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小說與小說文體諸要素

第一節(jié)　小說概念：小說家與傳統(tǒng)目錄學家的分歧

我國敘事文學有悠久的傳統(tǒng)，早在戰(zhàn)國時期就有記言為主的《國語》、《戰(zhàn)國策》和記事寫人達到很高境界的《左傳》，西漢時期司馬遷的《史記》更是史傳文學之集大成者，它的許多篇章，如果撇開其歷史蘊含，是可以當作小說來讀的。中國小說是在史傳文學的母體內孕育的，史傳文學太發(fā)達了，以至她的兒子在很長時期不能從她的蔭庇下走出來，可憐巴巴地拉著史傳文學的衣襟，在歷史的途程中踽踽而行。這樣的歷史事實，反映到理論家、學問家的觀念里，自然是對小說的輕視。傳統(tǒng)目錄學家始終把小說看成是小道，他們所以還給它在文苑中留有一席之地，那是因為他們認為小說雖小，卻也有一丁半點的史料價值。換句話說，傳統(tǒng)目錄學家始終把小說看成是史傳的附庸。

“小說”二字的連用，最早見于《莊子》：

飾小說以干縣令，其于大達亦遠矣。⁽¹⁾

意思是說：修飾淺識小語以求高名，那和明達大智的距離就很遠了?！靶≌f”在這里只是一個詞組，非專指一種文體。作為文體的概念而加以使用。是東漢的桓譚和班固?；缸T說：

若其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²⁾

他因襲莊子的說法，把“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的短書稱為小說。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著錄了“小說家”，但所收“小說”十五家都已失傳。班固說：

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涂說之所造也?？鬃釉唬骸半m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笔且跃痈橐玻灰喔缫?。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³⁾

班固所謂的“小說”，是稗官所收集的街談巷語。“稗官”，如余嘉錫考證，系指收集庶人之言傳達給天子的“士”。⁽⁴⁾由此推想，那失傳的“小說”十五家，“大抵或托古人，或記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淺薄，記事者近史而悠繆者也”⁽⁵⁾。因其中含有治身理家和可廣視聽之辭，故而加以著錄。班固對于“小說”的定義，成為傳統(tǒng)目錄學的經(jīng)典性概念。東漢以降，直到清代紀昀編纂《四庫全書總目》，盡管時代的發(fā)展，文學的樣式和格局都已發(fā)生了歷史性的巨大變化，但傳統(tǒng)目錄學卻一直固守著班固的觀念，他們把“小說”或者列入子部，或者列入史部。子部也好，史部也好，都必須排斥虛構，不允許作者的想象摻進敘述過程。從現(xiàn)代觀念來看，說實話的是歷史學家，說假話的才是小說家?？梢妭鹘y(tǒng)目錄學所謂的“小說”，與散文體敘事文學的小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兩漢魏晉南北朝的志怪志人小說中許多都有顯而易見的虛妄成分，傳統(tǒng)目錄學家承認它們是“小說”，并非背叛了自己的原則，在他們看來，民間如是傳說，作者如實記錄，只要是實錄，沒有馳騁想象去添枝加葉，去鋪陳虛夸，就沒有失去“小說”的品格。再說，古代社會由于人們認識水平的限制，對于許多自然現(xiàn)象和社會現(xiàn)象無法解釋，訴諸天命鬼神是不奇怪的。像《搜神記》這樣記敘了許多鬼怪神異的作品，現(xiàn)代人一看就知其妄，但作者干寶自己卻是信以為實的，他說他編撰《搜神記》就是要證明“神道之不誣”。⁽⁶⁾

