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前言：我與《野草》的研究之緣

一、《野草》研究：成就與問題

《野草》問世，已九十年^[1]，這本薄薄的小冊子，不僅在魯迅的寫作中是一個另類的存在，在迄今為止的中國文學中，也堪稱另類而幽深的文本，蘊藏著最尖端的文學體驗和書寫。也許正因為此，《野草》雖是魯迅于寂寞中寫成，問世后卻并不是一個寂寞的文本，九十年來一直受到關(guān)注，形成了頗為厚重的《野草》研究史。

1924年9月，魯迅開始寫《野草》，是年底在《語絲》陸續(xù)發(fā)表。最早的反響來自許廣平，許、魯通信始于1925年3月，在15日的第三封信中，圍繞魯迅提及的“將來”話題，許廣平就引剛剛刊登在《語絲》上的《過客》，談了自己的見解。^[2]1925年3月底，章衣萍發(fā)表《古廟雜談（五）》，提到魯迅自己說，“他的哲學都包括在他的《野草》里面”^[3]，這篇最早公開發(fā)表的有關(guān)《野草》的文章，透露了《野草》的重要信息。

魯迅生前的《野草》研究，大多屬于即時性評論，具有零散、感性、印象式的特點，因與研究對象處于同時代，多采取平視的視角，雖不免有來自意識形態(tài)眼光的審視，但基本還能各抒己見。魯迅逝世后，在蓋棺定論意識的支配下，《野草》評述出現(xiàn)概括性、總結(jié)性的傾向，并漸漸被納入歷史分析之中，在論述分量明顯加重的同時，意識形態(tài)的爭奪也開始隱現(xiàn)其中。新中國成立后，隨著魯迅歷史地位的確定，《野草》雖然是一個另類的存在，但也獲得了更多關(guān)注，50年代的代表作是衛(wèi)俊秀先生的專著《魯迅〈野草〉探索》（泥土社1954年版）和馮雪峰先生的論文《論〈野草〉》（《文藝報》，1955年第19、20期），前者是對《野草》的逐篇解析，后者是對《野草》的思想與藝術(shù)的綜合研究，在內(nèi)容上對作品進行了分類；60年代有王瑤先生的文章《論魯迅的〈野草〉》（《北京大學學報》，1961年5月）和李何林先生的專著《魯迅〈野草〉注解》（陜西人民出版社1973、1975年版），或是思想與藝術(shù)的綜合研究，或是具體篇章的解析，研究格局基本延續(xù)了上個十年的狀態(tài)。五六十年代的研究雖潛伏有研究者個人的閱讀感受，但在政治一體化的語境下，基于意識形態(tài)的闡釋自然是題中應有之義。70年代末，許杰先生發(fā)表《野草》研究系列論文，試圖對《野草》思想、藝術(shù)和具體篇章進行新的解讀，雖然整體格局未見突破，但體現(xiàn)了“文革”結(jié)束后思想解放語境下新的研究意向。

80年代，《野草》研究的廣度與深度都出現(xiàn)大幅度的拓展。孫玉石先生的《〈野草〉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是此前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第一次對《野草》展開全方位研究，對每一專題的討論都本著嚴肅的治學態(tài)度爬梳相關(guān)資料，在嚴謹?shù)臍v史視野中將相關(guān)論題的研究推到新的高度，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一個非常扎實的基礎(chǔ)。80年代的《野草》研究專著還有許杰先生70年代末系列論文結(jié)集出版的《〈野草〉詮釋》（百花文藝出版社1981年版）、閔抗生先生的《地獄邊沿的小花：魯迅散文詩初探》（陜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王吉鵬先生的《〈野草〉論稿》（春風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和肖新如先生的《〈野草〉論析》（遼寧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等，這些著作都顯示了拓展研究空間的努力。錢理群先生的《心靈的探尋》（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雖不是《野草》的專題研究，但以《野草》為切入點，以之作為把握魯迅獨特精神世界的線索和結(jié)構(gòu)框架，實際上是將《野草》作為魯迅最具獨創(chuàng)性的精神創(chuàng)造物，來印證其主體精神結(jié)構(gòu)，從而反過來加深了對《野草》的理解。在80年代文化熱語境中，《野草》的文化意義開始受到關(guān)注，《野草》的象征主義手法、《野草》與異域文化的聯(lián)系等成為研究對象，從心理學角度進入《野草》也漸成風尚。90年代，《野草》研究在80年代的論題下進一步延伸，研究格局也有所拓展，汪暉先生在《反抗絕望——魯迅的精神結(jié)構(gòu)與〈吶喊〉〈彷徨〉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將《野草》作為魯迅“反抗絕望”的人生哲學去把握，在存在的焦慮、死亡、荒謬、選擇、反抗、罪感、超越等議題中全面把握魯迅人生哲學的內(nèi)在脈絡(luò)，并探討了《野草》與西方非理性主義思潮之間的聯(lián)系。徐麟先生在《魯迅中期思想研究》（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中，將《野草》放在對魯迅中期思想的整體考察中，深入揭示魯迅由啟蒙主義危機到《野草》“虛妄主義”的內(nèi)在精神線索。解志熙先生的《生的執(zhí)著——存在主義與中國文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版）則在存在主義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之關(guān)系的背景下來考察《野草》，圍繞存在主義哲學命題對《野草》的精神內(nèi)涵進行了細致辨析（徐、解二著出書較遲，實際寫作時間要早）。王乾坤先生的《魯迅的生命哲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版）的最后一章“盛滿黑暗的光明——讀《野草》”，進一步在“生命哲學”的高度來解讀《野草》，避開以前經(jīng)驗主義的闡釋模式，由哲學形而上學直接切入，對《野草》的精神內(nèi)涵進行了精彩的哲學提升。隨著文化研究視野的展開，《野草》與異域文化及本土傳統(tǒng)文化的關(guān)系也成為90年代《野草》研究的關(guān)注點，閔抗生先生的《魯迅的創(chuàng)作與尼采的箴言》（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是《野草》與異域文本比較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沉潛于文本之間的跨文化比較，提供了許多有意義的細節(jié)?！兑安荨放c基督教、佛教的關(guān)系，也開始有論文涉及。

