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近三十年來，學界對于古代制度與文學的關(guān)系研究已有相當大的推進，在相關(guān)領(lǐng)域中，其中的重要一項即是科舉與文學的關(guān)系研究。20世紀80年代，程千帆先生《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1]一書發(fā)其嚆矢，就唐代進士行卷的若干方面進行考索，探討有唐一代進士行卷與文學的關(guān)系；傅璇琮先生《唐代科舉與文學》[2]一書則采取文史互證方式，從科舉制度與文學在諸多層面上的互動影響展示從文史綜合的角度研究文學的范例。此后二三十年間，此類研究得到進一步的拓展。就宋代科舉與文學研究而言，近年來出現(xiàn)的一些學人論著，或是從文化史的角度來觀照文學思潮，或從具體科舉事件著眼揭示宋代知識群體的觀念與整體風貌，在科舉與文學關(guān)系方面取得斐然成果。[3]如何在科舉與文學的研究領(lǐng)域繼續(xù)挖掘深入，尋找新的研究點，成為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本書即選取詞科這一科目，圍繞宋代詞科與文學的關(guān)系展開討論。一般說來，在關(guān)于宋代的科舉研究中，常舉特別是進士科的研究受到的關(guān)注相對較多，制舉與詞科既不常設，其得人情況與常舉無法相提并論，故而受到的關(guān)注較少。不過如果我們還原宋代科舉的歷史情境，則會發(fā)現(xiàn)，詞科實際上是宋代尤其是南宋前中期頗為重要的一個科目，在當時受的關(guān)注尤其多。本書所論詞科，是一個總稱，在宋代不同階段有不同稱謂。哲宗紹圣元年（1094）五月，首立宏詞科；翌年立宏詞科考校格，正式開科取士?；兆诖笥^四年（1110），將宏詞科改為詞學兼茂科。南渡以后，詞科制度得到延續(xù)，高宗紹興三年（1133），詞學兼茂科改為博學宏詞科；理宗嘉熙二年（1238），另設詞學科，降等取士，同時博學宏詞科不廢。以上科目統(tǒng)稱為“詞科”。總的說來，&nbsp；詞科在兩宋前前后后盤桓了一百余年的時間。

就其性質(zhì)而言，詞科“是為選拔起草詔誥以代王言的人材而特設的科舉考試科目”，[4]其設置意圖與功能有頗多可注意之處。唐代“詞科”原本具備兩種含義，一種是指進士科，一種是吏部選科目中的博學宏詞科。宋代的詞科，其名稱襲自唐代，但所試內(nèi)容大有差別：唐代的博學宏詞科主要試以詩、賦、論，所試內(nèi)容接近常舉科目；而宋代詞科所試，紹圣二年定為章表、露布、檄書、頌、箴、銘、誡諭、序、記等九種；大觀四年除去檄書，增入制詔；紹興三年，詞科固定試以制、誥、詔書、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等十二種文體。追溯詞科其源，實因哲宗親政后，新黨再次執(zhí)政，一意反元祐之法，恢復熙寧經(jīng)義取士制度，朝廷應用文章的寫作人才相形見絀。為補此之失，立宏詞科吸納專門人才。王安石經(jīng)義取士后，詩賦既罷，試以詞學的任務實際上落到了詞科這里。

詞科與南宋四六文的興盛實有不解之緣。南宋人對詞科與文學尤其是四六文的關(guān)系，已有所體察。謝伋《四六談麈序》稱：“朝廷以此取士，名為博學宏詞，而內(nèi)外兩制用之。四六之藝，咸曰大矣！”“下至往來箋記啟狀，皆有定式?！?span >[5]劉克莊也說：“自先朝設詞科，而文字日趨于工?！?span >[6]均指出詞科與南宋四六之間的關(guān)系。現(xiàn)當代學者在論述詞科時，也往往指明這一點。民國時期金秬香所著《駢文概論》，書中下的一個判斷是：“南宋古文衰而駢文盛，皆出于科舉。若孫覿、滕庾、洪遵、洪適、洪邁、周必大、呂祖謙、真德秀之倫，在博學（弘辭）[宏詞]科，最為杰出，而有文名?！?span >[7]南渡之后，除紹興十三年、紹興二十七年，臣僚兩次建言將經(jīng)義、詩賦合并一科并各嘗試一舉外，常舉一直沿襲詩賦、經(jīng)義分科取士制度，較為穩(wěn)定。金氏所說的對駢文施加直接影響的科舉科目，主要就是詞科。當今文史學者在論及詞科與文學的關(guān)系時，對此也有較為統(tǒng)一的結(jié)論。如祝尚書先生認為：“在北宋古文運動之后處于弱勢地位的駢文，能夠在南宋復興，主要推動力正是詞科?！?span >[8]曾棗莊先生也指出：“宋代四六文的鼎盛期則是南北宋之際及南宋前期，這是古文與駢文并興的時代，四六文名家輩出，名作如林，出現(xiàn)了大量總結(jié)四六文寫作經(jīng)驗的四六話。這與博學宏詞科的設置有關(guān)?！?span >[9]關(guān)于詞科對南宋駢文起到的推動作用，學界的看法基本上一致的，沒有太多爭議。

那么，為何詞科會與南宋駢文的興盛發(fā)生關(guān)聯(lián)呢？首先在于，詞科所試，包括制、表、箴、頌等應用文體，主要是以四六文寫作。四六文雖然常常受到宋人的批評，但它在當時是日常生活與人際交往中必須用到的文體，如洪邁所說：“四六駢儷，于文章家為至淺，然上自朝廷命令、詔冊，下而搢紳之間箋書、祝疏，無所不用?！?span >[10]吳奐然稱：“施之著述則古文可尚，求諸適用，非駢儷不可?！?span >[11]這一現(xiàn)象到南宋尤為突出。20世紀的文學史研究往往忽略四六文，有些學者認為，四六文的命運，自唐以來，“受了古文作家們最大的攻擊，以至于銷聲匿跡”，[12]這種說法并不符合歷史事實。據(jù)曾棗莊先生統(tǒng)計，呂祖謙《宋文鑒》所選各種四六作品約占總數(shù)的三分之一，魏齊賢、葉棻合編的《圣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中，四六文占了三分之二的篇幅。[13]近人所編《全宋文》，其中收錄的大量制詔、表啟、碑銘、頌箴等以四六文為主的應用性文章，也占據(jù)了相當大的篇幅。詞科之文是應時代對四六應用文之迫切需求而設，恰如紹興六年喻樗上奏所云，詞科所試“實為有用之文”，[14]與四六文性質(zhì)接近，故詞科的興盛也促進了四六文的興盛。其次，針對詞科之學的理論研究在南宋也已展開，《四六話》作者王铚出身于詞學家族，楊囦道《云莊四六余話》也多引詞科應考文章，對之進行品評。這些都是詞科對南宋四六文話的直接影響。另如王應麟《詞學指南》，對十二種詞科文體的寫作程式和寫作技巧有所總結(jié)，進一步促進了四六文寫作的理論總結(jié)與提升，本書的第六章對此還有詳述。

宋代的四六文與古文在不同歷史階段有消有長，情形較為復雜，不可一概可論?？偟恼f來，四六文在古文壓擠之下并未失去其半邊江山，相反卻能與之抗衡，這在文學史上是不可忽視的現(xiàn)象。20世紀以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學界對北宋的古文運動及其對宋代詩文的影響投入了較為充分的研究，駢文研究則相形見絀。不過，現(xiàn)今學界也在糾正重古文而輕駢文、重北宋而輕南宋這樣的學術(shù)風向，南宋文學尤其是四六文方面的成果受到相當程度的關(guān)注。與四六文資料及內(nèi)容的豐富相比，目前學界對這部分承載公私等諸多應用層面的四六文的淵源流變、內(nèi)容內(nèi)涵、應用形式等研究，已有了一些推進。但現(xiàn)在存在的問題是，文學研究中長期延續(xù)下來的純文學的研究思維，使這部分文體的研究，似乎難以超越一般思維所限定的審美范式，許多問題仍然未能解決。例如，文學研究的界線是否不可逾越；在詩、賦等純文學體裁之外，如何看待像詔敕、公牘、頌箴等情志較為缺乏的應用型文章，它們是否有其文學意義與審美意義，我們應在何種層面上對其進行研究。這些問題解決不了，制度與文學的研究必然會受到阻礙。如果我們?nèi)匀谎匾u純文學的研究思路，遵循以往對純文學體裁的審美范式研究，不能夠?qū)⒂|角向其他應用性較強的文類擴展，那么文學研究的格局勢必無法深入。

對制度與文學研究方面審美范式的突破，實際上涉及對制度與文學關(guān)聯(lián)、紐結(jié)程度的理解。相關(guān)研究的推進又取決于以下兩個層面：一是制度研究的深入，例如與文事、著述相關(guān)的唐宋中樞秘書制度（包括翰林制度）、館閣制度等研究，這方面史學界這些年已積累了不少研究成果。[15]文學研究應向史學研究借鑒，一是在充分掌握制度史細節(jié)的基礎(chǔ)上，將單向的、個體的文學行為放在某一制度下來進行研究、觀照，將其來龍去脈揭示清楚；二是制度與文學結(jié)合起來研究，考察某一制度背后是否蘊含文學需求以及制度對文學與文化的正面塑造與潛在影響。這方面學界在近二三十年內(nèi)也已出現(xiàn)不少研究成果，較早有傅璇琮先生對唐代翰林學士制度與文學關(guān)系的研究，近年來又出現(xiàn)宋代館閣翰苑與詩壇研究，唐代、明代中央文館制度與文學研究、幕府制與文學研究、館驛制度與文學研究、貶謫與文學研究等等，[16]這些研究從各項制度入手，探討它們與當時文學思潮的關(guān)系，加深了我們對制度與文學的理解。不過在實際操作層面，仍然較為令人困惑的一個問題是，文學研究在嘗試超越以審美為根基的純文學范式的研究，擴展到制度的層面時，文學與制度層面的聯(lián)結(jié)點往往較難把握，結(jié)合得也較為粗糙。制度與文學兩方面的研究本來是沒有交涉、各自為政的，如不能將二者之間關(guān)于外部與內(nèi)部各個層面辨析清楚，從其頡頏共生的關(guān)系入手，制度與文學研究的關(guān)鍵點就無法把握。

本書的寫作則基于以下考慮：制度與文學各自有不同的形成機制與生長環(huán)境，它們的交結(jié)點在于人本身——制度與文學均是由人創(chuàng)立與創(chuàng)造的，它們之間的互動，實際上與身處制度下的文人的身份與職業(yè)密切相關(guān)，其中環(huán)境的因素不可忽略。具體到宋人身上，這種“環(huán)境”可分為兩個部分：首先，在科舉制主導下的文官官僚社會中，宋代士人經(jīng)由科舉這一人才選拔制度進入權(quán)力體系，少數(shù)人得以幸運地進入政權(quán)核心或者文化組織的核心，本書研究的詞科，作為一項科舉科目，為這部分擅才使藻的文人提供了特殊的入仕渠道。除去文化傳統(tǒng)的濡染，這部分士人早年的教育背景、認知視角與生活經(jīng)歷，對他們后來的文學活動具有不可忽略的影響；這樣的影響并未隨著科舉的結(jié)束而結(jié)束，他們因為占據(jù)文官政治集團的中心位置，其為官后的身份，對其文學格局的形成、文學觀念的認知、文藝操習的踐履等方面，仍然進行著規(guī)約和引導。從宏觀上說，科舉文風的變革會帶來文壇的風氣轉(zhuǎn)換；從微觀上說，在科舉社會下，某一士人個體早年所接受的、有規(guī)導傾向的教育是如何影響自己其后的文學實踐的，他的在朝與在野身份、或通達或偃蹇的仕履經(jīng)歷等對文學所產(chǎn)生的如影隨形的影響，尤其值得考察。我們常以宋代的館閣翰苑文人為例，研究他們在館閣翰苑中進行的詩詞唱和、書籍?？钡扰c文學有關(guān)的活動，其中不可忽略的背景即是，像館閣翰苑等儲才、備顧問之地，文人身處其中，唱和交游、應制備選等文事活動會帶來文學上的趨同，在他們的文學作品中也易留有相似的環(huán)境、意象與相似的特點；研究貶謫詩人也同樣如此，一旦詩人被貶謫與流放，那么其謫人的身份以及特殊處境下的情緒，對其文學活動無疑也有所投射。研究這些具體情境下的文學內(nèi)容就不能光分析作品，從而忽略寫作主體的角色以及此角色帶來的群體性或個體性的文學行為。

具體到本書所研究的宋代詞科，須強調(diào)的是，詞科相較于一般的科舉科目，又有特殊性。它并非如常舉科目單純考量文才、政事或?qū)θ鍖W經(jīng)義的理解，而更多的是為除授官員、張大國體這方面的應用而設，在實用性與實踐性方面有更強烈的規(guī)導，這種規(guī)導在同樣注重實用與實踐性的四六文之上，找到了某一契合點，故而成為本書所揭示的制度與文學聯(lián)結(jié)的一個典型案例。筆者認為，這些四六文作者背后的“身份”，通過這項科舉制度發(fā)生了轉(zhuǎn)變。他們的身份在從科舉考生變?yōu)槁殬I(yè)官僚之后，作為供職于翰苑掖垣的寫作者，其寫作上的直接變化是將之前的模擬文章真實地呈現(xiàn)出來，使文章的實用性與實踐性得以變現(xiàn)。詞科主要是為選拔詞臣而設，對詞學的考量與假擬情境塑造能力的考量，在詞科應試與取士標準上已有深刻體現(xiàn)，詞科出身的士人在擔任詞臣、長期代為王言的過程中，迅速適應自己的角色，形成詞臣群體，這一新的身份決定了他們的視角與文學的眼光，會有一些共通的地方，其主要表現(xiàn)，就是對于潤色宏業(yè)之文的認可與主動追求。身為文學侍從，他們所進行的長期的重復性寫作實踐（這里意指大范圍的書寫實踐，包括純文學體裁與非純文學體裁），致使他們對本朝文學史的認知與同時代人的一般認知之間存在差別——詞學之人往往更看重代言之文與四六文在文學史上發(fā)揮的影響，對張大國體之文的看法與一般中下層文人、職業(yè)官僚及道學人士的態(tài)度有所區(qū)別。這種歧異在他們的前官僚時代也就是科舉時代就得以積累，在其擔任文學侍從的過程中得以強化。本書的緒論部分即引入“身份”這一觀照視角，以期找到一個可供操作的論述角度。

在“身份”這一環(huán)節(jié)之上，本書嘗試從科舉與文學的纏結(jié)互動層面，推導出一些宋代科舉對文學影響的論點。這些論點建立在以下幾個事實的基礎(chǔ)之上：首先，在整個兩宋時期，詞科僅取百余人，雖然取士人數(shù)有限，但南宋前期開始，詞科受矚目程度卻相當之高，這既與南渡以后的中興心態(tài)和統(tǒng)治者的重視有關(guān)，也是由于此科不斷選拔出一些較為突出的文壇與政治人物，對舉子形成莫大的吸引力所致。這樣一來，科目也借助一些詞科出身的四六大家所撰擬的公私文翰的傳播，帶動了駢文的興盛。從文化背景上說，這種關(guān)聯(lián)脫離不了中興時期對“文”的重視，重文尊儒背景為詞科的興盛提供了堅實有效的支撐。如追源溯流，我們會發(fā)現(xiàn)，宋代的詞臣文化與唐代實有一定的延續(xù)性，對王言的重視實際上從唐代就開始了，目前學界對此已有揭橥。[17]實際上本書所關(guān)注的詞科作者，與唐代的“大手筆”作家，也有一定的內(nèi)在承續(xù)性。盡管唐宋政治文化環(huán)境已有顯著差異，但有一個基本史實可以確認，即宋代的詞臣文化與中唐以后、一直延續(xù)到五代的政治文化有其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宋代的詞臣文化經(jīng)太祖至英宗五朝，在延續(xù)唐末五代的詞學風氣的基礎(chǔ)上，又有了相當?shù)陌l(fā)展，這是我們所熟知的。尤其從太宗朝到真宗朝，受兩位皇帝的鼓勵與對翰林學士的重視，詞臣與詞學文化受到了極大程度的奠定。宋代從前期開始就已進入成熟的科舉社會，北宋前中期詞臣的輸出主要依靠進士科完成，寒素人士參加科考的比例大為提高，進士科所試詩、賦很好地擔當起詞臣能文的任務。這里我們須點明，詩賦與詞學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是被宋人默認的，如王铚所說：“世所謂箋題表啟，號為四六者，皆詩賦之苗裔也。故詩賦盛則刀筆盛，而其衰亦然。”[18]詞學所貴之四六，與詩賦同源，故二者的消長往往呈同一態(tài)勢。北宋前期的詞臣輸出傳統(tǒng)一直到英宗朝都沒有中斷，朝臣對科舉的主要討論往往集中在錄取人數(shù)上與開科頻率上，詞臣之職在穩(wěn)定繁榮的科場氛圍中得到人才上的供給，沒有其他的額外需求。但是到了神宗熙寧年間，情況發(fā)生了變化。王安石以經(jīng)義取代詩賦，宋代科舉首次面對一個大的斷裂，幾年間引起了朝臣對科舉科目的激烈爭論，在思想上震動不小。詩賦與詞學原本出于同一機理，熙寧間詩賦既罷，對詞學最大的影響是，它突然中斷了詞臣的輸出渠道，相關(guān)人才供給的特殊性被忽視了。從熙寧變更科場到紹圣初設詞科，中間尚有二十余年時間，其間相關(guān)人才的斷供，使得朝廷侍從文人的水平幾乎達到了某種窘迫的境地，這在北宋后期尚有若干次討論。這屬于制度變更直接導致的對文學的干擾，在這種情境下，詞科的設置成為一種歷史的必然。

