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和全球化視野的雙重觀察：
立德樂和他的《長江三峽及重慶游記——晚清中國西部的貿(mào)易與旅行》
周 勇 惠 科
英人立德樂是第一個充當開路先鋒入侵四川、重慶的外國商人，是第一個在重慶設立洋行經(jīng)營商貿(mào)的外國人，是第一個親自率船開通川江航道駛抵重慶的外國人，是在四川和重慶近代歷史上留下深刻印記的西方第一人。這部《》（ 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由立德樂親筆撰著， 1888年在倫敦出版。這是一部對中國西部社會經(jīng)濟考察備述無遺的著作，向我們展現(xiàn)了這位英國商人第一次踏入重慶的歷程和他的見聞，也從一定程度上為我們展現(xiàn)了 130年前的重慶城市面貌和重慶人的精神風貌。
一、我對立德樂重慶事跡的接觸與研究
我最早接觸到立德樂的事跡大約是在 1980年夏天。那時，我在四川大學讀書，從這年春季學期起，由胡昭曦先生教我們學習隋唐兩宋史。當時，胡昭曦先生正在整理《圣教入川記》，準備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妒ソ倘氪ㄓ洝肥怯商熘鹘檀|教區(qū)主教古樂東撰寫的，它記載了明清以來天主教進入四川的歷程。在 20世紀 80年代，那時候國門剛剛打開，學者們對洋人在川的事跡不甚了了。因為川東教區(qū)設在重慶，因此胡先生囑我調(diào)查了解古洛東及其撰寫出版《圣教入川記》的情況。我花了整整一個暑假的時間，費了很大勁，幾乎是無中生有地挖出了古洛東和他的《圣教入川記》的前世今生，寫成一篇大約 2000字的報告，向先生交卷。雖然只是一個輪廓，還比較膚淺，但胡先生還算滿意，在正式出版的《圣教入川記》中，特別提到“七九級同學周勇”云云。正是在這個暑假，我第一次知道在重慶近代歷史上有一個洋人叫“立德樂”，做了不少在重慶歷史上“第一”的事情。而這次對《圣教入川記》和古洛東的調(diào)查，也成為我學術活動的起點。
或許認為我孺子可教，在此之后，胡昭曦先生便開始指導我這個尚在本科二年級的學生寫學術論文。早在 20世紀 50年代，胡先生在川大讀本科時，就曾研究過近代史上帝國主義對四川的經(jīng)濟侵略，作為他的畢業(yè)論文主題。但因畢業(yè)后學校安排他轉攻中國古代史，這個研究就中斷了。他非常希望我能繼續(xù)研究這個課題。所以，我就在胡先生的教導下繼續(xù)著他 20多年前的研究課題。
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他又把我推薦給了以研究四川近代史，特別是四川保路運動史而著名的隗瀛濤先生 他也是胡先生本科時的老師由他來繼續(xù)指導我的研究工作。在隗瀛濤先生門下，大約用了一年時間，我完成了《重慶開埠史稿》一書，于 1982年底內(nèi)部出版，1983年《重慶開埠史》正式公開出版。這部著作第一次比較全面、系統(tǒng)地梳理了英國強迫重慶開埠的歷史過程、法律依據(jù)、開埠標志、影響作用，展現(xiàn)了西方列強從經(jīng)濟、政治、文化、社會諸方面對四川的侵略，揭示了封建主義統(tǒng)治的變化，民族資本主義經(jīng)濟的產(chǎn)生與發(fā)展，資產(chǎn)階級政治思潮的出現(xiàn)，資產(chǎn)階級政治團體政黨的成立與運動等。一直寫到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在重慶的統(tǒng)治，建立蜀軍政府。
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得以第一次比較全面地了解到立德樂充當了西方列強侵略四川的先鋒，開辟川江航道，奪取川江航權，在重慶開辦工廠，從事貿(mào)易的歷史。這些史實較多地是從 1964年印行的《重慶工 商史料選輯》 [1]中引用立德樂《經(jīng)過揚子江三峽游記》 [2]的內(nèi)容而來。我感到，這部書對于重慶近代歷史乃至于中國西部的歷史，實在是太重要了。從那時起，我就萌生了一個念頭，一定要找到立德樂的原著，把這部書翻譯出來，把對這段歷史的研究深入地進行下去。
1983年我從四川大學歷史系畢業(yè)，回到重慶工作。這一時期，改革和開放成為鮮明的時代特征，歷史學研究進入了從復蘇到逐步發(fā)展的新時期。重慶也成為中國城市經(jīng)濟體制改革試點的第一個大城市，實行經(jīng)濟計劃單列。我在重慶一邊工作，一邊繼續(xù)在隗瀛濤先生指導下，從事中國近現(xiàn)代史，特別是重慶史的研究，相繼出版了《辛亥革命重慶紀事》《近代重慶經(jīng)濟與社會發(fā)展（ 1876—1949）》兩部著作。到 1986年，又加入到隗瀛濤先生主持的國家“七五”期間重大項目《近代重慶城市史》的研究團隊之中，擔任學術秘書。
20世紀 80年代中期，四川大學與美國密西根大學建立了聯(lián)合培養(yǎng)博士生的協(xié)議。 1988年，密大歷史系一個中文名叫魏茱棣（ JudyWyman）的女博士候選人來到川大進修，從事重慶近代社會變遷研究。這是川大歷史系對外合作的開始，因此學校非常重視，成立了以隗瀛濤先生為組長的指導小組。先生囑我也參與其中，負責在重慶接待魏茱棣，給她介紹重慶歷史，尤其是幫助她搜集資料、尋訪人物。這個“洋學生”是我接觸到的第一個外國學人，她熱情開朗執(zhí)著，不遠萬里來到中國，來到重慶，孜孜于 100年前晚清重慶歷史。她剛來重慶時，中文不怎么樣，講話也結結巴巴的。而我的英語口語比她的中文講得還差，我們大多數(shù)時候都說漢語，偶爾夾點英語單詞。她最大的收獲是熟悉了語言環(huán)境，入了中國近代史這個門。大約呆了一年，她就回美國去了。
1988年 11月，她又來到重慶，一問，還是來查閱資料，繼續(xù)她的博士論文寫作。原來，美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是非常寬松的，先在學校呆一段，然后外出工作，一邊掙錢，一邊申請課題，一邊繼續(xù)研究，完成博士論文。她來重慶后送給我兩件禮物，一件是 1972年由中國臺灣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立德樂的名著 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長江三峽及重慶游記——晚清中國西部的貿(mào)易與旅行》），另一件是由法國傳教士華芳濟（ P. Francois Fleu. ry） 1899年在重慶寫下的《我在四川被囚禁的經(jīng)過》，就是著名的《華司鐸被虜記》，還是公開發(fā)表時的法文原件版。這可是研究中國近代教案，尤其是大足余棟臣教案最重要的原始資料呀！我真是如獲至寶。
這一時期，魏茱棣的漢語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原來她到臺灣住了一段時間學習中文口語和古漢語，當時她已經(jīng)能到四川省檔案館查閱近代的巴縣檔案了，因而我們的交流完全可以用漢語進行，幾乎沒有障礙。她告訴我，她找了一份帶旅游團的工作，既掙錢，又可常來中國查資料。后來，她到重慶住了好長一段。她的錢也不多，不能老住賓館，于是我介紹她住進了重慶若瑟堂的招待所。若瑟堂是原法國天主教川東老區(qū)的本堂，現(xiàn)在是重慶市天主教三自愛國會所在地。當時那里沒有暖氣，重慶的冬天陰冷潮濕，北方人都受不了，何況一個老外。但魏茱棣堅持下來了。那段時間，我?guī)疾熘貞c舊城那些老地方，尤其是與教案有關的地方，蹇家橋、小什字、七牌坊、佛圖關、大梁子……魏茱棣的興趣愛好也非常廣泛，她甚至交上了川劇演員朋友。由于這個原因，她與我愛人、兒子甚至我的父親都熟悉起來。我們也成了研究近代重慶歷史的合作伙伴。
