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情、鄙夷與憤怒

但丁說自己九歲時初遇貝雅特麗齊（Beatrice Portinari）。從那一刻起，便對當時才剛滿八歲的少女產生了愛意，這種愛一直持續(xù)到最后——不知道這樣的說法是否完全可信。

我們也不知道，九年后，這位在他的眼里集所有的美德于一身的女子是否真的向他打了聲招呼，激起了他心中強烈的情感，讓他到達了“至福喜樂的頂峰”。

他們也許是在十歲、十一歲或十二歲時相遇的；也許她從未向他打過招呼，或者她曾經向他打過幾次招呼，在她的朋友面前捉弄了這個既不好看，家境又不富裕的男孩。

在當今的讀者眼里，重要的是這次戀愛經驗對但丁的巨大影響：在但丁眼中，貝雅特麗齊代表著一切。

在但丁之前或之后的許多人都經歷過這種感情。對他們來說，有一個人，或男或女，就像那絕對、完整、終極的愛：對于但丁來說，這份情感隨著時間，也因為她的早逝，被理想化和神化。

但丁的這份感情的驚人之處，不在于其強度與深度，而在于他那絕對的忠誠。盡管在這期間他也經歷了其他的愛情與激情，這份感情卻伴隨他一生。

另一個驚人之處在于，但丁不僅把所愛的女人化為天使，更將她化為神。

所以，貝雅特麗齊成了眷顧人類的天主救贖罪人的工具，還獲得了神學的表象，可以超越并彌補人類試圖透過理性去認識終極真理的不足。

因此，她在但丁整個精神和文學的進程中從未缺席。在《神曲》中，她扮演著神恩的角色，陪伴朝圣者但丁穿越多重天，直到最高天的門前。

在人類歷史中，鮮少（或說未曾）有任何一個人被深愛到這個地步，被提升到如此高貴的地位。

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甚至認為，“為了將高不可攀的貝雅特麗齊穿插在他其他的戀曲之間，但丁寫下了文學作品當中最棒的一本書”。

假使我們同意博爾赫斯以下的說法，這一點便顯得更加突出：“對于但丁而言，貝雅特麗齊的存在是無限的；對于貝雅特麗齊而言，但丁的存在非常渺小，或許什么也不是。”

然而，即使對貝雅特麗齊的愛排山倒海，單單是這份愛也無法滿足但丁這樣一個躁動不安的靈魂。

其他同樣濃烈和緊迫的熱情，尤其是對政治與知識的熱情，撼動著他的精神。

但丁對政治的熱情早在年輕的時候便已顯露出來，他很早就對公共事務產生了興趣。

因家庭的原因，但丁走上了這條道路。他既非貴族，也不富有，所以必須在當時的佛羅倫薩社會中爭得一定的社會地位。

因此，二十四歲的他參加了佛羅倫薩對抗阿雷佐的堪帕爾迪諾戰(zhàn)役（Campaldino，1289年）。此后，他也參與了城邦的各種政治活動。在當時，非豪門的貴族只要加入一種行會，就可以擔任公職，于是但丁加入了醫(yī)生和藥劑師行會，并成為人民首領特別議會成員，以其特殊的口才為人稱道。他在佛羅倫薩越來越受歡迎，最后在三十五歲那年與另外五人一起被選為執(zhí)政官，任期兩個月（1300年的6至8月）。

正如他在現已失傳的信中所寫的，這個職位給他帶來了致命的后果：“對我來說，那些在任執(zhí)政官期間召開的那些集會是不祥的，都是我后來的不幸的起因?！?/p>

的確，在此期間，由于白黨和黑黨之間的沖突和騷亂，兩個派系的重要成員都被流放，其中有圭多·卡瓦爾堪提。在寇爾索·竇那蒂（Corso Donati）被流放的一年后，他遭到流放。幾個月后，圭多·卡瓦爾堪提的放逐令被撤銷，但他在1300年8月死于瘧疾。對竇那蒂的判決仍然有效，這也加劇了派系之間的矛盾。

