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jié) 沒落的家庭

1906年農(nóng)歷六月初一，浙江紹興平水鄉(xiāng)紅墻下村，一戶姓孫的小康之家，又誕生了一個男孩。這是家中第七個孩子了。在他上面，已有四個姐姐和兩個哥哥。好在孫家此時尚算富裕，添丁也仍是件喜事。略通經(jīng)史的父親給小兒子起名叫做孫彭。做父親的此時還不曾料到，這個后來改叫孫席珍（席珍為字，取《神童詩》“儒為席上珍”之義，后以字行）的家中幼子，注定會延續(xù)著東南文氣，為紹興平水又添新的驕傲。孫席珍，后來成為著名的“同康三孫”之一。“同康三孫”的另兩位是叔侄倆：中國“能源之父”孫越崎、經(jīng)濟學家孫孚凌。而孫席珍的父親與孫越崎的爺爺是親兄弟。要是按輩分算，孫席珍還是“三孫”中最長的一位。一個家族里同時出現(xiàn)三位在不同領域做出卓越貢獻的人物，實屬罕見。

紹興平水，人杰地靈，有辛亥革命“浙東三烈士”之一的陳伯平；又有現(xiàn)代新詩最早的開拓者和倡導者劉大白。以大片大片竹林聞名的平水鄉(xiāng)，一直掩映在郁郁蔥蔥的翠竹叢里，似乎讓這些從翠竹叢中走出來的紹興之子，也格外具備竹的清逸坦蕩的精神氣節(jié)。

1906年是近代史上一個尋常的年份，它雖不曾發(fā)生類似鴉片戰(zhàn)爭、百日維新、甲午戰(zhàn)爭這樣的大事，卻仍然在不可避免地向現(xiàn)代走去。無數(shù)普通人的人生逐漸逸出科舉考試的傳統(tǒng)軌道，開始轉(zhuǎn)向廣闊的世界。孫席珍的父親便是這樣一個無意于求取功名的舊式文人，他也不愿像家鄉(xiāng)許多讀書人那樣入幕作師爺謀生，成為眾多紹興師爺中的一個。在新舊夾雜之間的孫父，尚不能探索到十分切實的新道路。他與三兩相知，往各處旅行，曾經(jīng)南涉港澳，北至塞外，長江上下，足跡殆遍。行萬里路，本來是士人的游學傳統(tǒng)，但近代士人的游學，顯然已經(jīng)打破傳統(tǒng)的知識框架，別具睜眼看世界的味道。江南塞上，多事之秋，想來更可以從國事蜩螗中看出傳統(tǒng)廟堂價值的毀滅來。從這個意思上來講，孫父的遠游正是現(xiàn)代知識分子新的游歷的開端，他為孫席珍這代人的人生打開了新的局面。

孫父游歷歸來，便與人合伙做生意，在上海開設了一家專門運銷南亞和中東各國的茶葉莊。得益于遠游所帶來的開闊眼界，這家一定程度上已經(jīng)融入世界經(jīng)濟格局的孫氏茶莊經(jīng)營得頗為不壞。不料孫席珍六歲時，紹興老家遭了火災，屋舍器具都被燒光。全家上下，除了已經(jīng)出嫁的大姊二姊，都不得不一起遷往上海居住。在狹小的上海弄堂公寓里，幼小的孫席珍初嘗人生的艱辛。兩年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遠洋航運受阻，對外貿(mào)易停滯，小茶莊經(jīng)不起大風浪，就此倒閉。孫家的家境越發(fā)困難，在上海終于住不下去，只得又折返紹興老家。這樣從小康之家陷入困頓的故事，我們在現(xiàn)代作家的身世遭際里似乎俯拾皆是。孫家家道中落的原因，第一次似乎是偶然因素，第二次則顯現(xiàn)出歷史的必然。天災與人禍，往往接踵而來，就算是殷實之家，在國家安定與社會保障無從談起的近代舊中國，也只是風雨飄搖中的一葉小舟，其實一點點風浪都承受不起。也許昨天還富足怡然，今天便露宿街頭。無數(shù)偶然的家道中落故事，恰見證出近代中國百姓的民生現(xiàn)實。