從拿到 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 na起，我便如饑似渴地讀了起來。隨即便請我的愛人郭金杭女士和重慶師范大學的謝應光教授分兩頭翻譯這部著作；請我姐姐周敏翻譯華芳濟的《我在四川被囚禁的經(jīng)過》。翻譯工作進行了一段時間便停滯下來。原因是，那時的出版社要自己找飯吃，對此類學術價值極高，而市場效益平平的著作，沒有誰愿意接手。這樣，周敏翻譯的《我在四川被囚禁的經(jīng)過》，由重慶市地方史研究會以單行本內(nèi)部出版的方式印制出來，供學術交流。而立德樂的 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則沒有譯完，未能面世。這也成為我的一塊心病。
在此之后，立德樂的 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曾被譯為《扁舟過三峽》，編入一套地理叢書出版過。不知何種原因，其譯文一是內(nèi)容不全，二是翻譯不準確。因此，我仍盼望能推動一部完整準確，可用于史學研究的中譯本問世。
機遇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的。 2010年，我在宣傳部工作，與新聞出版局聯(lián)手，推動設立了由重慶市政府資助出版的專項資金，這給那些社會效益很好，而經(jīng)濟效益平平的出版物提供了機會。幾年來，出了大量的好書。 2015年，重慶市文化委在做“十三五”期間出版規(guī)劃時，我提出了《全球視野下的近代重慶叢書》的選題，該選題旨在將我 30多年來搜集到的，近代以來外國學者、作家、政治家、記者、軍人撰寫的有關山城重慶的著作翻譯出版，從全球視野觀察、解讀重慶這座城市的發(fā)展與變遷。我的提議得到了項目評審專家的一致贊成，這套書便由重慶市文化委列入重慶市“十三五”出版規(guī)劃資助項目。立德樂的《長江三峽及重慶游記——晚清中國西部的貿(mào)易與旅行》則成為這套叢書的第一個選題。但時過境遷，我的愛人因冗務纏身，翻譯工作就只能仰仗謝應光教授獨自承擔了?，F(xiàn)在，這本書即將問世，了卻心愿。這離我知道此書快 40年了；離我拿到此書，也已經(jīng) 30年了。
二、立德樂和他的時代——英國對中國長江上游的覬覦與考察
立德樂是西方列強的開路先鋒，他是那個時代的弄潮兒。
19世紀中葉，繼東部部分沿海城市陸續(xù)對西方國家開放后，長江上游廣闊的市場、豐腴的物產(chǎn)以及繁庶的人口，又成為了列強競相逐利的場域。長江上游的西部市場是英國日思夜念的，尤其是四川省，而其門戶重慶更是首當其沖。 1864年，英屬緬甸駐上緬首府曼德勒的代表威廉斯（ C. Williams）談及：“四川人口約 3000萬，擁有約 12個第一流的城市，據(jù)寓居八莫的中國人告訴我，四川生產(chǎn)絲的量和質(zhì)都高于其他??；出產(chǎn)的茶葉也屬上乘且產(chǎn)量豐富。同時，還有大黃、麝香等各種藥材以及在云南曾經(jīng)發(fā)現(xiàn)過的多種礦產(chǎn)。 ”[3]“1872年，英國的商會聯(lián)合會寫建議書要求揚子江上游對外國輪船開放，以便‘中國最富足勤勉的一?。ㄋ拇ǎ┛梢灾苯优c歐洲交通。 ’”[4]而川東的重慶是整個西部物資集散的中心，在西部的經(jīng)濟發(fā)展鏈條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自然引起有英國人的注目。在華的英商團體經(jīng)過一番考察指出，重慶作為四川省的心臟，“各類外國商品、金、銀、銅、錫、鉛、煤、白蠟、麻從此地運往各地。重慶是擁有 50萬人口的純商業(yè)城市……該商業(yè)中心向外國貿(mào)易開放，會產(chǎn)生對英國工業(yè)品的需求。 ”[5]在 1869年時，上海的英國商會曾選派了兩名代表從長江上溯到重慶，搜集有關中國西部商貿(mào)的所有信息。應商會要求，英國駐華海軍總司令凱佩爾（ Admiral A. Keppel）還令兩名海軍軍官陪同考察長江航道。[6]從 19世紀以來，英國就掀起了一股“游歷”中國西部的熱潮。尤其是 1876年的中英《煙臺條約》準許“洋人”進入中國內(nèi)陸，更成為外國人踏入中國內(nèi)地游歷、考察、傳教的保障與憑證。此后，大量英國人渡海遠道而來，溯江而上，踏進這片少人涉足的陌生疆域游歷、考察，他們身份各異、目的多樣，有的是直接從事情報搜集工作；有的是探險、游歷，間接地向世界傳遞出西部的社會信息。他們常將沿途的見聞訴諸筆端，回國后到處演講，并以日記、游記等形式出版發(fā)行，擴大影響，也為我們今日進行學術研究留下寶貴的參考資料。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畢曉普女士（ J.F.Bishop.F.R.G.S.），其身份為英國作家、探險家以及第一位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女性院士。她在 1898年對中國西部進行了歷時 15個月的實地考察，其中對長江上游和當時的四川重慶地區(qū)的山川風貌、人情風土、社會環(huán)境，都進行了詳細的解讀和說明。甚至強調(diào)“絕對不要忘記長江上游是中華帝國最富裕省份（四川）巨額貿(mào)易的唯一通道，它的面積大約與法國相同，人口估計在五千萬到七千萬之間。 ”[7]言語之間透露出重慶在這位英國人心目中的地位及對中國西部貿(mào)易的關注。
畢曉普女士的西部考察是從 1898年 1月開始的，乘坐一艘約 20噸的平底小船，歷經(jīng)過險灘、惡浪、峭壁，聽過峽間風、猿哀鳴、鶴之唳后，于6月順利抵達重慶城。 3日短暫的逗留，使她在日記中不舍地寫到：“在我最后的旅程中，離開重慶是我所經(jīng)歷的最大遺憾”。[8]
從游記中我們發(fā)現(xiàn)，畢曉普女士最關注的莫過于重慶城的經(jīng)濟狀況。她認為重慶是“中國西部的商貿(mào)的首都、清帝國最繁忙的城市之一”，是中國最引人注目的城市。當發(fā)現(xiàn)重慶城附近蘊藏著豐富的煤炭和石灰資源時，還想象著如果把這種煤炭帶回英國，一定會給蒸汽機提供極好的動力。此外，她還在游記中記錄下重慶完善的商業(yè)機構?！爸腥A帝國有八個省的商人都選擇在此設立商業(yè)行會組織”。作為西部地區(qū)外國商品批發(fā)的唯一市場，重慶的經(jīng)濟在很大程度上維系了整個四川省的貿(mào)易情況。重慶商貿(mào)發(fā)達的影像印刻在畢曉普女士的頭腦中，給予她深深的觸動：“我們正希望在這個具有巨大潛力的城市，取得支配性的優(yōu)勢。 ”[9]
當然除畢曉普女士外，從 19世紀至 20世紀初，曾在長江上游及重慶地區(qū)游歷、考察過的比較著名的英國人還包括： 1906年出發(fā)前往四川及其以西部地區(qū)游歷的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員、威海衛(wèi)副司法行政長官雷金納德·弗萊明·約翰斯頓（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10]1908年從上海出發(fā)，沿長江上溯到過重慶的英國記者、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員埃德溫·約翰·丁格爾（ Edwin John Dingle）；[11]還有如艾米麗·喬治亞娜·坎普（ Emily Georgiana Kemp）、謝立山（ Alexander Hosie）、威廉·約翰·吉爾（ William John Gill）等，限于篇幅在此不展開論述。
總而言之，這一時期到四川、重慶及長江上游游歷的英國人其活動并非簡單的暢游山水、舒展心懷，而是運用自身的專業(yè)知識從事了大量的對華考察工作。他們的關注點都集中在川江的航行、西部資源以及商業(yè)貿(mào)易狀況方面。他們的大部分日記、游記以圖文并茂的形式發(fā)表或出版。這些實地的考察、調(diào)研的忠實記載，無一例外地加深了大英帝國對中國西部的了解。這當然與英帝國對華擴張的趨勢相關聯(lián)，可以說在這些人自覺或者不自覺的觀察、記錄背后，包含了為大英帝國商業(yè)利益服務的意識。