黑黨在教皇與法國國王腓力四世的弟弟瓦洛亞（Carlo di Valois）的幫助下重新奪回了城市的控制權（1301年11月）。然后，一連串的搶劫、放火、尋仇與破壞事件開始，但丁的家也未曾幸免。數以百計的被告沒有經過辯護就被判刑，有些刑罰甚至很嚴重，如流放和死刑。

但丁被指控盜用公款，還有其他無確切證據的罪狀，沒有出庭的他與其他人一起獲判，被處以一個相對輕微的懲罰：監(jiān)禁兩年，撤銷公職，罰款五千弗洛林幣（fiorini piccoli，1302年1月）。然而，但丁早在1301年10月便出使羅馬，安撫卜尼法斯八世，沒有回佛羅倫薩為自己辯護和繳納罰款，他認為這個判決不公不義。

黑黨立即做出反應：沒收其財產，判處其火刑。他的孩子和妻子因與竇那蒂家有親屬關系得以幸免。但丁近二十年漫長而痛苦的漂泊生涯從此開始，直到1321年去世。

但丁有生之年再也沒見過心愛的佛羅倫薩。

對詩人但丁這一切而言，這卻是一個新的開始，對于政治的省思也是如此。

1304年白黨企圖武力重返佛羅倫薩，以失敗告終。與但丁一起流放的同伴指責他膽小懦弱，甚至以背叛等不實的罪名指控他，讓他再次經受背棄的痛苦。流亡和不公的判決讓他痛苦，但是這些苦楚、破壞名譽的指控和對那些共患難的伙伴的行為的失望，加深了這種痛苦。

但丁決定拋棄黨派，“自成一派”。

這件事影響到他對政治和道德的反思，讓他預見到一種更高的秩序的到來，這種秩序節(jié)制人類的私欲，引導人類追求公眾利益。

帝國和教會這兩個最高權威是平等的，應各司其職，確保集體的利益。無論個人還是集體生活，都必須和諧地融入神為全部造物安排的一個較高的宇宙秩序中：

一切事物之間都有秩序，這是使宇宙和上帝相似的形式。

《天國篇》，第1章，第103-105行

所有的生物（有靈的、理性的、天國的生物）必須遵循宇宙的和諧，才能與神相像。被賦予自由意志和理性的人打破了這種和諧，造成了混亂和無序，這便是所說的原罪。因為本能與激情，人類為了顛覆神為其所安排的道德秩序，所以必須運用理智來克制內在的沖動。

文明的社會也是這個觀念體系的一部分。

皇帝是世俗世界的至高權威，須盡監(jiān)督之責，確保世俗生活中所有人遵循此秩序。

教皇是至高無上的靈性權威，須將人們引向永生，督促自身及他人遵循道德和宗教規(guī)范。

在道德上，皇帝和教皇必須各自完成上帝指派的任務，為人類的物質和精神謀福利，并相互尊重，盡管君王必須像長子尊敬父親那般尊敬教皇（《帝制論》，第3篇，第16章）。

“在教會與帝國之間他沒有選擇：他接受教會，前提是教會必須凈化；他渴望帝國，前提是帝國全然地忠于職守。他不希望皇帝奴役教皇，也不希望教皇干涉皇帝的職責。而且，他將長久以來相對立的兩種力量團結起來，期望他們平起平坐，達成一個超越雙方的更高目標：為受苦的人類服務，給世界帶來和平?！保≒apini）

