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美國主流文化的“華人形象”與華裔寫作^[*]

衛(wèi)景宜

評論家簡介

衛(wèi)景宜，暨南大學博士、教授，曾任暨南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研究所所長。主要研究領域為英美文學、美國華裔文學、比較文化研究。專著有《西方語境的中國故事》《當代兩方英語世界的中國留學生寫作（1980―2010）》；編著有《跨文化語境中的英美文學與翻譯研究》；譯著有《美國文化模式》。

文章簡介

本文運用賽義德的“東方主義”話語論述，對美國傳媒中最早的“華人報道”，美國文學里的“華人形象”，美國影視、娛樂文化中的“華人形象”以及這些負面形象的構建過程予以細致的歷史性梳理和考察。本文認為，在這種帶有種族歧視性、排他性的歷史語境和話語體系中，美國華裔文學是一種不折不扣的“反話語”寫作，是挑戰(zhàn)主流霸權話語的“另類”言說，具有深刻的族裔政治寓意。

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后現代主義文化理論家詹姆遜（Fredric Jameson）在《政治無意識》一書中論證了馬克思主義闡釋框架的優(yōu)越性，認為它是任何其他當今流行的闡釋方法所“不可逾越的地平線”，并且毫不含糊地提出用政治的視角闡釋文學文本是“ 一切閱讀和一切闡釋的絕對視域”。^[1]把這個觀點運用到當下中國文壇變幻多端、魚龍混雜的文學現象似乎過于僵硬，因為我們正處在幾十年僵化應用這一正統(tǒng)闡釋思維路線之后開始破除禁錮、活躍和開闊視野的時期。然而用這個觀點解釋美國華裔英語文學確具有提綱挈領的指導意義。美國華裔英語文學的生成與發(fā)展與美國華人移民的歷史以及美國社會政治生活的變遷存在著一種同構關系，它包含著太多的意識形態(tài)因素。因此，離開政治與歷史的視域審視美國華裔英語文本都會見樹不見林。為了對美國華裔英語文學的特性有較清楚的了解，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美國華裔英語文學走過的漫長道路。

最早在美國出版的華裔英語文本見于1887年，是由傳教士資助去美學習的中國學生李彥福（音譯，英文名：Lee Yanphou，1861—1938）撰寫的自傳《兒時中國》（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另一本華人英文自傳《西學東漸記》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于1909 年在美國出版，作者是第一個獲得美國大學學位（1854年獲耶魯大學文學學士）的中國留學生容閎（Yung Wing, 1828—1912）。

與此同時，一對中西混血姐妹（依頓姐妹，Edith/Winifred Eaton，其父為英國人，其母為中國人）也發(fā)表了不少英語作品。有趣的是姐姐（Edith, 1865—1914）的筆名叫“水仙花”（Sui Sin Far，廣東話的諧音），妹妹（Winifred, 1875—1954）則給自己起了個日本筆名（Onoto Watanna，并無此日本姓名）。正如她們的筆名所示，姐姐公開聲明她是中國人，知行合一，一生書寫華人并為華人呼吁不平，她最早的短篇小說發(fā)表于1896年；妹妹則從不承認自己的中國血統(tǒng)，她從1899到1924年間發(fā)表的10部小說寫的都是關于日本的故事。^[2]

此后，一直到30年代中期林語堂的英文著作在美國發(fā)表，華裔作家才又一次出現在美國公眾面前。^[3] 40年代美國出版的華裔英語作品約有20本（包括林語堂撰寫的8本），大部分作者是出生在中國上層家庭，擁有良好西方教育背景的移民，^[4]其中有兩本自傳具有特殊意義：劉裔昌（Parfee Lord）《父親和光榮的子孫》（Father and Glorious Descendent, 1943）和當時十分轟動、連印兩版的黃玉雪（Jade Snow Wong）的《五閨女》（Fifth Chinese Daughter, 1945），因為這兩本書是第一次出自美國移民后代之手。

50年代的華裔英語作品在題材和類型上有了較大的突破，不僅有小說，還有詩歌和非虛構小說，其中黎錦揚（Lee Chin-Yang，1916—）描寫舊金山老輩華人和年輕人在婚姻問題上產生矛盾沖突的小說《花鼓歌》（Flower Drum Song，1957）成為當時的暢銷書，并被改編成舞臺劇和電影。^[5]

60年代是美國華裔英語文學的崛起的前期準備階段，小說成了 60年代華裔英語寫作的主要形式（在60年代出版的十余本作品中小說占了約十本），而且描寫美國華人和華人社群的小說越來越多。值得一提的是朱路易（Louis Chu, 1915—1970）的《飲碗茶》（Eat a Bow l of Tea, 1961），這是第一部使用唐人街英語和廣東方言描寫美國唐人街生活及單身漢社群的美國華裔小說，這本書在當時并未引起關注，但卻十分受當代華裔文學批評界的重視，并于1989年被拍成電影。