北宋詞科，從紹圣二年（1095）初次取士到徽宗宣和六年（1124）最后一次取士，首尾30年，總共開考25次，共取66人，得人較為密集。與之相比，南宋詞科從高宗建炎二年（1128）到度宗咸淳十年（1274），首尾147年，總共開考52次，可考者43人，時段較北宋為長，取士卻見少，與北宋尚有差距。那么為何本書將文學時代的斷限限定為南宋，而不是兩宋，何以未將北宋后期納入研究中呢？對此，筆者主要是基于以下幾個層面的考慮：

首先，一個顯見的事實是，相比北宋，南宋文人或由詞科選為詞臣、掌內(nèi)外兩制，通過詞科致身通顯的現(xiàn)象更為常見。四庫館臣對此已有所揭橥：“南宋一代通儒碩學多由是（按：指詞科）出，最號得人?！?span >[19]詞科從設置后年年取士，從徽宗宣和六年開始，改為三年一次附省試，南宋恢復科目后，幾十年間制度不再改變。從每年考試發(fā)展到三年一試，考試的間隔期拉長，試人也未見增多。但南宋詞科得人之盛與影響之廣，是北宋不能比擬的。南宋詞科出身的士人，可舉出“三洪”（洪適、洪遵、洪邁）、湯思退、周麟之、周必大、唐仲友、湯邦彥、倪思、真德秀、王應麟等南宋政教、文化界的著名人物。文天祥《跋王元高詞科擬稿》一文稱：“我朝言治者曰慶歷、元祐、乾淳，厥亦惟歐陽子、蘇公兄弟、周益國、三洪氏以其宗工大手，掌朝廷文字，以為繅籍粉澤，功光當時，垂休無窮，豈曰小補之哉？”[20]在宋末人眼中，“三洪”、周必大等作為南宋文學大手筆的代表，足與北宋文學大家相抗衡。他們都是詞科出身，對南宋文壇的走勢無疑頗有影響。

詞科得人，還可以與制舉進行比較。制科在北宋也是較具影響的科目，南宋詞科與之相比，得人情況有什么共同點與不同點呢？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分別對“制科宰執(zhí)數(shù)”與“詞科宰執(zhí)數(shù)”作了統(tǒng)計。首先看制科：

國朝制策登科四十人，至宰相者一人而已：富文忠（弼）。執(zhí)政者九人：夏文莊（竦）、吳正肅（育）、張文定（方平）、田宣簡（況）、吳文肅（奎）、邵安簡（亢）、蘇文定（轍）、李黃門（清臣）、范榮公（百祿）。

此一記錄與“詞科宰執(zhí)數(shù)”相對照，可以看出差別：

自紹圣乙亥（按：紹圣二年，1095）至紹熙癸丑（按：紹熙四年，1193），以宏詞中選者凡七十二人。其后至宰執(zhí)者十一人：孫忠定（傅）、滕樞密（康）、盧左丞（益）、張文靖（守）、范參政（同）、秦忠獻（檜）、周樞密（麟之）、洪文惠（適）、洪文安（遵）、湯慶公（思退）、周益公（必大）。入翰苑者二十一人：吳龍學（幵）、盧左丞（益）、孫尚書（覿）、張文靖（守）、滕樞密（康）、胡尚書（交修）、范參政（同）、劉侍郎（才邵）、王端明、湯丞相（思退）、周樞密（麟之）、洪丞相（適）、洪樞密（遵）、洪內(nèi)翰（邁）、莫直院（濟）、周丞相（必大）、趙舍人（彥中）、李尚書（）、陳侍郎（峴）、陳內(nèi)翰（宗召）。[21]

由以上材料可知，以詞科中等、此后經(jīng)由館閣翰苑擔任宰執(zhí)者，在宋代特別是南宋，業(yè)已成為一條較為直接的晉升之階。[22]李心傳所舉百年間詞科中選者，擔任宰執(zhí)與入職翰苑的除去重復者，共有22人，其中北宋詞科10人，南宋12人，似乎人數(shù)上差不多，但李心傳的統(tǒng)計中，南宋入翰苑者還遺漏了傅伯壽、倪思，而且也僅至紹熙年間。若考慮到北宋的10人是從66人中選出的，南宋的12人是從43人中選出的，則南宋詞科得人標準還是略優(yōu)厚些。魏了翁稱：“自紹圣立宏博科，汔于淳熙之季，所得不下七十人，而至宰執(zhí)、至翰苑者僅三十人?！?span >[23]魏氏說法近于李心傳，似乎跟四庫館臣的說法有差異。但在當時人的印象中，南宋詞科較北宋為繁榮。南北宋詞科出身的士人，在升擢方面有也區(qū)別，有一條材料可說明南宋人對北宋詞科人士升擢的觀感。南宋人熊克稱：

竊以元豐外制之職，仍歸舍人；紹圣宏詞之科，以待文士。然而居是職者，未必擢于辭級；登是科者，或不升于制垣。邈前后以相望，曠古今而一遇。[24]

熊克并不認為北宋詞科有其特殊性，自然是為了突出紹興十二年與十五年“三洪”入等詞科的榮耀為前代所無，但也揭示出，從紹興年間重開此科始，詞科很快成為一時之盛，與北宋后期此科的寂寂無聞已經(jīng)形成一些對照了。

其次，從駢文的繁榮程度看，南宋的駢文比北宋發(fā)展得更為興盛，其中自然有著諸多因素，但詞科對此的貢獻也不能小覷。北宋的詞科畢竟是到了后期才設立的，此科設立三十多年后北宋就滅亡了，北宋末期詞科人士的文學活動一直延續(xù)到南宋前期。徽宗時期詞科入等的文人如孫近（崇寧五年詞科入等）、滕康、盧益（政和二年入等）、孫覿（政和四年入等）、胡交修（政和五年入等）、李正民（政和七年入等）、李長民（宣和元年入等）、劉才邵（宣和二年入等），這些人在南宋前期依然活躍，對南渡以后的政局或文壇發(fā)揮著影響。其中多人還位至宰執(zhí)、侍從，如盧益在高宗即位后官至同簽書樞密院事，滕康在紹興初官至簽書樞密院事（卒于紹興二年），胡交修被召為兵部尚書、翰林學士（卒于紹興十二年），張守紹興間曾拜參知政事（卒于紹興十五年），李正民紹興間官中書舍人、吏禮二部侍郎（卒于紹興二十一年），李長民則卒于隆興元年，劉才邵官至吏部尚書（卒于紹興二十八年）。更遠者甚至有哲宗時期詞科入等的葛勝仲（元符三年入等，卒于紹興十四年），這些文人在高宗前期政壇上仍然發(fā)揮著影響，像秦檜和范同之流，在南宋前期的政治勢力之大就更不用提了。孫覿在南渡之后雖然多數(shù)時間偏居鄉(xiāng)里，但他享以高壽，至乾道五年（1169）方卒，在南宋前中期的文壇尤其是駢文寫作上多有建樹，是南宋前期的四六大家。以上列舉的這些士人，雖然是北宋詞科出身，但因為北宋很快覆滅，并未充分施展其才能，倒是主要在南宋前期的政壇、文壇上發(fā)揮影響，他們在文學上的成熟期也大多集中在其人生的中后期。因此將詞科對文學的影響范圍這一時間段限于南宋，并不是只論南宋詞科，或者只論某一階段。就文學影響這一整體層面看，將標題標為南宋更有集中性，也可借此考察南北宋同一科目在不同時期的影響。

除顯見的詞科入等士人之外，南宋還有一部分文臣與詞科亦關(guān)系密切，他們大多曾經(jīng)應試或準備過詞科。學界往往就詞科論詞科，對這些詞科的外圍人士很少討論。比如紹興八年投匭上書、反對秦檜和議的王之道，孝宗朝官至吏部尚書的韓元吉、漳州知府傅自得，永嘉學派代表薛季宣，寧宗朝翰林權(quán)直徐鳳，理宗朝翰林學士、知制誥程珌、洪咨夔，兵部尚書、中書舍人許應龍，四六大家李劉等等，他們均應試過或準備過詞科。其中，確實有詞科經(jīng)歷的有傅自得、韓元吉、洪咨夔和徐鳳這幾人。傅自得（1116～1183），字安道，孟州濟源（今河南濟源）人，傅察子，紹興年間曾三試詞科，遭秦檜所阻，未中，平生與朱熹相友善。[25]韓元吉（1118～1187），字無咎，號南澗，開封（今屬河南）人，紹興二十七年與周必大一起應試詞科，朝廷初欲取二人，商議后只取了周必大一人，[26]韓元吉落選。雖未試中，但我們卻不能忽略韓元吉的這一詞學背景。韓元吉后在孝宗朝官至吏部尚書，黃昇稱其“文獻、政事、文學為一代冠冕”。[27]洪咨夔（1176～1236），字舜俞，號平齋，臨安府於潛（今浙江臨安）人，嘉泰二年舉進士，嘉定年間舉博學宏詞科，有司奇其文，因時相史彌遠嫌惡此科而報罷。[28]后在理宗朝任職兩制。徐鳳（1177～1224），字子儀，浦城（今屬福建）人。慶元二年進士。從開禧元年（1205）到嘉定七年（1214），曾多次應考博學宏詞科，后在朝任翰林權(quán)直。另外，南宋一些知名士人雖未應試，也曾備考詞科。如王之道（1093～1169），南渡之后以直臣之聲著名，集中現(xiàn)存詞科擬作多篇。習以詞科的還有薛季宣（1134～1173），為永嘉學派大家，集中也有擬詞科文章多篇，雖未有明確應試記錄，但應對此科有所留意。永嘉派與科舉關(guān)系密切，薛季宣對詞學的關(guān)注，以往也較少述及。永嘉學派重制度之學，對詞科的知識結(jié)構(gòu)應不陌生，大概他們介入科舉的實際情況較我們想象的更為復雜。再如程珌（1164～1242），曾打算在嘉泰元年（1201）應博學宏詞科，[29]后雖未應試，但也習過此科。又如擅長四六的李劉（1175～1245），于嘉定元年（1208）進士及第后，即欲應宏詞科，并向真德秀請教。[30]這些文人雖未有明確的應試記錄，但他們在早年均曾關(guān)注并研習詞學，算是詞科的外圍人士。理學與詞學本為對立，但不少理學人士與詞科也有關(guān)聯(lián)。除薛季宣外，朱熹友人劉清之（1134～1190）早年習詞科，見朱熹后受其影響才改學理學；楊萬里（1127～1206）也少習詞科，后來又發(fā)出類似韓愈的俳優(yōu)之嘆，在張栻引導下改習理學。[31]再如王铚父、王明清祖父王莘，亦曾習詞科，并向宋惠直傳授詞學。[32]王铚記問該洽，他所撰寫的《四六話》是兩宋最早的四六專書，這應與他背后的家族詞學有直接關(guān)系。理宗朝詞臣許應龍（1168～1248），嘉定年間亦習詞科。[33]這些早年間曾應試或準備過詞科的士人，雖然有些人在問學過程中發(fā)生了轉(zhuǎn)向，但他們中間不少人在南宋文壇上發(fā)揮影響，擔任詞臣者也不在少數(shù)，其所業(yè)所習也影響到他們后來在詞臣時期的應用文寫作，故其早年的詞學經(jīng)歷也成為一股潛在的對南宋詞學與詞臣文化的推動力量。欲分析其應用型寫作的文風，全面考察其以往的場屋經(jīng)歷也不失其必要性，故而他們也應進入本書的研究視野。

如果我們將眼光投至詞科士人的群體關(guān)系，那么首先呈現(xiàn)的一個易見的事實是，在應試詞科的過程中，出現(xiàn)了若干文學家族聯(lián)轡并馳的情形。兩宋詞科家族較為繁盛，包括鄱陽“三洪”（洪適、洪遵、洪邁），滁州吳幵、吳茲兄弟，揚州的李正民、李長民兄弟，無錫的袁植、袁正功兄弟，應天的滕庾、滕康兄弟，歸安的莫濟、莫沖兄弟，鄞縣的王應麟、王應鳳兄弟等等。福清的陳宗召與其二子陳貴謙、陳貴誼同中詞科，更屬于父子兄弟聯(lián)科的情況。實際上如果全面考察詞科士人的群體關(guān)系，這一范圍可能會更大。例如王應麟、王應鳳的父親王也曾習此科目，傅伯壽之父傅自得也曾試過詞科。雖未父子聯(lián)中，但實際上其實也類似陳宗召父子的家族詞學現(xiàn)象。宋代文學家族有詩禮傳家的傳統(tǒng)，除了進士科外，同一家族成員延踵蹈習某一科目，并以此現(xiàn)象相推尚，在宋代文學史上是不多見的。對詞學家族涌現(xiàn)的現(xiàn)象，學界目前尚乏關(guān)注。袁說友謂紹興府在高宗、孝宗時期，“其連取詞科，伯仲聯(lián)第者又間見層出，人物之茂，實為衣冠盛世”，[34]則又涉及南宋的地域文化問題。南宋詞學家族的凸顯還有一個潛在的原因是南宋博學宏詞科進一步放寬限制允許任子應試，陳巖肖、王、洪適、洪遵、洪邁、湯思退、湯邦彥、李、陳峴、陳貴謙等人皆是以任子中科。他們出身于官僚家庭，聚書而觀對他們來說不是難事，本身既有文化資源上的優(yōu)勢，無疑較寒素文人更易試中此科。任子的中科客觀上也增加了南宋家族文學的繁榮詞科出身的文人在潤色王言之余，也進行著一些其他的臺閣文學活動，例如作應制詩、獻賦等。哲宗元符改元，劉弇進《南郊大禮賦》，“君相動色，以為相如、子云復出，即除秘書省正字，稍遷著作佐郎，骎骎向用矣。高麗傳誦其文”。[35]徽宗時，李長民繼周邦彥《汴都賦》之后，擬《廣汴都賦》，摹仿漢大賦寫法，鋪陳時代名物。高宗、孝宗時人唐仲友進《中興賦》，時人以為其序得《兩都賦》之意。[36]理宗端平時，洪咨夔進《緝熙箴》，亦為時人所稱。北宋中詞科的石對此說得更露骨：“儻不為搢紳望《封禪書》，是必作《圣主得賢臣頌》?！?span >[37]箴、頌等文體本是詞科所習，詞科偏于潤色宏業(yè)的取士旨向與稱頌揚圣的主體風格，對習詞科者的應制詩賦的寫作，同樣有所助益。