隨著90年代以來文學環(huán)境的變化，魯迅研究的社會影響力及其在人文研究中的比重在降低，但新世紀初年，《野草》研究卻形成了一個熱點，論文發(fā)表和著作的出版，都呈現(xiàn)上升趨勢。新世紀初年，對《野草》的索隱式“形而下”解讀——以《野草》為魯迅“難于直說”的潛在性心理的文本表現(xiàn)——曾在媚俗化和媒體化的人文學術(shù)語境中不脛而走，引起廣泛關(guān)注，形成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研究熱點?！兑安荨费芯砍晒麛?shù)量的增多，也與高校學術(shù)體制中科研量化要求有關(guān)，《野草》與各種西方理論話語如心理分析、存在主義、無意識理論、死亡意識、原罪意識、神話原型批評、結(jié)構(gòu)主義、解構(gòu)主義、現(xiàn)代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甚至敘事學、現(xiàn)象學、現(xiàn)代倫理、后殖民主義的關(guān)系等等，都成為論文的選題，看到如此天花亂墜的研究局面，不禁讓人一唱三嘆，既嘆服研究者的苦心孤詣，又感嘆學術(shù)大軍的無孔不入。新世紀《野草》研究中不乏嚴肅之作，孫玉石先生的《現(xiàn)實的與哲學的——魯迅〈野草〉重釋》（上海書店2011年版）是其早期著作《〈野草〉研究》在新的研究語境下的修訂性延續(xù)，試圖加入在“哲學”方面的進一步思考；錢理群先生在《與魯迅相遇：北大演講錄之二》（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3年版）的第八講中，結(jié)合魯迅的個性特質(zhì)與思維方式，對《野草》中的“哲學”進行了富有心得的闡釋；張閎先生的專著《黑暗中的聲音》（上海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試圖避開實證的研究方式，將《野草》作為詩學文本，通過文化闡釋揭示其詩性內(nèi)涵；吳康先生在專著《書寫沉默：魯迅存在的意義》（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版）中，列專章通過對《野草》“絕望”生存情境的現(xiàn)象學分析，將個人的存在之思與民族的整體生存聯(lián)系起來；李玉明先生的《“人之子”的絕叫：〈野草〉與魯迅意識特征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通過文本解讀展現(xiàn)《野草》的精神—心理結(jié)構(gòu)，揭示魯迅的主體心靈世界中有關(guān)原罪、死亡、歷史、現(xiàn)實性、懷疑等意識特征。在寫這篇代前言時，我剛了解到，英年早逝的詩人張棗也對《野草》情有獨鐘，曾在中央民族大學講授《野草》，講稿收入遺著《張棗隨筆選》（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版），雖未及拜讀，但聽聞詩人有言，“《野草》而非《嘗試集》才是現(xiàn)代漢語詩歌的真正源頭”，此一判斷已經(jīng)令人神往，據(jù)說他準備專門寫一本《〈野草〉考義》，然天不惜才，《野草》失一知音。

80年代以來，海外《野草》研究成果也紛紛譯介到國內(nèi)，〔日〕竹內(nèi)好在《魯迅》（李心峰譯，浙江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后又由李冬木先生翻譯，收入竹內(nèi)好文集《近代的超克》，孫歌編，李冬木、趙京華、孫歌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5年版）中，對《野草》中的矛盾運動作過感性的描述?！裁馈忱顨W梵的《鐵屋子的吶喊》（尹慧珉譯，岳麓書社1999年版）中，細致分析了《野草》情思與形式的構(gòu)成?！踩铡衬旧接⑿邸丁匆安荨到庾x》（趙京華譯，連載于《魯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2、3期，后又收進《文學復古與文學革命》作為第一章“《野草》主體構(gòu)建的邏輯及其方法——魯迅的詩與哲學的時代”，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則試圖在《野草》中探尋感性的詩與哲學的邏輯相結(jié)合的主體構(gòu)建的努力?！踩铡称街切械摹遏斞浮匆安荨等尅罚ɡ疃咀g，吉林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和〔日〕丸尾常喜的《恥辱與恢復》（秦弓、孫麗華編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對《野草》諸篇進行了獨到的闡釋。海外研究在中國學者的問題意識之外，為我們提供了新的研究視野。

綜觀堪稱悠久的《野草》研究史，一方面，研究成果豐碩，積累深厚，另一方面，也存在值得反思的問題。這些問題主要表現(xiàn)在1949年以后的《野草》研究上，一是作為研究基本要求的客觀性不夠，二是與此相關(guān)，對《野草》作為研究對象的本體性關(guān)注不夠。國內(nèi)《野草》研究，大致顯現(xiàn)出客觀實證式研究和主觀闡釋性研究兩個研究路向，當然這只是研究態(tài)度的區(qū)分，更多情況下是二者混合不分。如五六十年代馮雪峰和王瑤的主觀闡釋性研究，試圖在不違反意識形態(tài)的要求下對其主題意蘊進行“科學”界定和評價，不免在個人感悟與意識形態(tài)要求中間勉為其難地尋求所謂“客觀”。衛(wèi)俊秀和李何林的“探索”和“注解”，則是希望通過注解式實證解讀，為《野草》的閱讀消除障礙。80年代孫玉石的《〈野草〉研究》是實證研究的代表作，在充分掌握相關(guān)資料的基礎(chǔ)上，采取時代背景分析、文本互證、思想互證的方法尋找研究的客觀性。實證式研究雖提供了起碼的材料的客觀性，但最后仍然需要落實在政治社會學的意識形態(tài)闡釋體系中。80年代以來，主觀闡釋性研究在《野草》研究中占主導地位。文本比較在選題上決定了要以實證為基礎(chǔ)，但文化比較、思想分析、哲學闡釋、詩學解讀等等，皆是主觀研究的用武之地，《野草》的詩意特性，更助長了在“詩無達詁”意念下闡釋的自由。不必說在“實證”外衣下媚俗的形而下索隱，也不必說“某某視野下的……”的《野草》加流行理論的功利學術(shù)操作，很多本著嚴肅態(tài)度的研究，廣泛存在對研究的客觀性尊重不夠的問題。80年代以來的存在主義闡釋，往往先驗地從存在主義的基本命題出發(fā)，在《野草》中尋找相似的主題觀念，再以這些基本命題為框架，比附性地建構(gòu)《野草》的“哲學”，經(jīng)過這種處理，《野草》成了存在主義哲學，或者魯迅成為與西方哲人比肩的哲學大師，但《野草》本身卻無形中丟失了。更多的思想闡釋、詩學解讀和文化比較研究，常常隨意將《野草》拆散開來，隨機地撒入漫無涯際的中西文化、思想及魯迅思想與文學世界，以相互參證、相互說明的方式來言說對《野草》的想象，而無視《野草》作為研究對象的整體存在，在這樣宏觀而自由的闡釋中，我們看到的是研究者的塊壘與才情，卻看不到《野草》。

或謂人文研究即為闡釋，本無客觀，而我認為，雖人文科學的客觀性不及自然科學有明確標準，但既為“科學”，即使“詩無達詁”，研究者也不可首先放棄對“客觀性”的追求（或稱之“真理意欲”），不然，一個本來就不相信任何客觀標準的人文研究，與魔方游戲何異？或謂“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莎士比亞”，然“一千個”解讀中，肯定有更適于“莎士比亞”的解讀。對于魯迅作品的解讀，不好動不動就以接受美學來說事，一個劣質(zhì)手機可以不問設(shè)計者，但蘋果手機會讓你想到喬布斯，魯迅作品的解讀，因其后有魯迅研究，其客觀性是一個不能忽視的存在?？陀^性問題，與本體性關(guān)注相關(guān)，之所以說“本體性關(guān)注”，而不說“本體”，是因為在后現(xiàn)代語境中，一說“本體”，即成笑話，何況面對的是《野草》。但是，我們慎言“本體”，并非在研究中主動放棄對研究對象的“本體性關(guān)注”，研究者的態(tài)度，決定著研究的結(jié)果，如果持有起碼的“本體性關(guān)注”，我們在研究《野草》時，就會尊重作為研究對象的《野草》的最起碼的客觀性，倘若首先放棄這一客觀性追求與本體性意向，《野草》就會成為研究者隨手拈來的言說材料。因此，與《野草》研究中大量主觀闡釋性研究相比，以孫玉石先生《〈野草〉研究》為代表的以實證為基礎(chǔ)的本體性研究，是彌足珍貴并值得發(fā)揚的。