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國政治文化生活中發(fā)生的變革以及多元文化因素的興起為華裔英語寫作提供了新的機遇。1969年伯克利大學成立了“美國亞裔研究中心”；1972年和1974年分別出版了三本由亞/華裔作家編寫的亞/ 華裔文選；^[6]另外，當代美國華裔英語文學的開路先鋒、社會批評家和作家趙健秀（Frank Chin）也在這個時期發(fā)表了他的兩個著名劇本《小雞膽的中國佬》（The Chickencoop Chinaman, 1972）和《龍年》（The Year of the Dragon, 1974），表達了美國華裔青年對種族歧視的憤怒及建立華裔文化的精神需求，兩個劇本在美國大學校園的巡回演出和在紐約的上演使美國公眾對“華人的自我定型化等美國社會多民族共存的問題受到一定程度的關注”^[7]。

這一切都為美國華裔英語文學在美國主流文化中的真正崛起鋪平了道路。1976年，湯亭亭自傳體小說《女勇士》的發(fā)表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華裔作家第一次用一種貼近讀者的新型小說的敘述方式講述華裔的種種感受，抨擊華裔備受歧視的社會現實，用文學寫作向美國種族主義抗爭并重新書寫華人被歪曲和抹殺的歷史。

80年代后的華裔寫作可謂繁花似錦，老作家不斷推出新作品，新作家新作品也令人目不暇接?；钴S在80年代美國文壇的華裔作家除了湯亭亭之外（分別于1980年和1989年發(fā)表了她的后兩部小說），還有劇作家黃哲龍（David Henry Hwang, 1957—）和小說家譚恩美（Amy Tan, 1952），他們的成名作《蝴蝶君》（M r. Butterfly，1988，戲劇）和《喜福會》（The Joy Luck Club，1989，小說）深受美國大眾的喜愛并被拍成電影。

90年代出現了十多部從不同角度描寫華裔族情感、拷問華裔族身份的小說。^[8]在當代美國文壇，華裔英語文學可謂異軍突起，作為多元文化及文學表述的重要構成不僅擁有廣闊的讀者市場，而且以華裔族的文化和情感參與美國社會文化的進程。

縱觀美國華裔英語文學的發(fā)展史，不禁引人發(fā)問：為什么美國華人移民在踏上美國國土之后一百年的時間里在美國的社會文化中近乎于默默無聲？造成美國華人文學表述如此之難的原因究竟是什么？^[9]另一個與此相關的問題是：我們應當站在一個什么樣的事實基礎上理解和把握美國華裔英語文學？詹姆遜所說的“意識形態(tài)視域”在此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構成一種有效闡釋？要回答這些問題，就必須先弄明白上述百年期間到底發(fā)生了什么，也就是說，美國華裔文學的發(fā)生和發(fā)展與美國華人移民的歷史之間存在什么樣的關系。

盡管華人在美國的最早蹤跡可追溯到18世紀后半葉（也有16世紀后半葉之說），但大批中國人進入美國是在19世紀60年代。國內華僑史研究專家朱杰勤曾撰文討論華人流入美國的時間：

中國人何時流入美國有各種不同的說法。班克洛夫（Bancroft）說，1571至1748年間，已有華人在加利福尼亞造船。密阿尼（M eany）說，1788年美國遙遠的西部已有華工。美國第一任廣州領事館蕭（Smuel Shaw，有譯作山茂召）在他的日記中提到，18世紀后期，新英格蘭有華人流寓。又另一記載說，1819年波士頓有一個華人住了兩年或三年，并有幾個華人在那里讀書。據美國官方不完全的統(tǒng)計，1830年有中國人三名，1840年有八名，至1850年有758名之多。十年之間人數增加將近百倍。1860年中國人在美國有34 933名，到1870年就有62 736名，即十年之間增加27 803名。^[10]

19世紀中葉，由于帝國主義對資本的大肆掠奪和占有引發(fā)了世界范圍的資源、勞動力的重新配置，對于受帝國主義剝削和壓迫的國家和人民，這種資本的運行而帶來的經濟格局的變化則是伴隨著血腥的侵略和苦難。鴉片戰(zhàn)爭的結果迫使清政府簽訂《南京條約》（1842），向西方帝國主義打開國門（1884年和美國簽訂了《望廈條約》），隨之而來的列強瓜分和巨額賠款以及對內的橫征暴斂加劇了中國人民、尤其是農民的苦難，正如恩格斯所分析的那樣：

對華戰(zhàn)爭給古老中國以致命的打擊。國家的閉關自守已無可能；……于是舊有的小農經濟制度也隨之而日益瓦解（在舊有的小農經濟制度中，農家自己制造必要的工業(yè)品），同時，可以安插比較稠密的人口的那一切陳舊的社會制度，亦隨之而崩壞。^[11]