而這一時期，最值得記錄并深入研究的是英國商人、冒險家 阿奇博爾德·約翰·立德樂（ Archibald John Little），和他的《長江三峽及重慶游記晚清中國西部的貿(mào)易與旅行》。
立德樂 1838年出生于英國倫敦，是近代英國歷史上著名的冒險家、商人、作家，先后在中國生活了近半個世紀。在華期間開展了廣泛的活動： 1859年來華； 1862年在新開放的口岸城市九江開設了自己的公司；兩年后，在上海合并成立了一家新的公司 Latimer , Little＆ CO；而后出于對長江及四川、重慶地區(qū)的興趣， 1884年他購置了一艘小型蒸汽船，取名“ Yi-ling”（“夷陵號”），用在冬季時航行于漢口至長沙一線； 1887年，他又在格拉斯哥購置了一艘汽輪“ Kuling”（“固陵號”），妄圖上駛長江上游，因中方反對而落空； 1890年他在重慶創(chuàng)辦了立德樂洋行，經(jīng)辦土貨出口與洋貨進口業(yè)務； 1891年他又設立了一家外資運輸公司 重慶有限轉運公司； 1893年設立利川保險公司，主要經(jīng)營重慶至宜昌之間“掛旗船”的貨物運輸保險和船舶保險； 1898年他購置了一艘汽船“ Lee-chuen”（“利川號”），在上海裝配完成后駛向長江上游，最后抵達重慶，實現(xiàn)了汽船成功駛入川江的目標； 1902年，立德樂與士紳丁運鴻等人在重慶合資開設通學書報局； 1904年，立德樂成立華英煤鐵礦務有限公司，由此取得五十年的煤鐵開采權。 1907年，立德樂因故返回英格蘭， 1908年 11月逝世，享年 69歲。
立德樂一生著述不少，主要有： 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Mount Omi and beyond、The Far East、Across Yunnan、Gleanings from Fifty Years in China。[12]上述關于立德樂生平事跡可參見： Archibald John Little : Gleanings from Fifty Years in China，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 Co., LTD，1910.；隗瀛濤、周勇：《重慶開埠史》，第 52—53頁；汪敬虞：《立德和川江的開放》，《中國經(jīng)濟史研究》，1987年第 4期；王玨麟：《英商立德樂：重慶利川保險公司之父》， http://shh.sinoins.com/2014-11/14/content_135290.htm，2017年 6月 20日；四川省檔案館藏巴縣檔案（未刊）：6-6-2346，《英國領事函送劉紹周竊立德洋行盤碟》卷， 6-6-2396，《英商立德洋行稟費興發(fā)等拖欠銀》兩卷。
其中， 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出版最早（ 1888年），知名度最高，在國外幾經(jīng)再版發(fā)行。倫敦的 Sampson Low, Marston, Searle, & Rivington公司于 1888年初版。十年后， 1898年，該書的第三版發(fā)行。與第一版相比，第三版新增加了兩章內(nèi)容。與此同時，作者將第一版第 1章“ The Physiography of the Yang-tse Valley”（“長江流域的地理特征”）調(diào)整到第三版的第 12章的位置，與“云陽新灘”“輪船首航長江上游”構成一幅較為全面的長江流域圖景。
三、立德樂對長江流域的考察
立德樂的“西部之行”是在西方全球擴張的背景之下進行的，注定不是單純的“游山玩水”，而是懷著強烈的商業(yè)動機的。他憑借專業(yè)的地理知識，對長江流域的上下游都進行了十分細致的考察，包括流速、航道、河谷、險灘以及岸邊的動植物資源等，逐漸揭開了蒙在長江上的神秘面紗。
立德樂在書中首先介紹了長江與中國各區(qū)域間的關系：“河道約 3000英里長，由西向東穿過這個國家，可以說把中華帝國分為兩個幾乎相等的部分； 8個省份位于其左岸，同等數(shù)目的省份位于其南邊；只有兩個省份（安徽和江蘇）部分地橫跨其兩岸?！逼浯危l(fā)現(xiàn)了長江的一個奇特之處：長江同發(fā)源于西藏高原東部的薩爾溫江、湄公河和伊洛瓦底江不同，它們是沿著山系的主要走向，在向南的河道中流進了印度洋和交趾中國海。而長江在到達云南大理府的附近，突然向后彎曲，向北流動，橫穿重重大山，歸于東海。所以，在流經(jīng)地勢影響下，長江三分之二的部分是在連續(xù)的深谷中，河道的下游部分構成余下的三分之一。在這里，河谷開闊，江流穿過一片沖積平原。眾多的大小險灘又成為長江從重慶到宜昌之間近 500海里的航線上的障礙。 [13]清人吳燾多次入峽出峽，發(fā)現(xiàn)“瞿塘、巫山、西陵三峽相連，綿亙幾七百里，其中灘石最多，不可指數(shù)。 ”[14]立德樂也曾目睹了大量險灘對行船所造成的障礙。
在 1898年春季，立德樂隨“利川號”上駛重慶時，發(fā)現(xiàn)“ 327艘帆船停泊在新灘下游的江段上，或者是排隊等待上行，或者是把船上的貨物轉運到險灘上游的另外的船上。所有冒險通過這險灘的船只甚至連船上設施都要搬下來，盡可能減輕船的重量”。而這一情況，“一直要持續(xù)到夏季漲水消除了落差才會停止”。時間上的消耗，必然帶來經(jīng)濟上的折損。帆船的弊端使得他更加堅信輪船航行川江的必要。他同意一些冒險家的觀點，即“這些激流險灘是蒸汽動力可以克服的”。例如，對近岸河道中大量存在的巖礁，輪船可避開江岸，在深水中疾行。因此這些問題對于輪船來講，都不成為問題。[15]
他對長江流域的考察，還拓展到兩岸植物、生物資源。因為亞熱帶季風氣候的影響，這一區(qū)域雨量充沛、光照充足，植物非常茂盛。隨便走到一處峽谷，便可看見山茶、中國菊花、秋海棠、向日葵等植物。至于林業(yè)資源，在四川普遍可見上等的林木。他發(fā)現(xiàn)了大量桐樹的存在，指出桐樹可以產(chǎn)出一種非常優(yōu)質(zhì)的油，實用價值很高。 [16]尤其在云陽縣，桐油是土物大宗，甚至形成了與本地山貨不同的商幫。光緒年間常有“外國公司販運出口，駐萬立行店，縣城亦設分行”。[17]
此外，長江流域的漁業(yè)資源、農(nóng)作物、經(jīng)濟作物以及礦產(chǎn)資源都十分豐富，因篇幅所限，立德樂“只能匆匆簡略地概述一下”。通過這個“概述”，他想表明，“在這個廣闊的地區(qū)仍有很多東西需要觀察”。而這個“觀察”，不僅是物資問題，還有其他社會的、政治的和倫理的問題，都需要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18]
因此，面對這條充滿險阻、又充滿無限商機的當時中國東西部唯一的交通通道，立德樂同大多數(shù)英國人一樣，強烈建議英國對此進行考察、調(diào)研，而這“所有工作都是為了擴展他們在那個地區(qū)的影響力” [19]。
四、《長江三峽及重慶游記——晚清中國西部的貿(mào)易與旅行》中的舊日重慶影像
《長江三峽及重慶游記——晚清中國西部的貿(mào)易與旅行》是立德樂依據(jù)其 1883年“自中國沿海大都市上海到西部商業(yè)大都市重慶旅行期間所記的日記” [20]寫作而成。關于寫作目的，作者在序言中說：“在英國國內(nèi)，人們對中國這個‘如花似錦的樂園’抱有很大的興趣，但又對中國及其財富、國力和作為盟國的價值抱有錯誤的觀念。因此，把我對這個國家的考察記錄奉獻給世人是十分必要的。 ”[21]書籍雖然冠以“游記”之名，實則是一份對中國西部，尤其是重慶地區(qū)周詳調(diào)研、考察的“輿情書”，在當時具有極高的現(xiàn)實意義。今天，我們可以從書中包含的豐富內(nèi)容中，進一步窺探近代重慶社會的歷史以及當時經(jīng)濟社會的真實面貌。