然而，實證研究的本體性指向，還是存在一些問題，需要進一步追問。實證研究的《野草》文本闡釋，往往采取思想互證與文本互證法，結(jié)合寫作背景與魯迅當時的思想狀況，并與魯迅其他文本進行比照，這一研究方法在扎實的資料鋪陳后，卻無法順利抵達對《野草》內(nèi)涵的客觀闡釋。一是如前所述，嚴謹?shù)馁Y料整理最后還是落實在政治社會學的闡釋體系中，當然這是時代的局限；二是實證研究的文本互證與思想互證法，在呈現(xiàn)《野草》中的魯迅（思想）時——往往從魯迅思想研究出發(fā)來反觀《野草》，卻不能呈現(xiàn)作為本體性研究對象的《野草》整體。尤其是將《野草》理解為單篇文章的結(jié)集的做法，使得對《野草》內(nèi)容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將作品進行分類化處理^[4]，經(jīng)過內(nèi)容的分類化處理，《野草》的整體就被分解了。詩學意義上的象征闡釋，也是將《野草》意象與外在思想材料直接對應，《野草》意象紛紜的藝術(shù)世界的整體沒有得到充分的呵護。

既然以實證為基礎(chǔ)的本體性研究是我們應該堅持的研究方向，那么，問題到底出在哪里呢？我以為，問題在于我們該怎樣理解本體性研究所指向的客觀性。這一客觀性，不僅僅停留于思想互證與文本互證的實證研究層面，還應進一步指向作為本體性研究對象的自成系統(tǒng)的精神世界與藝術(shù)世界的《野草》整體，因而，《野草》研究的客觀性，不僅僅在于背景材料與文本材料的搜集與整理，更在于對《野草》自成系統(tǒng)的精神世界與文本世界的整體把握，而其基礎(chǔ)，則是對走進《野草》前的魯迅生存狀態(tài)與精神狀態(tài)的深入了解。

二、從“個人”研究到《野草》研究

我與《野草》研究的結(jié)緣源于十多年前博士論文的寫作。當時錢理群先生希望我對魯迅文本中的思想關(guān)鍵詞進行梳理研究，于是我選擇了魯迅的三個關(guān)鍵觀念——“個人”“國民性”和“革命”，但在寫作過程中，卻經(jīng)歷了一個節(jié)節(jié)敗退的過程，先是放棄后兩個，只剩下“個人”，而最后剩下的，就只有“魯迅前期文本中的‘個人’觀念”了。只做“個人”，除了原來的計劃遠遠超過博士論文的分量外，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意識到，“個人”觀念處于魯迅現(xiàn)代意識的核心，也一直被認為是魯迅思想之現(xiàn)代性的標志，對它的專門考察有利于厘清魯迅及中國現(xiàn)代思想的一些核心問題。人們都在說個性主義是魯迅思想及以魯迅為代表的中國現(xiàn)代啟蒙思想的內(nèi)核，但是，“個人”在魯迅那里到底是怎樣的一個觀念？他究竟是如何言說、表達“個人”的？這需要首先以其文本為基礎(chǔ)，進入到具體言說環(huán)境及上下文語境中，進行最基本的梳理工作，還原其“個人”言說的演變過程及其確定內(nèi)涵，形成一個基本的界定。這其實是魯迅思想研究繞不開的一個基礎(chǔ)工作，也正是錢先生讓我做思想關(guān)鍵詞梳理的初衷所在。鐘情于“個人”，還有一個自己更內(nèi)在的問題意識，魯迅思想意識的形成，面對的是共同的中國近代危機，如果說魯迅的現(xiàn)代意識以“個人”為核心，那么，其所“拿來”的“個人”能否解決其所面對的問題？魯迅將近代危機的本質(zhì)，歸結(jié)為國人的精神狀態(tài)，在他看來，如果沒有中國現(xiàn)代轉(zhuǎn)型的精神基礎(chǔ)——人的精神的現(xiàn)代轉(zhuǎn)型，則無論“興業(yè)振兵”“黃金黑鐵”，還是“國會立憲”，都只是“現(xiàn)象之末”，難及現(xiàn)代文明的本質(zhì)，況且連倡導者也往往“假是空名，遂其私欲”。在魯迅眼中，國人的精神危機在于，曾有的價值體系已經(jīng)崩潰，人們沉溺于一己生存的掙扎中，呈現(xiàn)出普遍的精神委頓狀態(tài)：“元氣黯濁，性如沉汘，或靈明已虧，沉溺嗜欲”^[5]；“營營于治生，活身是圖，不恤污下”^[6]；“勞勞獨軀殼是圖，而精神日就于荒落”^[7]；“人人之心，無不泐二大字曰實利，不獲則勞，既獲便睡”^[8]。這樣的精神狀態(tài)，是無法構(gòu)成一個現(xiàn)代國家的精神基礎(chǔ)的。因而，魯迅終其一生的文學事業(yè)，就是以文學激活國人的精神。但是，其早期“拿來”并提煉的現(xiàn)代“個人”，能解決這一精神委頓的問題嗎？

帶著這些問題意識，我首先進入對魯迅日本時期五篇文言論文的梳理，這些青年魯迅最早的思想材料，也是其“個人”觀念最集中的表述。五篇論文從對“人類進化”之“超越群動”的“人類之能”的發(fā)現(xiàn)，到對西方科學發(fā)展史背后“神思”與“理想”精神源頭的強調(diào)，到對作為19世紀物質(zhì)文明之反動的“新神思宗”的大力引介，再到對“摩羅詩力”的疾呼，直至對喧囂“惡聲”的批判和對“白心”的冀盼，通過詳細梳理，魯迅早期論文中“個人”觀念的內(nèi)涵有了一個以文本為基礎(chǔ)的基本界定。