美國在1776年獨立戰(zhàn)爭勝利后，經濟發(fā)展迅速。1848年對得克薩斯、加利福尼亞和新墨西哥等地的兼并以及西部黃金的發(fā)現，需要大量的勞動力進行礦山開采和西部開發(fā)，美國南部奴隸的陸續(xù)解放以及60年代南北戰(zhàn)爭的爆發(fā)致使低廉勞動力更加短缺，于是美國人開始到中國東南沿海招募華人勞工。

廣東珠江三角洲一帶大批年輕農民正是在這種地域性經濟遭到破產、民不聊生的背景下被迫遠渡重洋，外出冒險謀生的。當地農民不惜變賣家產換取路費，大部分更加貧困的人則通過“賒單工制”的辦法到達美國。^[12]

華人在加州幾乎參與了西部開發(fā)的所有行業(yè)，包括采礦、墾荒、種植、手工制造及服務業(yè)，成為修建加州鐵路（1858，1860），特別是1863年開始修筑的第一條橫貫大陸鐵路西段工程的主要勞動大軍。^[13] 1868年清政府和美國簽訂了《中美天津條約續(xù)增條款》第五款，規(guī)定“大清國與大美國切念民人前往各國或愿常住入籍或隨時往來，總聽其自便，不得禁阻”。由此可見當時華人在美國的需求。

隨著大批華人進入美國勞工市場，加之1869年鐵路的完工，金礦開采殆盡以及70年代初美國經濟危機的爆發(fā)，許多華人失去工作，他們往往愿意接受最低的工資去做任何白人工人不愿干的活兒，處于美國社會最底層、得不到法律保護的華人成了美國勞資矛盾的犧牲品，華人成了被敵視、排斥與暴力襲擊的對象。^[14]排華情緒在70年代開始激化，并且以政府行為使其合法化（如加州憲法規(guī)定嚴禁任何公司雇用中國人）；1880年，美國強迫清政府修改《天津條約》并簽訂了《中美續(xù)修條約》，要求中國自愿限禁華工赴美；1882年，美國國會通過了第一個排華法案規(guī)定十年之內禁止華人勞工進入美國。事實上，這個禁令（到它終止的40年代為止）持續(xù)了60余年之久。華人聚居之地唐人街成為“孤島”，華人不得與異族通婚的法令將華人置于自身消亡的境地。美國華人所遭受的種種歧視和迫害以及印刻在心理上的傷痛恐怕太深，以至于沉默了半個多世紀。^[15]

美國華人文學表述的“失語”無疑體現著美國政治“權力”的運作。在這個意義層面上，華裔寫作絕非個人行為，華裔作家所面對的是一個龐大的社會機構及其話語形式。也許，這就是為什么在積蓄和等待了一個世紀后的今天才發(fā)出了自己高亢而持久的聲音。

差不多在華人進入美國的同時，美國的公共輿論及文學作品中就開始有了關于華人的描述。

早期的描述盡管充斥白人“居高臨下”式的種族中心主義，但似乎并無惡意，如《萊斯利圖文報》（Leslie’s Illustrated Newspaper）在 1870年刊載了“新來者”系列，報道華人出現在西海岸的情況：

這些中國人溫順、勤勞而節(jié)儉；他們可能永遠不會承擔公職或對“政治派別”產生影響，但只要不被迫害太甚使其失卻忍受的限度，他們將能成為聰明與遵紀守法的公民。應該給他們一個機會“尋求自己的拯救之路”。我們相信，他們一旦得到這個機會必定會擺脫舊文明帶給他們的所有那些有害的東西，而欣然使自己適應誕生于本世紀的我們這個時代新型和進步的生活。（May 7，1870, 114 頁）（Choy，24 頁）^[16]

1882年《排華法案》頒布前后，美國公共輿論也開始大肆丑化和污蔑華人，偏激地宣傳華人的“便宜人工”壟斷了西部經濟從而使白人無立錐之地，例如《胡蜂》（The Wasp）雜志1881年刊載的一幅丑化華人的漫畫配文里說道：

……魯莽的蒙古人在這個國家的同類，像猴子一般見樣學樣，他壟斷了雪茄和洗衣業(yè)并對困窘的對手露出狡猾而勝利的微笑。他要將所有商業(yè)部門的錢和權集中到他的手中，這已成定規(guī)，現在正以越來越快的速度日益進展。（May 20，322頁）（Choy，91頁）

這種排華情緒在公共政治的層面上被定義為“中國問題”并以此作為評價公共人物是否得民心的準繩之一，反對排華行為的政治家被指責為“工人階級的敵人”（Choy, 85頁）。