立德樂于清光緒九年（ 1883年） 2月中旬，中國除夕之日，乘船離開上海，前往長江上游游歷。他途徑漢口、沙市、宜昌，于 3月 18日進入著名的長江三峽。五天后，到達了重慶東部的巫山縣。后經(jīng)夔州（今重慶奉節(jié)縣）、云陽、萬縣（今重慶萬州）、忠州（今重慶忠縣）、豐都、涪州（今重慶涪陵區(qū)）、長壽，在 4月 7日抵達重慶城。逗留二十來天后，在 4月 30日離開返回漢口。作者在書中較為詳備地記載了他在重慶的見聞，我們透過這些雪泥鴻爪，可以了解到百年前重慶這座山水之城的社會風貌和“外來人”對此地的印象與觀感。且就其著墨較多，又較富“特色”的近代重慶“影像”進行一番細致的展示和說明。
（一）重慶的城市面貌
一座城市的風貌，大致可以從居住在此處的人和構成的景觀兩方面來觀察。這在立德樂筆下都有所體現(xiàn)。在還未踏上這片“炙熱”的土地時，立德樂就聽聞生活在那里的人“具有在沿海省份接觸到的那些中國人所缺少的男子氣概和良好的教養(yǎng)”。船行至巫山縣時，他發(fā)現(xiàn)人們盡管對外國人感到好奇，卻“不失禮貌”，日記中寫道：“在東部省份，人們用‘洋鬼子’這個詞來指外國人，但四川沒人知道這個侮辱性的稱呼，這使我很感高興?！倍摇皬倪@以后再沒有聽見有人叫我‘洋鬼子’”。作者經(jīng)過一路的感受和體驗，認為這里的人民比起中國沿海和中部省份來講，性情更加溫和、更易接觸[22]，字里行間流露出對“重慶人”頗具好感。
重慶城留給立德樂的最初印象又是怎樣的呢？
4月 7日，立德樂終于到達目的地巴縣，也就是當時的重慶城（今重慶市）。他寫到：“在由嘉陵江與長江匯合而形成的高高的砂巖半島上，坐落著四川省的商業(yè)大都市 重慶城。”船還未舶岸時，遙見朝天門碼頭“一隊隊苦力忙著裝卸龐大的船隊”，呈現(xiàn)出一番熱鬧非凡的景象，這與他“多日來看見的安靜的荒野的自然景色”形成鮮明的對比。[23]“繁榮”“熱鬧”“富庶”是重慶留在立德樂腦海中的最初印象。而后的考察活動也證實了這一認識。
爬完長長的石梯，穿越古樸的城門，重慶的面目向這位洋商一一顯露。從“游記”內(nèi)容來看，他對重慶城繁盛的商業(yè)狀況尤其上心，充分利用時間對此地的商業(yè)能力進行一次快速的考察。首先，與渝城商人在白象街 重慶的銀行家和批發(fā)商聚集的主要商業(yè)街道 就一些商業(yè)問題進行了“初次交談”，并為此次自由的交談感到很高興。而后，相繼訪問了江西會館、山西會館，發(fā)現(xiàn)“來自遙遠省份的商人們都聚集在這個帝國的商業(yè)大都市中”。同時，還對龍門浩一帶地理位置開展了考察，認為此處是“外國租界的最佳場地”。時隔 4天后，參觀了渝城商販董先生的煤礦，發(fā)現(xiàn)“這些工程建造的規(guī)模相當大，跟湖北省煤礦的可憐的地洞形成鮮明的對照?！庇纱?，推論出“這個省份是格外的富足”。在 4月 24日這一天，立德樂橫穿了整個重慶城，觀察到渝城實際分為“上半城”和“下半城”?！吧绦泻椭饕难瞄T都在下半城，而傳教機構、游樂園和外國領事館則在上半城” [24]。這一番“考察”活動在 30日這天結束?？傊?，立德樂作為一位商人，其目光所及自然與經(jīng)濟相關，而重慶繁盛的經(jīng)濟情況正合其心意。
重慶的游歷活動給立德樂留下深刻的、較好的最初印象：百姓相比較其他通商口岸顯得有禮貌、有素質(zhì)，交往氣氛融洽；其城區(qū)是西部最富饒的區(qū)域，尤其是巴縣經(jīng)濟繁盛、商人云集，“正焦急地等待著租界的開放” [25]。這番游歷、考察加深了立德樂對重慶的認知，為他之后的“事業(yè)”投下長長的影子。
（二）繁盛的罌粟栽種
立德樂在旅途中發(fā)現(xiàn)，重慶幾乎全境都有罌粟的種植，不論是田間還是陡坡，白色的罌粟花隨處可見。作者不厭其煩地進行書寫和介紹。
最早能看到罌粟的地方是萬縣，他驚嘆：“第一次見到種在地里的罌粟”。等到忠州境內(nèi)，發(fā)現(xiàn)“整個長長的河谷都種著美麗的罌粟。”在涪州，罌粟播種的廣泛程度更是令他吃驚，“江兩岸的小山和后面的大山一樣種滿了罌粟。幾乎是山坡上每個可能的地方都有種植。 ”[26]恰逢這一年，劉光第抵達涪州時，也發(fā)現(xiàn)此處“農(nóng)家皆以種罌粟為要務；胡、豌、菜、麥，至市他邑。故通市難覓才有，日用則桐油外，皆罌粟油也。 ”[27]作者還在重慶城郊發(fā)現(xiàn)鴉片和大麥、大豆等一類的農(nóng)作物混合種植在山坡上，很多地方形成了谷底種水稻，而山坡上種鴉片和煙草的農(nóng)業(yè)種植模式。 [28]早在 19世紀 70年代英國人貝伯爾（ Edward C. Baber）進入四川境內(nèi)時，就發(fā)現(xiàn)這一區(qū)域罌粟“栽種尤盛”。[29]此刻的立德樂也感嘆“中國西部省份大范圍地種植鴉片使每一個旅行者大為震驚”。[30]罌粟在四川得到廣泛的栽種，最直接的誘因是其較高的經(jīng)濟收益。重慶當?shù)氐囊晃环N植者告訴立德樂：“罌粟種子可以提煉出油，用燃燒罌粟莖稈產(chǎn)生的灰燼可以生產(chǎn)出染色用的堿液，大量的罌粟葉子可以用來喂每個中國人都飼養(yǎng)的豬。 ”[31]對于經(jīng)常受天災人禍威脅的底層百姓來講，罌粟為他們的生存提供了保障，依賴罌粟可以獲得豐厚的利益，成為晚清民眾收入的大宗，故而廣泛種植。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后，鴉片貿(mào)易合法化，更是進一步刺激了鴉片的種植。有學者估算，四川一畝地用以種植罌粟的貨幣收入，比栽培玉米、豆類多出大約 2.3—39倍。[32]利益的驅使，必然吸引民眾的投入熱情。清人何嗣焜的《入蜀紀程》中留有川東罌粟“盛況”的記載：“川東無處不種罌粟……凡山林碻瘠之區(qū)，不植五谷者，向資罌粟為生計。 ”[33]如立德樂所見、所聞，川東地區(qū)罌粟栽種的普遍程度，幾乎是每到一處都可瞥見罌粟花的“倩影”。
近代中國突遭凌辱，乃由“罌粟”肇端起釁。立德樂游記中對罌粟的描寫，采用的詞匯諸如“美麗的”（beautifully）、“閃閃發(fā)亮的”（bril. liant）、“芳香的”（balmy）等多用于對美好事物的描繪，透露的是一種欣賞、喜歡的心情。作為一位英國商人應該是深知鴉片貿(mào)易是如何給近代中國帶來深重災難的。即便如此，他并不吝惜對罌粟的“贊美”。而且還因為人們較多地使用罌粟的英語名稱，感到厭煩?；蛟S正如他在后文所言，“跟它（鴉片）對身體健康的直接有害作用相比，我認為更糟糕的是浪費在它上面的金錢和時間”。[34]這是其商人特質(zhì)的表現(xiàn)。
（三）刺眼的婦女小腳
清代中國婦女在身體上最顯著的、最引人注目的特征莫過于那雙“三寸金蓮”。在中國歷史上，這被長期作為對女性審美的評判標準之一。
四川地區(qū)纏足之風尤厲。據(jù)考，四川的“天足”情況，“僅冕寧、邛崍、大邑、西充、南部五縣有之”。[35]清初的重慶府領 3州 17縣，即便清末也領 1廳、 2州、 11縣， [36]均無一處有“天足”的存在。立德樂在云陽縣一院落里初次遇見一群衣著華麗的纏足婦女，他描寫到：“她們都是小足，但看起來氣色很好”。作者對于纏足的第一觀感，是與人的身體健康狀況相聯(lián)系。之后的事例也證實了他對纏足引發(fā)健康問題的關注。初到重慶城，立德樂得到了煤礦主董先生的接待。書中有對董家人員構成的介紹，在介紹董家的女性時他寫到：“小女孩們長得很漂亮，穿著也很艷麗，但可憐地拐著纏過的小腳亦步亦趨地行走”，為此流露出些許的憐憫之情。我們看到，以上兩次有關纏足現(xiàn)象的記載，立德樂只是就其觀察進行簡單的描述，并未過多闡釋或者評說。隨著之后接觸的頻繁，他的反感、憎惡態(tài)度躍然紙上，并對此進行言辭激烈的鞭撻與斥責。一日立德樂與接待他的董先生前往鄉(xiāng)下考察煤礦，途徑一座廟宇，見一老太太因纏足導致走路十分吃力，立德樂的神經(jīng)受到刺激，在當天的日記中記下：“雖然我在中國生活了很久，但我卻無論如何不能接受這種極其丑惡、極其痛苦的，對婦女腳的折磨。我只能希望某個像舊時的征服者一樣的君主，登上王位發(fā)布一道敕令，宣布取消這種毫無道理的、折磨一半人口的做法。 ”[37]舉凡文字，皆表達了他對中國婦女纏足這一陋習的憤懣與譴責。這種“情緒”的來源，或許可以從以下兩方面進行思考：一是英國婦女從不纏足，更不以此為美，即英國無此習俗。且從醫(yī)學角度看，這是一種對身體施加的“酷刑”，自然招人反感；二與西方的宗教觀或有一定關系。西方教會強調(diào)：“吾人身受上帝創(chuàng)造” [38]“身子是基督的肢體”[39]，因此不能有損壞。這與古代中國男子信奉的“身體發(fā)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40]的倫理道德觀相似。