梳理告一段落后，接著要進行的是三個路向的考察：一是考察魯迅“個人”觀念的思想淵源。魯迅的“個人”言述有兩個特點，一、其“個人”是從西方“拿來”的“異域新宗”，從對“個人”的介紹和描述看，其資源主要來自德國思想家或德國文化圈內(nèi)的思想家，如施蒂納、叔本華、尼采、克爾凱郭爾和易卜生。二、魯迅對“個人”的轉(zhuǎn)述，更多的是運用了本土傳統(tǒng)符號資源。這兩個事實提醒我們，魯迅對“個人”話語的接受，涉及跨文化、跨語際傳播的復雜關(guān)系，不是簡化而是深入這一關(guān)系的復雜性，才是考察魯迅“個人”觀念的應有態(tài)度。通過對作為“個人”內(nèi)涵的“精神”觀念的思想史考察，我試圖揭示，莊子精神哲學和儒家心學的歷史融合，構(gòu)成了魯迅現(xiàn)代自我認同的思想基礎(chǔ)；通過對中、德傳統(tǒng)思想結(jié)構(gòu)的文化比較，我試圖進一步揭示，中、德思想傳統(tǒng)的同構(gòu)性，在某種意義上決定了魯迅對德國“個人主義”的擇取，魯迅是通過中國的“自我”，接受了西方的“個人”。二是把魯迅的“個人”放回到中國近代“個人”言說的具體語境中，與同時期的梁啟超、嚴復、王國維及章太炎的“個人”觀念進行比較，以探討其間的異同、傳承及魯迅“個人”觀念在近代“個人”話語中的位置。魯迅與章太炎之間，存在著非影響層面的深層意識上的聯(lián)系，這些與“個人”觀念相關(guān)的深層意識，在某種程度上成為近現(xiàn)代以來思想史分野的意識源頭。三是以魯迅的“個人”觀念能否有效解決他所面臨的問題為追問線索，將“個人”觀念放入中西自我意識及個人觀念的比較語境中，揭示其“個人”觀念可能存在的問題。

在窮盡早期論文中“個人”觀念的問題后，接著要做的，是探討魯迅回國后至1927年“個人”觀念的內(nèi)在調(diào)校及演變的心路歷程。由于缺少言說“個人”觀念的集中文本，我采取了文本分析和生存論描述相結(jié)合的方法。正是這一研究，成為我后來《野草》研究的一個過渡。

首先要提到的，是在梳理魯迅20年代中期的精神狀況時，對以1923年的沉默為標志的魯迅第二次絕望的發(fā)現(xiàn)，成為我的《野草》研究的起點。在對從“五四”退潮到《野草》寫作的這一過程的考察中，我發(fā)現(xiàn)1923年對于魯迅是尚未被發(fā)現(xiàn)的特殊一年，首先，這一年他幾乎陷入沉默，而且，該年潛藏于前后兩個寫作高峰之間——之前是“一發(fā)而不可收”的《吶喊》及雜感寫作，之后是《彷徨》《野草》及終其一生的雜文寫作，像一個小小的黑洞一樣，不易為人發(fā)現(xiàn)。也正是在這一年的7月，發(fā)生了對于魯迅人生中至關(guān)重要的兩件事：一是7月19日周氏兄弟突然失和；二是四天后魯迅接到北京女子師范高等學校的聘書。兩件事看似近乎家?，嵤拢珜τ隰斞竻s不可等閑視之，兄弟失和，讓他的人生在家道中落、婚姻不幸、《新青年》解體——魯迅啟蒙人生的第二次挫折——后雪上加霜，幾乎讓此前人生的意義寄托全盤落空，也正是失和后的搬家，讓魯迅這一年卷入看房、買房、裝修的繁瑣事務中，并大病一場；后者，則意味著許廣平的到來。如果說前者讓魯迅上半段人生告一段落，那么，許廣平的到來則開啟了魯迅后半段人生的大門，魯迅勢必要重燃生命，開辟新的人生意義。這些當然是后話。

關(guān)鍵的問題是，這一年的沉默意味著什么。我們知道，魯迅在日本時期棄醫(yī)從文后，其文學計劃遭遇一系列挫折，回國后陷入十年的“隱默”，S會館的沉默六年使這種“隱默”達到頂點。經(jīng)過《吶喊·自序》對這一時期神秘而恐怖的記敘，又通過日本思想家竹內(nèi)好充滿幽玄魅力的描述，這一時期的沉默與絕望，已被充分放大。受竹氏闡釋的影響，中、日學者大多認同將這六年的沉默，視為魯迅文學的起點，文學家魯迅由此誕生。然而問題是，如果說打破S會館的沉默后魯迅已經(jīng)走了出來，那么該怎樣理解“吶喊”后寫作中的欲言又止？又怎樣理解1923年的第二次沉默？通過對1923年及其前后的詳細考察，我近乎直覺地意識到，S會館的絕望，并沒有完全終止，1923年的沉默，正是魯迅之絕望第二次爆發(fā)的標志。在1923年的前夜（1922年12月3日深夜），魯迅寫下了《吶喊·自序》，這篇名文第一次透露了其人生的軌跡，在第二次絕望時期回顧第一次絕望，成為糅合疊印兩次絕望的奇妙文本，對第一次絕望的言述，正是對第二次絕望的佐證。

如果魯迅存在以1923年為標志的第二次絕望，那么，我們以前對魯迅生平、思想與文學的評價就要重新考慮。正是以1923年為界，在前段人生的意義寄托幾乎虛空后，魯迅開始了此后的人生，在個人生活上做出了抉擇，并開始公開以個人身份展開文壇的論爭，雜文寫作愈來愈多；南下廈門、廣州和上海，在現(xiàn)實政治上也做出了選擇。可以說，魯迅人生與文學的真正成型，是在第二次絕望之后。

記得錢先生在寫導師評語時，充分肯定了對1923年的發(fā)現(xiàn)的意義，認為這不僅對于理解魯迅生平，而且對于重新理解魯迅思想與文學都有重要參考價值。這一鼓勵是莫大的鞭策，在論文寫作中，我也將1923年的發(fā)現(xiàn)與對《野草》階段“個人”觀念的分析結(jié)合起來，從而有了進一步的發(fā)現(xiàn)。

與第一次絕望拖了六年甚至十年不同，這一次沉默只有一年，1924年2月，魯迅開始寫《彷徨》，一下就寫了三篇，同年9月，又開始《野草》的寫作?！夺葆濉肥恰盀樽约骸钡淖髌?，是作者“夢魘意識”的表達，通過小說敘事，魯迅寫出了自我人生最壞的可能性，同時開始向悲劇人生告別。而《野草》則進入其內(nèi)心的最深層，將絕望中積重難返的內(nèi)在矛盾展示出來，層層打開，并將之推向無可退避的絕境，終于在悖論的漩渦中超越而出，重新發(fā)現(xiàn)自我與生存的意義?！兑安荨穼τ隰斞?，不是單篇文章的結(jié)集，而是一個不可逆的時間過程，一次沖決第二次絕望的生命行動。

在對魯迅1923年的絕望與其《野草》寫作之間的關(guān)系有了基本的判斷之后，對20年代中期魯迅“個人”觀念的梳理，自然要進入對《野草》文本的具體分析。在這一部分中，通過對《野草》具體文本的梳理，我探討了魯迅日本時期的“個人”觀念，經(jīng)過兩次絕望，在《野草》中通過自我懷疑、自我掙扎、自我調(diào)整與自我超越的復雜心路歷程，而得到新的見證與確認。最后說明，《野草》的絕地轉(zhuǎn)換，使魯迅擺脫了自我危機，獲得了新生，以堅實從容的步伐重新跨入現(xiàn)實。魯迅終于以自我超越的方式走出了其“個人”觀念的自足性，并在其后期的現(xiàn)實生存中踐履了真正的“個人”。這是博士論文的最后一部分，也是我的《野草》研究的一個開始。

