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的秋天，爸爸也回國了。自從在塞納河畔的舊書攤上驚奇地發(fā)現(xiàn)了伯希和拍攝的敦煌石窟圖錄，又在吉美博物館看到伯希和從敦煌藏經洞掠去的大量敦煌唐代絹畫，中國古代藝術的燦爛輝煌使一向傾倒于西洋藝術的他受到了極大震撼。在深刻反省自己對祖國傳統(tǒng)文化的無知、漠視和“數(shù)典忘祖”之后，如同高更義無反顧地拋棄巴黎奔向塔西提島，爸爸下定決心要離開巴黎，回國尋訪敦煌石窟。那富藏一千多年中國佛教藝術珍寶的神秘之地，已經開始走進他的生命，與他結下了不解之緣。

就在爸爸準備回國的時候，正好接到了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長王世杰的電報，聘請他為北平藝專教授，要他火速回國任職。當時國內要發(fā)展自己的藝術教育，計劃把在法國留學的一些人都陸續(xù)請回來。那個年代，祖國災難重重，爸爸也好，王臨乙也好，留學生們都非常愛國，身為中國人，出國留學就是為了回去報效祖國的，在法國學了那么久，他們要回國介紹歐洲的藝術，傳播西方的優(yōu)秀文化。于是決定媽媽帶著我在法國再住一段時間，爸爸就打點行裝，告別我們母女，先行乘國際列車啟程回國了。

爸爸走了以后，媽媽也在做回國的準備。我母親特別愛收拾，她喜歡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家里也拾掇得整整齊齊。那些日子她不斷出去轉商店，買了好多家居用品，我記得有不少窗簾呀，床單呀，床罩呀什么的。她告訴我，我們要回中國了，要到北平另立新家。爸爸那時已經受聘在北平國立藝專當教授和西畫系主任了，他寫信給媽媽說，學校設在北平西城的京畿道，北平藝專已經給我們安排了住房，是很有意思的四合院，王臨乙爸爸和Renée也將成為我們的鄰居。媽媽滿懷希望地憧憬著，準備回國以后布置一個更美好的家，她的夢做得真是很美很美。

一家人總算回到祖國團聚了，卻偏偏趕上了這個要命的節(jié)骨眼，見了面真是百感交集。

我們在巴黎又住了半年多。1937年夏天，媽媽帶著我乘輪船踏上了回國的旅途，一起上船的還有大大小小的箱子一大堆，其中包括我父親當年在巴黎畫的畫，以及媽媽自己的一些小型雕塑作品。就要回國和爸爸團聚了，我真高興。

我們在茫茫大海上度過了整整一個月。輪船從馬賽出發(fā)，穿過地中海、紅海、亞丁灣，駛過遼闊的印度洋。大海喜怒無常，有時狂風大作，波濤洶涌，龐大的船體玩具似的顛簸搖晃，令人翻腸倒胃；而風平浪靜時，大海又平靜溫柔得如同光滑的綢緞，引發(fā)人們多少美麗的遐想。漫長的航程中有媽媽的呵護，我或在艙房里躺躺，玩玩，或到甲板上跑跑，站站，望天水一色的海景，看燦爛似火的晚霞，不懂得大人的辛苦和憂慮，一路和同船的華僑孩子玩(圖2-1)，和法國水手、服務員玩，倒也過得很快活。糟糕的是有一個水手逗我玩時出了差錯，他把我拋到高處，結果沒接住，我摔下來，下巴磕破了，還縫了幾針。

圖2-1 1937年，沙娜由巴黎乘輪船歸國途中與同船小伙伴的合影

在海上，人們幾乎“不知今昔是何年”。船上有些中國人在唱一首悲涼的歌：“九一八，九一八，就在那悲慘的時候……”我不懂“九一八”是什么意思，媽媽告訴我，日本人來侵略我們中國了。盡管如此，那時人們都還沒有意識到戰(zhàn)爭已經真實地降臨自己頭上。