唐代著名史學家劉知幾（661—721）對于“小說”的看法就是一個代表。劉知幾是一位學養(yǎng)深厚、治學嚴謹?shù)氖穼W家，對待小說，他因襲班固的觀念，而所持的標準更加具體和方嚴。首先。他肯定“小說”可以“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⁷⁾。這個肯定是有條件的，“小說”所以能自成一家，是因為它源遠流長，卷帙浩繁，且有歷久不衰、方興未艾之勢；但他認為“小說”得之于行路，傳之于眾口，街談巷議，道聽途說，真?zhèn)位祀s，涇渭不辨，實難以與五傳三史并駕齊驅，只能是正史的參數(shù)和補充。劉知幾站在史學家的立場，對于兩漢魏晉南北朝的志怪志人小說的批評十分苛刻。他把“小說”分為十類：一、偏記，二、小錄，三、逸事，四、瑣言，五、郡書，六、家史，七、別傳，八、雜記，九、地理書，十、都邑簿。著名的志人小說如裴榮期的《語林》、劉義慶的《世說新語》列在“瑣言”類。著名的志怪小說如干寶的《搜神記》、劉義慶的《幽明錄》列在“雜記”類。他說，“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若《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徒，其所載或詼諧小辯，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揚雄所不觀；其言亂神，宣尼所不語”⁽⁸⁾，貶哂的成分居多。然而他又說，盡管小說“言皆瑣碎，事必叢殘”，“書有非圣，言多不經(jīng)”，比不上五傳三史，但畢竟有正史未載的史實，不能棄之不顧，“芻蕘之言，明王必擇，葑菲之體，詩人不棄，故學者有博聞舊事，多識其物，若不窺別錄，不討異書，專治周孔之章句，直守遷固之紀傳，亦何能自致于此乎”？⁽⁹⁾劉知幾生活在唐代傳奇小說繁榮時期之前，因而不可能對傳奇小說現(xiàn)象作出評論，但他生活的年代，傳奇小說的繁榮已顯露端倪，王度的《古鏡記》、張的《游仙窟》、無名氏的《補江總白猿傳》等已流傳于世，劉知幾是否讀過它們，不得而知，但他沒有談到過它們則是事實。讀過而不論，自然是不屑一論，不去讀它，就是不屑一顧，都是一種輕視的態(tài)度。倘若以他的一貫的史家立場觀之，《古鏡記》之類是否有資格算做“小說”，還是大有問題的。

唐代自德宗朝后，傳奇小說如雨后春筍，涌現(xiàn)出一批大家名作，形成一種極富生命力和社會影響力的文體。盡管傳奇小說的作者煞有其事地在作品中特別要說明故事發(fā)生的時間地點或者故事聞之于某時某人，強調其絕非虛構，但其中想象虛構成分卻顯而易見。姑且不論作家創(chuàng)作思想和主觀動機，就作品實際而言，唐代傳奇已背叛了史家“實錄”的原則，它的出現(xiàn)標志著散文體敘事文學的小說脫離了母體，獲得了純文學意義的靈魂和品格。宋元通俗文學勃起，民間“說話”伎藝遍及全國南北都市，口頭文學向書面文學演進，話本小說登上文學舞臺。以《三國志演義》和《水滸傳》為標志，白話小說發(fā)展到了成熟的階段，到明朝萬歷年間則造成極其繁盛的局面。明代萬歷時期的文學批評家胡應麟（1551—1602），出生在劉知幾九百年以后，面對九百年小說的歷史，他依然堅持傳統(tǒng)目錄學的觀念，在分類上不免削足適履。他說：“小說，子書流也。然談說理道，或近于經(jīng)；又有類注疏者。紀述事跡，或通于史；又有類志傳者。”⁽¹⁰⁾仍把小說歸屬于子部或史部。他較劉知幾有所發(fā)展的是，第一，擴大了“小說”概念的外延，分“小說”為六類：志怪、傳奇、雜錄、叢談、辨訂、箴規(guī)。第二，把唐代創(chuàng)制的傳奇小說納入到“小說”范疇。其實，叢談、辨訂、箴規(guī)三類俱非敘事文體，放在“小說”里有點不倫不類。把《崔鶯鶯》、《霍小玉》之類納入“小說”，是觀念向實際的一點小小的讓步，他大抵認為這類作品基本上是實錄其事，并非盡幻設語。像《柳毅傳》之類，他便斥之為“鄙誕不根，文士亟當唾去”⁽¹¹⁾?？梢娝臉藴剩€是一個虛實的問題。近實者為小說，近虛者非小說，即使劃入“小說”類，也是不足觀的小說。至于那些暢銷于世的通俗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以及文言中篇小說，他根本拒之門外，他把《三國志演義》、《水滸傳》稱為“演義”，“今世傳街談巷語，有所謂演義者，蓋尤在傳奇雜劇下”。⁽¹²⁾