畢業(yè)后來蘇州大學任教，離開學術(shù)中心北京，雖不免有些難舍，但遠離潮流中心也未必是壞事，既然以前的研究基本上是來自個人的“苦心孤詣”與“頭腦風暴”，在安逸的江南，大概也可將未竟的后期“個人”“國民性”和“革命”潛心繼續(xù)下去。我也曾在科研量化要求的驅(qū)使下，拿“魯迅文本中的‘個人’‘國民性’與‘革命’”課題去申報國家課題，四次入圍但無果而終。同時在這一方向上的研究激情，也正在冷卻，原有的問題意識，因無同道，也漸漸消散于繁華風景與生活的汪洋大海中。雖在本科生與研究生中都開了魯迅研究課，但自知如果在課堂上與學生們討論艱澀繁瑣的觀念性問題，無異“自絕于人民”。2006年，未能免俗，為應對職稱評審將博士論文付梓出版，同時內(nèi)心也不無希望自己的問題意識能得到一點非人為的反響。出版以后，學術(shù)界的反響也近乎無有，曾經(jīng)苦心孤詣的思考也就基本中止了它的使命，沒能有效參與到近十年來中國人文思想的反思，被束之高閣成了它的命運。

不知不覺，我的魯迅研究與教學轉(zhuǎn)向了偏于文學性的小說與《野草》，被迫離開以前沉潛的理性思考，感性的潛能卻得到發(fā)揮，在魯迅課上，講的大多是魯迅的文學作品，注重文本細讀，于老師和學生兩利，效果也好。近年發(fā)表的文章，也漸漸集中于小說與《野草》研究。這也有現(xiàn)實的考慮，既無言論環(huán)境，資料也不占優(yōu)勢，只有調(diào)動自身的積累——體驗與感性，而且是絕不會重復的。

雖然沒有開《野草》專題課，但在本科生與研究生的魯迅研究課上，我都會講到《野草》，本來擔心這20世紀中國文學中最晦澀的文本會難倒學生，也擔心這充滿靈魂掙扎與裂變的文本會讓善于逃避痛苦的新世紀學生望而卻步，因而每每放在最后才謹慎出之，出乎意料的是，學生們對《野草》的講述反應頗好，我也由此更加意識到《野草》作為生命文本的魅力所在。我講《野草》，首先要求學生“清空”以前有關(guān)魯迅的慣性認知，以自己的感知與這個具有生命內(nèi)涵的文本去對話，“激活”對象與自我，同時，又適時地將自己對《野草》的整體把握傳授給學生。課堂給了我難得的專心思考的時間，有些觀點就是在課堂上慢慢積累形成的。

三、研究過程與問題意識

2004年，我開始《野草》研究的第一篇論文《〈野草〉的“詩心”》的寫作，這篇概論性的文章將整體判斷表達出來，但遲至2010年才得以發(fā)表。2006年我到日本福井大學任教，課程不多，閑暇寂寞。福井瀕臨日本海，人口不多，街道窄小，在海風中安靜整潔，每天降臨的一陣微風細雨，將街道洗刷得很干凈，街上偶爾見到的，是身著校服匆匆上學、放學的中小學生，也都玲瓏可愛。從住所往返學校的路上，每個路口總是傳來提醒行人過路的警報聲，設(shè)計成兩個音色交替鳴出，讓人想起“鳥鳴山更幽”的意境。在這樣的寂寞與寂靜中，開始寫“《野草》與佛教”。在暑假的曠日長閑中，突然感到要充分利用這難得的閑暇時光，于是有了寫一本專書的計劃，開始對《野草》具體篇章進行細讀，這樣每天都有一兩個小時沉浸于《野草》文本的賞玩之中，竟然也其樂無窮。這樣“不假外求”“中得心源”的寫作，進行得頗為順利，不覺已成規(guī)模?；貒缶蛯⒁殉筛寮暾埩藝液笃陧椖俊?010年有緣赴臺灣東吳大學客座，學校坐落于山麓，外雙溪的河水順山而下，宿舍在山腰，每天拾級而上，潺潺溪水聲夾帶四月花香緩緩而來。東吳大學有全臺設(shè)備最好的學校音樂廳，每周都有音樂會，常有大師蒞臨，聽音樂會也就成為一大享受。不知是否與這音樂氛圍有關(guān)，在此期間我完成了“《野草》與交響樂曲式”的寫作。去年下半年，我感到應該將后期項目做一個了結(jié)，同時開始“意象的線條與色彩：《野草》視覺意識與藝術(shù)現(xiàn)代性”與“在東、西‘虛無’之間——《野草》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和《夢十夜》的深度比較”的寫作。

如前所述，“1923年的魯迅”本來是《魯迅前期文本中的“個人”觀念》的一節(jié)，在這里列為本書的第一章，作為我走進《野草》世界的起點與必由之路，本書對《野草》整體世界的判斷，就是基于以1923年為標志的“第二次絕望”的發(fā)現(xiàn)?！啊兑安荨返摹娦摹弊鳛椤兑安荨费芯空綄懽鞯牡谝黄岢隽恕啊兑安荨氛w研究”的思路。鑒于以往《野草》研究的主觀化、空泛化和內(nèi)容分類化，我提出了《野草》研究的客觀化和整體化，并將這一客觀化建立在對《野草》整體性認知的基礎(chǔ)上，故在文章中強調(diào)：

《野草》，與其說是一個寫作的文本，不如說是20年代中期魯迅陷入第二次絕望時生命追問的一個過程，一次穿越致命絕望的生命行動，它伴隨著情感、思想和人格的驚心動魄的掙扎與轉(zhuǎn)換的過程。這是一個由厭棄、哀傷、絕望、掙扎、解脫、歡欣等等組成的悲欣交集的心理世界，又是一個由矛盾、終極悖論、反思、懷疑、解剖、追問、頓悟等等組成的極為沉潛的情思世界，還有它獨特的語言與形式的世界，它不是抒情詩，也不是哲學，而是由情、思、言、行、形等結(jié)合在一起的精神的和藝術(shù)的總體。

作為生命追問的一個過程，一次穿越絕望的生命行為，《野草》并非一般意義上的單篇的合集，而是一個整體，《野草》中，存在一個自成系統(tǒng)的精神世界和藝術(shù)世界。

因此，《野草》研究的客觀性，就不能僅僅局限于文本思想材料的搜集和互證，而應建立在更高的實證的基礎(chǔ)上：

作為研究對象，《野草》自有它的客觀性，這個客觀性，不僅是來自本事或文本的實證、索引或意象闡釋，也不僅是來自文本與外在社會環(huán)境的聯(lián)系，以及《野草》文本與作者其他文本的聯(lián)系，更是存在于魯迅走進《野草》時的生命狀態(tài)，尤其是《野草》自身的精神系統(tǒng)和文本系統(tǒng)中，因此，只有充分了解、同情魯迅當時的生命狀態(tài)，并把握了作為整體的《野草》的精神系統(tǒng)和文本系統(tǒng)，具體的闡釋才具備客觀的背景和坐標。