就“纏足”問題，立德樂同煤礦主進行過專門的探討。針對纏足帶來的痛苦，煤礦主表示作為父母也無可奈何，原因就在于這是習俗，是“風尚”，“任何拒絕這樣做的家庭都會被社會排斥，他們的女兒會得不到體面的婚配?！边@句話中肯地指出了纏足之風盛行的重要驅動力 婚姻。古代女性多依附于男性而生存。一段好的婚姻就意味著好的生活，婚姻主導了她們的一生。立德樂亦不得不承認，“社會環(huán)境的力量過于強大了。……需要不可抗力來打破習俗的束縛。”他在書中提及的“不可抗力”，指的就是依靠國家的權力與威勢。 [41]國家強制性干預手段，到清末時出現(xiàn)， 1902年清廷下達諭旨要求除去纏足的積習， [42]并有一個從勸諭到禁止的過程。宣統(tǒng)元年（ 1909年）二月，四川巡警道發(fā)布禁止婦女纏足告示：“意在改良風俗，尊重婦女的資格，……無論官紳商民眷屬，盡都在限期內(nèi)把腳放了，并無一人受罰，損了名譽，再推及各廳州縣，果然全省的婦女，個個都不纏腳，那外省禁止纏腳社會的章程，我們四川也可以不仿辦了，從此體質(zhì)強健，女德女工，愈見發(fā)達，不但四川人是幸福，實為我中國前途的幸福，大眾須要凜遵，毋違此諭。 ”[43]
五、立德樂記述的西來福音傳播
立德樂的關注點并不僅停留在中國“在地”的問題，也注意近代重慶面臨的外來勢力 西方宗教。在重慶滯留期間，他與重慶城里各國傳教士有著較為頻繁的往來。 [44]書籍中的相關內(nèi)容，著重記錄了兩方面的情況。
眾所周知， 1858年《天津條約》成為西方宗教在華傳教事業(yè)的轉捩點，各傳教團體以此為契機紛紛向中國內(nèi)地擴張教力。據(jù)中國臺灣陳銀昆教授的統(tǒng)計，同治五年（ 1866年），單四川一省的天主教徒就達6.8萬人，占全國天主教徒總數(shù)的 18.7%，居第二位。 [45]而地處川東的重慶城，教眾亦是甚眾。 1868年 6月，楊格非（ Griffith John）與偉烈亞力（ Alexander Wylie）去往重慶游歷，發(fā)現(xiàn)“在這個省里，羅馬天主教徒數(shù)量十分龐大，重慶是他們的一個重要據(jù)點。……重慶目前有三千或者四千名信眾”，于是楊格非進一步說“我們絕對不能忽視四川省。我希望我們能以基督的名義占據(jù)重慶，在這里建立第一個新教團體，并由我擔任首位新教傳教士。 ”[46]立德樂的第一次重慶游歷，時在 1883年，教會的勢力在渝已經(jīng)有了更進一步發(fā)展。他在書中記錄了西方各主要教會團體在重慶的據(jù)點。這包括：美國衛(wèi)理公會、中國內(nèi)地會、倫敦會、公誼會、蘇格蘭教會和美國圣經(jīng)協(xié)會以及羅馬天主教會。作者談及天主教會是最早來的，也是最重要的，單是在重慶的教徒就超過 3000人。 [47]關于天主教傳入四川的時間，至遲在明崇禎年間?！妒ソ倘氪ㄓ洝吩疲骸按竺鞒绲澲o念，即耶穌降生后一千六百四十年間，有耶酥會士利類思司鐸首先入川，傳揚福音。”到 1641年時，已吸納 30人為信徒。[48]可知，四川是西方傳教團體給予厚望的省份。至光緒十四年（ 1888年），全省天主教教眾達 82879名，次于江南兩省和直隸省，占總數(shù)的 6%。[49]而清末重慶地區(qū)的傳教士達 76名，皈依西教人數(shù)為 1.8萬，信徒人數(shù)約占當時重慶地區(qū)人口的 0.26%。[50]傳教士來渝不單局限于“傳經(jīng)布道”，各種形式的活動也是次第開展。以立德樂曾拜訪的中國內(nèi)地會為例，該會為英國新教傳教士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于 19世紀 60年代創(chuàng)辦，寧波為在華傳教的第一站。光緒三年時（ 1877年）內(nèi)地會的傳教士賈美仁（ James Cameron）、尼喬治（ George Nicoll）才進入重慶旅行布道。[51]立德樂觀察到他們除了傳播教義，售賣《圣教》等宗教書籍外，也注重利用西方知識和技術取得中國人的認同。例如，從事醫(yī)療活動，為中國民眾提供疾病診治服務；租用房屋，開設男童學校和女童學校，開展教育活動。[52]為了扎根于中國的鄉(xiāng)土社會，學校、醫(yī)院等媒介是接近并影響中國民眾生活的可行手段。重慶的教堂、西式醫(yī)館、學校等機構數(shù)量就十分可觀。據(jù)史料記載：“憶自各國通商以來，準于各省設立醫(yī)館、教堂，川省則惟渝為最。通計各屬，約有數(shù)百余所。 ”[53]針對內(nèi)地會在渝城的各種活動，立德樂特別提到了他們的醫(yī)療服務行為。 4月 26日，立德樂與渝城的一位廣東商人聚會，宴席中一位中國人談及曾專門去內(nèi)陸傳教團愛德華茲醫(yī)生處就診，醫(yī)治他的“眼疾”。[54]內(nèi)地會創(chuàng)始人戴德生總結早期在華的傳教經(jīng)驗，深有感觸：“唯有開設醫(yī)院最受人民歡迎。 ”[55]所以，內(nèi)地會比較注意在華的醫(yī)療服務功能。就整個四川而言，“內(nèi)地會之藥房最多，皆設立于無教會醫(yī)院之地。 ”[56]此外，美國衛(wèi)理公會也曾在臨江門石板街設立寬仁藥房一座，共設有九間房以容納病患。 [57]近代西方各宗教團體在不平等條約的保護下，足跡遍及華夏大地，即便是偏居西南腹地的重慶也迎來傳教士的大量進入。
“游記”在另一方面反映出西方教會在中國的活動并非一帆風順，更多是趔趄而行。有關西方傳教士在渝的“尷尬”處境，立德樂通過較多的文字作了說明。在拜訪惠勒博士時他發(fā)現(xiàn)，惠勒的妻子和女兒們都不愿意走出住所，因為在當?shù)厝搜壑?，“歐洲女人仍然是很稀奇的?！庇秩?，在 4月 10日這天的日記中，立德樂曾寫下招待他的一位信奉天主教的當?shù)厝嗽庥觥捌姟钡氖吕?。作者在拜訪了中國內(nèi)地會后，更是發(fā)現(xiàn)，“沒有一個處于中國上層社會的人允許這些傳教士踏進他們家門一步”。[58]“稀奇”“偏見”“抵觸”，透過作者筆下的文字，我們了解到了近代重慶民教間的齟齬與嫌隙這一不爭的事實。更甚者，立德樂還列舉了近代重慶歷史上兩次“著名”的民教武裝沖突案例，進一步說明在渝傳教士的處境及重慶人對外國人的敵意情緒，是由傳教士們所引發(fā)的。 [59]究其緣由，立德樂認為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只要“中國人把傳教士看作是（西方）政治代理人，傳教士們就總是不會得到中國統(tǒng)治階層的真誠歡迎。 ”[60]這一看法，大概是當時中國社會的普遍認識。恭親王奕在 1869年英使阿禮國（ Rutherford Alcock）回國前話別時講到：“把你們的鴉片煙和你們的傳教士帶走，你們就會受歡迎了”。[61]對于重慶城里傳教士與地方社會間的認同障礙，立德樂指出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一）來華傳教士的組織、派別多樣，不同的組織又秉持不同的傳教理念及不同的傳教方式，容易引起中國民眾思想混亂；（二）宗教信仰以及社會習俗的差異。立德樂憑借他對中國人的了解明確指出：“他們（中國人）自己的倫理體系是建立在孝順和習慣之上的，運作良好。（傳教士）推翻這種倫理體系的努力……一開始就會產(chǎn)生很多危害。 ”[62]以上兩點，也都可以歸為“信仰”問題。
“信仰”問題的確是引發(fā)近代中國教案的重要因素。此外，傳教士依仗“條約”保護，在華也做出不少出格的事情，從而引起華人的仇視情緒。光緒二十三年（ 1897年）重慶府在轉發(fā)給巴縣衙門的札文中透露，“各國傳教士遇事生風，恫嚇官長，收招無賴莠民以為爪牙，包攬訟詞”，由此生亂的史實。[63]