正是在我們航行海上的這段時間里，中國發(fā)生了震驚中外的“七七事變”。1937年7月7日，日本“華北駐屯軍”在河北宛平縣盧溝橋附近挑起“盧溝橋事變”，軍國主義者蓄謀已久的全面侵華戰(zhàn)爭爆發(fā)了。

船上的人是在新加坡得知這一驚人消息的。我們此行的目的地是北平，可是北平突然淪陷了!大人們的驚慌、焦慮可想而知。其后的航程，船上的氣氛明顯緊張起來，媽媽和同船的中國人、外國人交談的話題已離不開戰(zhàn)爭：北平淪陷，日本人在侵略我們的國家……盡管六歲的我不可能明白發(fā)生了什么事，但那不平靜的景象我至今都難以忘懷。

不知道后來爸爸媽媽是怎么聯(lián)絡上的(也許是通過電報吧)，媽媽告訴我：我們不能去北平了，現(xiàn)在快到上海了，你爸爸在上海等我們，我們哪天到，爸爸就會來接我們?？煲姷桨职至?，我聽了真高興，可是媽媽高興不起來，她在發(fā)愁，不知道回去以后局勢會怎么樣，我們以后該怎么辦。

船終于到達上海了，父親在碼頭接我們，他是“七七事變”發(fā)生后從北京好不容易坐上火車跑到南京，又轉來上海接我們的。一家人總算回到祖國團聚了，卻偏偏趕上了這個要命的節(jié)骨眼，見了面真是百感交集。爸爸看見我們帶的那些大大小小的箱子，嘆著氣對媽媽說：“你帶回來這么多東西，我們現(xiàn)在要逃難了!”

圖2-2 1937年在沅陵與藝專的校友合影(上排左一為常書鴻，左二為霍熙亮，右三為陳芝秀，右二為王合內，下排右一為沙娜)

爸爸帶著我們母女去了老家杭州。媽媽也是浙江人，從國外回到故鄉(xiāng)江南感到非常親切，我到了老家則覺得非常陌生、新鮮。

那時我的祖母還在，老太太穿著那種在法國見不到的中式大襟衣服，見了我們當然高興得不得了。聽說我這個不會說中國話的小洋人是吃面包長大的，老人家從她的衣服大襟里掏出一個手帕包，又小心翼翼地打開手帕拿出一些錢，叫人去買了一個面包來給我吃。我接過面包咬了一口，怎么是甜的？法國的面包不是這樣的，我覺得很奇怪，也不喜歡吃，就隨手把它拿到院子里喂雞了。媽媽看見，趕緊跑過來用法文對我說：“沙娜，你怎么可以這樣？這是婆婆專門給你買的面包，她沒有錢，自己舍不得吃還給你買，你怎么可以拿來喂雞呢？這個面包很貴很貴的呀!”我說：“我不愛吃，和家里吃的不一樣!”那時我仍然以為巴黎才是自己的家。爸爸很嚴肅地告訴我：“現(xiàn)在和在巴黎不一樣了，我們回國了，這是在中國，我們是在逃難，以后你不要這樣啊!”

短暫的杭州之行可以看做我家那段戰(zhàn)亂之旅的序幕。1937年 7月7日“盧溝橋事變”，北平淪陷，中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8月13日，日本軍隊在上海向寶山路、八字橋等地發(fā)動武裝進攻，中國軍隊奮起還擊，史稱“8·13”事變。11月12日日軍攻占上海，12月13日攻陷南京，繼而進行了滅絕人性的南京大屠殺。隨著日本侵略軍猖狂南進，在廣袤的中國國土上，千百萬中國人開始了長達數(shù)年顛沛流離的逃難生活。那時我剛六周歲，回到祖國連中國話都不會說，就被卷進了逃難的洪流，從此我家隨著北平藝專，停停走走地遷校到“后方”。

圖2-3 1937年在沅陵與藝專的校友們(左二沙娜，左三陳芝秀，左四王合內，左六常書鴻，左七霍熙亮)