這個更高的實證，看似主觀，其實客觀，它基于：一、對魯迅走進《野草》前的生存狀態(tài)與精神狀態(tài)的準確把握；二、對《野草》自成系統(tǒng)的文本世界的準確把握。一是生平，二是文本，都是客觀對象，但又不停留于純粹經(jīng)驗性的實證，而是經(jīng)過整體把握，上升到更高的客觀性，在這個意義上，甚至主觀性的“詩”，也成了客觀的必要組成部分和客觀追問的對象。

所以，我將看似極為主觀的“詩心”，作為《野草》研究客觀性追問的對象和終點，這一“詩心”，是作為“詩”的《野草》的內(nèi)核，它起于實證，但最后必須進入自成系統(tǒng)的精神世界與藝術(shù)世界的《野草》整體，在這一整體中精確把握其“詩”與“思”的內(nèi)核。與《野草》“詩心”對話，嚴謹?shù)目甲C、精密的推理、豐富的體驗、深厚的知識積累、敏銳的文字感悟、寬博的藝術(shù)修養(yǎng)，都缺一不可。

本著這個思路，我從1923年出發(fā)，首先分析、揭示魯迅走進《野草》前的一個主要精神狀態(tài)——“自厭與自虐”，并將其印證于《野草》及其同時期的作品中，“自厭與自虐”正來自于自我的矛盾與分裂；接著，以“矛盾的漩渦”作為由文本呈現(xiàn)的主要精神現(xiàn)象，將矛盾的積重難返作為“第二次絕望”的癥結(jié)，對《野草》的矛盾世界及其內(nèi)核進行分析；再以解決“矛盾”、沖決絕望作為動機，將《野草》寫作作為沖決絕望的生命行動，展示其“向死——生與死——新生”的“生命的追問”的整體過程；在呈現(xiàn)整體的《野草》后，再集中提煉《野草》“哲學”的形成及其內(nèi)核——就在《希望》一文的“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中：

最后的“虛妄”，絕不是又一次對絕望的否定，而應視作對前面整個的“希望——虛妄——絕望”循環(huán)邏輯的全盤否定。否定之后，什么最終留了下來？不是希望，也不是絕望，而是行動本身！是反抗本身！……這樣的反抗，不再需要任何前提，它以自身為目的，以自身為意義，是一種為反抗而反抗的反抗。

最后，我將《野草》放在中國艱難現(xiàn)代轉(zhuǎn)型的大背景下，試圖揭示：《野草》作為以文學主動參與歷史的“魯迅文學”的最深刻代表作，在艱難現(xiàn)代轉(zhuǎn)型中所承擔與獲得的，也只能是豐富的痛苦，如果在某種程度上說，中國20世紀文學是中國現(xiàn)代轉(zhuǎn)型之痛苦的“肉身性”顯現(xiàn)者與承擔者，那么《野草》，通過魯迅，也成為中國艱難現(xiàn)代轉(zhuǎn)型最痛苦的“肉身”。

在《〈野草〉的“詩心”》后，以此為總體構(gòu)圖，本書第三章“探尋‘詩心’的蹤跡”進入對具體篇章的解讀，編排方式自然不再采取先入為主的內(nèi)容分類法，而是通過文本細讀，具體展現(xiàn)《野草》生命追問的歷時性過程；對具體篇章的解讀，不是單純的文本細讀，而是始終將它們作為這一整體過程的具體環(huán)節(jié)，詳細展示作為行動的《野草》的具體歷程，并揭示內(nèi)蘊的藝術(shù)匠心。本書不是將《秋夜》當作《野草》的第一篇，而是將其解讀為作者無意間為《野草》作的“序”，因為《秋夜》在文本結(jié)構(gòu)、氛圍構(gòu)成與轉(zhuǎn)換、主題顯現(xiàn)甚至結(jié)尾處理上，都與整個《野草》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濃縮了整個《野草》的精神與藝術(shù)的構(gòu)成?！队暗母鎰e》到《過客》是第一部分——走向死亡，值得注意的是，匆忙向“墳”奔去的“過客”，突然給出一個誰也想不到的問題：“老丈，走過那墳地之后呢？”這一突兀的提問，頓時否定、超越了第一部分求死的意向。從《死火》到《死后》的七篇，是第二部分。七篇都是以“我夢見”開頭，執(zhí)著地追問，沉入夢境之中，開始了更深沉的求索?！八阑稹币阉?，被“朋友”的“溫熱”喚醒，又面臨兩個選擇：凍滅和燒完，但它選擇了“燒完”——一種生存的死亡方式；值得注意的是，《過客》中向“墳”奔去的“過客”，已來到《墓碣文》中，面臨自己的墓碑和尸體，直抵死亡的追問卻最終發(fā)現(xiàn)，所謂真正的“自我”并不存在——“本味”永無由知！這無異是對從《野草》開始的本質(zhì)追問的全盤否決。像噩夢驚醒般的，《頹敗線的顫動》中，老女人已經(jīng)“頹敗”的身軀，在絕望后第一次出現(xiàn)了生的“顫動”，在天人共振中，此前所有的矛盾，在此匯集并得到重新整合，并形成《野草》矛盾漩渦中的一個最深最大的漩渦，像被反作用力突然上拋一樣，《野草》主體就此超越了此前矛盾的糾纏。此后，《野草》轉(zhuǎn)入從《這樣的戰(zhàn)士》到《一覺》的第三部分，超脫生死難題的生存，開始漸漸成為《野草》的最強音，并最終凝定為《一覺》中的“野薊”和《題辭》中的“野草”。