通過對相關內(nèi)容的解讀，可以發(fā)現(xiàn)立德樂對這一現(xiàn)象的解釋較為客觀，他看到了“民教沖突”中傳教士方面存在的問題。當然，重慶城里五方雜處，人情浮動，百姓又喜造謠言是渝城民教發(fā)生嫌隙的重要誘因。四川總督文光曾指出：“川省風俗囂凌，民情浮動，蔑視禁令，甘蹈刑章，習與性成，相率獷渾，而川東一帶較之他屬尤盛”。[64]給事中吳兆奎更是明確強調(diào)：“川省民教相爭之案，以重慶一屬為最多”。[65]譬如，光緒年間，重慶境內(nèi)就發(fā)生奸人造謠傳教士拐賣孩童的事例，縣衙為此“剴切示諭，俾人各釋疑團”，解釋到“各國傳教士勸善為先，其次通商買賣，亦以信義周旋?！髟谂c人相安，豈肯妄為其事”。[66]光緒二十一年（ 1895年），巴縣牧令國璋也多次發(fā)布告示、禁令，要求地方監(jiān)保隨時稽查，防范不安之徒造言毀謗、妄加欺負傳教士。 [67]諸此事件，不一而足。
當然，立德樂在重慶歷史上扮演的角色，并不局限于通過一本游記介紹、描述他所觀察到的近代重慶的社會概況，也不在于他對此發(fā)表的看法和觀感。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于通過自身的冒險行為，加快了中國西部由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的榫接過程。
六、近代重慶歷史潮頭上的冒險家立德樂
1876年的《煙臺條約》，中國被迫又開放了幾座城以便英國擴大在華貿(mào)易。英國迫使中國開放口岸的計劃是包括重慶在內(nèi)的。但在《煙臺條約》中重慶卻并不在開放之列，而是規(guī)定：“四川重慶府可由英國派員駐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輪船未抵重慶以前，英國商民不得在彼居住開設行棧，俟輪船能上駛后，再行議辦。 ”[68]英國的開埠重慶計劃，因為中國以川江航運障礙為借口而擱淺。只取得了“英國派員駐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的特權，留下了重慶開埠的一個前提“俟輪船能上駛后，再行議辦”。要實現(xiàn)重慶的開埠，就必須首先實現(xiàn)宜渝之間的輪船通行。所以，川江的通航成為了重慶開埠的前提條件。 [69]開埠重慶的目的沒有達到，但打開重慶大門的路徑卻清楚了，那就是破除川江航運障礙。立德樂不遺余力地鼓吹經(jīng)營川江，掃除障礙。他在書中提出：“我們目前進行的貿(mào)易還不到我們應該尋求的十分之一。在英國的對外貿(mào)易伙伴中，中國本土占第 17位”。在不少阻礙因素中，交通被認為是阻礙對華貿(mào)易的首要困難。[70]根植于對商業(yè)利潤追求的欲望，立德樂為了解決西部的交通問題，便投身到開航重慶行動中。
1883年，他開始了乘船從上海到重慶的航行。經(jīng)過沿途的考察，不僅加深了他對發(fā)展西部貿(mào)易的信心，更是堅定了輪船通航的決心。在書中他直呼這是“多好的開啟輪船運輸?shù)臋C會啊！”對于汽船上駛重慶的可能，他堅持認為“如果滿足必要的條件，解決這個問題就沒有不可克服的困難。”而最主要的前提條件就是“一艘功率強大的輪船”。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籌畫、安排，輪船第一次試航川江的幕布逐漸拉開。在取得部分支持者的經(jīng)濟資助后， 1887年，立德樂在當時英國的造船中心格拉斯哥訂購了一艘載重約 500噸的實驗輪船，取名“固陵”號。輪船經(jīng)解體后運抵上海，于 1888年裝配完成。 1889年 2月 23日，“固陵”號駛抵宜昌待發(fā)。此行的目的在于使其往上游航行到重慶，然后依據(jù)《煙臺條約》“俟輪船能上駛后，再行議辦”的條款，迫使重慶作為通商口岸向外國開放。[71]盡管英國公使華爾身（ Sir John Walsham）就此次試航特意照會過總理衙門，“請照《煙臺條約》給發(fā)準單并轉飭地方官員沿途彈壓保護”，仍遭到中方婉言拒絕。 [72]立德樂本人也曾親自到天津拜謁晚清重臣李鴻章希望能獲得支持。然而李鴻章告之，險灘林立，斷難暢行，輪船航行必然“碰碎”，“力勸勿往”。[73]川江航運上的船工們得知此消息亦是大肆反對，他們擔心自己的生計因此受到威脅，引發(fā)了陣陣騷動。[74]由于中方的堅決反對，加上立德樂感到英國政府“拒絕以任何方式向中國人施加壓力”[75]，從而導致這次試航計劃終究擱淺，川江上并未出現(xiàn)汽輪的身影。
光緒十四年（ 1888年），英國政府就輪船上駛重慶的問題再次同清廷交涉。同年十一月，在總理衙門致川督劉秉璋的函中可知清政府已允給“準單”，但鑒于《防碰章程》未定，雖有準單，輪船仍舊不準上駛。 [76]此后，中英雙方繼續(xù)談判。在宜昌的談判中，立德樂作為英方的代表之一全程參與談判事宜。 [77]談判過程中，中方試圖以經(jīng)濟手段來暫時壓制西方的擴張步伐。李鴻章談到以“姑求十年無事”，“官商情愿吃虧，勉湊十二萬，買其船?！?，十年后再議輪船上駛的問題。[78]即支撥十二萬兩白銀，買下“固陵”號，以此阻止汽船的上駛，從而延緩重慶開埠。無奈，英國政府不愿，堅持輪船要上駛川江，開埠重慶。[79]雙方就此又展開新一輪談判。談判的最終結局是，中方答應開放重慶。 1890年訂立《煙臺條約續(xù)增專條》規(guī)定：“重慶即準作為通商口岸，與各通商口岸無異”。[80]對于立德樂個人而言，中方最終以重金買下了他的“固陵”號以及擁有的碼頭、房產(chǎn)，后轉售于招商局，他為此是小賺一筆。重慶雖因條約而開放通商，但在運輸方式上，《續(xù)增專條》規(guī)定：
“英商自宜昌至重慶往來運貨，或雇傭華船，或自備華式之船，均聽其便?！奔纯赏ㄉ痰豢尚休啠ń杂煞爸鲗А?。至于何時行輪？條約明文載：“一俟有中國輪船販運貨物往來重慶時，亦準英國輪船一體駛入該口。 ”[81]此約之用意如總理衙門所言：“其權操之自我，但使中國不自用輪船入川，彼自無所借口。 ”[82]鑒于重慶開埠的目的已經(jīng)達到，川江行輪一事便擱置下來。
1895年，這一年對于立德樂，或試圖構建“帝國夢”的西方各國而言意義非凡，中日締結《馬關條約》，重慶再向日本開放，這預示著長江上游從此向全世界開放。
強烈的利益訴求，使得立德樂敏銳地嗅出其中的機會，遂以此為契機，向英國駐北京公使竇納樂（ Sir Chaude MacDonald）表達了再次試航川江的提議，公使承諾全力支持。[83]為什么英國政府愿意支持一位商人的訴求并為之承擔風險與責任？最易被忽視、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此舉與英國的立國歷史和巨大利益緊密相關。有學者指出，因為“在很大程度上，大英帝國的構建過程是由私營企業(yè)家而不是國家或國王完成的。 ”[84]1897年，立德樂在上海訂制了一艘載重量為 7噸的雙螺旋槳小輪船“利川號”，由于有不平等條約的庇護，中國政府不但不敢阻攔，反而還派出炮船和士兵等護送。因此，立德樂自任船長與大車，利用長江枯水期間開始川江輪船運輸?shù)奶幣健?sup>[85]1898年 1月 15日，“利川號”從上海出發(fā)，溯江而上。有了本國公使的外交斡旋以及前文提及的他對長江流域及周邊親身的實地考察、調(diào)研，使得他對川江復雜的水道、水流、險灘、風向等情形有了較為熟悉的認知，即使沿途險灘，均雇傭纖夫拉纖過灘。這次順利的航行，立德樂可謂期盼已久。一個多月后， 3月 9日清晨，一艘飄揚著“米字旗”的、靠蒸汽發(fā)動的鐵甲船 “利川號”，經(jīng)歷萬險千難緩緩向朝天門碼頭靠來。在渝的英、美、日領事早已組織中外人士 50多人，乘船前往迎接。重慶地方政府則遣炮船張燈結彩，于江中列隊等候，向“利川號”鳴炮致意，以示祝賀。
“利川號”只是一條 7噸小輪，無法擔負宜渝航行運輸?shù)娜蝿?，只能在重慶江面拖帶小船，轉運貨物，一年后即返回上海。但是“利川號”試航重慶的成功標志著中國川江航行權的完全喪失，同時它極大鼓起了西方列強大規(guī)模入侵川江的狂熱情緒，迅速掀起了新的侵略高潮。