回到紹興老家后，孫父先是在機關里覓得一個小職員的位置，因為不善逢迎，屢遭裁遣，最后終于失業(yè)。做生意時的一點積蓄用完之后，只能靠典當變賣度日。孫席珍的母親粗識文字，能閱讀繡像章回小說之類，又克勤克儉，在家境每況愈下的當口，還能把家里打點得井井有條。多虧了母親的辛苦持家，孫席珍的童年才不致有失學之虞。孫席珍八歲時在上海漢文小學入學啟蒙，一年半后回轉(zhuǎn)家鄉(xiāng)，轉(zhuǎn)入紹興第五師范附屬小學讀書。家貧兒早慧，孫席珍聰穎異常，讀書又刻苦，結(jié)果邊讀邊跳級，幾乎是讀一年跳一級，總共七年的小學，花了四年多的時間就順利畢業(yè)。跳級讀書，又讓這個貧家稚兒省了一筆學費。這期間，從紹興第五師范畢業(yè)的許欽文入五師附小擔任一年級體育教員。這一師一生，盡管當時并未直接相識，卻不曾料到，將來的人生彼此還有許多交集，并會在現(xiàn)代文壇上同樣留下耀眼的光芒。孫席珍十三歲那年升入中學，勉強讀了一年，家中經(jīng)濟實在難以支持。家人商量之后，決定讓孫席珍跟隨出嫁了的二姊轉(zhuǎn)去外省繼續(xù)讀中學。

第二節(jié) 教會中學

1919年春天，十四歲的孫席珍跟隨二姊轉(zhuǎn)學到安徽蕪湖萃文中學。這是一家教會中學。

安徽雖然算起來也還屬于同一個大江南文化圈，但與浙東文化已經(jīng)有了很大的差異。更何況到了外省，寄食親戚家也比不得在家中。人生的第一次遠行，往往意義重大。它把人投入到一個全新的陌生氛圍，逼迫自己從原先的小我中走出，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在不同觀念的沖擊下，開始痛苦而艱難的成長。對一個家境每況愈下的少年來講，體味著人情冷暖，人世滄桑，在心智成熟的關鍵時期，這樣一次遠行，盡管時間不長（孫席珍在安徽蕪湖只呆了兩年），卻接觸到外省文化、異域文化（教會學?？梢哉f是西方文化在中國傳播的一個窗口，孫席珍的外語基礎最早也是在這里打下的）。更重要的是，也正是在這里，孫席珍間接接受了五四新思想的洗禮。這為他進一步遠行，到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北京，并進而成為一名新文學的詩人、作家和戰(zhàn)士，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教會學校學費、食宿都便宜。孫席珍住校讀書，每天的課程就是唱圣詩、念英語、背古文、做習題，有時也會到草地上打打網(wǎng)球。也許教會學校有意與時局保持距離，這些中學生的日子過得幾乎與世隔絕。孫席珍是這個班上最年輕的學生，他平時總喜歡到閱覽室翻翻報紙，因而對當時的世界局勢了解得最深：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早已結(jié)束，協(xié)約國勝利，正在凡爾賽開和會；中國曾派十五萬華工參戰(zhàn)，也是戰(zhàn)勝國之一。但操縱和會的列強，不但不同意放棄在華特權，拒絕中國收回在山東被日本人奪去的權利，反而還要強迫中國承認日本向袁世凱提出的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而昏聵的北洋軍閥政府正準備在和約上簽字。一時間，國內(nèi)輿論嘩然，紛紛表示反對。在安徽蕪湖這個小城中，街頭巷尾，倒也平靜，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孫席珍周末與同學在街上走走時，不曾發(fā)現(xiàn)什么異常。但已然關注時事的孫席珍，卻能在這平靜下面看出異樣，他隱隱感覺到一股不大安寧的氣氛。