爸爸在杭州接到北平藝專校長趙太侔發(fā)來的電報，北平藝專已經轉移到江西廬山的牯嶺，要他立即過去會合，開始辦學。爸爸趕緊把媽媽和我安頓到上海，獨自奔赴江西去了。

剛剛團聚又要別離，我非常舍不得爸爸。分別的時候，我送給爸爸一塊馬蹄鐵，那是歐洲人視為幸福象征的吉祥物，我相信爸爸帶著它就會有幸福。誰知后來爸爸告訴我，在南昌火車站，檢查行李的警察懷疑他是地下黨，硬說這塊馬蹄鐵是特務的聯(lián)絡暗號，不容分說就把他抓到看守所關起來，差點丟了性命。我覺得這太奇怪了：歐洲的寶貝在中國不但沒有用，還成了要命的禍害？真叫我百思不得其解。

北平藝專在廬山牯嶺沒有停留多長時間，迫于戰(zhàn)爭的發(fā)展又遷到了湖南沅陵。后來國立杭州藝專也遷到了那里，并于1938年年初與北平藝專合并，稱為“國立藝專”。爸爸擔任了遷校委員會委員，戰(zhàn)亂時期上千人的大流動困難重重，他每天都在不計其數(shù)的事務中忙得不可開交；媽媽和我及其他一些教師的家屬則一直跟隨學校，在南方各省不斷地轉移。(圖2-2、圖2-3)

當年爸爸在法國的老同學、好朋友王臨乙、呂斯百、劉開渠等人這時都到了沅陵，大家在逃難路上又聚到一起了。媽媽的朋友圈子又擴大了—知心好友王合內也來到了身邊，盡管迎接她的不是安定的新家而是艱難的逃難，可她總算和王爸爸生活在一起了。呂斯百爸爸從法國回國以后結了婚，妻子馬光璇在比利時、法國受的教育，也會說一口漂亮的法語，后來在南京大學外語系當教授。他們兩家婚后都沒有孩子，就把我當成他們的孩子，搶我做干女兒。劉開渠的妻子叫程麗娜，會唱京戲，記得她唱《空城計》扮諸葛亮，聲音像個男的，特別洪亮，我當時曾驚訝地問媽媽：她怎么能唱得那么響？和我們在一起的還有龐薰琹叔叔和夫人丘堤阿姨，他們的孩子龐壔、龐均……(圖2-4~圖2-6)

圖2-4 沙娜(右)與龐壔在沅陵

圖2-5 沙娜(左)與龐均

在沅陵時，我雖然才七歲，也開始學著幫助大人干活了。為改善生活我們養(yǎng)了不少鴨子，那時候我們的住所附近遍地都是茴香草，我經常用割下的茴香草為鴨籠子墊底，茴香和鴨籠的混合氣味很不好聞，給我的刺激太深了，至今我一聞見茴香味就想起當年的鴨籠子，結果茴香成了我這輩子唯一不吃的蔬菜。

那時的生活條件很艱苦，和在巴黎時沒法比，但爸爸媽媽患難時期和這么多老朋友住在一起，有留學法國的共同經歷、有共同的藝術理想，正遭受同樣的坎坷，大家同甘共苦，苦中求樂，相互照顧，氣氛和諧熱鬧，又別有一番情趣。憂慮和辛苦都由那時還年輕的大人們承擔了，作為孩子，沅陵生活沒有讓我記住多少艱辛，反而留下了許多新鮮和歡樂。

但是真正的災難很快就到來了。

由于日本軍隊步步南進，國立藝專的龐大隊伍經過多日艱難的行程，又從湖南沅陵搬到了貴陽，我們暫時住在位于市中心的一家旅館里。1939年2月4日，星期六，是個云開霧散的大晴天。“地無三尺平，天無三日晴”的貴陽難得見藍天，所以大家都很珍惜太陽，一早就外出活動。王合內喜歡養(yǎng)狗，和王爸爸去郊區(qū)遛狗了；爸爸到醫(yī)院探望國立藝專的藤固校長去了；只留下我和媽媽在旅館樓上的房間里(呂斯百爸爸媽媽隨著中央大學—西南聯(lián)大繼續(xù)遷校，已經和我們分開了)。時間快到中午，爸爸和王臨乙爸爸他們還沒回來，餐廳就在樓下，媽媽和我索性下樓坐到餐廳里等他們回來一起吃飯。