《野草》終于完成了自我超越與自我解脫的過程，其超越與解脫智慧的精神資源究竟源于何處呢？時人談《野草》“哲學”，多喜將其與西方存在主義哲學命題相比附，不僅不能呈現(xiàn)《野草》“哲學”自身，于《野草》的精神資源問題似更有隔。魯迅與本土文化的淵源關(guān)系，已引起學界關(guān)注，魯迅與佛教的聯(lián)系，亦不時有專門研究出現(xiàn)，但如僅限于觀念層面的比較，于此一大題目，究竟語焉不詳。魯迅與佛教的關(guān)系分明存在，但除了片言只字，又近乎無跡可求，其實，《野草》是最能見出魯迅與佛教之關(guān)系的文本。本書第四章“《野草》與佛教”，就從尋找《野草》解脫智慧之精神資源的角度，切入這一問題。通過對魯迅與佛教之因緣關(guān)系，《野草》文本中所見佛教影響的“雪泥鴻爪”，《野草》精神危機、解脫之道與佛教的聯(lián)系等的深入梳理，我試圖說明《野草》的解脫智慧與佛教的深層精神聯(lián)系，S會館苦心孤詣佛經(jīng)的體驗，融入了十年后《野草》的寫作，二者之神會處，根源于東方人共同的文化蘊藏，在苦難與解脫的人生要害處，智者的慧根終于不謀而合。《野草》與佛教的關(guān)系，最深層處當在思維方式與表達方式層面，故本章最后一節(jié)“《野草》否定性語法與佛教論理邏輯之關(guān)系”進入了一個幾乎無跡可求的問題：《野草》無窮否定的另類表達方式，來自怎樣的精神狀態(tài)？背后又有何種無意識層面的思維習慣？有何傳統(tǒng)淵源？這是討論魯迅與傳統(tǒng)聯(lián)系的深層問題。佛教浩大無邊，為了進入這一問題，首先要做的，是對佛教否定性的論理邏輯做一專門研究，并至少能總結(jié)出佛教論理邏輯的特點及其主要表現(xiàn)方式，因此，本書對佛教慣用的否定性遮詮法的論理邏輯及其表達模式進行分析，歸納出雙邊否定、空空邏輯、即非邏輯和著名的中觀派“四句論式”的否定論式，然后對應《野草》的否定性“語法”，若合符節(jié)。最后說明：《野草》與佛教，在論理邏輯和思維方式上，杳然相通。無跡可求的所謂《野草》的藝術(shù)魅力，亦當在此處尋找。

《野草》是生存的歷險，也是語言的歷險。第五章“《野草》的晦澀與節(jié)奏”，進入《野草》超越常規(guī)的語言表達層面，探討其“晦澀”的成因?！盎逎币娪谡Z言表達層面，根源則在于表達動機，《野草》的“晦澀”，不僅是“言不盡意”，而且也是“有意為之”，說還是不說？說那不可說的，都成為“晦澀”的或一動機。節(jié)奏感是《野草》語言的另一個明顯特征，本章討論了《野草》語言節(jié)奏的表現(xiàn)方式，并進一步穿過語言層面，進入其復雜的主題意蘊，分析了《野草》節(jié)奏感的更深層的來源——“意蘊節(jié)奏”，及其豐富的表現(xiàn)方式。第六章“《野草》與交響樂曲式”，則是進一步將《野草》復雜主題的構(gòu)成與運動，與富有空間感的時間藝術(shù)——西方交響樂曲式進行比照，在主題結(jié)構(gòu)及其運動方式上，《野草》與西方交響樂曲式異曲同工，可見《野草》的精神深度與藝術(shù)匠心，這看似“牛頭”對“馬嘴”的比照，是試圖從一個別樣的視角，展現(xiàn)《野草》空前復雜的精神世界的構(gòu)成，及其嘆為觀止的精神運動方式。如果沒有對《野草》整體的發(fā)現(xiàn)與把握，我們就難以發(fā)現(xiàn)其與交響樂曲式比照的可能性。第七章“意象的線條與色彩：《野草》視角藝術(shù)與藝術(shù)現(xiàn)代性”，當然是在《野草》“詩心”之視角藝術(shù)層面的探討，魯迅與美術(shù)，已是老生常談的話題，我的關(guān)心除了展示《野草》中所呈現(xiàn)的由線條與色彩構(gòu)成的非凡視角藝術(shù)，還試圖探討此一問題：魯迅超前、脫俗的視角藝術(shù)感悟力與表現(xiàn)力的根源何在？魯迅視角藝術(shù)的現(xiàn)代性，時人多有高評，或聚焦于現(xiàn)實，或聚焦于有力，或聚焦于頹廢，或聚焦于唯美。我想表達的是，魯迅視角藝術(shù)的現(xiàn)代性，來自其主體精神的分裂，及其對精神分裂的自覺，他所欣賞的珂勒惠支、蒙克、梅斐爾德、麥綏萊勒、比亞茲萊、蕗谷虹兒等等，無一不是因精神的豐富而展現(xiàn)了內(nèi)在的分裂與張力，傳達出直逼人心的精神強力。在現(xiàn)代只有一個世界的語境中，沒有精神的分裂，就不足以顯示精神，《野草》的精神空間及其流動，就來自于精神的分裂，沒有精神的分裂，也就沒有《野草》。以這樣的視角來看《野草》的視角藝術(shù)，不僅可以揭示《野草》非凡視角藝術(shù)才華的精神來源，而且有助于理解魯迅整個藝術(shù)世界的精神奧秘。

如果以“散文詩”為核心，討論《野草》的生成與異域的養(yǎng)料之間的聯(lián)系，可以發(fā)現(xiàn)，《野草》的周圍，有波德萊爾的《巴黎的憂郁》、屠格涅夫的《散文詩》、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和夏目漱石的《夢十夜》，從“散文詩”角度探討《野草》與這些異域文本之間的影響和生成關(guān)系，自然是《野草》研究的必要組成部分，研究界前輩與同仁也已經(jīng)做出諸多杰出的研究。第八章“在東、西‘虛無’之間：《野草》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和《夢十夜》的深度比較”，選取《夢十夜》和《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作為比較對象，試圖在前人研究的基礎(chǔ)上，進入文本背后的文化意識，在揭示其可能性影響關(guān)系的基礎(chǔ)上，進一步探討兩個文本之間內(nèi)在文化意識上的求同與存異之處。尼采，是20世紀西方虛無主義的揭幕者；夏目漱石，是明治維新后最先體察新文明之虛無的日本人；而魯迅，堪稱中國現(xiàn)代最能直面虛無并抗擊虛無的人?！兑安荨贰秹羰埂泛汀恫槔瓐D斯特拉如是說》，都是直面“虛無”的文本。“虛無”，處于文明的最深層，面對“虛無”的寫作，是最具有文化底色的文本。本章圍繞“虛無”這個核心問題，在揭示三個文本之間可能性影響關(guān)系的基礎(chǔ)上，進入深層文化比較層面，探討三個文本面對“虛無”這一終極問題時不同的應對方式、體驗方式和超越方式，在此基礎(chǔ)上凸顯《野草》在東、西“虛無”之間深厚的本土色彩及其卓越的跨文化努力。在本論題結(jié)束后，我加上了一個比較長的“續(xù)論：魯迅與尼采”，試圖進一步探討一個更深層的問題：作為東、西方轉(zhuǎn)型的標志性人物，魯迅與尼采相遇的背后，有著東、西文明碰撞及各自轉(zhuǎn)型的復雜背景。發(fā)生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西兩大文明的碰撞，又是在相向而行的各自轉(zhuǎn)型中進行的，這樣一個空前復雜的文化背景，給我們對許多問題的判斷帶來了復雜性，也帶來了尚待發(fā)掘的問題空間。那么，魯迅與尼采的相遇有什么必然性？二人相契的思想前提是什么？這其中有何值得發(fā)掘的問題？尼采作為對西方二元對立形而上學世界觀的最徹底的批判者，公開宣告?zhèn)鹘y(tǒng)“最高價值”的虛無，從而確認只有一個基于每個生命的現(xiàn)實世界；而魯迅不可能超越中國傳統(tǒng)的一元世界觀——只有一個現(xiàn)實世界。因此，只有一個世界，是魯迅與尼采相契的最基本的世界觀層面的共識。尼采發(fā)現(xiàn)只有一個世界，又不滿于這個世界的現(xiàn)狀，試圖給這個世界確立新價值；魯迅發(fā)現(xiàn)與生俱來的一元世界的“黑暗與虛無”，試圖給這個世界輸入新價值——正是在這里，魯迅與尼采相遇了，成為其大力引介的“新神思宗”的代表。這樣的考察勢必會引出一個新的問題，魯迅之所以在發(fā)現(xiàn)此世虛無后，沒有像傳統(tǒng)中的虛無者那樣徹底墮入絕望，是因為東、西文明的碰撞在他的面前展現(xiàn)了新的價值，由此呈現(xiàn)出改變的可能。在中西比較與價值借鑒的視野中，中國的現(xiàn)代轉(zhuǎn)型，理應在中西精神的差異性中去尋找取長補短的可能性，那么，魯迅對尼采的垂青，甚至中國現(xiàn)代思想對20世紀西方現(xiàn)代思想的垂青，是否有來自文化宿命的誤讀？20世紀中國對西方的發(fā)現(xiàn)與借鑒，是否存在著自我復制的遮蔽？這些問題涉及更大的追問空間，但至少也是魯迅與尼采研究能夠帶給我們的啟示。