在種族與文化的方面，美國公共輿論工具則大肆宣揚美國文化是先進文明的代表，中國文化是“過了時的傳統(tǒng)”（Choy, 102頁）；“中國文化低劣，華人形體怪誕，道德淪喪，是致命疾病的攜帶者”（Choy, 111頁），“華人由猴子進化而來，最后進化成豬”（Choy, 125頁）。

13世紀成吉思汗遺留給歐洲的“黃禍”情結再次席卷美國，報刊媒體充滿中國人將大舉進犯導致美國滅亡的煽動性預言，“苦力主義的后果”將帶來美國家庭的毀滅和道德墮落，“腳踩白人尸骨、手持煙槍、衣衫襤褸”的華人取代“自由女神”矗立在西部海灣（Choy, 136頁）。

公共輿論對華人及其文化的丑化和詆毀實質上是為了抹殺華人對美國西部建設的功績，將經濟危機引起的民眾不滿情緒轉移到華人移民身上，并使白人社會排擠華人，白人暴徒襲擊華人社群具有“合理性”的依據。

美國文學對華人移民的最早描寫出現在19世紀60至70年代的美國邊疆故事中。^[17]根據伍威廉（Wu）的統(tǒng)計，關于華裔描寫的短篇小說主要登載在舊金山的兩個文學雜志上：《陸路月刊》（Overland Monthly，1868—1875/1883—1935）和《加州》（California, 1880—1882）；在它們發(fā)表的總共81篇短篇小說里，有關華人移民的故事就占了69篇（Wu，41 頁）。

當時比較有名的邊疆作家哈特（Bret Harte）、密勒（Joaquin M iller）和畢爾斯（Ambrose Bierce）等人筆下的華人多為正面或中立的形象 （Wu，13頁）。例如，哈特在《異教徒王禮》 （“Wan Lee, the Pagan”，1874）中盛贊華人移民商人Hop Sing的聰明與斯文，并對流行于當時美國社會關于華人的形象進行了反駁：

在我描繪他之前，請諸位讀者從腦海里拋棄任何來自啞劇的關于中國人的概念。他不穿鑲著小鈴鐺的漂亮燈籠褲——我從沒見過中國男人有這個穿法；他也不把食指習慣性地伸在胸前，與身體保持九十度的距離，我也從未聽他說過神秘的句子“Ching a ring a ring chaw”，更未見到他激怒后就舞蹈?？偟膩碚f，他是一位相當嚴肅、有教養(yǎng)、英俊的紳士……他講著一口流利的法語和英語。簡言之，我懷疑你是否能在三藩市基督教商人中找得到同這個異教小店主相匹敵的人。（Wu，14頁）

盡管這一時期美國社會中對華人移民存在許多負面看法（比如對“苦力”的說法：弱小、骯臟、多病、膽小、狡猾、相貌雷同、道德低下，喜偷竊、打斗、賭博、抽大煙和嫖娼）（Wu，13頁），但在文學作品中對華人的描述基本持寬容與同情的態(tài)度。然而隨著美國朝野排華情緒的增長，美國文學對華人的描寫也開始從鄉(xiāng)土風味的捕捉轉向“黃禍”入侵的恐怖渲染。此外，美國文學中對華裔的描寫一直存在著傳教士寫作，其主要目的是為引起讀者對華人移民的同情，但后期傳教士寫作受自然主義的影響，認為中國人從生物學上比白種人低劣，所以生來就與美國的社會和文化相抵觸（Wu，127頁）。

皮爾頓·杜諾（Pierton W. Dooner）的小說《共和國最后的日子》（Last Days of the Republic, 1880）虛擬華人移民的歷史，把軟弱無能的清政府描繪得強大而居心叵測，華人移民是蓄意的軍事行動，目的是為了征服美國；唐人街“六大公司”是肩負打入美國使命的清政府的軍隊；華人服從、缺乏好奇心的特征正是他們接受軍事訓練所必需的條件（Wu，35—36頁）。

羅伯特·沃爾特（Robert Woltor）在1882年出版的《公元1899年中國人攻占俄勒岡和加州錄實記》（A Short and Truthful History of the Taking of Oregon and California）小說中不顧事實地宣稱，華人在大城市的聚居具有軍事戰(zhàn)略價值，中國人在文化上不可同化。書中統(tǒng)領一路海軍攻打舊金山的中國軍事首領蔡方延親王（Rince Tsa Fungyan）被描寫得像是密爾頓筆下的魔鬼撒旦（Wu，33頁）。

杰克·倫敦寫于1906年的《史無前例的入侵》（The Unparalleled Invasion）預測中國1976年后對西方的入侵并主張消滅所有的中國人 （Wu, 118—119 頁）。