1919年5月4日是一個星期日。按教會學校的慣例，上午做完禮拜，下午休息，孫席珍便與同學們在操場上玩耍。將近傍晚，聽到墻外遠遠傳來急促的腳步聲，報童叫賣號外的聲音格外賣力，嘶啞的聲音里透著緊張，讓人覺得終于有什么大事發(fā)生了。同學們立定了，豎起耳朵聽，雖然沒有七嘴八舌地討論，卻都感到異樣，互相用目光交流。終于等到晚間，有同學拿了號外進來。晚自修教室里便不再秩序井然，大家團團圍住，都擠在燈下看報紙，又不敢高聲，有同學輕輕地講：“呵！北京終于鬧起來了！”

第二天上午，一切還如常。下午又看了報紙，空氣就不大穩(wěn)了。雖然還在照常上課，但個個都無心聽講。下課了，同學們都聚在教室里小聲說話，不再像往常那樣了無心事地跑到操場上去玩。報紙上的消息飛速地在同學們口耳邊相傳：北京幾千名學生在天安門集中，高喊口號，游行示威。北洋軍閥派了馬隊來沖，還抓去了好多學生。這消息讓這些十幾歲的中學生十分氣憤，他們態(tài)度鮮明地站在青年學生這邊。一時間群情激憤，有的叫：“鬧得好，就該這樣鬧！”有的罵：“賣國賊，只會壓迫老百姓！”有的倡議說：“我們也應該有所表示?！背橙碌穆曇粼絹碓巾憽?/p>

這時，一位紳士氣十足的洋教師出現(xiàn)在學生面前，他正是美以美會的洋教師湯普遜先生。他雙手插在褲袋里，慢條斯理地開口了：“Boys，keep silence！有話好好地講，事情總弄得清楚的。慢慢來！你們的政府，會去交涉的。我們美國人，最講道理，一定會支持你們，照公理去講的。你們愛國，我們美國人也愛國，大家都愛國，這很好?，F(xiàn)在，你們還是學生，應該努力讀書，學科學。學科學是愛國，也就能救國，這才是好辦法！”湯普遜先生平時教學很認真，對待學生和藹可親，在學生中很有威信。當他這樣說的時候，沒有人敢去頂撞他。但大家的心里，卻暗自嘀咕：你究竟是站在一個外國人的立場啊，怎么能理解一個中國人，一顆弱國子民的心！

但從此以后，校園里不再像平時那樣寧靜了。五四運動的浪潮終于席卷了內(nèi)陸小城。報紙上來自全國各地的消息越來越多：天津、上海、南京、廣州、武漢、長沙……這里一個專電、那里一篇通訊，簡直看都看不及。不久，有畢業(yè)的同學從北京寄信回來，將當時的情景描寫得十分詳盡。一個人接到信，不一會兒工夫，就傳遍整個學校。大家高興得又跳又叫：真痛快??！痛打賣國賊，火燒趙家樓！還有同學傳誦著五四運動中斷指寫血書的夏秀峰，沖進賣國賊曹汝霖家的急先鋒胡霹靂、楊晦等人的英雄事跡，都又羨慕又欽佩。

火勢燎原，運動在全國各地普遍展開了。6月3日，北京、上海同時爆發(fā)了比“五四”那天更大規(guī)模的示威。當天北京一下子抓去三千名學生，警察局里都容不下，臨時把北大第三院當作拘留所，教室里、操場里都關滿了人。工廠紛紛罷工，商店紛紛罷市，各地云起響應。蕪湖雖是小城，但沿江，有洋街，有碼頭，風氣并不閉塞。在這樣的情形下，大家都坐不住了。孫席珍與他的同學們上街買來許多紅綠色的有光紙，刻鋼板、印傳單、寫標語、糊旗子，標語上寫的是“外爭國權、內(nèi)懲國賊”、“還我青島、還我山東”、“取消二十一條”、“拒絕和約簽字”等等。一時間大家忙得不可開交。老師們也來參加了。有位語文老師引史書上的句子以示抗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這文縐縐的句子大家似懂非懂，就依樣畫葫蘆跟著寫。師生們排著整齊的隊伍出發(fā)了。罷工罷市之后，街上靜悄悄的，店鋪十之八九都關著門。游行的隊伍一路喊口號，一路散傳單。也有同學在街角講演，引來行人駐足而聽。講演的和聽講的都表情嚴肅，又熱烈又冷靜，像是積郁未爆發(fā)的地下巖漿在滾滾運行。孫席珍因為跳級讀書，年齡小、個子小，卻照樣跟那些大一點的同學一起，嚴肅認真地做著每一件事，心里充滿了愛國心與責任感。