清代的紀昀（1724—1805）在編纂《四庫全書總目》的時候，對“小說”概念做了正本清源的工作。他堅持傳統(tǒng)的看法，把“小說”歸納為三類，一、敘述雜事，二、記錄異聞，三、綴輯瑣語。根本的原則還是必須忠實事實的真實。對那些“猥鄙荒誕，徒亂耳目者”，一概予以淘汰。因此，唐代傳奇被革出“小說”門外。《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小說家類存目”收有《飛燕外傳》、《大業(yè)拾遺記》、《海山記》、《迷樓記》、《開河記》等幾種五代宋傳奇作品，但都指出它們不合“小說”體例。批評《飛燕外傳》是后人依托，“閨幃媟褻之狀，嫕雖親狎，無目擊理。即萬一竊得之，亦無娓娓為通德縷陳理。其偽妄殆不疑也”。認為《大業(yè)拾遺記》是“流俗偽作”。《海山記》、《迷樓記》、《開河記》則是“偽中之偽”，“皆近于委巷之傳奇，同出依托，不足道也”⁽¹³⁾。紀昀憤憤然不能容忍的就是建立在想象基礎上的虛構。他以傳統(tǒng)的小說觀念批評《聊齋志異》：

《聊齋志異》盛行一時，然才子之筆，非著書者之筆也。虞初以下，干寶以上，古書多佚矣。其可見完帙者，劉敬叔《異苑》、陶潛《續(xù)搜神記》，小說類也；《飛燕外傳》、《會真記》，傳記類也?！短綇V記》事以類聚，故可并收。今一書而兼二體，所未解也。小說既述見聞，即屬敘事，不比戲場關目，隨意裝點……令燕昵之詞，媟狎之態(tài)，細微曲折，摹繪如生，使出自言，似無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則何從而聞見之？又所未解也。⁽¹⁴⁾

作品所描寫的人物之間的燕昵之詞和媟狎之態(tài)，紀昀質問所據(jù)何來，設若這些人物是生活實有的，他們會告訴作者嗎？作者既無從知道這些隱秘，其委婉細膩之描敘，就顯然是作者經(jīng)由想象杜撰出來的。紀昀認為《飛燕外傳》、《會真記》有作者想象，因而是傳奇，不是“小說”。《聊齋志異》是“小說”體，卻用傳奇法為之，傳奇的靈魂，“小說”的外衣，紀昀指責它不倫不類。

傳統(tǒng)目錄學的“小說”概念，如果站在文學的立場，的確可以批評它是抱殘守闕，完全不顧及文學發(fā)展的歷史事實；但假若換一個角度看問題，則又不能不承認它自有它的事實依據(jù)?！靶≌f”作為補充正史的一種獨立文體，創(chuàng)制已久，魏晉南北朝的志怪小說和志人小說，并不是文學意義的小說，它們只是文學意義的小說的胚胎形態(tài)，它們是屬于子部或史部的一類文體。自唐代起，它的一支變異為傳奇小說，揭開了作為文學的小說歷史的第一頁，然而屬于子部或史部的“小說”此后卻并未消歇，唐宋而后延綿不斷地產(chǎn)生著汗牛充棟的作品。誠如《四庫全書總目》所說，“唐宋而后，作者彌繁，中間誣謾失真、妖妄熒聽者固為不少，然寓勸戒、廣見聞、資考證者亦錯出其中。班固稱小說家流蓋出于稗官，如淳注謂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然則博采旁搜，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雜廢矣”⁽¹⁵⁾。唐以后兩種小說并行發(fā)展，有些作品的性質在二者之間，有些集子兼收兩種不同性質的小說，例如《聊齋志異》雖然很多是文學意義的小說，但也有相當一部分作品要歸在傳統(tǒng)目錄學的“小說”類中去。鑒于這種并行而又糾纏的復雜情況，傳統(tǒng)目錄學家固守他們“小說”概念的界定，堅持要與說假話的小說劃清界限，則又不可以“抱殘守闕”嗤之，其中自有科學性在。