詞科制度對文學還具備的一層潛在影響是，宋代貢舉考官多由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知制誥等文學侍從擔任，詞科入等者在入朝之后多擔任此類職務，故也多參與貢舉，對時文風氣起到主導性的影響。北宋時期，徽宗崇寧二年至政和六年（1116），十四年間，慕容彥逢五知貢舉；[38]宣和二年（1120），禮部尚書王孝迪知貢舉。南宋時期，高宗紹興二十四年，權(quán)禮部侍郎湯思退同知貢舉；孝宗隆興元年（1163），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洪遵知貢舉；乾道八年（1172），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王知貢舉；淳熙十四年（1187），洪邁以翰林學士、知制誥知貢舉；寧宗慶元二年（1196），倪思以吏部侍郎同知貢舉，到了嘉定元年（1208），再以兵部尚書同知貢舉，嘉定十六年，程珌以吏部侍郎知貢舉；理宗紹定五年（1232），陳貴誼以禮部尚書知貢舉，端平二年（1235），翰林學士、知制誥真德秀與中書舍人、權(quán)吏部侍郎洪咨夔同知貢舉，嘉熙二年，權(quán)兵部尚書兼直學士院許應龍同知貢舉。眾所周知，北宋嘉祐二年（1057），歐陽修知貢舉，痛罷太學體，時風為之一變。南宋中后期，雖然科舉風氣一度衰落，[39]但詞科出身的士人掌貢舉，也或多或少地對時風有所扭轉(zhuǎn)。時或有所建言，如政和四年，葛勝仲擢國子司業(yè)，“時興學久，成均之士為文，轉(zhuǎn)相模仿，率一律。公恐其漸入卑陋，每考試，必取卓然不群者，置之上列，文格翕然大變”。[40]李于淳熙八年十二月上書孝宗，請革科舉取士之弊，求取體制渾厚、辭章典雅之人，勿取浮靡輕弱、空疏泛濫者；[41]淳熙十二年二月再次上奏，言取士勿以記誦為先。[42]淳熙十二年十月，倪思上奏指出科場輕于史學，批評士子之史論亦只取漢唐，視野不夠宏闊，乞從雜史中出題，并多試以論策。[43]這種對博古通今之人才的需求，也是詞學眼光的體現(xiàn)。淳熙十四年二月，洪邁等奏言舉子程文有支離、怪僻的傾向，“乞以此章下國子監(jiān)及諸州學官，揭示士人，使之自今以往一洗前弊，專讀經(jīng)書、史、子，三場之文，各遵體格”。[44]諸如此類的言論對當時的科舉大概也會產(chǎn)生一些影響。另外他們還多參與新的詞科選拔。像紹興十二年，劉才邵參與博學宏詞科參校；[45]紹興三十年，洪邁任省試參詳官，受主司委托，出詞科題。[46]這些現(xiàn)象與言論表明，詞科人士在左右文壇之時，有時還通過執(zhí)掌貢舉之職主持科舉考試，偶爾能對南宋中后期科舉的不良風習進行規(guī)導和糾正。這些也構(gòu)成了科舉→兩制→科舉→文學的循環(huán)，屬于詞科在培養(yǎng)應用寫作人才之外，對時風與文壇產(chǎn)生的外圍影響。

科舉作為一種掄材制度，與文學發(fā)生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雖然這種關(guān)系往往化之于無形，但就呈現(xiàn)的部分來看，足以引發(fā)我們的關(guān)注。宋代社會中，科舉是文人立身之階，一代之考試制度往往會讓舉子望風景從，帶來士風、文風上的丕變?？婆e對文學的影響往往及時而迅猛，在文學體類的更改與寫作風氣的矯正上，均有迅速體現(xiàn)，北宋后半葉科場幾乎成為王安石新學的天下，就是典型表征。新學對舉子的學術(shù)塑造，至南宋仍不可磨滅。當然，文學畢竟是精神世界的產(chǎn)物，文學風貌的形成往往是復雜的，在制度之外，還包括文學與社會、家族、黨爭、政治力量、學術(shù)等等諸種因素的纏繞與互動。哪些因素是直接的，哪些是間接的，哪些是單向的，哪些是雙向的，則是應細細考察并予以揭示的。例如，學界關(guān)于唐代科舉與唐詩繁榮之間的關(guān)系，就引發(fā)過一些具有啟發(fā)性的討論。究竟是進士考試中的詩賦考試造成了唐詩的繁榮，還是詩賦的繁榮反過來影響了科舉，相互之間的關(guān)系考證不僅需要推理與判斷，也需要細密的實證研究作為基礎(chǔ)。[47]這種逆向思維，也提醒我們須重新看待制度與文學的種種曖昧不明之處，是否可以繼續(xù)追問，某種制度對文學的影響是單向還是雙向的，在看似如此的情況下是否存在另一種可能。具體到詞科，它本身屬于一項目標明確的以培養(yǎng)文學之才為主的制度，“宋代詞科，專門以培養(yǎng)四六詞臣為目標，可謂前無其例，后無其繼”。[48]這一目的比常舉與制舉都似更明確。那么，是先有詞科，進而影響四六之藝，還是先有對四六、雜文寫作的需求，再有詞科？我們的判斷大致是，詞科的設置既是出于現(xiàn)實政治功能的需求，而因其對于詞學的注重，在同樣注重藻采的四六文領(lǐng)域中開拓了新的層面。圍繞詞科的設置與科場背后的關(guān)系、詞科與文學的互動等層面，有許多值得研究與討論的地方。相關(guān)問題的考索可以成為制度與文學研究的一個視角，關(guān)于詞科與南宋文學關(guān)系之研究，更可視作宋代制度與文學的一個典型案例來看待。

一、研究現(xiàn)狀

現(xiàn)代以降關(guān)于兩宋詞科的研究，筆者見及最早的相關(guān)考述是聶崇岐發(fā)表于1939年的《宋詞科考》一文。[49]這篇文章首次詳細考證了宋代詞科的沿革、應試之資格及手續(xù)、考試之門類以及登科官職錄，整理出一份詳細的宋代詞科人士名錄，對宋代詞科的研究有開創(chuàng)之功，內(nèi)容較為全面、完整，至今仍有很高的學術(shù)價值。民國時期，沈兼士《中國考試制度史》在第六章“宋代的考試制度”中也簡單介紹了博學宏詞科，將其列入“兩宋時期與制舉類似的科名與考試”一類，作了簡略說明。[50]其后，詞科研究經(jīng)過了長時期的沉寂。1986年，林瑞翰在臺灣發(fā)表《宋代詞科考》，[51]主要從制度的角度梳理了宋代詞科的演變。20世紀90年代，楊旭輝《宋代秘書制度述略》一文在論述宋代秘書選拔部分時提到詞科。[52]近些年來，隨著宋代制度研究的深入，一些關(guān)于宋代典章、科舉、官員選任方面的專著對宋代詞科有所涉及。如黃留珠《中國古代選官制度述略》[53]、苗書梅《宋代官員選任和管理制度》[54]、張希清《中國科舉制度通史》（宋代卷）[55]、張希清等《宋朝典章制度》[56]、漆俠主編《遼宋西夏金代通史》（典章制度卷）[57]等書，對宋代詞科均有論及，尤其是張希清的《中國科舉制度通史》一書，對宋代詞科的設置情況疏理得尤為清楚。文學研究方面，祝尚書的《宋代科舉與文學考論》《宋代科舉與文學》等書也分出章節(jié)專論詞科制度，對詞科設置的歷史背景、科名變遷等加以考述，其《宋代詞科制度考論》[58]一文，對詞科科名變遷、程式格法、盛衰等作了考證，將其源流變化論述得較為清楚。另如錢茂偉結(jié)合王應麟《玉?！返木幾耄懻撎扑卧~科的設置與演變，[59]等等。

學界對詞科與宋四六關(guān)系的探討，較早的有劉麟生出版于1937年的《中國駢文史》。劉麟生在該書中指出宋代博學宏詞科所試有十二種文體，從中既可見四六發(fā)展之盛、應用之廣，亦可見四六之弊的由來。[60]不過他未針對詞科與四六的關(guān)系展開論述。聶崇岐發(fā)表于1939年的《宋詞科考》一文，最后指出“詞科試格，側(cè)重四六”“用致北門西掖之選，半屬雕辭琢句之徒”，[61]對詞科的負面效應有較為精當?shù)母爬āＷＩ袝摹端未婆e與文學考論》《宋代科舉與文學》也指出了詞科與南宋駢文繁榮的關(guān)系。當代的一些文學史著作在論及詞科與南宋文學的關(guān)系也有所提及，如傅璇琮、蔣寅主編的《中國古代文學通論》宋代卷第五章“宋代文學與科舉”的第五節(jié)以“詞科的設立與南宋文學”為標題，[62]簡要介紹了詞科的設置及其與南宋文風再度昌盛之間的影響。

至于詞科專論文章，除前面已提到的幾篇外，近年來的代表論文還包括：徐紅、郭應彪《宋代詞科中選者考論》，[63]將宋代詞科年代不詳之中選者14人列出簡表；曹麗萍的《南宋詞科對南宋駢文發(fā)展的影響》，[64]將研究視域集中在南宋詞科與駢文的關(guān)系上，提出詞科對南宋駢文的影響甚至超過了詩賦取士對唐詩的影響這一重要論點。另外，曹麗萍的博士論文《南宋四六文研究》，[65]其中的章節(jié)也涉及詞科對南宋四六文的影響。此外，還出現(xiàn)了一些與詞科有密切關(guān)系的專題考述。錢志熙《唐宋“詞學”考論》[66]一文，以曲子詞之外的另一種“辭章之學”作為研究對象，詳細論述“詞學”源流與內(nèi)涵的演變，其中談到了唐宋時代博學宏詞科的設置情況，指出到了南宋，“詞學”成為博學宏詞科的專名。王水照《王應麟的“詞科”情結(jié)與＜辭學指南＞的雙重意義》一文，[67]也指出詞科出身的四六名家對南宋駢體文發(fā)揮了舉足輕重的影響。

大多數(shù)涉及詞科的專著或論文，往往偏重于詞科制度本身的研究，述及詞科與文學的關(guān)系時，一般統(tǒng)稱詞科促進了南宋駢文的繁榮等等。但詞科究竟如何促進了南宋駢文的繁榮，詞科在哪些方面與文學有直接的關(guān)系，相關(guān)深度論述還顯得缺乏。而且目前為止，還未有一部關(guān)于宋代詞科與文學的專題論著，這是與宋代詞科的重要性不相稱的。與“詞科”有著緊密關(guān)聯(lián)的還有“詞學”這一概念。與南宋文學的豐富性相比，從“詞科”“詞學”角度的挖掘，目前也未引起足夠關(guān)注；詞科以及“詞學”的概念指稱以及反映出的南宋人的詞學觀，其在文學活動中的具體影響與文學風向轉(zhuǎn)變的內(nèi)在脈絡究竟是怎樣的，這方面還存在著很大的研究空間。以下我們先從幾個概念的歷史演變?nèi)胧?，以此引入詞科研究。

二、詞學、詞人、詞臣等相關(guān)概念的梳理

詞科首先是一種考試制度，與宋代的政治文化有密切關(guān)聯(lián)。不同時期，詞科固有不同名稱，包括“宏詞”“詞學兼茂”“博學宏詞”“詞學”等，不論如何組織其名，“詞”一直居于核心地位。宋人緣何因“詞”而設“科”，抑或為設“科”而求“詞”？有形的制度史只是淺表，其中涵蓋的問題不是僅僅靠制度史就能夠解釋的。在著手研究作為制度的詞科之前，筆者想先引入詞學、詞人等一些相關(guān)概念，作一些初步的文化史學的辨析。

宋代以及以后的“詞學”，固然可以指我們耳熟能詳?shù)那釉~，但唐宋人經(jīng)常提及的“詞學”（或“辭學”），實際上是指與應用文體相關(guān)的鋪采摛文之學。到了宋代，“詞學”在此前的基礎(chǔ)上，更與具體科目也就是詞科產(chǎn)生關(guān)聯(lián)，促使“詞學”的含義在前代的基礎(chǔ)上有所延伸?！霸~學”一詞由唐至宋的演變，頗有探討的價值，但學界目前對此還鮮有關(guān)注，筆者僅見到錢志熙先生的相關(guān)考論。[68]

梳理“詞學”這一名稱的源頭，則可以發(fā)現(xiàn)，詞學基本上是從六朝以降注重文辭的寫作傳統(tǒng)而來的，這個寫作傳統(tǒng)是以摛文繪藻的辭章之學為核心的。錢志熙先生《唐宋“詞學”考論》一文，首次對“詞學”一詞作了詳細考證，指出“詞學”一詞實自唐初開始流行，“唐代詞學一詞的發(fā)生，與六朝以來統(tǒng)治者重視辭章之學、朝廷文學侍從制度的日趨完善，以及科舉、制舉的重視文辭藝術(shù)的風氣都有密切的關(guān)系”，“詞學一詞所包含的文學觀，是明顯地延續(xù)以屬詞比事為核心的六朝文學傳統(tǒng)，而其在文體方面，又是側(cè)重于駢儷辭章與官方的純雜文體”，指出“詞學”一詞在發(fā)展過程中逐漸官學化，這些理論上的梳理已經(jīng)使詞學的面貌較為明晰了。

詞學之所以走上官學化，與南北朝至唐代的官方文化制度的保障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

具體說來，詞學興起的關(guān)節(jié)點在于南北朝至隋唐。葉適在《習學記言序目》中總結(jié)說：“自北齊至隋，詞學匯興。太宗又置文學館，收拾時彥。名章俊筆，相繼而起。”[69]清代的孫梅也指出：“自陳、隋以訖唐初，詞學大興?！?span >[70]這里葉適與孫梅二人所指出的詞學興起的時間段基本一致，也就是從北齊（南朝為陳）至唐代。此一時期又可分為兩個階段：從北齊（南朝為陳）至隋，這是詞學興起的第一階段。這一期間，北齊立有文林館，用以征文學之士；隋代也設有文林郎。從隋至初唐，是詞學興盛的第二階段。在此期間，唐太宗設立文學館，匯集四方之士，掌管文史撰制之職。這些以宮廷撰制為固定職業(yè)的文人，熟悉文史、典章、制度、禮儀等等，以備翰苑掖垣寫作的儲備與調(diào)用。類似官方行為促進了詞學的興盛。

以官方撰述為中心，自唐代開始，詞學概念的沿用已經(jīng)使這一稱指的主體，傾向于專指那些擅長文字技藝、富有才情的人士，他們所擅長的，不僅包括應用文，也包括了詩賦等純文學方面的寫作技藝，可以說是一種綜合的廣義的文學。這種對能文的形容較多地出現(xiàn)在盛唐以后的朝廷制誥中。例如盛唐時期，蘇颋所草《授賀知章起居郎制》稱賀知章“業(yè)優(yōu)詞學，時重才行”，[71]《授于光庭聞喜縣令制》一文稱美于光庭“早聞詩禮，兼著詞學”；[72]孫逖《授崔翹等諸州刺史制》也有“詞學為門，貞廉作吏”[73]之類的評價，這些例子里的“詞學”既與學行、教養(yǎng)密切相關(guān)，也大多偏向于對文士所作文章富于藻采的形容。至于其指稱對象，則包括了擅長不同文學體式的文人，其中有以詩歌擅場者，也有以擬作詔書公牘等文章著稱者，其共同特點是能文。對他們則冠以各類修飾語，如“詞學富贍”“詞學精敏”“詞學清贍”等——大多稱贊某某文人對文體的精熟、文思上的敏捷與文本在內(nèi)容與形式上體現(xiàn)出的博贍淵雅等特征。這種特征與六朝時期聲律、對偶之文初盛時的屬辭比事、詞采紛繁之作相比，因為有帝國文化的熏陶與儒學等其他門類的輔助（包括唐代對文儒的重視等），更顯得“文質(zhì)彬彬”，[74]其體現(xiàn)之一就是唐代的“大手筆”之稱。[75]“大手筆”的稱謂包含了唐人對潤色宏業(yè)、對風骨與剛健之美的推崇。雖然中唐以后唐帝國經(jīng)歷了政治上的衰落，但對大手筆及其背后代表的詞臣文化的推崇是有增無減的，而且在幾個世紀間都有穩(wěn)定發(fā)展的趨向。[76]

除了用作對文學才能的形容以外，唐代還出現(xiàn)一種情況，就是將“詞學”與官方、官學相關(guān)聯(lián)，甚至成為官職的名稱。《舊唐書·職官志》敘及唐初翰林院待詔中也有“詞學”一職：