那天，善良的湯普遜先生眼睜睜望著學生們走出校門，把右手放在胸前，嘴里念著“阿門”，也并不來勸阻。直到掌燈時分，大家回校，卻發(fā)現(xiàn)湯普遜先生正似笑非笑地站在那里迎接，臉上露出無可奈何的神情。也許湯普遜也已經(jīng)越來越同情這些中國學生，但站在教師的角度，又無法全然贊同。這種矛盾與愛惜的心理，多少與北大蔡元培先生等人的心理略同吧。

這是五四運動的高潮。幾天以后，在群眾的威力之下，北洋軍閥政府把被捕的學生全部釋放，撤掉了曹、章、陸三人的職務，并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運動取得了勝利。后來，北京中央公園的草地中央，豎了一塊“公理戰(zhàn)勝”的石牌坊，誰也不曾注意過它。兩年以后，孫席珍已到北大讀書，有次偶然經(jīng)過那里，抬頭向它一瞥，只覺得那是北洋軍閥對自己的一種揶揄和嘲弄。

五四運動打開了少年孫席珍的眼界。從此以后，他不再滿足于僅僅做一個愛讀書、學習好的乖學生，上課也不再唯教師的話是聽。做禮拜唱詩的勁頭也沒有以前那么大，每次只像小沙彌念經(jīng)一樣隨口哼幾句就了事。一到周末假日，趕忙上街跑書店，節(jié)衣縮食，買了《新青年》、《每周評論》、《星期評論》等回來；后來又有《少年中國》、《少年世界》這些刊物。凡是買得到的，總是盡量買來?！断娼u論》因為是外地的，不大容易買到。李大釗、蔡和森、陳獨秀、胡適……這些名字都成了少年孫席珍的崇拜對象?？锷蟼鞑バ滤枷氲奈恼掠械纳钊霚\出，一看就懂；有的比較深奧，不大能夠領會，孫席珍還是硬著頭皮看下去。什么德謨克拉西呀，賽因斯呀，布爾什維克呀，概念也不大分辨得清楚，但對孫席珍來說，都仿佛新鮮的養(yǎng)料。他貪婪地把這些新名詞、新事物、新思想，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股腦兒都往腦袋里裝。這時候的他，越來越迫切地想到一個更為廣闊的天地里，去把這些新鮮而復雜的名詞徹底弄個清楚明白。

圖1 《悠悠往事》書影

第三節(jié) 初到北大

兩年后，十六歲的孫席珍中學畢業(yè)。在他眼前，擺著一條父親為他安排好的安穩(wěn)的人生道路。父親已經(jīng)為他四處托人情，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到銀行當練習生的位置。但經(jīng)過五四洗禮的孫席珍怎么可能滿足于當一名銀行練習生呢？那樣一條在世人看來十分穩(wěn)妥的道路，不啻是一種精神的活葬。

他幾乎沒有猶豫一下就拒絕了父親的好意。一到秋天，他就直奔五四運動的策源地、新思想的中心———北京。連去北京的路費都是從親友處籌措而來。初到北京，孫席珍拖著兩件破舊的行李，步出車站，四顧茫茫，不辨方向，于是他雇了輛街車，路上經(jīng)過天安門，向巍巍的華表望了兩眼，他心潮起伏，不能自已，心中默念：北京，我來了！車到沙灘的紅樓，這里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搖籃。孫席珍抬頭向上望，低頭向下看，想到這幾年將在這里學會賽因斯，學懂德謨克拉西的道理，一顆激動不安的心終于沉靜下來。