關鍵的是我們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傳統(tǒng)目錄學的“小說”與作為散文體敘事文學的小說，分水嶺就是實錄還是虛構。說實話的（至少作者自以為）是傳統(tǒng)目錄學的“小說”，編假話的是作為散文體敘事文學的小說。后一種概念雖然較為后起，但也并非晚到“五四”新文學運動或近代文學改良運動才出現(xiàn)。魏晉時代就有“俳優(yōu)小說”的說法，“小說”前加“俳優(yōu)”二字，顯然是要區(qū)別所謂實錄的“小說”。裴松之（372—451）注《三國志》時曾引用《魏略》的一段文字：

太祖（曹操）遣（邯鄲）淳詣（曹）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yōu)小說數(shù)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耶？”于是乃更著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qū)別之意。⁽¹⁶⁾

《魏略》三十八卷，書已亡佚。作者魚豢是魏京兆人，官至郎中。裴松之是南北朝時宋人，所引《魏略》文字，相信不會有真?zhèn)螁栴}；即使有問題，也證明裴松之那時就有“俳優(yōu)小說”的概念。從這段文字分析，“俳優(yōu)小說”是一種伎藝，大體屬于“百戲”范圍，戲謔調侃之類，為“說話”伎藝的早期形態(tài)之一。唐代又有“民間小說”、“市人小說”?！短茣肪硭挠浽疲骸霸褪辍f綬罷侍讀。綬好諧戲，兼通人（民）間小說。”段成式《酉陽雜俎》續(xù)集卷四記云：“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觀雜戲，有市人小說，呼扁鵲作褊鵲字上聲?！逼湫再|與“俳優(yōu)小說”相類，大概是承襲“俳優(yōu)小說”發(fā)展而來?！百絻?yōu)小說”、“民間小說”、“市人小說”，三個概念中的“小說”二字都不能獨立出來，但是它們把“小說”與游戲娛樂相聯(lián)系，使“小說”的本意發(fā)生了演變，卻是不可忽視的。“小說”作為不同于傳統(tǒng)目錄學的概念，從現(xiàn)知的史料看，最早出現(xiàn)在宋元“說話”門類中。南宋耐得翁《都城紀勝》記南宋的“說話”有“小說”、“說鐵騎兒”、“說經(jīng)”、“講史書”四家，“小說”“謂之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說公案，皆是樸刀桿棒及發(fā)跡變泰之事”。可見“說話”門類中的“小說”，是按“說話”的題材分類的一個類別，也還不是書面文學。到了明代，“小說”的概念不但在“說話”中由“種”的位置上升到“屬”的位置，統(tǒng)攝了“說鐵騎兒”、“說經(jīng)”、“講史書”其他三家，而且由口頭文學轉變?yōu)闀嫖膶W，具備了作為散文體敘事文學的小說概念的內涵。

明代嘉靖年間洪楩編刊的《六十家小說》（今又名《清平山堂話本》）⁽¹⁷⁾是迄今我們知道的第一部小說選集。集中收有“說經(jīng)”類的作品如《花燈轎蓮女成佛記》，有“講史”類的《漢李廣世號飛將軍》，有講唱韻散結合的《快嘴李翠蓮記》，有文言的傳奇小說《藍橋記》等等。以上各類作品，洪楩以“小說”一詞統(tǒng)稱之。這里所謂的小說，是在以往傳奇小說和民間“說話”的基礎上發(fā)展而成的敘事性的散文文體。它的分集初以《雨窗集》、《欹枕集》、《長燈集》、《隨航集》、《解悶集》、《醒夢集》命名，版行的目的是供娛樂的需要，宗旨十分明確，決非提供給王者以了解閭巷風俗，或去補正史之不足。《六十家小說》大約刊行于嘉靖二十年至三十年間。同時期的郎瑛（1487—1566）在他的筆記《七修類稿》卷二十二中說：“小說起仁宗時，蓋時太平盛久，國家閑暇，日欲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郎瑛所說的小說，也是供人閱讀以消遣的，與洪楩的說法相照應。