1882年《排華法案》實施之后，華人移民大都聚居在舊金山、紐約、斯托克頓和西雅圖等幾大城市中的唐人街，形成了特有的美國華裔文化“孤島”，唐人街成了白人獵奇“東方”文化的旅游熱點。由于當時美國文壇自然主義寫作風格以及“黑幕揭發(fā)”文學運動的流行（19世紀9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專事暴露美國資產階級政治、經濟機構腐敗、城市黑暗現象的寫作），唐人街又成為美國文學中描寫華人的重要主題，早期故事中的“報復”主題開始衍變成唐人街的暴力犯罪（Wu，48頁）。

美國19世紀著名作家弗蘭克·諾里斯（Frank Norris）的小說《萊提女士的莫蘭：加州海巖歷險記》（Moran of the Lady Letty：A Story of Adventure off the California Coast, 1898）把舊金山唐人街說成可以逃避美國法律管制犯罪人的“世外桃源”，四邑頭目出了人命后逃回唐人街，因為“唐人街是他的老巢；一旦到了那兒有了堂會的保護，他就安全了。他知道四邑館為所有的會員提供了藏身的地方——鬼佬警察根本不知道的隱秘之處”（Wu，103頁）。弗蘭克·諾里斯在他的另一本小說《布里克斯》（Blix, 1898）中對大火前的舊金山唐人街作了精彩細致的描述（Wu，103—104頁）。諾里斯這種自然主義傾向的寫作開啟了美國文學中對于中國文化（唐人街文化）采取異國情調式、獵奇寫作的先河。

印度籍作家多勒（C. W. Doyle）1900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鐘龍的陰影》（The Shadow of Ouong Lung）塑造了一名耶魯畢業(yè)的唐人街犯罪首領的形象：“……我的影子落到之處，萬物都會枯萎——我不但是文學碩士，而且還是災難大師”（Wu, 108頁），這為后來的“傅滿洲”提供了原型。

從第一本描寫唐人街的美國小說（艾·特郎的《莫特街撲克倶樂部：書記備忘錄》）到休·韋勒充滿血腥恐怖的唐人街《滿洲血案》（Wu，82，137頁），美國白人作家（除個別作家如華裔混血女作家“水仙花”——英文名為Edith Eaton，“水仙花”是她的筆名）利用細節(jié)的真實描繪出一幅幅陰森、骯臟、神秘、充滿犯罪和邪惡的非真實的唐人街景象。雖然美國文學中有關唐人街聳人聽聞的虛構故事到20年代末基本消失，但對唐人街及“華人形象”的這種描寫卻以固定的形式在后來的電視、電影里得到不斷地強化。

美國娛樂文化中最早的“華人形象”出現在哈特（Bret Harte）與馬克·吐溫1877年合寫的話劇《阿森》（Ah Sin）^[18]。劇作者的初衷也許是善意，馬克·吐溫在該劇上演時說道：“中國佬將逐漸成為整個美國的一個常見景觀，并且還將構成難以解決的政治問題。因此，公眾很有必要預先在舞臺上了解他（Moy, 23頁）?！?sup>[19]

但在劇中，講著蹩腳英語的小角色阿森卻飽嘗劇中白人角色的咒罵：“黃疸病人的斜眼兒子”“大舌頭的蠢蛋”“道德的毒瘤”“解決不了的政治問題”；在白人女主人的用語里他是一只“寵物”；他最大的本事就是“像猴子一樣地模仿別人”（Moy，26頁）。當時報紙上對該劇的評論也同樣把阿森稱為“可鄙的小偷和不動聲色的說謊者”（Moy, 27頁）。事實上，阿森所遭受的人身污蔑迎合了當時美國白人社會對排斥和詆毀華人移民的期望與想象，阿森這個人物作為華人的受虐象征而被納入美國公眾意識之中。

阿諾德·蓋塞（Arnold Genthe, 1869—1942）于1895到1906年間拍攝的一批（200多張）舊金山唐人街日常生活的照片在西方影響很大（中國改制也是原因之一）。這些照片利用黑白（邪惡與正義）對照、剪裁以及配文等手法，夸張地渲染華人及其文化的神秘與不可同化性（Moy, 64—80頁），強化華人移民在美國社會的“他者”形象。

20世紀初出現了一些描述華人生活的長達數十秒或幾分鐘的超短電影（最早的《中國洗衣店》攝于1894年），其中一部長度不到兩分鐘，由白人演員扮演的故事片《中國異教徒與主日學校女教員》（The Healthen Chinese and the Sunday School Teachers，1904）講述華人洗衣工為答謝白人女教員們的好意，邀請她們到洗衣店做客，在他們共同享用大煙的時候警察闖了進來，最后華人被關在監(jiān)獄，女教員們前去送花（Moy, 80—81頁）。影視媒體從一開始就完全控制了描述華人的“話語權”，華人形象的演繹完全基于白人主流社會的利益要求與“期望值”，這種情形幾乎持續(xù)了整個20世紀美國影視的華人敘述。以下將簡要討論幾個在西方影響較大的影視中的華人形象。