翰林院。天子在大明宮，其院在右銀臺門內(nèi)。在興慶宮，院在金明門內(nèi)。若在西內(nèi)，院在顯福門。若在東都、華清宮，皆有待詔之所。其待詔者，有詞學、經(jīng)術(shù)、合練、僧道、卜祝、術(shù)藝、書奕，各別院以廩之，日晚而退。其所重者詞學。武德、貞觀時，有溫大雅、魏徵、李百藥、岑文本、許敬宗、褚遂良。永徽后，有許敬宗、上官儀，皆召入禁中驅(qū)使，未有名目。乾封中，劉懿之、劉祎之兄弟、周思茂、元萬頃、范履冰，皆以文詞召入待詔，常于北門候進止，時號北門學士。[77]

這里的“詞學”是一個官職名稱，勝任此官職之文人的特點，與以上我們分析過的“詞學”的含義應是重合的，這也強化了“詞學”一詞的官方印跡。

古代“學”包括儒學、文學等，多指某一門類的學問?！霸~學”從起源上講，屬于廣義的文學的一個分支。從陳、隋到初唐這幾百年，詞學與文學在概念使用上基本保持著同步。在唐代，“詞”與“學”的連用一般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從其本義來說，屬于重詞之學，也即近于“文學”之義；另一種則是“詞”與“學”并指。并指的情況還可以從“詞”與“學”并用的例子看出來，如李嶠《授張沛司膳少卿制》：“新除齊州刺史張沛，禮義高族，忠賢令緒，才優(yōu)識通，學敏詞贍。”[78]李虞仲《授學士路隋等中書舍人制》：“奧詞達學，偉望清規(guī)?！?span >[79]這些例子或是“X詞X學”，或是“學X詞X”，均將“詞”與“學”并提。注意到這種情況，便可理解“詞學”在不同語境下的指稱有些微的差異。關(guān)于儒學的發(fā)展脈絡，《舊唐書》中總結(jié)說：

古稱儒學家者流，本出于司徒之官，可以正君臣，明貴賤，美教化，移風俗，莫若于此焉。故前古哲王，咸用儒術(shù)之士，漢家宰相，無不精通一經(jīng)，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經(jīng)決定，由是人識禮教，理致升平。近代重文輕儒，或參以法律，儒道既喪，淳風大衰，故近理國多劣于前古。[80]

唐代雖朝廷內(nèi)外仍緣以儒術(shù)，但實際上重文輕儒。唐儒對儒家經(jīng)典的注解主要還是沿襲漢儒的傳注方式，并不像宋代那樣，從天理、性理、理氣、心性等等層面切入，進行宇宙觀與人道觀方面的哲學思考。

唐代詞學的興起離不開唐代重文的環(huán)境，突出的反映就是《文選》之學的興盛與經(jīng)術(shù)的相對衰落，這種經(jīng)術(shù)缺席而詩文大盛的局面，給唐代詞學的興起提供了充分的土壤。《文選》學在唐代出現(xiàn)了異乎尋常的興盛。“選學之名，昉于唐初。自曹秘書播斯蘭茝，李崇賢繡其帨鞶，津涂既辟，纘述日盛，門分類別，人各為書?！?span >[81]“曹秘書”指隋唐之際的曹憲，曹憲撰有《文選音義》，為當時所重。李崇賢即李善，注《文選》六十卷，大行于時。除此之外，唐代還有私家注《文選》者數(shù)家。《選》學之興盛可見一斑?！段倪x》之學與科舉之學密不可分，像杜甫詩云“熟讀文選理”（《宗武生日》），即是鼓勵子弟熟習《文選》，應對科舉。[82]《文選》學到了宋代，總體上不如唐代興盛。宋初文學仍沿五代之習，以對偶駢儷為勝，《文選》學仍然較為流行。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八中列舉宋初時為文喜用代字，乃是摭采自《文選》，[83]其實就說明了宋初以《文選》為矜式作文的現(xiàn)象。但后來的批評聲音也漸漸多了起來，宋初的文學風氣漸漸成為否定對象。仁宗以后儒學興盛，《選》學中的辭章之學相形消歇。在儒學的興起與文學風氣的轉(zhuǎn)變之外，《選》學的衰落，也有科舉改革方面施加的影響，即與熙寧變法有關(guān)?！拔?、豐之后，士以穿鑿談經(jīng)，而《選》學廢矣?！?span >[84]熙寧、元豐之后，新學大用于時，詩賦衰落，辭章之學研習的空間也更為狹窄?！段倪x》以選文之詞采絡繹著稱，研究《文選》即往往是沿襲六朝的文學風氣，體現(xiàn)出對辭章的偏嗜。而且宋人看《文選》，無論是內(nèi)容還是編寫體例，都有很多值得商議的地方。蘇軾就不喜《文選》，他認為《文選》編次無法，蕭統(tǒng)遺略陶淵明、疵議《閑情賦》之行為，“乃小兒強作解事者”；[85]葛立方也在《韻語陽秋》里批評《選》詩“駢句甚多”，認為“恐不足為后人之法也”。[86]這些或從理念或從形式上對《文選》進行批評。當然，《文選》之學雖然于宋衰落，但從宋初至宋末，還是有一些專書來討論《文選》的。但大體說來，選學在宋代還是不可避免地衰落了。

到了宋代，“詞學”一方面沿襲唐代以來的定義，另一方面，也由單純的辭章之學往前更進了一步，這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層面：

其一，詞學的含義與侍從之臣的關(guān)聯(lián)較唐代更為緊密。這從宋代“詞學”一詞多數(shù)的施用場合可以看出來。曾鞏《著作郎制》指出“麟臺著作之任，郎以詞學為之”，[87]陳應行《吟窗雜錄》稱張沆“少力學，攻詞學，兩為翰林學士”。[88]王禹偁也以“詞學敏瞻”著稱。[89]王庭珪《答楊廷秀》稱：“少年登科，未足為左右賀；一日相見，詞學驟長，語有驚人，茲可賀也?！?span >[90]這里的“詞學”還是指以屬文施藻見長的文學才能。以上這些用法與唐代并沒有太大差別，但在某些場合下，“詞學”一詞的使用發(fā)生了微妙的變化。如曾鞏《楊億傳》記載說：“真宗常謂王旦：‘億詞學無比，后學多所法則，如劉筠、宋綬、晏殊而下，比比相繼。’”[91]楊億是西昆體代表作家，以摛文繪藻的駢儷之文著稱。真宗特別指出楊億以其詞學被同時代人奉為圭臬，其后的劉筠、宋綬、晏殊等人均以楊億之詞學旨趣為宗尚。作為臺閣詩人的代表，其“詞學”之“詞”的體現(xiàn)有著特定的施用范圍。周必大《周漕頌德》云：“問學造圣人之旨，詞章為王度之華?！?span >[92]也是將詞章與絲綸之言結(jié)合起來，這種結(jié)合顯然是御前侍從文人理想的一種文學職能，與官方的翰苑掖垣文學有著更深層的聯(lián)系。以上所舉的例子中，與詞學才能相稱的職位基本均與館閣、御前文學之職有關(guān)。相比唐代，“詞學”作為廣義屬辭比事之學的一面更為專門化了。

其二，較之唐代，宋代“詞學”與儒學的關(guān)聯(lián)也更為緊密。南宋張擴在所草制文中稱沈介、洪適等“咸以時望，擢秀儒林，或中國家詞藝之科，或蘊父兄淵源之學，器識可以致遠，議論可以濟時”。[93]張擴說的詞藝之科也就是詞科，不僅其試重在詞藝，也重儒學。這就進一步脫離了唐代韓愈那種視詞科為俳優(yōu)的觀點，將之納入傳統(tǒng)的儒學中，使得對文章風華的倚重同樣成為儒者之事。《宋史·周必大傳》稱孝宗欲覓合適的詞臣，與周必大分行其職，故問周必大：“呂祖謙能文否？”周必大對曰：“祖謙涵養(yǎng)久，知典故，不但文字之工?！?span >[94]周必大與呂祖謙均由詞科入等，周欣賞呂的學養(yǎng)，認為呂的優(yōu)點還并不在于孝宗所看重的“能文”，而是以學養(yǎng)勝此任。這些都體現(xiàn)了宋代士大夫在考察詞臣等文職人選時，在詞臣的學養(yǎng)方面予以特別重視。重視學養(yǎng)與儒學本身的發(fā)展有密切關(guān)系，南宋士大夫經(jīng)歷靖康之變的震動之后，集中心智討論時政巨變與學術(shù)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就儒學本身的內(nèi)在路向而言，北宋以迄的儒學內(nèi)部已然孕育潛在的發(fā)展力量，在內(nèi)外概念、闡述方法、表現(xiàn)形式等方面都有所積累與演進，這也使南宋儒學在北宋儒學的基礎(chǔ)上進一步廣大、深微，向縱深方向發(fā)展。宋代本身既是儒學興盛時代，也是士族群體興盛的時代，總體說來，士大夫、儒者、詞人的諸多形象并不沖突。一般認為，詞科與理學相互捍格，互相爭搶陣地。但筆者通過詳細的考察，認為詞學人士中的許多人與理學都有深厚的關(guān)聯(lián)，詞學與理學也有深密的聯(lián)系。這在本書第七章還會重點談及。

自南北朝至唐代，歷代史書在論及“儒學”時往往強調(diào)“累世儒學”“世業(yè)儒學”等等，[95]這實際上反映了從南北朝至唐代，士族門閥觀念一直不曾消歇，所以才有累世夤緣為儒的現(xiàn)象。這種情況直至宋代，無門第的寒素文人通過科舉進入統(tǒng)治集團核心實現(xiàn)的情況下，才真正消失。宋代雖然也有累世業(yè)儒、篤禮博文的文學家族，但家族的第一代成員往往是寒素出身，其后人雖然也受恩蔭等例，但由恩蔭進入仕途之后，升擢有限。儒學家族進入上層政權(quán)的核心途徑，基本上還是依靠科舉考試來完成，實則士族門閥已經(jīng)失去了存在的土壤。

前面說到，唐代的儒學與家族、門閥有著很大聯(lián)系，而宋代的儒學除了家族傳承之外，師承關(guān)系也對儒學的興盛有很大的促進作用。汪藻總結(jié)說：

宋興八十余年，至慶歷、皇祐間，儒學無愧于古矣。當時學者，以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海陵胡先生為師。而先生之門為最盛，弟子各以其經(jīng)轉(zhuǎn)相傳授，常數(shù)百人。[96]

從北宋前期胡瑗、孫復、石介開門授學開始，習儒者轉(zhuǎn)益相師的情形層累不窮。全祖望所謂“慶歷之際，學統(tǒng)四起”，[97]學統(tǒng)興起意味著學術(shù)傳承的門徑已開，宋代這種以師承關(guān)系為主要紐帶的學術(shù)團體，性質(zhì)與東晉以來門閥世族集團的利益團體完全不同，它們催生了新儒學的生成，帶動整個思想學術(shù)界的重學養(yǎng)與思辨傾向。

至于“詞學”之“學”，究其淵源，在唐前與官方采取的重文措施有關(guān)；在對個人進行評述時，“學”又常常與學養(yǎng)、學思相結(jié)合。在宋代尊儒重學的思潮下，對“詞學”一詞的指稱，其背后的含義往往是既重“詞”又重“學”的。如陳襄論劉摯“性行端淳，詞學淵遠”，[98]已不單單指文辭；陳淵《辭免舉賢良狀》一文中也有明顯的用例，陳氏在文中稱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試之以六論，詞學俱優(yōu)”。[99]明確將“詞”與“學”并舉，也顯示出“詞學”在時人的心目中實際上包含了兩方面的內(nèi)容。北宋元符年間試中詞科的葛勝仲，在《謝試宏詞及三經(jīng)義入等啟》中形容詞科所得之人，“文列班、揚之伯仲”“學通游、夏之淵源”，[100]即指出詞科人士不但以鋪張揚厲之文為國家潤色宏業(yè)，而且以博學篤志的態(tài)度研習、傳播儒學經(jīng)典，這也體現(xiàn)出詞科所試的兩個層面——“詞”與“學”并重。

具體說來，這一變化可追溯至中唐時期。初盛唐儒學往往守在傳統(tǒng)儒學的界域里，以經(jīng)術(shù)為主，但到了中唐時期，開始示以新變。陸贄稱：“臣謬以儒學，選居翰林?！?span >[101]儒學在唐代主要還是作為一種學術(shù)傳統(tǒng)存在，將儒學直接與內(nèi)外兩制掛鉤的情況較少見。陸贄將儒學與詞學相聯(lián)結(jié)的說法，意味著儒學通過翰苑掖垣文學這一途徑，與王度之華發(fā)生了關(guān)聯(lián)。其后，元稹在一篇文章里，也點到了儒學與文章相聯(lián)結(jié)的可能性，并且涉及當時的世家大族：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太子少師鄭余慶，始以衣冠禮樂，行于山東。余力文章，遂成儒學。[102]

鄭氏之出身仍然不脫門閥世族的影響。須注意的是，元稹此文中提到的“余力”，指道德、德行之余力?！坝嗔ξ恼隆?，指的是以德行余力作文章，但何以“遂成儒學”離不了文章，仍是德行、文章并重的觀念。唐代人經(jīng)常將道德文章作為共同的追求并提。元稹這里將道德文章與儒學并稱，并且“余力文章”變成“儒學”的一個形成前提，表明文章并不僅僅是為詞人所擅，也可以成為儒者進取之階。當然，這里的文還是廣義的文，并不是僅指詩賦等狹義的文章概念。陸贄、元稹等對儒學一詞的用法表明，到了中唐時期，詞學與儒學并舉的現(xiàn)象已出現(xiàn)較多，隨著韓愈等人對道統(tǒng)的重新提出、復古思潮的興起，儒學在士大夫與文人群體中的重視程度也與日俱增。儒學一詞的含義向宋代的轉(zhuǎn)化，中唐是一個重要時段。

到了宋代，“以經(jīng)術(shù)魁儒科，以詞章鳴海內(nèi)”，[103]這樣的提法就相當普遍了。儒學與詞學并行不悖。宋代儒學以理學為最顯著代表，從周濂溪、邵康節(jié)、張橫渠、程明道、程伊川以迄朱晦庵，一脈相承。當然，儒學的范圍要大于理學。錢穆將宋代儒學分為三個部分：“一曰政事治平之學，一曰經(jīng)史博古之學，一曰文章子集之學。宋儒為學，實乃兼經(jīng)史子集四部之學而并包為一。若衡量之以漢唐儒之舊繩尺，若不免于博雜。”[104]宋代儒學有較為寬泛的關(guān)注面，經(jīng)史之外，錢穆甚至認為其包括了“文章子集”之學，宋儒之包蘊廣闊可見一斑。儒學之“學”一般指儒家經(jīng)典，但其實宋人在論學時，還常常囊括釋、老、陰陽等內(nèi)容，多稱賞士人學術(shù)背景的多元與駁雜。夏竦以翰苑四六著名，《宋史》本傳說他“資性明敏，好學，自經(jīng)史、百家、陰陽、律歷，外至佛老之書，無不通曉。為文章，典雅藻麗”，[105]這種廣泛的、可隨時調(diào)用的知識儲備也是朝廷士大夫?qū)W養(yǎng)構(gòu)成的一部分。孫覿稱湯思退以“雅健之文”“淹貫之學”而掇詞科[106]，文不涉華，而偏于雅??；學既須廣，也須作貫通。兩者須互相磨礪，互為補充。唐代李邕所謂“或禮樂國工，或詞學時秀”，[107]經(jīng)綸國工與詞學之前還是可分離的，到了宋代則可納入同一個系統(tǒng)，這也是宋代詞學在內(nèi)涵方面的一個大的變革。

宋代“詞學”不僅在繼承唐代的基礎(chǔ)上有所發(fā)揚，“詞學”的內(nèi)涵在宋代還有一個大的轉(zhuǎn)變，就是與具體的科舉科目——詞科產(chǎn)生關(guān)聯(lián)。