同時，立德樂試航川江的成功，也意味著萬國汽輪爭流川江的局面即將開啟，預示著中國西部無限的商機向世界敞開。如他本人所言：“一旦建立了定期的輪船交通，輪船所承載的巨大運輸業(yè)務，將給居住在西部大港的外國居民帶來巨大好處。 ”[86]跟隨立德樂率“利川號”首航， 1899年 5月，英國炮艇“山雞號”和“山鶯號”到達重慶。 6月，英商輪“先行號”從宜昌出發(fā)，以 72小時航行 400英里抵重慶。[87]立德樂的舉動不僅極大地擴展了英國的“世界貿(mào)易網(wǎng)”，也帶動了中國西部交通方式的重大變化。
（一）從近代英國的角度看
立德樂對財富的追求始終與英帝國構建商業(yè)夢的意圖緊密編織在一起。 1883年的“固陵號”推動了英帝國開埠重慶的進程； 1898年“利川號”試航的成功，預示著英國夢寐以求在西部“通商行輪”的目標全部實現(xiàn)。實際上，立德樂扮演了英國向近代中國西部擴張道路上先鋒者的角色。英國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武力及威懾力，依舊沒能通過外交或者戰(zhàn)爭手段立馬實現(xiàn)以上目的，反倒借助他這位商人的力量促成了。當然其中有相當復雜的因素，但立德樂的“助推”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梢哉f，立德樂這位英國商人、冒險家的行為，其表是在追逐個人商貿(mào)嗜欲，其里卻助力大英帝國在維多利亞時代的全球霸權夢。
（二）從中國的角度看
首先，立德樂試航川江的成果，帶來了近代長江航運的最大變化，即輪船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單一的木船運輸進入輪木船并舉的新時期”，以及隨之而來的近代港口、碼頭、船舶修造以及近代的船政、航政等新式事務的紛紛出現(xiàn)， [88]中國西部航運事業(yè)進入一個新的發(fā)展期。以上都將影響到民國初年華輪的興辦，甚至影響到抗戰(zhàn)期間因人員、物資入川帶來的四川航運業(yè)的短暫繁榮局面的出現(xiàn)。其次，輪船能夠在長江上下游自由、成功地航行，將加強中國東西部城市間的聯(lián)系，一條依附于長江“黃金水道”的近代中國沿江城市經(jīng)濟帶呼之欲出。此外，西方的文明也借機進一步傳播到中國的西部，加速這些城市的現(xiàn)代化進程。
綜上，從帆船到汽輪，從“駐寓”到“開埠”，這段經(jīng)歷，不僅是英國全球擴張政策實現(xiàn)的重要一步，也是中國城市歷史變遷的一個縮影，更是一個朝代榮辱興衰的一段真實寫照。以上種種皆同立德樂這位外國商人的活動相契合、關聯(lián)。由此看，這進一步提醒我們，在從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宏觀層面考察歷史時，生活在歷史場域中的個體的作用，也是不能被輕易忽視的。
七、關于立德樂《長江三峽及重慶游記——晚清中國西部的貿(mào)易與旅行》的翻譯
本次翻譯的版本是依據(jù)原書的第三版，即魏茱棣送給我的那個版本，這也是當下國外出版社較為青睞、常用的版本。我們通過對英譯漢相關原則的把握，對書籍包含內(nèi)容以及學術性等方面的綜合考量，將這個中譯本的名字定為《長江三峽及重慶游記——晚清中國西部的貿(mào)易與旅行》。
關于本書在中國大陸的出版情況，目前僅見云南人民出版社分別于 2001年、 2016年兩次出版發(fā)行。其書名均翻譯為《扁舟過三峽》，由黃立思 [89]翻譯（簡稱“黃譯本”）。 2001年的版本，被收入耿升、馬大正主編的《中國大探險叢書》中。除去導言、后記等內(nèi)容，正文共計 11章。 2016年的版本，收錄在張昌山、耿升主編的《行走中國叢書》中。針對后一版本，譯者交代是根據(jù)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原著第三版翻譯而來。全文共計 13章，每章的標題、內(nèi)容較 2001年的版本有所變化。比較明顯的是，增加了“壯觀的‘新灘’”一章的內(nèi)容和增添了原書中保存的插圖。
值得一提的是，黃譯本著眼于地理探險，因此用歷史學的標準來衡量，翻譯上就多有睱疵，或內(nèi)容不全，或譯文不準。這就為本書的翻譯和進一步研究提供了契機。
相比較云南人民出版社的黃譯本，謝應光先生的譯本（簡稱“謝譯本”）有兩個明顯的優(yōu)勢：第一，書籍內(nèi)容完整。他將英文原版書籍中的所有內(nèi)容全部譯出，包括注釋，絕無省略不譯之處。如原書第 84頁有作者關于孟良梯（ Meng-liang ti）相關內(nèi)容的介紹，而黃譯本對此只字未提，致使該書的完整性受損。第二，書籍翻譯的準確。原書中多處提到“ Kwei chow”，黃譯本將其統(tǒng)統(tǒng)翻譯為“歸州”。仔細閱讀此書就會發(fā)現(xiàn)，上書中的幾處“ Kwei chow”分別指三個地方，即歸州（今湖北秭歸）、夔州（今重慶奉節(jié)）和貴州。根據(jù)立德樂的航行情況以及對所到地方的描述來看， 1883年 3月 24日，作者抵達的應該是夔州府，而黃譯本將其翻譯為“歸州府”，明顯是對區(qū)域歷史了解不足所致。此類翻譯上的紕漏不只一處，不一一例舉。
此次的翻譯工作由謝應光教授擔綱，他在重慶師范大學從事英語教學、科研和翻譯工作多年，對重慶歷史掌故又十分熟悉，故而，謝教授尤其注重對重慶古今地名的考究。他不僅大量翻閱古籍以核對立德樂書中提及的地名，而且多次實地考察，以求翻譯的準確與無誤。因此，謝譯本的質(zhì)量是有很大保障的。相信本書的出版將會成為當下及較長時段內(nèi)國內(nèi)最為完善的 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Trade and Travel in West. ern China的中譯本。
2018年 7月 18日
[1]中國民主建國會重慶委員會、重慶市工商業(yè)聯(lián)合會編：《重慶工商史料選輯》，1964年內(nèi)部刊印。
[2]立德樂的這部著作即 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引用者曾將其翻譯為《經(jīng)過揚子江三峽游記》，后本書以《扁舟過三峽》為譯名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次再版將其譯為《》。因此，本文在提到歷史上的這部書時，凡不是特指，統(tǒng)一使用該譯名。
[3]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41，Irish University Press，1971，p.114。轉引自高鴻志：《近代中英關系史》，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 246頁。
[4]［英］伯爾考維茨著：《中國通與英國外交部》，江載華、陳衍譯，商務印書館 1959年版，第 133頁。
[5]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5，Irish University Press，1971，P.57。轉引自高鴻志：《近代中英關系史》，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 246頁。
[6] Alexander Hosie, M.A.,F.R.G.S.，Three years in Western China: A Narrative of three Journeys in Ssu-Ch'uan, Kwei-chow, and Yun-nan，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Searle, & Rivington.LTD， 1890，p.217.