在美國流行文化中，邪惡的華人天才傅滿州（Fu Manchu）是“黃禍”威脅的象征。1913年英國作家薩克斯·羅墨（Sax Rohmer，又名Arthur Henry Ward）在他的第一部傅滿州小說《陰險的傅滿州博士》（The Insidious Dr. Fu Manchu）中塑造了這個“長著莎士比亞式的眉毛和撒旦式的臉”的人，在他身上集中了“整個東方人種的殘酷和狡猾”，“只要你能想象出那個可怕的生物的模樣，那你就對‘黃禍’的化身——傅滿州博士有了大致的了解”（Wu，165）。^[19]

在此后40余年的時間里（最后一本小說《傅滿州皇帝》發(fā)表于1959年他去世前幾個星期），薩克斯·羅墨一共寫了13部小說、3個短篇和1個中篇，描寫傅滿州和他的死敵、英國密探史密斯 （Denis Nayland Sm ith）之間關于邪惡與正義的犯罪偵探故事（Wu，165—169頁）。薩克斯·羅墨也因此成為20至30年代聞名世界的流行作家之一 （Hamam to, 11 頁）。^[20]

1932年第一部傅滿州電影《傅滿州的面具》（The Mask of Dr. Fu Manchu）上演，在西方引起相當轟動，由于中國國民黨政府的抗議才中止了當時MGM電影公司的系列拍攝計劃（Wu，170—171頁）。50年代，為配合西方冷戰(zhàn)情緒，傅滿州又成為“紅色中國威脅論”（yellow red）的銀幕形象而活躍在西方。關于傅滿州題材的電影一直持續(xù)到了 60年代（1968年上演的《傅滿州的空中城堡》）講述傅滿州從太空來到地球，用高科技威脅人類（Moy，104—114頁）。然而，傅滿州故事的始作俑者羅墨也被人調侃得頗有意蘊：“真可謂詩意的公正，薩克斯·羅墨1959年6 月1日死于‘亞洲病毒’流感”（Hamam to, 112 頁）。

華裔偵探查理陳（Charlie Chan）是1940年以前的美國小說中唯一的華裔主角（Wu，180頁）。這個人物源自美國作家比格斯（Earl Derr Biggers）于1925—1932年間寫的六部推理小說，但“查理陳”的廣為人知卻是通過30至40年代上演的47部電視系列片和故事片（1933年作者去世后由其他作家擔任有關電影、話劇、電臺及電視劇本的創(chuàng)作），這些影視片至今仍在電視上播放 （Wu，174 頁）。

查理陳是個完全不同于傅滿州的華人形象。傅滿州瘦高，面色萎黃，脾性乖張，仇恨人類，是個令人恐懼的邪惡化身；查理陳則矮胖，面色粉紅，性格平靜，待人卑恭，行動緩慢，常常用蹩腳的英語引用“中國格言”，是個專注工作、溫順服從的華人偵探（Wu，179—184頁）。這兩個形象的確具有美國公眾文化中對于亞裔人的兩種描述的特征：“黃禍”與“模范移民”。在美國文化網絡中，華人男性形象便被定格在這兩個白人想象的極端之間。

華裔女性的形象也同樣具有這種極端化的描述：“蓮花”與“龍女”。好萊塢影片里的華人女性形象最早出現在20世紀20年代初，由華裔演員黃柳霜（Anna May Wong, 1907—1961）扮演的華裔女性角色“蓮花”在影片《海逝》（The Toll of the Sea, 1922）中延續(xù)了《蝴蝶夫人》式的東方女性為西方男人的“愛”而殉葬的故事，^[21]“蓮花”把兒子交給孩子的美國父親之后，走進大海（Moy，90頁）。

影片《老三藩市》（Old San Francisco，1927）所塑造的“性亂交”的華裔女性“提供了早期流行的華裔婦女性放蕩的固定形象”（Moy，89—90頁）。華裔婦女不但被描述成西方男性想象中的性奴隸，而且還具有可怕的破壞力。

薩克斯·羅墨的傅滿州系列小說《傅滿州的女兒》（ The Daughter of Fu Manchu，1931）塑造了替代其父傅滿州、成為反對白人的亞洲恐怖女領袖“Fah Lo Suee”。這個人物具有三個基本特色：異國風情、可供白人男性享用、生性狡詐。這些所謂的華裔（亞裔）婦女的品質在美國媒體上一直被演繹到20世紀70年代。

