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墨齋

“齋”，字典上的解釋，是指書房或?qū)W舍，也可指寺廟道觀里的素食，但實際上早己用于商店招牌，如食品和文化用品業(yè)。這里的“齋”，指的只是一個虛擬的書齋，這書齋里有兩兄弟，因有個共同愛好，便以兄弟共墨的意思取齋名、印信箋，以便與人交流。前者流傳下來的，是一些印譜；后者只余一種古色古香的木板印老式箋紙，上印三個大紅字“宜弟兄”。

從印譜可知，這兩兄弟的愛好是收集古印章，這也是舊時文人最普遍的愛好。金石書畫中的、金石類里的印章收藏，這在舊時比較冷門，伯曾祖和曾祖年輕時都有功名（如拔貢、優(yōu)貢），可能生活條件比一般人好，也就有條件玩這些收藏。不過清代帝王，尤其乾隆，盡收天下珍稀書畫寶，入他的“三希堂”，其他人頂多就只能拾其唾余而己，這也是集冷門比較容易的原因吧。

印章的收藏工作似乎是以曾祖為主，收集的對象為漢以前的官、私璽印，帶鉤印等，收羅到一定程度，便要自己出印譜。那時沒有現(xiàn)在這么方便的制版印刷技術(shù)，只能編排好后用手工一個個印上去，這種出版方式自然印不了多少本，大概只為同好間交流和保存用。文物都怕“水火刀兵”四大厄，現(xiàn)還加上“文革”，如家藏八卷本《共墨齋藏古璽印譜》就是在“文革”時遭劫的。所以到現(xiàn)在，就是手鈐本印譜也很稀罕了。

一九九一年，偶然見到上海書店影印出版的《共墨齋漢印譜》，且印數(shù)一千，大喜，購回一冊，想起李易安夫婦一生沉迷金石，然身處亂世，一再盡失所藏，雖欲傾家贖回，終不可得，才悟到藏品有聚必有散，不必太執(zhí)著，我能拜現(xiàn)代印刷術(shù)之賜，尋回一冊，也算得“楚人亡弓，楚人得之”了吧。能影印即還有原本存世。

這個影印本有韓天衡先生作的序，他是一位見多識廣的行家里手，印章收藏方面的知識豐富，本身也是治印專家，就他所述共墨齋的印譜，先后有四種：

一、工作起于同治中期，而于同治末年輯成的《印董》，又名《永明周氏岳色堂印董》，共收官、私印一百零七方。其時也有多人在從事同樣收藏。（同治一八六二至一八七四，共十三年）。

二、由鑾詒歷十年于一八八六年輯成《凈硯齋印錄》（又名《凈硯齋印譜》），收集先秦、兩漢、三國、東西晉及南北朝官、私印共四百九十二方，再加上銑詒藏印而成《共墨齋漢印譜》，共五百七十五印。

三、光緒庚寅（一八九年），輯成《苑》二冊，收古璽五百一十八方，以補漢印譜不足。

四、光諸癸巳（一八九三年），輯成《共墨齋藏古璽印譜》十冊本，共收印一千一百零七方。

宣兄弟

官?。黑w太子亟

別部司馬

這是從韓先生為上海書店版《共墨齋漢印譜》所寫序言中摘得。估計韓先生可能親見過這四種版本及其題跋，故對其成書年代及印章數(shù)都寫得很具體，至少也必另有根據(jù)。只是我愧為周氏后人，除有過一套八冊本《共墨齋藏古璽印譜》，又失于“文革”，其他都無緣得見，也無法確證，雖也可從網(wǎng)絡(luò)追溯，總憾不能眼見為實?？磥磉@四種，實際是匯集成了十冊本的《共墨齋藏古璽印譜》，古印章收藏難度大，除因數(shù)量有限，還因真?zhèn)舞b定不易，但是可隨時拓印與同好交流，這是其他收藏所不及的。而且，印章易保存，不怕蟲傷鼠咬，也易轉(zhuǎn)讓。

印譜上的印章，我未見到過，只見父親有一小石章，刻的是動物，問父說是羊，因我生肖屬羊，便要了，然后在其另一端刻上我的名字，作為私章用。若是古印章，則佛頭著糞矣。

由印譜追溯也引申出兩個問題：一是共墨齋之前還有凈硯齋，是否因加入銑詒所藏印，合輯才改用共墨齋。除印章外，曾祖兄弟都工書法、詩詞，且頗有珍本圖書收藏，其藏書章為長條形，篆文“永明四進士坊共墨齋周氏兄弟藏書記”和“江津府君請俸所得銑詒受讀子孫世寶，“似乎說明不僅在印章上“共墨”，在藏書上也是無間的，只不過印章在鈐譜后仍可分彼此。曾祖出繼叔父，不論是在此前后，似都不應(yīng)影響他們兄弟共墨。而終于受影響，則是因曾祖的英年早逝，伯曾祖去北京料理善后，接回寡婦孤兒，安葬兄弟，還要完成印譜的輯印工作，這都是一八八五至一八八六年的事，可能他自己也有難念的經(jīng)，又貪利，向弟婦要同僚贈金，雖為數(shù)不會很多，倒是鑾詒收藏的那近千方古印章值錢得多，都?xì)w他手，最遲在一八九三出完十冊本《共墨齋藏古璽印譜》后，也可變賣了（也有說是被他兒子賣了）。

另一問題是伯曾祖周銑詒，僅查得“字仲澤，號笠樵，石麟山人，官內(nèi)閣中書，工書法”。內(nèi)閣中書只是個抄抄寫寫的官，余均不知。伯高祖在長沙置產(chǎn)，傳說是在梨市一帶，子孫似未能保住。這也符合社會發(fā)展的規(guī)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