與胡應麟同時的謝肇淛對于敘事文學的“小說”的概念，就完全成熟了。他認為：

凡為小說及雜劇戲文，須是虛實相半，方為游戲三昧之筆。亦要情景造極而止，不必問其有無也。古今小說家，如《西京雜記》、《飛燕外傳》、《天寶遺事》諸書，《虬髯》、《紅線》、《隱娘》、《白猿》諸傳，雜劇家如《琵琶》、《西廂》、《荊釵》、《蒙正》等詞，豈必真有是事哉？近來作小說，稍涉怪誕，人便笑其不經(jīng)，而新出雜劇，若《浣紗》、《青衫》、《義乳》、《孤兒》等作，必事事考之正史，年月不合，姓字不同，不敢作也。如此，則看史傳足矣，何名為戲？⁽¹⁸⁾

謝肇淛是針對傳統(tǒng)觀念而發(fā)的。中國史傳文學的發(fā)達和歷代經(jīng)學的顯赫地位，以及封建文化對通俗文學的歧視，再加上小說本身對史傳的曲意奉承，等等因素造成一種傳統(tǒng)觀點：完全杜撰的不是好小說，好的小說必然隱含著真人真事。胡應麟雖然欣賞《柳毅傳》“撰述濃至，有范曄、李延壽之所不及”⁽¹⁹⁾，卻仍然不同意虛構，指斥它“鄙誕不根”⁽²⁰⁾，許多人猜測《金瓶梅》、《紅樓夢》影射何人何事，都是受著這種傳統(tǒng)觀念的支配。謝肇淛明確提出小說和戲曲一樣，都是杜撰之詞，劃清了小說與史傳的界限，這在當時是發(fā)聾振聵之論。小說并非沒有它的真實性，它的真實不依賴所描寫的人物事件是事實而得到證明，它的真實表現(xiàn)在人物性格和情節(jié)發(fā)展符合生活邏輯，即如謝肇淛所說，“小說野俚諸書，稗官所不載者，雖極幻妄無當，然亦有至理存焉”⁽²¹⁾，“至理”或可解釋為生活的邏輯，所以小說的真實不是事實的真實，而應是藝術的真實。關于這一方面，在謝肇淛稍后的馮夢龍、凌濛初和李漁等人均有較深入的論述。它越出本節(jié)討論的范圍，留待后面章節(jié)敘述?？傊x肇淛的小說觀念切近敘事文學的小說的創(chuàng)作實際，他的觀念可以視作小說家的代表。

清初西湖釣史在《續(xù)金瓶梅集序》中說：

小說始于唐宋，廣于元，其體不一。田夫野老能與經(jīng)史并傳者，大抵皆情之所留也。情生，則文附焉，不論其藻與俚也?！督鹌棵贰放f本言情之書也。情至則流，易于敗檢而蕩性。今人觀其顯，不知其隱；見其放，不知其止；喜其夸，不知其所刺。蛾油自溺，鴆酒自斃。袁石公先敘之矣，作者之難于述者之晦也。今天下小說如林，獨推三大奇書，曰《水滸》、《西游》、《金瓶梅》者，何以稱夫？《西游》闡心而證道于魔，《水滸》戒俠而崇義于盜，《金瓶梅》懲淫而炫情于色。

此序作于順治十七年（1660），在“小說”概念的問題上有幾點是相當明確的：第一，“小說”始于唐宋。第二，“小說”的價值不系于實錄與否，而在“情”之有無。它所以能與經(jīng)典、史書并傳，就在它表現(xiàn)了或者說負載了人的真情。第三，“小說”的社會功用之一是道德勸懲。第四，《水滸》、《西游》、《金瓶梅》是“小說”的代表?？梢娺@里所指稱的“小說”是散文體敘事文學的小說。三百多年前的西湖釣史的“小說”概念與我們今天的小說概念有何差別呢？