隨著詞科的興盛，與官方制誥密切相關(guān)的詞學也成為一門顯學。開始出現(xiàn)較多的以“詞學”指代一整套詞科應試的特定內(nèi)容與文學樣式的情況，或者就直接用“詞學”指代詞科。這樣的用法，在南宋詞科人士的文章中多有所見。如洪適的《陳巖肖禮部員外郎制》一文稱：“太上皇帝取祖宗詞學之科，新其名，更其制，始許公卿大夫之世與登進士第者，角其藝而選之?！?span >[108]這里的“詞學之科”即指詞科。再如，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五收錄《西漢詔令》一書，曰：“吳郡林虙德祖編。……虙嘗試中詞學。”[109]也是用“詞學”來指代詞科?！霸囍性~學”也是宋代慣用的說法。南宋文人在試中詞科之后，依照慣例須寫謝啟，故而留下了一些內(nèi)容與意旨較為雷同的啟文。洪適、周必大試中詞科后寫有《謝試中詞學啟》，均以“詞學”指代“詞科”。又，周麟之《周必大試中詞學循一資制》亦云：“國家自紹圣以來設詞學一科，搜取異能之士，行之既久，所得為多?！?span >[110]同樣是以“詞學”代“詞科”。葉謙亨稱周必大為“甲科之選”“詞學之英”，[111]袁桷稱南宋后期江西學人陳萬里“壯歲，慨然慕詞學，故于章啟語尤精”，[112]這些“詞學”也都有確指。可見以“詞學”代替“詞科”的用法在南宋已經(jīng)相當普遍化了。詞科內(nèi)容取資較廣，需要舉子學以專門，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時間準備，在以“詞學”代“詞科”時，實際上說的是一種專門之學。

北宋的二程將當時學問分為三種：“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span >[113]從某種層面上說，清人提出的義理、考據(jù)、辭章正好與之對應：辭章即文章之學，考據(jù)即訓詁之學，義理即為儒者之學。在二程這樣的理學家看來，“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114]。而“詞學”的概念，與文章之學的概念部分重疊。詞科興起之后，常以“詞學”指代詞科之學，實際上詞科之學可以歸為注重詞采華美、應用性較強的那部分文章之學，屬于文章之學中與抒發(fā)內(nèi)心情感的類型較遠的一種類型。有學者認為，文章學在宋代出現(xiàn)了從以駢文為中心到以古文為中心的轉(zhuǎn)型。[115]這是基于宋代文學的大環(huán)境而言的。而公私應用文學方面，駢文這種文體仍然不可缺少。詞學雖然也包括古文，但它并不以古文為中心，而是出于修辭運用的需要，對駢文措意更多。司馬光稱自己“拙于文辭”“至于代言視草，最其所短”，[116]則對視草代言為己任的詞臣來說，關(guān)注重點仍是文辭，這種對文辭、修辭的倚重無疑是為官方應用文體服務的。

與“詞學”有關(guān)的“詞人”（“辭人”）概念，也有相應變化?！霸~人”即富有詞學之人，這一詞從漢代始即已出現(xiàn)，一般用來指代善搦藻翰的文人。從漢代到南朝，“詞人”概念具有穩(wěn)定、明確的內(nèi)容。揚雄將詞人與詩人對舉：“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薄胞愐砸奔创砹藭r人心目中詞人的特點，也即注重文詞典麗，缺點是不知涯度，暗含了時人的批評。詞人群體的興起是魏晉時期開始的，其背景在于文學地位的提高與文人文學創(chuàng)作的繁榮。司馬光說：“自魏晉以降，始貴文章而賤經(jīng)術(shù)，以詞人為英俊，以儒生為鄙樸?！?span >[117]將詞人的興起系在魏晉時期。劉禹錫《董氏武陵集紀》一文說：“自建安距永明以還，詞人比肩，唱和相發(fā)?！?span >[118]其中“詞人”一詞幾可概括魏晉、南朝以來大部分以文辭見長的文人。劉禹錫將“詞人”標志性出現(xiàn)的時間定在建安年間，在當時似乎是較為普遍的共識。顏真卿亦云：“彼建安詞人儻在，不得居其右矣。”[119]按照日本京都學派代表人物鈴木虎雄的說法，魏時期是中國文學的“自覺”時期，[120]建安以還的文人的群體涌現(xiàn)與文人詩歌內(nèi)在空間與力量的拓展，使詞人群體的特征更顯突出。南北朝至唐代的文學批評家并不可能站在20世紀文藝理論的創(chuàng)作主體的角度揭橥相應概念，但建安時代“詩賦欲麗”的觀念與詞人的蔚起乃是后代文學評論者的共識，“詞人”也已隱含有群體性的概念。

至于詞人的特征，也有一定的穩(wěn)定性。揚雄對詩人之賦與詞人之賦有所劃分；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有多處論及“辭人”，如“近代辭人，率好詭巧”（《定勢》），“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情采》），等等，“造情”“詭巧”之說都包含著明確的貶義，跟揚雄的說法一脈相承。《明詩》篇云：“至成帝品錄，三百余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标斯洹犊S讀書志》稱：“余嘗題其后曰：世之詞人刻意文藻。”[121]詞人的核心特征就在于注重辭藻、務華棄實。唐代的“詞人”概念延續(xù)南朝的相關(guān)概念。劉知幾在《史通·自敘》中稱：“詞人屬文，其體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異彩。”[122]著眼于詞人摛文繪藻的特點，他所說的“其體非一”，即是指這種擅弄藻彩的方式通過多種風格表現(xiàn)出來。劉知幾以史學家的眼光打量擅長妙筆文章的作家，認為詞人所修史書，“遠棄史、班，近宗徐、庾”，[123]不但以文勝質(zhì)，甚至文辭勝過史實，與漢代質(zhì)樸求真的史學越來越遠，幾乎陷于“輕薄”的境地，這是他所反對的。如用“文”“筆”或“詩”“筆”的概念來區(qū)分，那么唐人所說的“詞人”還是以“文”或是“詩”為主，如經(jīng)常說的“詞人墨客”，即是指易于感發(fā)情志，擅長詩文的文人，而非指以公私文翰、指陳時事之“筆”見長的士人。殷璠《河岳英靈集》提到陶翰時說：“歷代詞人詩、筆雙美者鮮矣。今陶生實謂兼之?！?span >[124]其潛在之意大概是說，詞人大體以“詩”擅場，而在“筆”方面所得較弱。這種評斷符合“詞人”一貫的使用方式。

宋人的“詞人”用法有沿有革。沿的方面體現(xiàn)在，他們基本肯定了詞人在“文”勝于“筆”方面的內(nèi)涵，用“詞人”指代“文人”。有時也會用“詞人”來指代依附于官方勢力的文人群體，如胡寅《和仲固春日村居即事十二絕》云：“試從大雅歌鶯谷，未羨詞人侈兔園。”[125]這里的“詞人”應是指西漢司馬相如、枚乘等附于權(quán)貴、以吟詠為職事的梁園賓客。當然，胡寅的用法并非特指，畢竟依附于貴族勢力的梁園賓客與之后出現(xiàn)的“詞臣”概念，兩者之間還是有著本質(zhì)的區(qū)別。在沿用傳統(tǒng)的詞人的用法之外，宋人文章中用“詞人”指代“詞臣”的現(xiàn)象較為普遍，這使得“詞人”一詞中包括的純粹的文才部分較唐代更為弱化，也更多地用來指涉專門草寫官方應用文學的文人群體。如真德秀稱：“某嘗竊論南渡以來詞人固多，其力量氣魄可與全盛時先賢并驅(qū)，惟鉅野李公漢老、龍溪汪公彥章及公三人而已?！?span >[126]真德秀將李邴、汪藻、樓鑰三人稱為南渡三詞人，此三人全部擔任過兩制之職。我們知道，宋代文學侍從一般稱詞臣，也即謂詞學之臣，主要指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等執(zhí)筆詞頭、代王者言的御前文人。真德秀直接以“詞人”替代“詞臣”，王應麟的《小學紺珠》也用此種說法，可見當時以“詞人”代“詞臣”已較為普遍。在這種語境下，“詞人”一詞剝離了它原有的以文采為主的含義，變?yōu)閷ｉT用來指稱特定的文學侍從群體。

與“詞學”的內(nèi)涵不斷發(fā)生演變不同，北宋前期開始，“詞臣”一詞的用法就已經(jīng)相當固定了。仁宗明言：“兩制詞臣，以文章為職業(yè)。”[127]即簡潔精練地概括了“詞臣”的身份與特征。編纂于宋初的《冊府元龜》設有“詞臣部”，在該部的總序中，論者梳理了先秦以來的“詞臣”概念的演變，其后所列舉的“詞臣”范圍自西漢至五代，實際上已經(jīng)勾勒了宋代館閣文人觀念中歷代詞學、詞人的承傳圖景。其中將詞臣分為“選任”“恩獎”以及“才敏”“器識”等幾個部分加以介紹評述，前兩者從制度選拔層面上討論，后兩者則代表了時人對詞臣所具有特質(zhì)的期望，包括文人所稱羨的煥然成章的文才以及在對政事的深度參與中體現(xiàn)的智慧與器識。在評論者潛在的觀念中，兩個方面缺一不可。當時對詞臣的期待并不僅僅集中于對其文章、器識的綜合考量，而是希望發(fā)揮其立朝之影響，成為一時代文學的中流砥柱。例如張守稱孫覿合文學、政治為一科，以文學之博古通今輔以政治之練達，堪為國用。[128]據(jù)《續(xù)資治通鑒長編》記載，大中祥符二年（1009）正月，御史中丞王嗣宗上奏西昆詩人所作《宣曲》一詩詞涉浮靡。真宗說：“詞臣，學者宗師也，安可不戒其流宕！”[129]于是下令頒布禁浮文詔。楊億等人在詩歌中寫前朝之事，露骨之內(nèi)容與浮艷之文辭均屬小道，不符合雅正之大義，這是君主難以容忍的。在最高統(tǒng)治者看來，詞臣雖然以文辭見長，但本質(zhì)上應為“學者宗師”，應是有學問根柢的文壇領(lǐng)袖式人物擔任，而非參與傳播浮靡之風氣?？梢妼υ~臣群體之于一時代之學術(shù)、文學的建立是有所期待的。羅從彥在靖康初撰寫的《遵堯錄》一書中，記載宋太祖召陶穀為學士事，末云：“卒使天子致禮于詞學之臣?！?span >[130]這種將君主對詞臣的優(yōu)待傳為美談的故事，在宋人筆記中常有見及。南渡之后，高宗、孝宗對待詞臣亦較為優(yōu)厚。洪箴在為張綱撰寫的《行狀》中說到南渡之初，“方多事時，書命填委，公（按：指張綱）灑翰泉涌，事辭俱稱，玉音稱獎，謂比年詞臣鮮能及之”。[131]高宗、孝宗對詔敕與詞臣人選頗為留意，高宗親自擢拔“三洪”，獎掖洪氏門風；孝宗在東宮時就已留意周必大文章，目其為未來詞臣人選。洪邁《容齋隨筆》中不僅頻繁使用“詞臣”一詞，還將其與“諫臣”等概念并立：“蔡君謨一帖云：‘襄昔之為諫臣，與今之為詞臣，一也?！?span >[132]兩者的分界在于，諫臣立朝以言，而詞臣則立朝以文。南宋時期，對詞臣“大手筆”的推崇依然有其歷史延續(xù)性。寧宗、理宗朝詞臣趙汝談卒后，劉后莊撰有挽詩云：“起掌端平制，蕭蕭素發(fā)新。更生宗室老，太白謫仙人。貴矣狨施馬，悲哉筆絕麟。誰為篆華表，題作宋詞臣?！保ā锻炷咸邻w尚書二首》其一）將趙汝談之文章作為時代之大手筆看待，這是自唐代燕許以下的臺閣文學所代表的正統(tǒng)文學觀念的延續(xù)。以上所舉諸例可見，從宋初至宋末，詞臣一詞的含義基本固定，指涉也很明確，雖然內(nèi)涵豐富，在不同時期、不同用法中指的側(cè)重點有可能不同，但其含意自始至終并未發(fā)生根本性的斷裂。與唐代一樣，宋人也重辭章之功。而這種辭章，往往以擔任朝廷兩制之職、代天子立言為最高理想。在宋人的言論中，隨處可見對文人身居代言之職的艷羨。南宋的王十朋稱美王剛中代言之文，將之與子產(chǎn)、陸贄并提：“至若子產(chǎn)以潤色有功而立鄭，宣公以代言振職而興唐，相業(yè)可嘉，起于辭令?！?span >[133]均是將文辭之稱職與否和帝業(yè)、相業(yè)之升沉榮辱結(jié)合起來。

天水一朝文治猬興，自上而下對詞臣的禮遇與看重也顯示出宋代崇儒右文的文化觀念。宋人視詞臣為清美之職。太宗對宰執(zhí)近臣說：“詞臣實神仙之職也。”[134]蔡寬夫《詩話》說：“玉堂尤天下文學之極選?！?span >[135]王珪《謝翰林學士承旨表》：“竊以極儒者之榮，獨高翰墨之選；鼓天下之動，莫如號令之孚。”[136]宋代是士大夫文化發(fā)揚最暢烈的時代。以當時人的眼光來看，擔任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等清要之職，不但在仕履上有進一步位登兩府的可能，僅是為天子立言，即可稱得上是“極選”了。這中間有著深厚的文化基礎(chǔ)與沉淀。與詞臣有關(guān)的“詞宗”，在宋代也更多地被賦予了學養(yǎng)的含義。

與“詞臣”相關(guān)的還有“詞掖”“詞場”“詞禁”等概念，名稱上與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所在的西掖、北門等地理位置相關(guān)。像洪適的《蔣芾起居郎制》曰：“吾方陟爾曲臺，置爾詞掖，而訓辭猶未出也?！?span >[137]又有《回秀州姚知郡啟》曰：“叨榮禁路，備數(shù)詞垣?！?span >[138]均是以詞人所在之機構(gòu)指代特定的職務。士人登詞科又有“上詞壇”一說。洪適詞《江城子》云：“當年提筆上詞壇。琢瑯玕。涌波瀾。晁、董聲名，一日滿人間?！边@里的“詞壇”乃是專指，與曲子詞并無關(guān)聯(lián)，是說他自己由詞科入等，甄為詞臣的這段經(jīng)歷，所謂聲名“一日滿人間”，顯示出在某種特定的環(huán)境里，詞臣容易站在一時代文風之矚目之位置。這是與其臺閣代言的特殊性密不可分的。“詞場”一詞含義較為豐富。史浩在《謝王承務惠詩啟》中云：“某人詞場老驥，文海修鯨?！?span >[139]這里“詞場”是與“文?！毕鄬Φ挠梅?，泛指文苑。而與詞科相關(guān)的詞場，則專門意指詞科。

另外，還有概念如“詞業(yè)”，意指辭章之技藝。其開始的用法即與侍從文學有著不解之緣。唐代李德裕在《與桂州鄭中丞書》中說：“小子詞業(yè)淺近，獲繼家聲。武宗一朝，冊命典誥，軍機羽檄，皆受命撰述。”[140]此處已將“詞業(yè)”與冊命典誥、軍機羽檄等掛鉤，并且包含了可以力學以致之含義。但這樣的說法仍然比較少見。到了南宋，詞科聲名卓著，一般說的詞業(yè)均與詞科有關(guān)。如《宋史·洪遵傳》載洪氏兄弟“父留沙漠，母亡。遵孺慕攀號。既葬，兄弟即僧舍肄詞業(yè)，夜枕不解衣”。[141]這里的“詞業(yè)”即指課試詞科之準備內(nèi)容，并不僅僅指代某類文體，而是直接與考試科目關(guān)聯(lián)。這也是相關(guān)概念的平移。

系統(tǒng)梳理詞學的脈絡之后，我們可發(fā)現(xiàn)，“詞學”一詞的內(nèi)涵，從六朝時的重在辭章之學，到專指以宏肆典麗為主要特征的官方應用文字，從唐代就已開始，到宋代則有更明確的固定與發(fā)展。由于南北朝以來官方文化的提倡，而逐漸具有隸屬于官方文學的特征，其指稱與南北朝至唐代官方對文學的褒揚以及在此環(huán)境之下，文人匯集、互動產(chǎn)生的文學活動有關(guān)。唐代往往以富有詞學評價那些擅長文字技藝、有才情的文人；而宋代詞學在沿襲唐代概念的基礎(chǔ)上，由單純的辭章之學往前更進了一步，另外還出現(xiàn)一種新的用法，即是與詞科直接掛鉤，開始出現(xiàn)較多的、以詞學指代一整套詞科應試的特定內(nèi)容與文學樣式的情況。歷史上的“詞學”一詞，從原先以辭章為中心的文學觀，發(fā)展到與官方崇文行為密切相關(guān)的階段，并將這兩種發(fā)展路向逐漸融合到一起，其在近世的含義已較為明朗。而隨著官方選拔掄才制度的完備，專科取士制度的成熟，宋代的詞學也與詞科、詞臣緊密結(jié)合，成為一個固定的指代。這是我們在面對“詞學”這一概念時，所必須辨明的。