孫席珍成績優(yōu)異，不經(jīng)預科，直接考取了北大哲學系。這在當時并不多見，何況他還只有十六歲。到北大后，孫席珍辦好各種入學手續(xù)，搬進銀閘一間小公寓，安頓好了行李。第二天早上無事，他獨自跑出德勝門，第一次遇見了一串串駝鈴。那時的德勝門，還沒有成為高樓林立的現(xiàn)代都市中心，北京城的舊貌尚在四合院沉穩(wěn)的氣息中凝固。一出城墻，風景殊異，德勝門外的景象已經(jīng)與塞外略同。見慣南方陰雨連綿天氣的孫席珍只覺得北方的天特別高特別清澈，北方九月的風吹來頗有些寒意了。而那負著重負的駱駝，卻像滿不在乎似的，排成行列，只顧昂著頭，一直朝著蒼茫無際的前方走去。孫席珍一時不免有點黯然，但隨即想到，它們將踩著堅實的腳步，橫穿過荒涼的大沙漠，最后終將覓到綠洲，他的心似乎又很踏實了?！榜橊勓剑橊勓?，我應該向你們學習，我愿跟著你們一步一步向前走。”北方文化一下子把遼闊堅實的境界展現(xiàn)在孫席珍的面前，開始磨礪這個南方少年的心。

孫席珍在北大讀書，經(jīng)濟十分緊張。他家境本來就困難，何況求學還違拗了父親的意愿。孫席珍幾乎每月的伙食費都不大擠得出。再加上他急于求知，見到新書報，總想買來看，這樣就更加捉襟見肘了。幸好經(jīng)紹興同鄉(xiāng)兼師長孫伏園先生介紹，他到《晨報副刊》擔任校對，每月有十五元的收入，半工半讀才勉強維持了下來?！冻繄蟾笨穲箴^在宣武門外丞相胡同，距離沙灘有十多華里，每天下午三四點下課以后，孫席珍就得拖著沉重的腳步，從北池子出前門，穿過楊梅竹斜街，跑到報館工作。晚上十點多，才能趕回寓所。常常趕不上晚飯，他就路上吃兩個餅、一包花生米充饑，邊走邊吃。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論風霜雨雪，沒有假期，沒有休息，孫席珍已經(jīng)習以為常，也從不覺得苦和累。

孫席珍一開始就選擇了哲學系。在他心目中，哲學是以萬有全體為對象的具有普遍性的科學，它是一切知識的總和，是以探索各種事物的現(xiàn)象與本質(zhì)為目的的學問，學了它，可以一通百通。進一步來說，哲學不僅僅屬于知識體系，以滿足理性要求為旨歸，而且對于人生觀、世界觀的確立，也有不可分離的關系。同時，哲學重在修養(yǎng)與實踐，最終目的在于解決各種人生問題，所以古希臘大哲學家蘇格拉底才以“知德一致”教人。求知心切的孫席珍饑不擇食般地到處聽課：陳大齊的哲學概論、徐炳昶的西洋哲學等。但不久，他就發(fā)現(xiàn)哲學史上流派各異，眾說紛紜，反而弄得莫知所從；后來又聽了胡適的中國哲學和梁漱溟的印度哲學，更加覺得虛虛實實，幽深難解。在純理論的哲學探索中，少年孫席珍越來越困惑，他一面怨自己的水平太低，接受不了，一面卻更加渴求真理。他想：原是為了要想通達事理才來學哲學的，結(jié)果卻越學越糊涂。也許這種脫離實際的純理論探求，意義不大，漸漸地他就沒有開始那么大的勁頭了。