圖2-6 沙娜(左)與龐壔、龐均

突然，外面響起了空襲警報，那刺耳的警笛聲特別嚇人，叫人聽了毛骨悚然，餐廳里的人們一下子緊張起來。旁邊有人說：“沒關系的，是演習!”雖然戰(zhàn)事已經逼近，但日本飛機還沒有轟炸過貴陽，所以人們聽到警報一時還反應不過來。誰知警報響過沒多久，飛機真的來了，炸彈、燃燒彈呼嘯著落到我們頭上，只聽轟隆一陣巨響，天一下子就黑了。媽媽飛快地拽著我鉆到餐桌底下，緊緊趴在我身上。四周昏黑一片，什么都看不見，媽媽喘著氣叫我：沙娜!沙娜!我也哭叫著：媽媽!媽媽!……

不知道過了多久，沒有聲音了，轟炸停息了。環(huán)顧四周，一片濃煙中，已經有火焰在燃燒，可以看到身邊橫七豎八躺著血肉模糊的人，那些茶房伙計剛才還好好的，現(xiàn)在躺在那里，斷胳膊斷腿，流著血，慘不忍睹，地獄般的景象真把我嚇壞了。媽媽也嚇得渾身發(fā)抖，她完全是憑著本能把我拽起來，東倒西歪地朝著眼前一處亮光走。有國立藝專的人看見我們，大喊：“快出去!往那個亮光出去!”媽媽拉著我就從那個方向走出去了，來到一片空地上，身后旅館的樓房被炸成了廢墟，大火在熊熊燃燒。只見媽媽筋疲力盡地停住腳步，呆呆地站了一會兒，一下子就跪在地上，再也走不動了。

爸爸那時候正在郊區(qū)的醫(yī)院里，聽說日本飛機轟炸市區(qū)了，趕緊往回走，他越走越害怕，越走越覺得被炸的就是我們住的地方。王臨乙和王合內在郊外遛狗，和爸爸在不同的方向，這時也不約而同地往我們的住處趕，同樣是越走越害怕。爸爸一路心里念叨著：沙娜怎么樣了？芝秀怎么樣了？走了好久，總算見到了幾個國立藝專的學生，他們說見著常師母了，還好，沒有炸著。王合內、王臨乙趕到我們那里臉色都青了，我就傻傻地站在媽媽旁邊，看著他們。

圖2-7 媽媽陳芝秀到昆明后重置新的藍印花布衣裳，重新安排生活

圖2-8 1939年在昆明恢復正常的家庭生活

圖2-9 女眷們的合影(從左至右依次為陳芝秀、王合內、張道藩的法國夫人、呂霞光的夫人和女兒沙娜)

我們一無所有了!媽媽準備布置新家的床單、窗簾，給爸爸帶回來的那么多畫，瞬間全都被炸光了!曾經擁有的轉瞬間化為烏有，我們孑然一身，不知何處為家……一切都像在夢中，美夢還沒做完，就被噩夢擊碎了。晚上住哪里？吃什么？穿什么？什么都沒有了，學校也無法管了，一塌糊涂，我們成了貨真價實的難民……好在人還活著，大難不死。

爸爸一籌莫展，后來不知誰想的主意，把我們送到法國在貴陽的天主教會。 那里的神父和修女都是法國人，十分和善，見到王合內是法國人，我和媽媽又是剛從法國回來的，一口流利的法國話，她們就像看見親人一樣，馬上接受了我們，安置在教會里住了一個多月，撫慰受到嚴重驚嚇的心靈。