我以為，《野草》的重要性，不僅在于其文學價值與體驗深度，更在于其是處在魯迅思想與文學的最后轉(zhuǎn)折點的位置上。最后一章“《野草》之后：《野草》的生成與‘雜文’的產(chǎn)生”將《野草》放在魯迅一生思想與文學的探索和轉(zhuǎn)換的途中，試圖說明：正是經(jīng)過《野草》，魯迅終于完成了對“時代”與“自我”的雙重發(fā)現(xiàn)，確證了在“大時代”中“自我”的價值，將后期的人生牢牢拴定在與現(xiàn)實頑強搏擊的生存中，在這生死未明的時代，為民族未來的生存貢獻出更多的可能性。1924年后，隨著向現(xiàn)實的出擊，魯迅的雜文創(chuàng)作愈來愈多，并開始迸發(fā)出屬于自己的光彩。在突破絕望之后，《野草·題辭》宣告了雜文式生存的開始，而《華蓋集·題記》則標志著魯迅雜文意識的真正形成。經(jīng)過第二次絕望與《野草》的沖決，魯迅在日本時期的“文學自覺”和五四時期的“小說的自覺”后，終于形成了“雜文的自覺”，找到了真正適合自己的文學行動——雜文。于是，作為一種文學行動，雜文成為魯迅文學的最后抉擇，也成為魯迅人生的最后抉擇，在這個意義上，“雜文”就是魯迅所確認的“野草”。不僅魯迅“雜文”的奧秘，甚至其后期生存與文學的奧秘，也都可在其中尋找。

以前我在“個人”觀念研究中純思性寫作的抽象與晦澀，也許是遭遇學界尤其是讀者冷遇的主要原因，有鑒于此，在本書的寫作中，我有意追求一種較為隨意的、口語化的、“滋潤”的文風，這主要體現(xiàn)在第三章文本細讀的寫作上，當時一個人在福井，似乎是每天例行的與自己的對話，因而獨語而不乏親切?！?923年的魯迅”雖來自“個人”觀念研究，但因為由觀念梳理進入生平考察，寫來已不再抽象，而我當時也在有意追求“搖曳多姿”的效果?！啊兑安荨返摹娦摹币呀?jīng)有意追求通俗，但因為屬于概論性的東西，難免糾纏于邏輯。寫作“《野草》與佛教”時，因論題影響，懸想了寫成時的效果，有意追求偏向古雅同時又能深入淺出的風格，也許差強人意，但寫到《野草》否定語法與佛教論理邏輯時，因為更深地卷入“論理”與純思，晦澀在所難免?！啊兑安荨放c交響樂曲式”與“意象的線條與色彩：《野草》視角藝術(shù)與藝術(shù)現(xiàn)代性”屬于藝術(shù)話題，本來可以輕松，但因鉆了一點牛角尖，也未能幸免。最后的“在東、西‘虛無’之間：《野草》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和《夢十夜》的深度比較”在“趕”的心情下卻寫得拖長拉沓，寫作之前也曾懸想為一幽深然而有趣的文本，但最后終于無法兌現(xiàn)，尤其是后來試圖進入深層探討時，就有點顧不上那么多了，幾乎重蹈覆轍。少年魯迅曾不無豪情引詩自勉：“文章得失不由天”，然天命不言，得失寸心，唯愿個人之辛苦掙扎，識者知之諒之。

[1] 《野草》1924年底開始在《語絲》周刊隨寫隨發(fā)，1927年7月編入“烏合叢書”由北京北新書局初版。

[2] 許廣平：賢哲之所謂“將來”，固然無異于牧師所說的“死后”，但“過客”說過：“老丈，你大約是久住在這里的，你可知道前面是怎么一個所在么？”雖然老人告訴他是“墳”，女孩告訴他是“許多野百合，野薔薇”，兩者并不一樣，而“過客”到了那里，也許并不見所謂墳和花，所見的倒是另一種事物，——但“過客”也還是不妨一問，而且也似乎值得一問的。（魯迅：《兩地書·三》，《魯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8頁）

[3] 章衣萍：《古廟雜談（五）》，《京報副刊》1925年3月31日。

[4] 自馮雪峰的《論〈野草〉》始，對《野草》內(nèi)容的把握，就是采取分類法。馮雪峰把《野草》分成三類：一、積極、健康、戰(zhàn)斗的抒情作品；二、尖銳諷刺的作品；三、明顯地反映空虛和失望情緒及思想上的深刻矛盾的作品（馮雪峰：《論〈野草〉》，《文藝報》1955年第19、20期）。思基從戰(zhàn)斗精神上將《野草》分為四類組詩：一、抒寫彷徨、悲觀、絕望而又堅持要掙扎前進的情緒；二、對反抗戰(zhàn)斗精神的歌頌；三、對黑暗統(tǒng)治的暴露和市儈主義的批判；四、抒寫對新生活的向往和渴望自由的情緒（思基：《談魯迅的散文詩〈野草〉》，1956年10月《文學月刊》）。孫玉石先生延續(xù)了分類法，將《野草》分為三類：一、韌性戰(zhàn)斗精神的頌歌；二、心靈自我解剖的記錄；三、針砭社會固弊的投槍（孫玉石：《〈野草〉研究》）。

[5] 魯迅：《集外集拾遺補編·破惡聲論》，《魯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0頁。

[6] 魯迅：《墳·摩羅詩力說》，《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69頁。

[7] 魯迅：《墳·摩羅詩力說》，《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00頁。

[8] 魯迅：《墳·摩羅詩力說》，《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6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