但孫席珍并沒有就此放棄學習哲學的念頭。他從純理論的本本主義，轉(zhuǎn)向了廣闊的社會天地。他主動擴大學習的領域，選讀了李大釗先生的馬克思主義經(jīng)濟學，相應地還去聽馬寅初先生的正統(tǒng)經(jīng)濟學。歷史、社會、現(xiàn)實，把虛空的哲學問題落到了踏實的大地上。在對社會真理的探求中，孫席珍漸漸覺得自己的腦筋似乎開了竅，進而就想較全面地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有所理解。于是課外把《共產(chǎn)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fā)展》等經(jīng)典著作找來讀了又讀，又設法找了作為馬克思主義來源之一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圣西門和歐文的著作，甚至連蒲魯東、巴枯寧、克魯泡特金等無政府主義者的著作也一一加以瀏覽。孫席珍這種近乎貪婪的大量閱讀，其中讀不懂的地方簡直不可勝計，沒處請教，也沒人指導，只得硬啃。在這些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文本中，引證了大量的西方文化與社會歷史知識，幾乎涵蓋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發(fā)展的全部歷程。少年孫席珍被馬克思主義對社會歷史的精辟見解和對人類社會的理想性追求深深吸引。為了進一步深入理解，他又自行補課，讀了好幾部世界史，特別是近代史，連帶還看了些地理方面的書，兼及國際政治。盡管當時的孫席珍在《晨報副刊》半工半讀，勉強糊口尚可，但要滿足求知的需要，以他當時的經(jīng)濟能力，這樣多的書，怎么買得起？他只能在東安市場的舊書攤上淘，有時花幾大枚才能買到“第二手”的小冊子，其余大部分的書，就非到圖書館不可。從此孫席珍下午就不大上課，經(jīng)常跑西城京師圖書館，往往整個下午呆在那里，邊看邊做摘記，冬天還可借以取暖。孫席珍總要到閉館時才出門，然后彳亍著步出宣武門，到報館里去混一頓晚飯吃。去的次數(shù)多了，圖書館里照管閱覽室的執(zhí)事見到孫席珍總是笑嘻嘻地同他點頭。一位年紀較大的管理員還常常同他攀談幾句，稱許孫席珍為“勤學苦讀的好小子”呢。

因為學習西方文化的需要，孫席珍迫切地感覺到外語的重要性。當時許多想要閱讀的名著，國內(nèi)還沒有譯本，只能靠自己硬啃。好在孫席珍上的是教會中學，英文的底子并不差。他又從頭開始學第二外語法語，從字母開始學起，很費力。但一經(jīng)掌握規(guī)律，進度倒也不慢。孫席珍學外語，主要是為了閱讀。他常常字典不離手，靠著剛掌握的一些語法規(guī)律，就開始啃大部頭；雖是煩難，卻并不灰心，仍然孜孜兀兀。凡是外語課，每堂必到，每天起早落夜，總要花幾個小時在外語學習上，竟?jié)u漸有所成了。

北大是當時中國的文化中心。五四新思潮從這里發(fā)源，西方文化也借著這個重要的交流窗口引介。學校常請一些洋教授如杜威、羅素、杜里舒等來講學。雖然因為語言的關系，孫席珍不大聽得懂，但每次也總會去湊熱鬧。印度詩圣泰戈爾來了，是個大熱天，孫席珍帽子也來不及戴，趕到先農(nóng)壇，聽他用流利的英語講《吉檀迦利》；盲詩人愛羅先珂來了，孫席珍連忙擠進教室角落里去，聽他用彈奏曼陀林一樣的聲音，朗誦他的《桃色的云》。這些鮮明而有趣的人物，給孫席珍帶來了新的視野。他只覺得自己什么都想學，什么都去聽，卻什么也沒有學好。仿佛慌慌張張地，到處看看學學，眉毛胡子一把抓，烏七八糟一大堆，只是囫圇吞棗地一股腦地往肚子里塞。

少年孫席珍妄想成為一個“通家”。他什么都抓，什么都想學，意圖獲得更為廣泛的知識。唯獨對于文學，孫席珍卻抱有一些偏見，不大重視。這倒并不是受了柏拉圖認為文學是“摹仿的摹仿”的影響，而是從庸俗的功利觀出發(fā)的，認為它大之不能夠經(jīng)世濟時，小之不足以安身立命，因而對它比較冷淡。話雖如此，孫席珍也并沒有完全加以排斥。常常，看理論書籍看累了，他也會找些文學作品來閱讀，作為調(diào)劑。因為文學作品里有故事情節(jié)，看看也富于意趣；有喜怒哀樂，讀了也頗為感人；也常描述一些世態(tài)風物，傳達一點科學知識，不但能怡情悅性，增長見聞，還包含許多人生哲理、宇宙真諦。每部作品、每位作家在他所創(chuàng)造的文學世界里，都在傳達他獨特的人生觀、世界觀。文學世界見仁見智，各各不同，卻一樣發(fā)人深省，引人遐思。就這樣，從休閑出發(fā)的文學閱讀，同樣深深地吸引了孫席珍。文學作品也漸漸成為他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糧了。