卡尼夫（M ilton Caniff）的連環(huán)漫畫《特里與海盜》（Terry and the Pirates）中的“龍女”（the Dragon Lady）（Wu，190—192頁）以及電影《龍的女》（Daughter of the Dragon，1931）（James Moy，91頁）則是另一個具有上述典型性格的華裔女性形象。在好萊塢扮演過許多華裔女性形象的黃柳霜曾說，“我死后，墓碑上應該寫‘她已死去過一千次’。那是我電影生涯的寫照。我通常扮演一些詭秘故事里的角色，到影片末尾，他們不知道怎樣處置我，于是就把我殺了”（Moy，86頁）。華裔女性的命運被美國媒體中的人物形象千百次地規(guī)定了下來：邪惡的性奴隸與必然的自我毀滅。

賽義德運用?？隆吨R考古學》一書中的話語概念描述“東方主義”，揭示了自18世紀起西方對于“東方”的表述與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之間的關系。美國國內對“華人形象”的歪曲和丑化正是美國帝國主義殖民統(tǒng)治的“內化”表現，是美國統(tǒng)治集團為維護和鞏固其既得利益，利用它對社會政治與經濟資源的控制力以及對形成社會規(guī)約或價值觀所具備的權力，極力否認美國這個移民國家的事實，將非歐洲籍的移民，尤其是華裔移民，排斥在公民的范疇之外，并通過文學和媒體，在美國公眾文化意識中建立一種固定的關于“他者”的話語形式—— ste reotype，從而使它對于“他者”的控制與排斥獲得意識形態(tài)層面的合理性。^[22]

這種帶有種族歧視性、排他性的描述華人的話語形式一經建立，便被不斷重復和強化，成為美國社會生活中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或“看法”。美國華裔寫作與主流文化規(guī)約下的沒有英雄、沒有正面人物、沒有真實可言的“華人形象”之間存在著無法回避的關聯性，任何有意義的華裔寫作都不得不在表述華人這個“話語場”中面對主流話語進行自我表述。事實上，面對美國主流文化龐大的霸權話語，美國華裔作家用英語表述中國文化及華人生活本身就是一種“反話語”的寫作。華人作家身處不同的歷史文化氛圍并因個人閱歷等因素的影響而在表述華人及其文化時所采取的方式不同，但他們的作品都在主流霸權話語控制的英語世界里展示了關于華人的“另種”言說，在不同的層面和程度上為華人進行“辯白”。無論早期美國華裔文本，還是60至70年代崛起的當代美國華裔文學，抗衡美國主流霸權話語中“華人形象”的規(guī)約性描述成為美國華裔寫作的重要構成，并且直接影響到華裔作家的寫作意向及其樣式。時至今日，反駁華人的“同定形象”或創(chuàng)立新的華人形象依舊不失為衡量美國華裔文學作品的一個批評原則。

注釋

[*]文章出處：本文原載于《國外文學》2002年第1期，第28—36頁。

[1]詹姆遜：《政治無意識》，王逢振、陳永國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4頁，第8頁。

[2]參見 Amy Ling，“ Reading Her/stories Against His /stories in Ear ly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in American Realism and the Canon，eds. Tom Quirk and Gay Schamhorst（ New York：Univer sity of Delaware Press, 1994），72頁。有關 W inifred Eaton 的著作目錄統(tǒng)計，見 Am y L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in Redefining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eds. A. C.V. Brown Rueff and Jeny W. Ward. Jr. （New York：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90），356 頁。

[3]林語堂的《吾國與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1935年由美國John Day出版。在此之前，沒有任何有關美國華裔寫作的記載。

[4]據1990年出版的《重新修訂美國文學史》一書中美國華裔文學學者林英敏編寫的“亞裔美國文學”部分的作品目錄，林語堂在美國出版的三十余本著作僅收錄了兩本：《唐人街》（1948）和《京華煙云》（1939）。40年代發(fā)表作品的美國華裔作家群主要由“貴族”型家庭背景的女作家構成，如林語堂的三個女兒，畢業(yè)于美國康奈爾大學的國民黨政府駐英大使（Alfred Sze）的女兒等，詳細情況參見Amy Ling, Between Worlds—Women Writers of Chinese Ancestry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 Inc.，1990），62—63 頁。

[5]《花鼓歌》在百老匯久演不衰，后被好萊塢拍成電影。有關詳細中文資料，參見黎錦揚：《我的命運》，載《國外文學》1998年第3期，20—25頁。

[6]1972年Kai-yu Hsu和Helen Dalubinskas編寫的《亞裔美國作家》（Asian American Author, Houghton Miffin Company）； 1974 年趙健秀、陳耀光、黃忠雄（Shawn Hsu Wong）和一名日裔作家（Lawson Fusao Inada）編寫的《哎咿！美國亞裔作家選集》（Aiiieeeee! An Anthology of Asian-American Writers, New York： Anchor Books）。

