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編 元末明初至天順年間

緒言 從繁榮昌盛到啴緩呆板的演化：元末明初至天順年間詩文發(fā)展概況

這一時期詩文發(fā)展的主要特點是一個繁榮昌盛的詩文創(chuàng)作局面逐漸演變成啴緩呆板的臺閣體詩文，這樣的演變過程留給人們文化上許多啟迪和思考。

元末明初的詩文創(chuàng)作園地無疑是極其繁榮昌盛的。就詩歌來說，陳田在《明詩紀事·甲簽序》里這樣描述：

凡論明詩者，莫不謂盛于弘、正，極于嘉、隆，衰于公安、竟陵。余謂莫盛明初，若犂眉、海叟、子高、翠屏、朝宗、一山、吳四杰、粵五子、閩十子、會稽二肅、崇安二藍，以及草閣、南村、子英、子宜、虛白、子憲之流，以規(guī)弘、正、嘉、隆時，孰多孰少也？且明初詩家各抒心得，雋旨名篇，自在流出，無前后七子相矜相軋之習，溫柔敦厚，詩教固如是也。

這就說明這個時期不但優(yōu)秀詩人的數(shù)量眾多，而且每個詩人的創(chuàng)作個性鮮明，能做到“各抒心得”。就散文來說，黃宗羲在《明文案序》里曾感嘆地認為，“有明之文”，首先是“盛于國初”。而且，不少優(yōu)秀的散文作家都有自己的創(chuàng)作風格，比如宋濂是雍容渾穆，劉基是神鋒四出，王袆是縝密舒緩，貝瓊是沖融和雅，蘇伯衡是繁縟橫逸，胡翰是明快曉暢，高啟是清新奮發(fā)，王行是踔厲風發(fā)，王履是勁健雅潔，孫作是縱橫奇崛，劉崧是峭厲轉折，陶安是清和暢達，唐桂芳是逶逸順暢。

元末明初的許多優(yōu)秀詩文作家的文化個性都形成于元末這個時期，而這個時期恰恰是文化環(huán)境相當寬松的時期。當時，元朝統(tǒng)治者對全國已失去了控制權，各地起兵的首領對文化都采取一種靈活的態(tài)度，比如當過和尚的朱元璋，開始是既利用儒家，又利用佛教，也利用道教，表現(xiàn)出相當?shù)膶捜?。因此，當時許多文人的思想理念都非醇儒，就以最著名的宋濂、劉基為例。宋濂對佛教就特別感興趣，他曾在《佛性圓辯禪師凈慈順公逆川瘞塔碑銘》里表白自己“自幼至壯，飽閱三藏諸文，粗識大雄氏所以見性明心之旨，及游仕中外，頗從文辭為佛事”。他充分地領悟出心為萬物之源的思想。所以，全祖望在《宋文憲公畫像記》里指出，婺中之學，“至公（指宋濂）而漸流于佞佛者流”。而陸世儀在《思辨錄輯要》中闡述得更為具體：“宋景濂一代儒宗，然其文大半為浮屠氏作，自以為淹貫釋典，然而學術為不純矣。不特非孔、孟之門墻，抑亦倒韓、歐之門戶。八大家一派，宋景濂絕其防矣?！比绻f，宋濂對佛教感興趣，那么，劉基則對道家多尊重。劉基對世界、對人生的思考豐富駁雜，其中滲透了不少道家思想的精華與糟粕，以至于許多體現(xiàn)道家思想、極其駁雜的他人著述都附會到劉基的頭上，這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文化現(xiàn)象。正因為元末有個文化相當寬松的環(huán)境，所以許多詩文作家思想活潑，能創(chuàng)作出“各抒心得”的詩文作品，形成繁榮昌盛的局面，難怪劉基、宋濂許多精粹的詩文也創(chuàng)作于元末。明初繼續(xù)的繁榮昌盛的詩文局面不過是元末的自然延伸和有效繼承而已。

元末明初詩文創(chuàng)作繁榮昌盛的另一個原因是許多文人在戰(zhàn)爭環(huán)境中將精力集中于詩文創(chuàng)作，黃宗羲在《明文案序》里就有這樣的看法，他認為：“國初之盛，當大亂之后，士皆無意于功名，埋身讀書，而光芒卒不可掩?！倍?，盡管元末人們處于戰(zhàn)爭環(huán)境，但由于各種原因也有一些一時相對平靜的地方，比如嶺南、吳中，許多文人就辦起詩社，一心一意地切磋起詩藝。以孫蕡為首的南園詩社活躍于元至正十四年至十五年（1354～1355），孫蕡在《琪林夜宿聯(lián)句一百韻序》里曾這樣描述過：

因思年十八、九時，承先人遺澤，得弛負擔，過從貴游之列，一時聞人相與友善，若洛陽李長史仲修，郁林黃別駕楚金，東平黃通守庸之，武夷王征士希貢，紺揚黃長史希之，古風蔡廣文養(yǎng)晦，番禺趙進士安中，及其弟通判澄、征士訥，北平蒲架閣子文，三山黃進士原善，皆斯文表表者也，共結詩社南園之曲，豪吟劇飲，更唱迭和。