[7] J. F. Bishop, F.R.G.S，The Yangtze Valley and Beyond: An Account of Journeys in China, Chief. ly in the Province of Sze Chuan and Among the Man-tze of the Somo Territory，London: Cambridge Uni. versity Press，2010，p.138.
[8]J. F. Bishop, F.R.G.S，The Yangtze Valley and Beyond: An Account of Journeys in China, Chief. ly in the Province of Sze Chuan and Among the Man-tze of the Somo Territory，London: Cambridge Uni. versity Press，2010，p.500.
[9]J. F. Bishop, F.R.G.S，The Yangtze Valley and Beyond: An Account of Journeys in China, Chief. ly in the Province of Sze Chuan and Among the Man-tze of the Somo Territory，London: Cambridge Uni. versity Press，2010，p. 490.489.499.496.
[10]［英］ R.F.約翰斯頓著：《北京至曼德勒 四川藏區(qū)及云南紀行》，黃立思譯，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5年版。
[11]Edwin J. Dingle，Across China on Foot，HongKong: China Economic Review Publishing，2007.
[12]①
[13]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253.259.255.
[14]吳燾：《游蜀后記》，國家圖書館分館編：《古籍珍本游記叢刊》第 6冊，線裝書局 2003年版，第 2816頁。
[15] 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277.
[16]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P.264—265.
[17]《云陽縣志》卷 13，《禮俗中 ·商》，《中國地方志集成四川府縣志輯》第 53冊，巴蜀書社 1992年版，第 118頁。
[18]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268.269—270.
[19]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282.
[20]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reface.
[21]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reface.
[22]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31.79.135.
[23]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133.134.
[24]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136.153、202.171.191—192.203.
[25]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171.
[26]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104.117—118.128.
[27]《劉光第集》編輯組：《劉光地集》，中華書局 1986年版，第 110頁。
[28]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186.
[29]郭嵩燾著，鐘叔河、楊堅整理：《倫敦與巴黎日記》卷 19，岳麓書社 1984年版，第 572頁。
[30]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193.
[31]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195.
[32]周邦君：《晚清四川鴉片生產(chǎn)及其東瀛探析》，《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 3期。
[33]何嗣焜：《存悔齋文稿 ·入蜀紀程》（民國六年武昌刻本），《清代詩文集匯編》卷 751，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年版，第 59頁。
[34]⑤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118.193.
[35]徐珂：《天足考略》，姚靈犀編：《采菲集》，上海書店出版社 1998年版，第 27頁。
[36]周振鶴編：《中國行政區(qū)劃通史 ·清代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3年版，第 442、443頁。
[37]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100.146.185.
[38]《保師母與年會議論纏足信》，《萬國公報》，1875年第 320期。
[39]《新約全書附詩篇》，中國基督教協(xié)會、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印發(fā)， 1986年，第 453頁。
[40]胡平生譯注：《孝經(jīng)譯注》，中華書局 1996年版，第 1頁。
[41]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206.208.
[42]朱壽朋編，張靜廬等校點：《光緒朝東華錄》，中華書局 1958年版，第 4808頁。
[43]四川省館藏巴縣檔案： 6-6-0648。
[44]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139、P.154、P.158.
[45]陳銀昆：《清季民教沖突的量化分析（ 1860—1899）》，臺灣商務印書館 1990年版，第 38、 53頁，注釋 43。
[46]R. Wardlow Thompson，Griffith John: The Story of Fifty Years in China，New York:A.C Arm. strong & Son，1906，PP.228—229.
[47]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172.
[48] ［法］古洛東：《圣教入川記》，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 1、4頁。
[4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教務教案檔》第 5輯（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 1977年，第 20—22頁。
[50]隗瀛濤編：《近代重慶城市史》，四川大學出版社 1991年版，第 442頁。
[51] 林美玫：《信心行傳 中國內(nèi)地會在華差傳探析（1865—1926）》，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5年版，第 87頁。
[52] 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158.
[53]王明倫：《反洋教書文揭帖選》，齊魯書社 1984年版，第 261頁。
[54]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211.
[55]林美玫：《信心行傳：中國內(nèi)地會在華差傳探析（ 1865—1926）》，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5年版，第 28頁。
[56]中華續(xù)行委辦會調(diào)查特委會編：《中華歸主：中國基督教事業(yè)統(tǒng)計（ 1901—1920）》中，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1987年，第 474頁。
[57]四川省檔案館藏巴縣檔案： 6-6-2329。
[58]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140.147158
[59]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165
[60]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156.
[61]董守義：《中國第一次近代化運動的倡導者：恭親王奕大傳》，遼寧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第 519頁。
[62]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155.145.
[63]四川省檔案館藏巴縣檔案： 6-6-2355，《重慶府札知巴縣奉各憲咨翰林院陳秉和奏各國洋人傳教不遵約章申明條約》卷。
[6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教務教案檔》第 6輯第 2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 1980年，第 1277頁。
[65]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福建師范大學歷史系合編：《清末教案》第 2冊，中華書局 1998年版，第 737頁。
[66]四川省檔案館藏巴縣檔案： 6-6-2302，《重慶府札巴縣長壽縣近有奸人迷拐幼孩以致民輕信生端飭將發(fā)下告示》
[67]四川省檔案館縣檔案： 6-6-2701，《巴縣對英美等國在渝城的租界教堂醫(yī)館教士滋生事端》卷。
藏巴。
[68]《大清國大英國會議條款》（這是俗稱《煙臺條約》的正式名稱），1876年 9月 13日，藏于英國國家檔案館，檔案號： FO 93-23-9。
[69]隗瀛濤、周勇：《重慶開埠史》，重慶出版社 1983年版，第 14頁。
[70] 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3.4.
[71]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167.283.285.
[72]《照錄重慶通商條約》，《申報》，1890年 8月 10日，第 2版。
[73]顧廷龍、戴逸編：《信函七》，《李鴻章全集》卷 35，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7年版，第 5頁。
[74] 盛先良：《川江航行之起源及其經(jīng)過》，《新世界》，1933年第 25期，第 6頁。
[75]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285.
[76]王彥威、王亮編：《清季外交史料》卷 78，文海出版社 1985年版，第 1450頁。
[77]《宜昌近事》，《申報》，1889年 1月 10日，第 2版。
[78]王彥威、王亮編：《清季外交史料》卷 79，第 1472頁。
[79]顧廷龍、戴逸編：《電報二》，《李鴻章全集》卷 22，第 512頁。
[80]藏于英國國家檔案館，檔案號： FO 93-23-13。
[81]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匯編》第 1冊，生活 ·讀書 ·新知三聯(lián)書店 1957年版，第 553、 554頁。
[82]王彥威、王亮編：《清季外交史料》卷 82，第 1515頁。
[83] 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287.
[84]［英］約翰·達爾文著：《未終結的帝國》馮宇、任思思譯，中信出版社 2015年版，第 63頁。
[85] 隗瀛濤、周勇：《重慶開埠史》，重慶出版社，1983年版，第 46頁。
[86]Archibald John Little, F.R.G.S，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8，P.300.
[87] 《重慶海關 1892—1901年十年報告》，轉引自隗瀛濤、周勇：《重慶開埠史》，重慶出版社 1983年版，第 47頁。
[88]江天鳳編：《長江航運史（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 1992年版，第 2頁。
[89]曾電話咨詢過云南出版集團，由于無法聯(lián)系到責任編輯，故沒有獲得譯者的具體信息，但據(jù)工作人員告知本書可能是外邊專業(yè)從事翻譯工作的人員翻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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