這期間，孫席珍讀了許多中國前輩作家的作品和若干外國文學名著。孫席珍最崇敬的現(xiàn)代作家是魯迅和郭沫若。他從他們的作品中受了很多教育，得到不少鼓舞。后來為了更深入、更系統(tǒng)地了解文學，孫席珍就到中文系去聽黃晦聞講詩、劉毓盤講詞、吳瞿安講曲、魯迅講中國小說史、周作人講歐洲文學史、張鳳舉講文學概論，還到英文系聽了一點英詩和英、美小說的講述。不過這些課程，都是時斷時續(xù)地去聽的。從頭到底聽完的，只有周氏兄弟的中國小說史和歐洲文學史兩門。孫席珍在暮年寫回憶錄時，曾經(jīng)充滿崇敬與懷念地寫道：

周作人學識相當淵博，我的一些外國文學基本知識，開始可說是得之于他的傳授；聽魯迅先生的課，則不僅獲得這門課的專業(yè)知識，還教導我們怎樣學習，怎樣寫作，怎樣認識歷史和社會現(xiàn)實，怎樣辨別是非、真?zhèn)?、美丑、善惡以及怎樣做人的道理，覺得受益特別大。

孫席珍與文學的情緣之路，在當時的文學青年中可以說是相當?shù)湫偷?。他們大多并不像曹丕那樣志得意滿：“蓋文章，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彼麄兺鶑臑槿松那袑嵭枨笾?，從腹饑身冷的貧困中，點燃這精神追求的火花，又試圖借助文學的精神拯救力量，重返對社會現(xiàn)實的關切。這樣一條社會———文學———社會的道路，正顯示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那種揮之不去的社會責任感。周氏兄弟不同的文學觀念，也對孫席珍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其時，盡管周氏兄弟二人尚同在新文學陣營中，但周作人《人的文學》、《平民文學》等一系列重要論文的發(fā)表，已經(jīng)與魯迅毫不妥協(xié)的凌厲之氣拉開了差距。孫席珍從一開始就站在了兩條文學道路的中間。孫席珍的第一首詩歌，就是由周作人親自修改并親自推薦到報紙上發(fā)表的。而孫席珍的“詩孩”之美稱，又是由魯迅先生親自點頭稱許，并且書面成文的。這大概也預示了孫席珍的文學創(chuàng)作之路，會在激進與保守、嚴苛與從容、革命與閑適、“為人生”與“為藝術”等雙重話語之間呈現(xiàn)出更為豐富的褶皺與層次來。

就這樣，學了好些門類的課程，讀了許多不同流派的著述，也寫了不少的新文學詩篇，開始時眼花繚亂，是非莫辨，總想什么都抓住，什么都經(jīng)歷一番，但漸漸地，孫席珍開始尋找到自己的道路。是與非，真與偽，進步與保守，正確與錯誤，終須一一鑒別，因為真理只有一個，道路只能選擇一條。于是，孫席珍暫時放棄了已經(jīng)小有成績的文學創(chuàng)作，摒絕了那些五花八門的書刊，一概不予理睬。他一賭氣之下，把幾年來從四面八方搜羅來的各色各樣的書刊，拿根草繩一捆，統(tǒng)統(tǒng)賣給了打小鼓的。此后，孫席珍只注意閱讀《新青年》，特別是《向?qū)А?、《中國青年》等刊物，專心一意地在這上面找尋真理，終于明確了馬列主義信仰，認識到只有在共產(chǎn)黨領導下，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救中國，才能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