以高啟為首的北郭詩社也活躍于元末，高啟在《送唐處敬序》里有生動的敘述：

余世居吳之北郭，同里之士，有文行而相交善者，曰王君止仲一人而已。十余年，徐君幼文自毗陵，高君士敏自河南，唐君處敬自會稽，余君唐卿自永嘉，張君來儀自潯陽，各以故來居吳，而卜第適皆與余鄰，于是北郭之人物遂盛矣。余以無事，朝夕諸君間，或辯理詰義以資其學，或賡歌酬詩以通其志，或鼓琴瑟以宣湮滯之懷，或陳幾筵以合宴樂之好，雖遭喪亂之方殷，處隱約之既久，而優(yōu)游怡愉，莫不自所得也。

明王朝建立不久，閩中也有大規(guī)模詩社活動。由此可見，詩文創(chuàng)作在當時許多文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然而，好景不長。隨著明王朝的日益鞏固，朱元璋所采用的“文字獄”政策，不但殺害了許多明初的優(yōu)秀詩文作家，逐漸摧毀了元末明初繁榮昌盛的詩文創(chuàng)作局面，而且對今后的詩文發(fā)展產(chǎn)生了極其有害的影響，從趙翼《二十二史札記》卷三十二《明初文字之禍》的記載來看，朱元璋采用的“文字獄”相當荒唐可笑：

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為海門衛(wèi)作《謝增俸表》，以表內(nèi)“作則垂憲”誅。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為都司作《萬壽表》，以“垂子孫而作則”誅。福州府學訓導林伯璟，為按察使撰《賀冬表》，以“儀則天下”誅。桂林府學訓導蔣質(zhì)，為布按作《賀正旦表》，以“建中作則”誅。常州府學訓導蔣鎮(zhèn)，為本府作《正旦賀表》，以“睿性生知”誅。澧州學正孟清，為本府作《賀冬表》，以“圣德作則”誅。陳州學訓導周冕，為本州作《萬壽表》，以“壽域千秋”誅。懷慶府學訓導呂睿，為本州作《萬壽表》，以“遙瞻帝扉”誅。祥符縣學教諭賈翥，為本縣作《正旦賀表》，以“取法象魏”誅。亳州訓導林云，為本府作《謝東宮賜宴箋》，以“式君父以班爵祿”誅。尉氏縣教諭許元，為本府作《萬壽賀表》，以“體乾法坤，藻飾太平”誅。德安府學訓導吳憲，為本府作《賀立太孫表》，以“永紹億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門”誅。蓋“則”音嫌于“賦”也，“生知”嫌于“僧”也，“帝扉”嫌于“帝非”也，“法坤”嫌于“發(fā)髠”也，“有道”嫌于“有盜”也，“藻飾太平”嫌于“早失太平”也。

詩文創(chuàng)作必然要以文字為載體，而朱元璋搞的“文字獄”對文字的運用卻如此穿鑿附會，自然要大大影響詩文創(chuàng)作的健康發(fā)展。

促使明初詩文向僵化方面演變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嚴格的思想控制。明成祖永樂十三年，官修完成了三部大書：《五經(jīng)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這三部書的纂修標志著明初朱學統(tǒng)治地位的確立，也促使了當時思想學術文化環(huán)境的死板僵化。例如薛瑄就說：“自考亭以后，斯道大明，無煩新著”，章懋就說：“自程朱后，不必再論，只遵聞行知可也”，以至于陳鼎在《東林列傳》中說：明初是“一宗朱子之書”。這種惡劣影響，正如侯外廬等主編的《宋明理學史》所說：

明初朱學統(tǒng)治地位的確立，對封建社會晚期的影響不可低估。封建思想像一道“長城”包圍著人們，禁錮著人們，使人們沖不破，跳不出，使人們不能獨立思考，不能創(chuàng)立新學派，不能探討現(xiàn)實問題。

明初朱學統(tǒng)確立以后，統(tǒng)治階級大力灌輸封建思想。從中央國子學到地方的書院，以至鄉(xiāng)村的社學，都用朱學進行教育。社會上，家庭里，朱學的思想影響到處存在，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人們的言行準則就是朱學。

詩文創(chuàng)作是生動活潑地抒情達意的文學形式，而面對如此僵化死板的思想學術文化環(huán)境，自然會影響其健康發(fā)展。

恰在此時，明代的內(nèi)閣制度基本確立，因而有許多著名的文人進入了政治中樞，致使詩文創(chuàng)作與歌功頌德的政治密切結合，形成了虛浮與僵化的臺閣體。這是當時詩文創(chuàng)作的主要傾向。

當然，一個時期有主流文化，必然也會產(chǎn)生非主流文化。首先就是在在朝的文武百官當中，能不為當時臺閣體所束縛而能自成一格的詩文作家就有于謙、郭登、童軒、劉昌、張寧、聶大年、柯潛、葉盛等。其次，景泰時期出現(xiàn)的所謂十才子：劉溥、湯胤績、沈愚、蘇平、蘇正、王淮、晏鐸、鄒亮、蔣主忠、王貞慶，他們的創(chuàng)作風格也與臺閣體大不一樣，他們絕大多數(shù)人是中下層官吏和在野布衣。另外，這時期與臺閣體詩風大不一樣的還有江南一批布衣文士以及一些理學家們的詩歌創(chuàng)作。因此，我們觀察和研究任何一個時期的詩文創(chuàng)作風貌一定要充分注意到它的復雜性和多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