[7]參見宋偉杰：《遲到的悲歌——美國華（亞）裔英文戲劇一瞥》，載《外國文學動態(tài)》1998年第2期，34—36頁。

[8]90年代發(fā)表作品的美國華裔作家不僅有老一代的趙健秀、黃忠雄、許耀光，以及新出道的作家譚恩美、李鍵孫（Gus Lee，1947—）、雷祖威（David Wong Louie, 1955—），還有嶄露頭角的作家伍慧敏（Fae M yenne Ng）和任璧蓮（Gish Jen, 1955—）等。詳細情況參見黃秀玲的Read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From Necessity to Extravag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3頁；張子清發(fā)表在 《外國文學評論》2000年第1期的論文《與亞裔美國文學共生共榮的華裔美國文學》。

[9]對此，國內學者宋偉杰也表達了相近的感受，他在《遲到的悲歌》一文談及華裔英語文學在美國風靡一時的現象時說，“這群文化混血兒遲到的悲歌，即便有表層的欣快和狂歡，但其深藏的悲哀，悲涼乃至悲憤，卻遠遠不是一時的暢銷所補償的”（參見注釋7，34頁）。

[10][13]參見朱杰勤：《19世紀后期中國人在美國開發(fā)中的作用及處境》，載《華僑史論文集：2》，暨南大學華僑研究所1981年版，2頁，4頁。朱杰勤認為大批華人進入美國的時間是19世紀后期，但美國通行的說法是19世紀中期，從朱先生本人的研究數據看，也表明19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之間是華人大批流入美國的時間。

[11]恩格斯：《恩格斯致佐爾格的信》，載《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182頁。

[12]有關“賒單工制”的詳細情況，參見王綿長：《歷史上華僑出國的原因》，載?東南亞史論文集》，暨南大學歷史系東南亞史研究室編，暨南大學科研處1980年版，49—76頁。

[14]詳細資料可參見楊國標：《美國華工與中央太平洋鐵路》，載《華僑史論文集：4》，暨南大學華僑研究所1984年版，14—33 頁。

[15]這種提法是以最早的華人自傳的發(fā)表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國華裔英語文學的振興為參照依據。

[16]Philip P. Ckoy，Lorraine Dong & Marlon K.Hom, Coming Ma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17]W iw iam F. Wu, The Yellow Peril—Chinese Americans in American Fiction, 1850–1940 （Archon Books，1982）.

[18]1870年哈特發(fā)表了他最有名的敘事詩《異教徒中國佬》 （The Heathen Chinese or Plain Language from Truthful James），內容講述兩個誠實的白人在和中國人阿森打撲克時欺騙他，結果發(fā)現他們倒被阿森騙了。作者批評白人虛偽的意圖無論在作品或讀者接受中都未得到發(fā)展，阿森成了華人移民狡猾、低劣的象征（見Wu，20—21頁）。1877年的劇本作者加入馬克·吐溫的名字，估計后者是該劇的主要改編者。

[19]James S. Moy, Marginal Sights: Staging the Chinese in America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Iowa City，1993）.

[20]參見 Darrell Y. Hamamoto, Monitored Peril: Asian Americans and the Politics of TV Represent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根據 Hamamoto 的 Monitored Peril中的資料（112頁），“傅滿州”系列的第一本書名是《傅滿州博士的奧秘》（The Mystay of Dr. Fumanchu—1913）。

[21]《蝴蝶夫人》最早的版本是1898年約翰·路得·朗（John Luther Long）的短篇小說，1900年紐約劇作家大衛(wèi)·貝拉司考（David Belasco）與朗合作將其改編成劇本上演。現在流行的《蝴蝶夫人》是1904年普契尼改編的歌劇。參見 M oy, 84。

[22]Stereotype源自印刷術語，指印刷使用的“鉛版”。美國學者瓦爾特·利普曼（Walter Lippmann）在1922年發(fā)表的《公眾輿論》（Public Opinion）一書中首次將這個詞用在社會科學領域，“他把它描繪成‘我們頭腦里的圖像’。就族裔性的Stereotype來說，某一族群的明顯的行為特點被該族群外的成員剔選，并被加以夸張以建構對該族群的形象化的速寫”。參見 Martin N. Marger,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 American & Global Perspectives, 2nd edition （Belrnon：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1），75頁。Stereotype 通過文學形象傳遞下來，成為一種固定的看法。這個詞目前尚無約定性的中譯，有時譯成“滯定型”。澳大利亞籍華人作家歐陽昱在他的《表現他者——澳大利亞小說中的中國人》（新華出版社2000年版）一書中使用“滯定型”。筆者傾向使用歪曲形象或固定形象，但此處用“滯定型”較為合適，這個詞也有譯作套話（見孟華：《試論他者“套話”的時間性》，載樂黛云、張輝主編：《文化傳遞與文學形象》，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197頁），也有譯作“定型理論”的。筆者傾向譯成“固定形象”，但也可根據上下文的需要變換成“華人形象”“對華人的丑化與歪曲”“美國東方話語”“美國主流話語”“美國主流霸權話語”等不同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