爸爸和王臨乙還在忙于遷校事務，統(tǒng)計學校遭受轟炸的損失，有多少老師受傷、有多少學生失蹤，等等。對爸爸來講，最大的安慰就是我和媽媽還都活著。王臨乙家的家當也全被炸光了，在教會，媽媽和王合內感覺終于找到了歸宿，得到了安撫，非常欣慰。那些法國修女們對我們特別關照，特別親切，安撫我們，為我們祈禱，告訴我們大難不死是因為有上帝的保佑，我們是善良的人，所以得到上帝的庇佑，我們要有信心好好地活下去。媽媽誠心誠意地感謝上帝，從此皈依了天主教，成了非常虔誠的天主教徒。王合內原來不信教，這時也毫無保留地皈依了。媽媽還讓我也受了洗，所謂受洗就是頭披白紗，接受神父淋的一點圣水，我乖乖地照做了，那時候我才七歲。爸爸很理解，他不反對媽媽的建議，同意我受洗。我還留有一張受洗時拍的小照片，“文革”時這就成了我的一個罪證，這是后話了。

圖2-10 1939年在昆明時重振生活后的全家合影

圖2-11 沙娜與媽媽在昆明湖公園

圖2-12 一家三口在昆明湖

在教會里住了一段時間，媽媽的精神狀態(tài)好多了。經歷過突如其來的大轟炸，那驚心動魄、九死一生的場面在腦海里久久揮之不去，使她遭受的精神創(chuàng)傷太深，以致有一陣她常常木呆呆地跪在那里，看見火就害怕。而有了信仰，獲得了精神寄托以后，她漸漸恢復了。她重新置裝，安排生活，新做的衣服還利用地方民間的藍印花布。(圖2-7~圖2-12)

圖2-13 常書鴻，《茶花》，1939年

不久以后，國立藝專又開始分批向昆明遷移，因為昆明還沒有落過日本人的炸彈。爸爸先坐卡車到了昆明，當時國立藝專落腳在昆明郊區(qū)的安江村，并在鄉(xiāng)下開始復課。我和媽媽隨后也跟著去了，但是學校哪能安置那么多人呢？到了昆明還是沒處可去，于是爸爸又把我們安排到天主教會，在那里住了好久。

我那時七歲，就在位于昆明圓通街的一所名叫“上智小學”的教會學校開始上學了。學校是法國天主教會辦的，上午學法文，下午學中文，數(shù)學課也像一般學校那樣上，我的中文就是在那里正式學的，那時候我已經遠離恐怖的回憶，很開心了。

在逃難的日子里，爸爸也一直沒有擱置他的畫筆，貴陽轟炸以后，他重置了一套新的畫具繼續(xù)作畫。面對變化萬千的戰(zhàn)爭局勢、顛沛流離的不安定生活，他的畫表現(xiàn)的依然是藝術家心中的美好，畫畫的時候是他內心最平靜、情感最穩(wěn)定的時刻。靜物畫《茶花》(圖2-13)、《平地一聲雷》(圖2-14)都是他在昆明時畫的，《茶花》的畫面那么靜謐、優(yōu)美，《平地一聲雷》那么富有生命力，充滿對美好往事的回憶，滿懷對和平生活的期盼。

圖2-14 常書鴻，《平地一聲雷》，1939年

圖2-15 常書鴻，《沙娜像》，1939年

圖2-16 1939年在昆明市的母女

在昆明，爸爸還用不少時間為我創(chuàng)作了一幅珍貴的肖像畫《沙娜像》(圖2-15)—爸爸把我置于一個以裝飾性手法營造的安靜舒適的兒童房間里，我穿著母親剛給我做的新衣裙，新買的涼鞋、白襪子，抱著龐伯母丘堤送給我的自制布娃娃，坐在藤椅上。記得當時爸爸一邊畫一邊和我聊天，給我講了不少童話故事，畫中想象的木馬玩具、卡通式的“象群”、有小房屋圖案的壁紙，都是和童話故事同時出現(xiàn)的，他幻想出了一幅法國式的兒童樂園圖，那熟悉而美好的感覺使尚未走出恐怖陰影的我忘記戰(zhàn)爭，在慈愛的父母身邊享受到難得的快樂。(圖2-16)

早年就在法國結下深厚情誼的四家人，如今同住在鳳凰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