三、“詞學”概念的延展與宋代“窮而后工”觀念的衍化

以上分析了“詞學”在歷史上的蔚起與演變，總體來說，“詞學”在宋代的相關(guān)概念與前朝實有相當?shù)某欣m(xù)性，然而隨著時代的變化，其語境與指涉對象又具備了新的含義，其中最直接的因素就是詞科的興起。這里筆者還想談得稍遠一些，進一步以文藝理論的一個側(cè)面來展開。

在宋代，以士大夫為政治主體與文化主體的儒學社會已基本定型。詞臣在翰苑禁垣任職，代天子立言，同時能夠牽引社會輿論。從陸贄開始，詞臣以制詔文宣揚國體、闡導王言的職業(yè)特點成為后世楷模，制詔文的影響加劇。宋代也是如此。周必大認為詞臣“非專取其翰墨之工也”，希冀詞臣能夠以其論思與獻納“有補于治道”，像陸贄、歐陽修那樣“才本王佐，學為帝師”[142]，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儒者”，這種看法有相當?shù)拇硇?。文臣地位的提高與施政影響的擴大，在某種程度上也對文學觀念的轉(zhuǎn)變施以影響，而隨著歷史演進與文學思潮的變化，許多文學觀念也現(xiàn)出質(zhì)疑之聲或是被重新界說，其中就有文人之“鳴”與對“窮而后工”觀念的挑戰(zhàn)，士人文學觀念的變化雖與詞學的發(fā)展分屬不同系統(tǒng)，但也大致呈同步狀態(tài)。

慶歷六年（1046），歐陽修在《梅圣俞詩集序》里，提出了著名的“窮而后工”論：“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后工也?！?span >[143]歐陽修將詩歌的成就與詩人在野的窮愁身份關(guān)聯(lián)起來，認為詩人因為身處環(huán)境的險惡，經(jīng)過了憂思感憤，將這些閱歷與感情形之于怨刺，寫人情之難言，故此愈窮而愈工。至于為何“窮”能致“工”，他在另一篇文章里解釋說：“至于失志之人，窮居隱約，苦心危慮而極于精思，與其有所感激發(fā)憤，惟無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辭。故曰窮者之言易工也。”[144]個人處境上的“窮”卻造成文學成就上的“達”，其關(guān)鍵就在于作者能夠投入精思、情志而寓意于文。

與其他許多古典文學理論一樣，“窮而后工”論不是鑿空而生的，它屬于某種漸進的、累積型的批評范式。在文學批評傳統(tǒng)里，就有司馬遷的“發(fā)憤著書”說、《離騷》文辭的怨悱之說、韓愈的“不平則鳴”說等等。它們皆為“窮而后工”論的提出作了充分的鋪墊?！案F而后工”論的直接理論先導應屬韓愈的“不平則鳴”說。韓愈在《送孟東野序》中將“鳴”歸納為從物至人的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兩種，認為孟郊人生之“窮”使他將憂思憤懣之情發(fā)于詩文之中，取得了巨大的藝術(shù)力量，因此屬于善“鳴”者。他在另一篇《送董邵南序》中說，董生不得志于有司，“懷抱利器，郁郁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145]懷抱利器而不適于時，則必有所激發(fā)而生感慨。這種感慨形之于詩文，則是一種類似自然界的鳴。韓愈說了不同處境下關(guān)于“鳴”的兩種情況：一是鳴國家之盛，一是自鳴其不幸。他所著重論的乃是后者。不平則鳴論在中唐時期偶爾作為一種討論的范疇出現(xiàn)。白居易的《序洛詩序》一文亦言歷代詞人“多因讒冤譴逐，征戍行旅，凍餒病老，存歿別離，情發(fā)于中，文形于外，故憤憂怨傷之作，通計今古，什八九焉”，[146]也是闡明窮愁之經(jīng)歷與詩歌作品創(chuàng)作的關(guān)系。

歐陽修的“窮而后工”說與韓愈的“不平則鳴”說一樣，是結(jié)合文人的身份與處境，對文學原動力產(chǎn)生原因的敏銳發(fā)掘，也是對某種深層文藝規(guī)律的高度總結(jié)，提出后得到很多回響，宋人如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陳師道、李綱、陸游、王十朋、陳郁等均對歐公此說或肯定或沿用。但筆者想著重指出的是，在宋代，針對“窮而后工”“不平則鳴”等說法的質(zhì)疑也一直存在。

北宋時期，張耒即提出對“窮而后工”的質(zhì)疑：

古之所謂儒者，不主于學文，而文章之工，亦不可謂其能窮苦而深刻也。發(fā)大議，定大策，開人之所難惑，內(nèi)足以正君，外可以訓民，使于四方，鄰國寢謀，言于軍旅，敵人聽命，則古者臧文仲、叔向、子產(chǎn)、晏嬰、令尹子文之徒，實以是為文，后世取法焉。[147]

張耒認為文章之工，不可謂其能窮苦而深刻。這段話其實是針對秦觀而言的，他認為秦觀的處境與窮愁無關(guān)，但他本人卻在詩文中喜為窮辭。下文延宕開去，舉數(shù)位古賢人為例，指出無論是“正君”還是“訓民”，均是在朝執(zhí)政士大夫所能為，其行其言皆非出于“窮苦”。張耒此文其實已經(jīng)指出文章之工有別的途徑可至，從古賢人立德立言的角度看，“窮而后工”說是站不住腳的。

北宋的質(zhì)疑之聲只是偶爾出現(xiàn)，南宋時期開始，對“窮而后工”的糾偏開始頻繁出現(xiàn)，而且質(zhì)疑者通常是躋身通顯的士大夫或文壇宗匠式人物，包括周必大、劉克莊等人。

周必大尤其反對“窮而后工”說，他在《楊謹仲詩集序》一文中稱：

同年楊謹仲家世文儒，才高而氣和，于書無不讀?！斨僦M愿，五十余方入官，一為縣主簿，兩為郡博士。朝廷嘗以車輅院起之，即上書請老，轉(zhuǎn)通直郎。家居累年，賜服緋魚，壽七十有九，亦不可謂詩能窮人也。[148]

周必大稱贊楊謹仲詩文之美，認為其涵泳六義，沉酣風騷，其詩能夠兼得天分與人力之全，而文末述其仕履時，認為仕宦通達與否同詩之工拙并沒有必然關(guān)系。雖有古人成說，但不必皆認為如此，詩歌并非窮人之具。周必大雖未就窮而不工的問題展開討論，但體味其意，是反對詩之工與人之窮困縛在一起的。有趣的是，他對于通常是處窮之狀態(tài)的江山之助，也另有一種說法，文見《初寮先生前后集序》：

中興南渡，四海名勝遷謫避亂，萃于湖、廣，而公婿趙子奇辟文章家之游、夏，大篇短章，更唱迭和。既已盡發(fā)平昔之所蘊，且復躬閱事物之變，益以江山之助，心與境會，意隨辭達，韻遇險而反夷，事積故而逾新。[149]

初寮先生即王安中，在徽宗時為知名詞臣，經(jīng)歷了靖康之變，則在盡發(fā)前半生之所蘊的基礎(chǔ)上，“復躬閱事物之變，益以江山之助”。雖然經(jīng)歷“窮”，但此窮有助于“韻遇險而反夷，事積故而逾新”。周必大這里談的其實是經(jīng)歷的挫折對一個人精神與為文上的影響，其實本質(zhì)上也是關(guān)于“窮而后工”的問題，但他并未以“窮”來概括這種經(jīng)歷挫折的狀態(tài)，而只是強調(diào)賢者在險惡的境遇中，仍然能夠心與境會，從而做到意隨辭達。這里可見，周必大從他的觀念出發(fā)，對窮而后工的理論作出一個較為個人化的闡釋，這種闡釋源于一種溫和的文學態(tài)度。

周必大雖然對歐陽修多有服膺，[150]但他并不贊同“窮而后工”理論，《跋宋景文公墨跡》一文中，他更明確提出了對“窮而后工”說的質(zhì)疑：

柳子厚作司馬、刺史詞章，殆極其妙，后世益信“窮人詩乃工”之說。常山景文公出藩入從，終身榮路，而述懷感事之作，徑逼子厚。《贈楊憑》等詩，自非機杼既殊，經(jīng)緯又至，安能底此！殆未可以窮達論也。[151]

這里的“窮人詩乃工”雖然出語婉轉(zhuǎn)，但其實就是針對歐陽修的詩論而言。宋景文公指宋祁，仁宗朝擔任工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等職，仕履上可謂“終身榮路”，在周必大看來，宋祁在仕途上的順暢并未妨礙他書寫“述懷感事之作”，也即是說并非窮才能工，達亦可工。

劉克莊也在《王子文詩序》一文中指出：

古詩皆切于世教……禹之訓，皋陶之歌，周公之詩，大率達而在上者之作也，謂窮乃工詩，自唐始，而李、杜為尤窮而最工者。然甫舊諫官，白亦詞臣，豈必皆窶生寒人，饑餓而鳴哉？……蓋江湖草野之士，白首專攻，不過得數(shù)十百篇。潛齋（按：指王埜）方有權(quán)位，竊意豐于彼者必嗇于此，而其詩至二十卷，又皆粹美無疵，閑雅有味，詎可以常情測度哉！[152]

王子文即王埜，王埜于理宗寶祐年間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其身份不可謂“窮”，劉克莊認為他的詩歌有“粹美”“閑雅”的特點。他舉李白、杜甫為例，指出他們都曾擔任翰林學士與諫官等要職，其身份自然與那些處在“饑餓而鳴”狀態(tài)的文人有著相當程度的差別。借此劉克莊提出，未必只有窶生寒人這一種可能的情形，詩論應該拋開窮達這些客觀因素的限制，只要題旨切于世教，那么無論詩人本身處于何種地位，都無礙于詩歌內(nèi)容體現(xiàn)出的見識之多寡與價值之高下。

這種正面強調(diào)那些執(zhí)掌絲綸的士大夫的在朝身份對文學的積極意義的說法，溯其淵源，從中唐時期就開始了。如劉禹錫指出：“天以正氣付偉人，必飾之使光耀于世。粹和缊積于中，鏗鏘發(fā)越形乎文。文之細大視道之行止。故得其位者，文非空言，咸系于謨宥密，庸可不紀？”[153]所謂“得其位者，文非空言”，是強調(diào)得其位者有其聲，這其實已經(jīng)涉及達亦能工的問題。在《唐故相國贈司空令狐公集紀》一文中，劉禹錫贊賞令狐楚由文章登陟大位，“以文雄于國”的功績[154]，也是宣揚堂廡正大的廟堂文學對“文”的正面影響。劉克莊的立論點與此相似，他以窮而工詩的李、杜二人為典型，否定其草野羈旅身份，從這一角度提出質(zhì)疑，本身也是有說服力的。中唐是中世史向近世史的重要拐點，中唐思想文學中的新變孳乳繁衍，許多已籠及嗣后的宋代。在這段時期，關(guān)于“不平”與“窮”的內(nèi)容的豐富已經(jīng)大大拓展了相關(guān)概念的內(nèi)涵。

在《跋趙孟侒詩》一文中，劉克莊表達了近似的態(tài)度：

詩必窮始工，必老始就，必思索始高深，必鍛煉始精粹。趙君安中，未冠出春官，出門行順境。而卷中佳句，清拔流麗。他人搯擢胸腎，嘔出心肝形容不得者，君獨等閑片語道盡。夫非窮而工，未老而就，不思索而高深，不鍛煉而精粹者，天成也。[155]

詩必窮始工，必老始就，這符合世俗中一般的認知規(guī)律，但趙安中“未冠出春官，出門行順境”，與士人之窮愁毫無關(guān)聯(lián)，清詞麗句卻能層出不窮。這里，劉克莊采取了與前文相似的表述方式，先列舉成說，然后引入主題，以實例推翻成說，表達了對論述對象的贊賞。

反對“窮而后工”的還有葉適門人吳子良，他選取的批評角度與他人有所不同：

和平之言難工，感慨之詞易好。近世文人能兼之者，惟歐陽公。如《吉州學記》之類，和平而工者也。如《豐樂亭記》之類，感慨而好者也。然《豐樂亭記》意雖感慨，辭猶和平，至于《蘇子美集序》之類，則純乎感慨矣。乃若憤悶不平如王逢原，悲傷無聊如邢居實，則感慨而失之也。[156]

他選取了兩個較為獨特的批評的角度：一是提出歐陽修雖然認為窮而后工，但歐公本人的文章像《吉州學記》《豐樂亭記》，前者是“和平而工”，后者是“感慨而好”，也證明了并非只有強烈的感情才會“言工”。另外，他還舉了感情憤激而不工的詩人的例子，如王令與邢居實，二人均是窮愁寫詩的典型。王令一生窮愁潦倒，其郁積之情發(fā)之于詩，可他的詩卻未必好；邢居實著有《呻吟集》，其中多有悲傷無聊之作，也絕非精于詩者。這樣他其實就此提出兩個疑問：一是歐陽修所說并不全面，這一點從他自己的文章中就可以找出捍格之反例；二是窮蹇著書未必就能蚌病成珠，詩人窮愁潦倒的狀態(tài)與寫出好詩沒有必然聯(lián)系。吳子良從兩個角度提出反對意見，很有說服力。

宋末王應麟則以本朝詩人為例，提出詩人未必皆窮：

朱新仲云：“唐之詩人，達者唯高適。”適位不過常侍。本朝歐、王、蘇、黃出，徐、陳、韓、呂繼之，八人：一相、三執(zhí)政、三從官，何其盛也！[157]

朱新仲即朱翌，他認為唐代詩人中唯有高適能夠稱得上是“達”，而且宋人也多承認像杜甫的窮愁一生造就了其詩歌的偉大，但王應麟列舉宋代八位詩人，即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黃庭堅、徐俯、陳與義、韓駒、呂本中，他們都致位通顯。文人與士大夫之身份結(jié)合本是宋代社會的顯著特點，像北宋的歐、王、蘇、黃皆是執(zhí)掌文柄之人。王應麟注意到本朝詩人這一特點，雖然他沒有再進一步論述，但對于成說的質(zhì)疑也不言而喻了。

以上是對于“窮而后工”的異說，與之近似的還有針對“不平則鳴”的異說。二說往往導向相近。宋代前期尊韓思潮興盛，韓愈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fā)現(xiàn)，在道統(tǒng)與文統(tǒng)兩方面均得到推尊，在論及韓愈的“不平則鳴”說時，評論者大致持肯定的態(tài)度。雖然如錢鍾書先生所指出的，韓愈的“不平則鳴”說本是兩面兼顧的，既包括“鳴國家之盛”，也包括“自鳴不幸”[158]，但后人往往對“不平”的認知側(cè)重于“窮”與“窘”方面的理解，往往將之與窮愁、發(fā)憤聯(lián)系起來，不過到了北宋時期，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從“鳴”的寬泛意義出發(fā)所作的一些思考，如黃庭堅在《胡宗元詩集序》中提出的：

士有抱青云之器，而陸沉林皋之下，與麋鹿同群，與草木共盡，獨托于無用之言，以為千歲不朽之計。……夫寒暑相推，草木與榮衰焉。慶榮而吊衰，其鳴皆若有謂，候蟲是也；不得其平，則聲若雷霆，澗水是也?！^宗元之詩，好賢而樂善，安土而俟時，寡怨之言也。[159]