但丁在作品中指責某些人、社會階層和當時的教會背叛了自己的重要使命，所以，盡管但丁已經脫離了任何派別，他的這個崇高的思想還是遭到了猛烈的攻擊。

在但丁成熟時期的作品中，特別是《神曲》，都彌漫著一種倫理和政治的激昂情緒，而且語調從鄙夷到懇求，從諷刺到痛心，從憐憫到蔑視，從謾罵到挖苦，多有變化。

不管是佛羅倫薩市民還是教士，不管君王還是教皇，在自治城鎮(zhèn)和意大利的各個角落，凡是墮落的人都令他憤怒。

他說盡了佛羅倫薩和自己同胞的壞話。佛羅倫薩是“萬惡的城市”、“萬惡之巢”。佛羅倫薩人是“貪婪、忌妒、狂妄之人”，是“忘恩負義、心腸邪惡的市民”。

比薩是“人民的恥辱”，它的居民是“詭計多端的狐貍”。

熱那亞人“遠離一切美好風俗，充滿一切惡習”。

意大利則是奴隸，是苦難的客棧，是“狂風暴雨中無舵手的船，不是各省的女主，而是妓院”。

對于皇帝，他的口氣中有種痛心，幾近哭訴，有時也會是呼吁，呼喚神圣的復仇。

對教士、修會和教會的上層，但丁這位“手無寸鐵的先知”則以嚴詞批評。詩人在《神曲》中借各種事件與情節(jié)，鞭撻教會的腐敗，試圖將他們引回正途。

但丁之所以大發(fā)雷霆，并不是因為那令人痛苦且不公的流亡生涯讓他心生怨恨，也不是因為他對卜尼法斯八世和后任的擴張主義的反感。這里最主要的原因是，當時許多教士，有時甚至是教皇本人的罪惡行為，在他內心激起了極大的痛苦和憤慨。

但丁認為他們背棄了教會為人類謀福利的至高使命。當他看見正是那些被賦予圣職的人背棄傳統(tǒng)，不追隨偉大圣人時，心中便充滿憤怒。

為了讓自己的嚴詞更具權威性，但丁不僅用了《圣經》的語氣，引用《福音書》，還提到了歷史上教會中一些偉大人物。

除了自己的語言之外，他借用圣本篤、圣托馬斯、圣波那溫圖拉之口，以憤慨的語氣反對教會的腐敗。這些抨擊在《神曲》中越來越激烈，并在詩歌結束時達到高潮。就在天堂中，圣彼得針對當時的教皇以及一般而言所有那些行為與“貪婪的狼”無異的教士發(fā)出了最嚴厲的譴責。（《天國篇》，第27章，第19-63行）

詩人借耶穌基督的繼任之口說出的語言非常犀利，與天堂仁慈、善良、和諧的氛圍形成強烈的對比，更彰顯其譴責之意。所有的至福者和圣彼得都紛紛附議，因教會和教皇的腐敗羞紅了臉，但丁的譴責便顯得更深刻有力了。

但丁說教廷是“發(fā)出血腥和臭味的陰溝”，并說，“那個從上界墜落下去的邪惡者在地獄里感到高興”；他也為幾位被控以買賣圣職、異端邪說、背叛及其他嚴重惡行的教皇、樞機主教和教士在地獄里分配了位子；而他如此頌揚帝國，并撻伐教會的世俗權力，也極可能給自己招來侮辱教皇，甚至異端邪說的罪名。

然而但丁早已為之做好了準備：先讓圣彼得在教義上赦免他，又借著自己和其他的至福者之口賦予自己宣揚道德的使命，仿佛讓天堂見證他作為先知的身份：他的話一開始可能“味道辛辣”，但后來，一旦這些話被充分理解，它們將給聽者“留下攝生的營養(yǎng)”。

但丁就這樣將嚴厲抨擊融入了更高的倫理和宗教視野中，正因為他攻擊了那些鼎鼎有名的人物，他的詩也有了“勸世寓言”的價值。

“依靠理性和信仰的至高權力，他的文學天才大膽地完成了前無古人的壯舉：呈現出他認識的這個世俗與歷史的世界。上帝也已對此做出了最終判決，并為一切在神圣的秩序中安排了位子。經過審判，各個人物的世俗本質也沒有在末世審判時遭抑制或削弱，而是保持了人在世俗與歷史世界里的本質，進而與他們的永恒命運相連?！保ˋuerba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