亙今，亦新亦老，斯所謂‘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者也?！?949年后，特別是“文革”以后，《詩經(jīng)》的這兩句被他概括為“舊邦新命”，成了他全部生命精神所在，也成了他學術(shù)工作的根本動力，更體現(xiàn)出他是把民族生命、民族文化作為自己的“終極關(guān)懷”。他要把中國哲學中有永久價值的東西闡發(fā)出來，作為民族文化新發(fā)展的營養(yǎng)，為中華民族復興的“新命”貢獻自己的力量。正是這種精神使得他在八十余歲高齡，重寫中國哲學史，并在其逝世的前四個月完成了《中國哲學史新編》這部巨著。

中國古人有“三不朽”之說，以“立言”為上。馮友蘭為“舊邦新命”而立言，這位愛國哲學家所立言的著述及其精神，是永遠不朽的。

2007年9月于北京大學

（本文原為《馮友蘭文集》序二，標題是編者所加；《馮友蘭文集》10卷，長春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