黃庭堅此文是對韓愈之說的進一步申發(fā)，他認為鳴并非勢必由怨而起，不怨亦可鳴。無論是因慶榮吊衰而鳴的草木喓蟲，因地勢不得其平而鳴的澗水，還是寂寞無聲動之中律而鳴的金石，這些物象很難說有什么“怨”或者情感上的“不平”，它們的“鳴”更多地是由天性生發(fā)。這種“無所于伐”、與物無忤的“鳴”施用于文學上，則能夠創(chuàng)造出杰出的文學藝術(shù)。黃庭堅的“鳴”之說剔除了“怨邪”等感發(fā)情志之成分，將文學的生發(fā)與創(chuàng)作放到更廣闊的自然論的背景中去，施諸作者本人，則著力于體現(xiàn)其胸次寡怨鮮尤的灑落，與發(fā)憤著書說等較為主動的選擇是大相徑庭的。

與歐陽修同時而稍前的余靖，即在《孫工部詩集序》里提出與愁而后工相反的一種看法：

世謂詩人必經(jīng)窮愁，乃能抉造化之幽蘊，寫悽辛之景象。蓋以其孤憤郁結(jié)，觸懷成感，其言必精，于理必詣也。和叔自關(guān)中用兵時，即佐華原，預聞邊事，以材召入御史府。屬莫徭作梗于湖湘，奉詔安集，遇讒失職……其綿歷周旋萬里間，邊風塞草，隴云漢月，凄切羈孤，無不經(jīng)涉，其為窮亦久矣。今天子憂勤求治……和叔當于此時扈從法駕，褒贊帝功，紀朱草、赤雁之瑞，賦《我將》《時邁》之什，歌于圜壇，薦于太室，與吉甫清風之頌相照千古，乃詩之用也，豈獨窮愁稱工而已哉！[160]

孫工部即孫抗（998～1051），字和叔。天圣五年得同學究出身，后登進士甲科，授滁州來安主簿，歷洪州司理，遷知當州。慶歷二年，為監(jiān)察御史里行，累除廣西轉(zhuǎn)運使等職。孫抗因為遇讒而謫倅漢陰，歷經(jīng)窮愁險慝，而后又還朝擔任御前近臣，其詩作有《詩經(jīng)·周頌》里的《我將》《時邁》等頌詩的風格，不能以窮愁之作等而視之。余靖這里也是針對歐陽修的身份說提出反駁，舉例說明不必皆如此，其著眼點仍是就詩人之身份而言的。

“窮”與“才”往往相關(guān)聯(lián)，有“才”而“窮”從根本上說是一種“不遇”，“不遇”這個問題其實并非出自詩人的主觀選擇，在《玉堂類稿序》一文中，周必大指出：

才不才存乎人，遇不遇系乎命。古今文人多矣，時命大謬，或老場屋，或困州縣，往往以詩文鳴其不平。雖有代言華國之手，何自而施？若乃遭時遇主，登金門，上玉堂，命與才值，而鳴國家之盛，固不乏人。[161]

韓愈在《送孟東野序》中已指出詩文可以“鳴國家之盛”，也可以“自鳴其不幸”，但針對孟郊而言，他的關(guān)注點還是放在“自鳴其不幸”上，而周必大則著重強調(diào)了“鳴國家之盛”。至于為何“鳴”會有如此大的差別，宋人常說“用舍行藏固有命”[162]，周必大也同樣將“鳴”系之于“命”。遇或不遇是一種命，如不遇，則老于窮鄉(xiāng)僻壤，仍可借詩文以鳴；而如遭逢明主，則可鳴國家之盛。鳴與不鳴純系乎命，但因其處境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現(xiàn)。周必大此說體現(xiàn)了一種委運任化的思想，這種思想其實在同時代中有相當?shù)拇硇浴Ｉ砭痈呶坏某纪徽J為自己因為有著杰出的才能而走上高位，往往將遇與不遇視為一種“命”，與“命”背景下的“鳴”則有了非常順暢的解釋。他認為在好的機遇之下，“鳴”可以作為王度之華的一種文學表達，作為演綸之體的生發(fā)渠道。在《與傅道州伯壽札子》《與陸務觀書》等文中，他也提到了類似以詩文“鳴國家之盛”的觀念[163]。雖然“文章乃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典論·論文》）成為文人的普遍共識，但從“鳴”這一主體性甚強的角度著眼，并剔除“鳴”所具有的不平則鳴的內(nèi)涵，由鳴其不平升至鳴國家之盛，并且也由衷地認為是傾注并且實現(xiàn)了自己的文學理想，這里面還是有所區(qū)別的。

洪邁在《容齋隨筆》卷四中說：

韓文公《送孟東野序》云：“物不得其平則鳴。”然其文云：“在唐虞時，咎陶、禹其善鳴者，而假之以鳴，夔假于韶以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又云：“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然則非所謂不得其平也。[164]

針對“物不得其平則鳴”的言論，從韓愈的同一篇文章中找出與“不平則鳴”相捍格的例子，可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所謂“不平則鳴”，韓愈指的其實是一種情感有所激蕩而鳴的情況，并不限于情感之一端的“不平”，洪適指出文中的“伊尹鳴殷，周公鳴周”，確實不屬于“不平”的情況。而《送孟東野序》中說：“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敚，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用情感代入對普通自然現(xiàn)象的觀感，這一句式主要還是文學的表達，從邏輯的層面也是可以反駁的。洪邁指出“不平則鳴”說的邏輯缺陷倒不一定有其他的用意，但這種不以前賢為是的懷疑態(tài)度是可貴的。而且他說的伊尹、周公，其士大夫身份直接決定了他們“鳴”的動機與方式。其實看韓愈的文章，往往善于將不同的看法平衡在同一篇文章中，如《送文暢師序》一文，既勉以儒學正旨，又嘉賞浮屠能喜文辭，文章有直筆，有曲筆。呂祖謙《古文關(guān)鍵》評以“匡正格”，也是指出其有所用意。韓愈文章這種多層的豐富的寓意，往往可作不同的解讀。洪邁此處的措意也十分巧妙，其實目的并不僅僅為指瑕，實則也表達了對這種看法的不認可。

以上舉數(shù)例概述宋代“窮而后工”“不平則鳴”理論的異說情況。當然，“窮而后工”與“不平則鳴”二說雖系同源，也有所區(qū)別?！案F而后工”主要針對詩歌而言，“不平則鳴”則包括了多種文體與經(jīng)史著作；就文學批評的內(nèi)在尺度而言，“窮”相比“鳴”，淡化了主體內(nèi)在的志意，突出的是主體身份和境遇方面的窘迫；“鳴”相比“窮”，則更強調(diào)主體感發(fā)志意的作用。雖然各自批評的出發(fā)點不同，但異說層出不窮的出現(xiàn)說明，宋人在進行文學批評時，往往不受文學批評傳統(tǒng)的羈絆，融入更多實際的考量。這樣做的結(jié)果是，對于文人之處境、內(nèi)心之體驗與文學之間關(guān)系的理解變得更加寬泛、更具發(fā)散性，質(zhì)疑與異說也是在這樣的土壤中出現(xiàn)的。

在各種關(guān)于“窮而后工”的異說中，一些評論者流露出的詩歌態(tài)度在其詩學觀念中，并非保持穩(wěn)固的狀態(tài)。像上文中提到的陸游與劉克莊二人，他們對“窮而后工”的看法均存在一定的變化。陸游在詩中反復說“清愁自是詩中料，向使無愁可得詩”（《讀唐人愁詩戲作》）“詩家事業(yè)君休問，不獨窮人亦瘦人”（《對鏡》）等，還在文中指出“蓋人之情，悲憤積于中而無言，始發(fā)為詩”，[165]這些都是對成說的沿用。但同時他在另外一些詩歌中卻表露了一種截然相反的看法，例如“酒能作病真如此，窮乃工詩卻未然”（《曾原伯屢勸居城中而仆方欲自梅山入云門今日病酒偶得長句奉寄》）等等。對陸游來說，“窮而后工”是前人成說，他雖然在詩中提及，但并不代表全然認同，體味他的“清愁自是詩中料，向使無愁可得詩”，論詩“不獨窮人亦瘦人”等句句意，還包括一種對愁蹇作詩、自苦寫詩的戲謔成分存在。劉克莊也同樣如此，他的批評往往根據(jù)不同詩人的具體情況而生發(fā)。從上文所舉《王子文詩序》《跋趙孟侒詩》看，他似不贊成“窮而后工”理論，然而在其《跋章仲山詩》一文中，論述又回到了我們較為熟悉的話語表達中去了。面對布衣之士章仲山與其流離顛沛的生涯，劉克莊許以“窮而后工”的鼓勵；而王埜與趙安中則屬顯宦人士，劉克莊則以“搯擢胃腎，嘔出心肝”的孟郊等人的枯寒貧瘠的詩風作反襯，指出王埜等人在詩歌方面不以力求，而反能風度閑雅的特點。這看似齟齬的態(tài)度，實則反映出劉克莊在作序跋文時，善于根據(jù)對方的實際情況與不同語境變換說辭。雖然并沒有統(tǒng)一的詩學態(tài)度與詩學標準，但其采用的詩學主張與詩學話語，與文中的邏輯是扣合的，因此能夠自圓其說。這種能夠根據(jù)具體情境發(fā)出議論的詩學批評，反映了宋人詩學思維相比前代，顯得較為靈活。

以上從詩學情境化的角度為“窮而后工”的質(zhì)疑之說提出了一種解釋。從文化心理的角度看，為何宋人會出現(xiàn)如此多的對“窮而后工”論的質(zhì)疑呢？這還可從文化環(huán)境方面予以申說。宋代社會，以士大夫為政治主體與文化主體的社會模式已基本定型。尊文重儒的社會風氣與相對穩(wěn)定的入仕渠道使得文人身份由山野向臺閣的轉(zhuǎn)變成為事實，這已是學界對宋代社會的共識，文人身處士大夫之位而能工詩文者舉不勝舉。莫礪鋒先生曾指出宋代社會已發(fā)生相當大的變化，“多數(shù)士人都能得到做官食祿的機會”“我們試讀孟元老《東京夢華錄》、魏泰《東軒筆錄》等宋人筆記，便會驚訝當時士人生活之奢華，當時像陳師道那樣一貧如洗的士人是非常罕見的”[166]。士人經(jīng)濟與文化地位的提高，使得“窮”成為相對的一種境遇，像唐代詩人類多窮士的現(xiàn)象，至宋而結(jié)束。士人在“立言”方面的理想多是掌絲綸之言。文學思潮往往是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對“不平則鳴”與“窮而后工”說的重新界定，與宋代士大夫文化主體關(guān)系密切。

宋代士人文化的轉(zhuǎn)向，可從山野與臺閣兩種不同“文氣”的軒輊中看出其中端倪。結(jié)合具體地理與社會處境論文學，則詩文可分為在野與在朝兩種不同的風格。北宋的吳處厚將文章分為“山林草野之文”和“朝廷臺閣之文”兩類，其差別在于：“山林草野之文，則其氣枯槁憔悴，乃道不得行，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臺閣之文，則其氣溫潤豐縟，乃得位于時，演綸視草者之所尚也?！?span >[167]山野之文一般以唐代郊、島等文人的詩文風格為代表；而臺閣之文的代表，唐有燕、許大手筆，宋有楊、劉之西昆體。宋人將這兩種文風劃分得很清楚，[168]他們對西昆體在批評以外，之所以有正面評價，也是因為西昆體盡管有挦扯義山之譏，但其典雅贍麗之風格與下層文人枯槁枵薄的文風還是有著根本性的區(qū)別，這種區(qū)別也即是吳處厚所論的“廟堂之文”與“山野之文”的區(qū)別。當然，吳處厚這里是論文章，偏重于應用文體的實用功能，至于詩歌中廟堂與山林風格的分野，宋人也有類似的看法。葉適稱翁忱文“文字重密，有周、漢體。詩尤得句律，讀之者如在廟朝聽韶濩之音，金石之聲，非山澤之癯所能為也”。[169]言下之意即是說，朗然闊大的詩境詩思是發(fā)之于窮愁的文學所不能達到的。南宋的程珌認為詩歌可以同時融合山林之文與廊廟之文的兩種特質(zhì)：“桃源汪君以所為詩編示仆，且欲仆附一言于編末。仆未識汪君也，意其為人，清而不癯，直而不訐，峻而不異，以山林之槁薄而能兼宗廟之雍容者乎?！?span >[170]山林之槁薄既是其文學風格特征之一種，也是其在野身份之象征。而程珌筆下的汪君之文，既有山野氣，又具備山林之外的雍容之氣。程珌評文氣，總結(jié)出了兩種兀傲與雍容完全相異的氣質(zhì)，認為它們可以同時存在，這也是一種“允執(zhí)其中”的做法。這一例子雖與“窮而后工”無直接聯(lián)系，但似乎暗示窮而達兩種身份帶來的兩種完全不同的文氣是可以互相轉(zhuǎn)化的，一個人在野也可以具備兩種氣質(zhì)，窮或達顯得并不是那么重要。其潛在的意思是，并非只有“窮而后工”一條路可以走。而且廟堂與山野的身份并非截然對立，這是與儒家傳統(tǒng)中士人的用舍行藏一一對應的。關(guān)于君子的出處之道，洪適曾經(jīng)有過一段相當有代表性的話：“君子達而在上，居臺輔之位，使朝廷尊安，遐邇賴福，名遂而歸，嘯傲丘壑，以松竹為藩籬，以鷗鳥為朋儔，進退俱榮，豈不超然有余裕哉？”[171]用舍行藏均在不同階段完成，不必受“獨善其身”與“兼濟天下”之身份分野的影響，即便身在山野也保持豁達心志，是其基本理念。此處須注意的是，此種山野之身份也是由臺輔之位轉(zhuǎn)來的，并非自始至終保持的山野身份，其背后還是隱藏的士大夫視角。這種“行”與“藏”，只是士大夫在經(jīng)歷榮辱之后的一種主動的人生選擇，其前提在于“名遂而歸”，與沉跡下僚，無法改變自身命運的“山林草野”群體的被動無奈實難等同。

質(zhì)疑聲音在南宋的此起彼伏，自然可以從以上文藝機制的深層規(guī)律與社會文化的心理層面提出可能的原因，[172]筆者這里還想提供另一個觀察角度，也就是作者的身份與其詞學背景。對“不平則鳴”“窮而后工”提出異議的洪邁、周必大、程珌、劉克莊、王應麟等人，他們均是執(zhí)掌文柄的詞臣，尤有意味的是，其中洪邁、周必大、王應麟均是由詞科出身，程珌未中詞科，卻也曾研習過詞科，后在理宗朝擔任詞臣。還有上文提到的傅伯壽，也是詞科出身。我們知道，詞科取士很嚴格，整個南宋詞科入等者只有四十多人。而很有意思的是，上文指出的“窮而后工”的質(zhì)疑者中有三人均出自這四十多人中，還有一人也與此科有關(guān)。當然，欲借此明確說明詞科人士有趨同的文藝觀，究竟是十分困難的，但他們的身份與其文藝觀是否有若隱若現(xiàn)的聯(lián)系，尚可深入挖掘。如果我們將材料放得更寬的話，還可發(fā)現(xiàn)更多的與詞科士人有關(guān)的例子，例如南北宋之交的葛勝仲，他在為陳與義詩集作序時，也曾明確提出對“詩能窮人”的質(zhì)疑：

世言詩能窮人?！柚^詩非惟不能窮人，且能達人。[173]

“窮而后工”論旨在逆推文章之“工”的成因，將“窮”列為其中一項重要因素；而“窮”與“工”的膠合則使“窮而后工”之外又衍生出“詩能窮人”一說。葛勝仲雖然是針對“詩能窮人”而論，但他在涉及論述對象陳與義的時候，重點拈出了陳與義曾任參知政事這樣顯赫的身份。有趣的是，葛勝仲也是詞科出身，曾試中哲宗元符三年（1100）詞科。這樣的巧合，又給我們些許提示。

盡管士人的身份、出處不能夠與文學思想作生硬的比附，但從知人論世的角度著眼，洪邁、周必大、程珌、王應麟等人的身份與其文學觀念的一致，尤其是針對“不平則鳴”“窮而后工”的不約而同的質(zhì)疑或是補充這一點，還是透露出不小的信息。筆者認為對此大致可以這樣解釋：對這部分士大夫來說，他們通過早年的詞科經(jīng)歷所習得的內(nèi)容以及其后在朝廷執(zhí)掌內(nèi)外兩制的文臣身份，致使這部分詞科士人的知識儲備無法脫離這樣的一種背景，同時也使他們對“鳴國家之盛”有一種自然的親近與認同；其試中詞科后較為暢達的仕履經(jīng)歷，又使他們與具山澤之癯的文人區(qū)別開來。