當孫席珍逐步確定自己的人生追求時，也正是五四新文化陣營分化之時。李大釗的《再論問題與主義》，希望用階級斗爭學說去“根本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而不屑于躲在學術的象牙塔里“紙上談兵”。曾經(jīng)首舉文學革命大旗的胡適，卻日漸保守，以中正平和的態(tài)度做起安穩(wěn)的大學教授來。他一面用改良主義、實用主義的哲學根基改造中國現(xiàn)代學術，一面大力倡導“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新思潮的意義》1923）和“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其時胡適的聲名如日中天，而他退趨保守的思潮也影響了相當一部分青年學生。

偏偏這時在故宮里的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因裝了電話，偶爾興起打電話給這位《嘗試集》的作者、新文化的領軍人物，約他進宮談天。胡適終于也免不了千百年來中國文人的御用情結(jié)，向莊士敦請教了宮中情形后就欣然進宮了。新文化領袖拜謁遜帝溥儀，一下子引起軒然大波。胡適記下當時的情形：“他稱我先生，我叫他皇上。”宮里的王公大臣們聽說皇上私自見了胡適這個“新人物”，便“像炸了油鍋似地背地吵鬧起來了”。而京中各報也都當作新聞刊載，還登出“胡適請求免拜跪”、“胡適為帝者師”等傳聞，鬧得滿城風雨。胡適不得不寫一篇《宣統(tǒng)與胡適》來作答辯。文中在交代了當時的會見情形之后，便開始大發(fā)感慨：

清宮里這一位17歲的少年，處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憐的；他在這寂寞之中，想尋一個比較也可算得是一個少年的人來談談；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

不料中國人腦筋里的帝王思想，還不曾刷洗干凈。所以這一件本來很有人味兒的事，到了新聞記者的筆下，便成了一條怪詫的新聞了。

在新舊思潮激戰(zhàn)、新文化陣營分化的關鍵時刻，胡適忽略了溥儀的政治身份，抱著人道主義的隅見，不顧輿論和實情，把一件實具象征意義的大事視作“普通的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還責備別人對他的批評是謾罵、誣蔑，這雖與胡適正統(tǒng)敦厚的性格有關，卻不免是婦人之仁。

這件事讓孫席珍耿耿于懷，越發(fā)看清了革命陣營的新形勢。激進與保守，本是現(xiàn)代中國思想界兩條可選的探索之路。但歷史將可選變成了必然。激越于懷的青年學生自然無法容忍胡適明目張膽地為清廷辯護。孫席珍也一樣激進。1923年北大二十五周年校慶那天，晚上猜燈謎，有個謎面“喪家狗”，打一人名，人們一猜就中，謎底是QV，QV是Quo Vadis的縮寫，意云何往，是胡適的筆名。于是有位同學大聲念道：“胡適，QV呀，你真是一條十足的喪家狗呀！”大家都在嘲笑中快意著。

不久，1925年轟轟烈烈的“五卅”反帝運動在黨的領導下展開了，孫席珍自覺投身到運動中去。這年，孫席珍由北大同學卓愷澤（曾任長江局書記，后被國民黨特務殺害）介紹，加入CY（共青團），編在東城沙灘小組。于是，曾經(jīng)醉心于新文學創(chuàng)作的少年詩人又投筆從戎，變成了激越的革命者。北大求學期間，孫席珍在哲學、社會以及文學上的探索，無疑走過了一條曲折而又不斷向前的道路。他在思想上的徘徊容與，正和中國社會向何處去的艱難探索同步。而他最后的堅定選擇，則是一個懷有高度社會責任感與使命感的青年學子的必然選擇。

1. 關于孫席珍父親的游歷行蹤，引自《悠悠往事·孫席珍自傳》，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第212頁。
2. 孫席珍：《孫席珍自傳》，《悠悠往事》，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第215頁。
3. 胡適：《宣統(tǒng)與胡適》，《努力》周報第12期，1922年7月23日出版。
4.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北京群眾出版社1964年版，第141頁。
5. 胡適：《宣統(tǒng)與胡適》，《努力》周報第12期，1922年7月23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