清康熙年間劉廷璣《在園雜志》卷二對“小說”古今概念之分別則說得更為清晰，他說：

蓋小說之名雖同，而古今之別則相去天淵。自漢、魏、晉、唐、宋、元、明以來，不下數(shù)百家，皆文辭典雅，有紀其各代之帝略官制，朝政宮闈，上而天文，下而輿土，人物歲時，禽魚花卉，邊塞外國，釋道神鬼，仙妖怪異，或合或分，或詳或略，或列傳，或行紀，或舉大綱，或陳瑣細，或短章數(shù)語，或連篇成帙，用佐正史之未備，統(tǒng)曰歷朝小說。讀之可以索幽隱，考正誤，助詞藻之麗華，資談鋒之銳利，更可以暢行文之奇正，而得敘事之法焉。降而至于“四大奇書”，則專事稗官，取一人一事為主宰，旁及支引，累百卷或數(shù)十卷者。……近日之小說若《平山冷燕》、《情夢柝》、《風流配》、《春柳鶯》、《玉嬌梨》等類，佳人才子，慕色慕才，已出之非正，猶不至于大傷風俗……

劉廷璣把傳統(tǒng)目錄學之“小說”稱之為“歷朝小說”，與后來的以“四大奇書”為代表的“專事稗官”的小說區(qū)分開來，厘清了“小說”一詞其實包含著兩種“相去天淵”的文體的事實。劉廷璣對“小說”的認識，與我們今天的觀念已大體相合，說“小說”概念來自西方，明顯地忽視了中國小說文體發(fā)展和小說理論發(fā)展的歷史事實。

中國歷史上存在著兩種小說：一是附庸于史傳的尺寸短書，它的本質在于實錄；二是供人閱讀消遣的故事，它與前者有血親關系，但它與前者的差別在于它離不開想象和虛構。傳統(tǒng)目錄學家一直在捍衛(wèi)“小說”文體的純潔性，他們的努力無可厚非，但他們無視敘事文學的小說的存在，并且以傳統(tǒng)的“小說”觀念來非難它，則是一種頑固的偏見。今天治小說的學者卻也有忽視歷史上兩種小說并存的事實的。近代梁啟超倡導小說改良以來，小說翻過身來，逐漸成為文學領域的各種文體中的驕子。在為這位文學驕子序譜的時候，就有把以往兩種小說都納入譜系的情況，似乎不如此，不足以壯大小說的聲勢。唐代以前只有一種“小說”，把它們視為今天小說的史前形態(tài)，無疑是有根據(jù)的。唐代以降，兩種小說并行發(fā)展，就不可混為一談了?！吨袊难孕≌f書目》（北京大學出版社，1981年）系統(tǒng)整理古代以文言撰寫之小說書目，開創(chuàng)之功是不可沒的，但對于文言小說的概念缺乏必要的界定，雖然該書“凡例”稱“本書以審慎、完備為目標，凡曾見于小說家類之文言小說，一般均予收錄”，卻仍然不夠審慎和完備。如果不以個別人的看法，而依據(jù)傳統(tǒng)目錄學的經(jīng)典意見，像《剪燈新話》、《剪燈余話》、《嬌紅記》、《鐘情麗集》、《懷春雅集》、《覓燈因話》，《燕山外史》等等這類明顯出自虛構的作品就不能著錄；如果這類小說可以入選，那么像《劉生覓蓮記》、《尋芳雅集》、《花神三妙傳》、《天緣奇遇》、《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等作品未予著錄，就是一個疏漏。

本書所論述的小說是作為散文體敘事文學的小說，也就是“西湖釣史”和劉廷璣所說的以“四大奇書”為代表的小說文體，與傳統(tǒng)目錄學的概念并不相同。唐前的志怪志人小說，只是小說的孕育形態(tài)，唐代傳奇小說才是小說文體的發(fā)端，唐以后凡追隨班固所謂的小說學的后塵，以實錄為己任的，寓勸誡、廣見聞、資考證的叢殘小語、尺寸短書，均不在本書論述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