身份的影響無處不在，文學觀念的生發(fā)往往不能離開作者的身份，持論者總有自己的人生體驗與經(jīng)歷，其出語總是基于自己的眼光和立場。從評論者身份的角度來觀察，往往可以從中看到一些微妙的痕跡。無論是詞臣身份還是詞科出身，指向的都是某種具體的“身份”。洪氏、周氏反對“不平則鳴”“窮而后工”這樣的成說，雖然出發(fā)點各自有別，但他們個人而言，在科第順遂且有王室褒寵、立德立言兩皆不廢的情況之下，覺得成說不必皆對，“鳴”并非一定是出于不平，不窮也未必不工，是相當自然的心理。

強調(diào)詞科的身份對文學批評的影響大概仍然是較為隱晦的，但詞科是以詞學之習為主的。經(jīng)此濡染，從重視詞學的角度出發(fā)，以“鳴國家之盛”的角度看待文學史，則文學史的面目較為新鮮。這一點我們從洪邁、周必大等人對文學史的評述中可以明顯地看出來。洪邁在《黃御史集序》一文中指出“詞章關(guān)乎氣運，于唐尤驗”“伯玉奮然洗刷，沈、宋、燕、許，輩出振響。以至貞元、長慶，經(jīng)術(shù)大明，修古彌眾”，[174]以沈、宋、燕、許等人作為唐代辭章代表，本身就代表著重官方文學的觀念。另如，北宋前期文風一般被認為較為輕靡，但周必大為呂祖謙《皇朝文鑒》所寫序文中，將北宋前期這一通常不為人所重的文學時段的基本特征分別概括為“文偉”“文博”“辭古”等等，認為每一段時期都有可取之處。這種為每朝設定文學特征的持平做法為葉適所譏，[175]認為與常情不符。確實，周必大的言論，與傳統(tǒng)的文學史觀有著相當程度的齟齬，但就身份的角度而言，周必大從翰苑詞臣的角度對前朝文學進行總結(jié)，構(gòu)建起新的文統(tǒng)脈絡，其實是屬于一種文化心理上的自覺。他還在《初寮先生前后集序》等文中表達了類似的看法。這些觀點與宋人在一般意義上所理解的宋興百年間文章體裁未改五代余習之說，無疑有很大差別。[176]排除對前朝作品肯定為主的官方表達需求，其文學觀念中也具有對潤色華章的應用型文學較尋常更為寬博的態(tài)度，這既是得之于詞學的訓練，又不乏在其翰苑掖苑任職的經(jīng)歷中進一步加深了這些見解等等因素存在。同為詞科出身的孫覿，在為汪藻《浮溪集》所作序文中也指出，詩易作而文不易工，以朝廷制詔為代表的大手筆之作，是那些淺薄的“心競力取”的文章所不可比肩的。[177]從身份反觀這部分士人的文學批評，也可以解釋周必大、洪邁、孫覿等詞科出身的士人為何有這些趨同的文學觀念。這在本書的第四章還會具體論及。

之前談到，在宋代社會，以士大夫為政治主體與文化主體的社會模式已基本定型；而在詞學方面，對演綸之體的辭章之華的逐漸重視，加深了對文學理論中“鳴”這一概念的理解。這兩方面分別從制度與觀念上為文學批評的深入作為充分準備，也預示著南宋文學詞學興盛下的文人觀念及其文學情志的新變。隨著歷史演進與文學思潮的變化，許多文學觀念也現(xiàn)出質(zhì)疑之聲或是被重新界說，在此情況下出現(xiàn)的對“不平則鳴”與“窮而后工”說的重新界定也有其內(nèi)在的緣由。無論是將“鳴”的概念擴大，還是拓展出“窮”的對立面也即“達”而后工的實例，不但與持論者的身份轉(zhuǎn)變有直接關(guān)聯(lián)，其與宋代詞學與詞科之學的興盛也有一些間接的關(guān)聯(lián)。

從“身份”的角度著眼，文學史中的許多現(xiàn)象或可呈現(xiàn)另一維度的解釋。如王夫之所說，“身之所歷，目之所見，是鐵門限”，[178]身份與眼光不僅規(guī)約著文學可能達到的高度與寬度，也同時規(guī)約著文學批評者自身的批評視野。祝尚書先生提出從“身份”的角度看待文學，認為“‘身份’認同是宋代文學體派延續(xù)的心理‘臍帶’”，[179]從身份的角度重新認識宋代文學，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視角。這方面在宋前就代不乏例，如劉克莊所指出的，杜甫、白居易那些通常從世教民彝角度出發(fā)引出的詩學觀念，往往可就其諫官與詞臣的身份來重新認識。白居易稱其以新樂府形式所作之諷諭詩乃是“自拾遺來”（《與元九書》），也即是揭示自己寫作的直接動因是不脫諫臣身份的。近年來就有學者論證這一點。[180]也就是說，這些詩歌均是“有為而作”，有著明確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而并非以純粹的“不平之鳴”或以記錄一代之史的觀念為指引。到了宋代更是如此，北宋前期流衍甚廣的西昆體詩風，與楊億、劉筠等人的臺閣身份相關(guān)。楊、劉等人的詩歌酬唱在館閣翰苑中進行，相對穩(wěn)定的身份空間與相關(guān)的文學空間有其一致性，而擅長引經(jīng)據(jù)典、風格華美綺麗的昆體詩風因不脫臺閣氣息，其主體身份與李商隱的在野詩人身份已經(jīng)構(gòu)成了內(nèi)在的差別。又如江西詩派，雖然是從地域的角度劃分的，其體派的特征也較為松散，但呂本中總結(jié)的“一祖三宗”等說法，都表明了后期江西詩人是在有意識地營造共同的文學追求，這也可以看作是有共同詩歌追求的詩人派別對“身份”的自我認同。

我們知道，身份影響文學這樣的例子從古至今都不勝枚舉，文學史上，南朝謝靈運的貴族身份與其山水詩、宋代柳永的市井身份與其艷情詞等等，都是其例。盡管梁代蕭綱曾有“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的觀點，[181]但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作者身份與文學形態(tài)、內(nèi)容的對應關(guān)系是較為一致的。不過，身份對文學批評的影響卻多為人們所忽視?，F(xiàn)實情況下的文學批評中，身份仍是一個較為隱秘的視角。前文通過舉例，意在指出文學批評者的身份對文學觀念的影響，這涉及他們自身身份認同的問題。如果將持論者的觀點與他們自己的身份進行比勘的話，無疑可以發(fā)現(xiàn)，這些批評者的身份往往能夠和他們的文學觀念達到某種程度的暗合。上文提及周必大對“窮而后工”論的批評，程珌、王應麟對“達”而能“工”的肯定，孫覿、洪適對泛鳴的理解，也是與他們對詞臣身份的自我認同相吻合的。尤其在南宋時期，執(zhí)掌文柄的士大夫群體在肯定歐陽修的功業(yè)文章之余，就“達”與“工”是否可以兼顧方面，他們的看法有著內(nèi)在的一致。

反觀歐陽修的“窮而后工”論，嚴格意義上說，也是出于一種身份論的先驗性質(zhì)的推導，只不過歐陽修的身份論采取的是知人論世的方式，對某一詩人的狀態(tài)與社會身份作了界定，由此再推導其對文學的影響。在評價梅堯臣的詩歌時，歐陽修拈出其“窮”的身份，再進一步強調(diào)梅堯臣的這種身份客觀上為他的詩歌之“工”提供了充分的材料與情感上的準備。而宋代針對“窮而后工”的批評者則多從具體實例出發(fā)，舉出“窮”之外的例子進行質(zhì)疑或者補充，也同樣是針對身份問題進行的新的界說。在這一過程中，批評者不僅表達了自己的態(tài)度，也顯現(xiàn)了自己的立場，他們在辨明身份與文學之關(guān)系的過程中，也代入了他們自己的身份，當然，這后面更多的是持論者的人生體驗?？偠灾?，這構(gòu)成了一種受持論者身份影響而針對身份進行批評這樣一種較為特殊的多重批評。

就詩學批評范疇而論，宋代之前，從“發(fā)憤著書”說到“不平則鳴”說，均屬于一種漸進式的層累型的文學批評話語的流變，相關(guān)的概念清晰明了，也幾乎沒有異說的空間。而在宋代，尤其是南宋，針對“不平則鳴”與“窮而后工”的另一些較為溫和的質(zhì)疑或者另一部分聲音，推究其背后的知識文化背景，可知其發(fā)聲者大多具備共同的身份紐帶。這種由身份紐帶引起的文學批評的趨同，借用余英時的概念，體現(xiàn)的是宋代士大夫階層的某種“群體自覺”。[182]這里指的“群體自覺”，不單單體現(xiàn)了宋人對成說、對經(jīng)典的質(zhì)疑、反叛等精神層面上的文化自覺，也與他們對鳴國家之盛的心理認同相關(guān)。這背后有著尊師重儒的思潮、士大夫參與執(zhí)政的背景，體現(xiàn)了文人對弘國家之美的詞學的看重；而對詞學的看重，實則脫離不了這些質(zhì)疑者的詞臣身份。進一步考察則可以發(fā)現(xiàn)，詞學之臣的甄選背后，則有著系統(tǒng)的對詞科之學的學習與研磨。看似單一的身份，背后牽涉出許多的問題。

以洪邁、周必大、程珌、劉克莊、王應麟等為典型代表的南宋文人，對“不平則鳴”“窮而后工”或是另辟新說，或是削去韓愈與歐陽修文學理論中明顯的單一的窮愁著書的身份界定，而多采取發(fā)散性的思維方式，以具體的文學實例出發(fā)，提出更多的反例支撐其觀點。他們并非否認窮戚懷憂、不得其志的文人心態(tài)對情志的感發(fā)所產(chǎn)生的原動力，而是盡量將自身的文學抱負、文學理想與文人的晉升之階、儒臣形象的建構(gòu)相洽合，構(gòu)建一種堂廡正大，并且同樣可以寄托文學理想，與山林文學迥異的正面意義上的文學世界，南宋的翰苑掖垣文學即是這種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此同時，他們自身的身份對其文學批評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針對“窮而后工”的質(zhì)疑，既是針對的批評對象的“身份”，也代入了其自身的身份。在這里，身份既是批評的對象，也是支撐其批評的背景。這構(gòu)成了一種特殊的批評現(xiàn)象。

四、研究方法與構(gòu)架

目前學界對詞科的梳理，偏重于從史實的角度考論，對其與文學的關(guān)系基本上一筆帶過，語焉不詳。本書力求從詞科資料的梳理與相關(guān)考證出發(fā)，尤其選取制詔、記序等不同文體為例，展示其與文學的互動及深層次的關(guān)聯(lián)，并兼及詞學專習書目《詞學指南》、詞科與理學的關(guān)系等問題。筆者嘗試將詞科與南宋文學的關(guān)系作為一個研究整體，將詞科制度及其影響下的文士活動，與南宋的文風、文章學觀念結(jié)合起來論述。本書采用縱向與橫向結(jié)合的研究方法，縱向的一條線是梳理不同歷史時期的詞科考試內(nèi)容、時間、得人情況，也就是制度史的部分；橫向的線則是文化史脈絡，包括宋代“詞學”史、駢文發(fā)展觀的相關(guān)辨析。大致結(jié)構(gòu)如下：

第一、二章為宋代詞科綜論，第一章詳細論述宋代詞科的源流與設置，分析其與從北宋延續(xù)下來的黨爭導致的應用型人才的缺失有關(guān)，歸納其考題與文體分類；對詞科之文，通過舉例點出其道德功能和文體修辭上的特征，并結(jié)合時代背景，從詞科、詞學與中興心態(tài)這一層面進行闡論；第二章則以人為中心，討論詞科的取士與入仕、投業(yè)與行卷、詞科士人的群體關(guān)系等層面，群體關(guān)系包括家族詞學與詞學的衣缽相傳，這些是學界目前的詞科研究較少涉及的部分。這一章的最后還是以人為中心，探討詞科衰落的政治原因。第三章則進入個案分析，選取具有代表性的詞科入等士人與他們的雜文學實踐，選取的年代跨越高宗、孝宗至理宗等朝。談“三洪”（洪適、洪遵、洪邁），注重高宗對其家族詞學的拔擢；談周必大，著重分析其高文巨章的撰寫的大手筆意義；談洪咨夔與真德秀，主要集中在他們對于正統(tǒng)文體的推崇與寫作實踐，這些方面均與其詞科應試經(jīng)歷有關(guān)。在此基礎(chǔ)上，第四章進一步探討詞科批評及南宋駢文的發(fā)展導向。南宋詞科興起的同時，時人對之也不乏批評，這一章即對“詞科體致”“詞科習氣”展開論述。在提煉“詞科體”概念的基礎(chǔ)上，探討詞科與南宋駢文發(fā)展的內(nèi)部關(guān)聯(lián)。第五章則論述南宋詞科士人在散文與詩詞中的詞科體式。散文部分取例于詞科所試的記、序體文，但選取的題材與詞科不一致。這一章也對他們的詩歌寫作情況作了概說。詞科所習寬博、深密，部分詞科出身的文人詩歌也具有騁才使能的傾向。至于他們所填的詞，可與本書所論之另一種“詞”形成有趣的比較。隨著理學的興盛，能夠在詞作中看到理學趣味，可以視作南宋中期以后思想與文學交融的有趣一例。

在進行整體論述之后，第六章將研究視野返回到一本典型的詞學專書，即專門論述王應麟的《詞學指南》，分析這樣一部詞學寫作的集大成之作對時風導向起到的影響，指出其追源溯流的文體分類也體現(xiàn)了南宋后期文人的文章學觀念。第七章則進一步論述第四章提出的理學家對詞科的批評，但理學家中也有不少人早年有詞科經(jīng)歷。與此同時，南宋習詞科的士人的理學傾向也非常復雜，呂祖謙、真德秀本人即是理學家，韓元吉、洪咨夔、葉謙亨、王應麟諸人，他們與理學有著或多或少的關(guān)系，他們既習詞科，也崇理學，其理學背景與文學背景反映了這部分南宋文人身份與觀念的復雜化。

本書試著從“詞學”的淵源流變及其在宋朝與制度結(jié)合之后發(fā)生的意旨上的變化入手，探討宋代詞學與詞科的深層次的聯(lián)系，并進一步通過“詞學”這一中間物，勾連起在古文史之外的、與制誥文等應用文體有著密切聯(lián)系的南宋詞學史。以“詞學”為中心的文學史的提出，有助于厘清詞學自六朝以迄趙宋的變化?？偟恼f來，從六朝時期重“辭章”到北齊的文林館的設立，從唐代的詞學發(fā)展到宋代新出現(xiàn)的詞學與詞科的關(guān)聯(lián)，詞學的發(fā)展模式與制度密切結(jié)合，形成循環(huán)往復的脈絡。以詞學、詞臣貫穿的以四六文、應用型雜文為主體的文學史，在傳統(tǒng)的文學史觀外，昭示出另一種新的書寫可能。

南宋文學包羅了南宋150余年間幾代作家群體的思想和創(chuàng)作。時代的變遷、制度的變更、士風的演進，均從不同方向?qū)ξ膶W態(tài)勢進行著補充與更替。特別是兩宋易代，世道陵夷，文人心理和文學流勢也相應發(fā)生著巨大的變化。南宋文學相對于北宋文學來說，既有繼承，也有新變。宋人喜用“幾變”這一概念來揭示不同年代文學上所發(fā)生的變化，如樓鑰在《北海先生文集序》中說：“夫唐文三變，宋之文亦幾變矣！止論駢儷之體，亦復屢變?！?span >[183]文體的新變不僅僅發(fā)生在我們相對熟悉的古文領(lǐng)域，在駢文領(lǐng)域也是同時發(fā)生著的。如將目光集中于兩宋駢文思潮的數(shù)次變更，特別是南宋文風的新特征，勢必要對北宋后期出現(xiàn)的詞科取士這一重要制度加以研究。在詞科取士制度下，駢文方面的新變是如何發(fā)生的，如何從制度帶動文體，再以文體參與制度與文化建設，制度與文學交結(jié)互動的每一階段呈現(xiàn)出怎樣的形態(tài)，都成為本書試圖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