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炫學小說的出現(xiàn)，又與古小說理論家賦予小說的諸種職能有關。在古代小說理論中，有關小說的功能主要有如下幾點：

（一）勸善懲惡，振勵世俗。

儒家思想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始終居統(tǒng)治地位，而儒家文藝觀則左右著古代文學理論的發(fā)展。小說雖難登大雅之堂，但同樣受制于儒家文藝觀的支配，小說創(chuàng)作照樣要講究載道、勸誡、助名教。

小說的這一社會功能，從其文體意義上的概念產(chǎn)生之日起，便已存在。班固《漢書·藝文志》云：“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涂說者之所造也?？鬃釉唬骸m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逼渌^“可觀”，自然指的是小說有裨于治身理家；其內(nèi)容，當然要合乎儒家道統(tǒng)。干寶《搜神記》之撰作宗旨是要“發(fā)明神道之不誣”⁽¹²⁾，但同時他又何嘗不復欲以不誣之神道說法勸戒眾生。至唐人劉知幾，更明確宣稱，小說之“語魑魅之途，而福善禍淫，可以懲惡勸善”⁽¹³⁾。宋人曾慥認為，小說“可以資治體，助名教”⁽¹⁴⁾。羅燁《醉翁談錄·舌耕敘引》闡述小說借人物故事現(xiàn)身說法、形象教育民眾之社會功能，尤為透辟：“說國賊懷奸從佞，遣愚夫等輩生嗔；說忠臣負屈銜冤，鐵心腸也須下淚。講鬼怪令羽士心寒膽戰(zhàn)；論閨怨遣佳人綠慘紅愁。說人頭廝挺，令羽士快心；言兩陣對圓，使雄夫壯志。談呂相青云得路，遣才人著意群書；演霜林白日升天，教隱士如初學道。噇發(fā)跡話，使寒門發(fā)憤；講負心底，令奸漢包羞。”⁽¹⁵⁾

明以后，論小說當有助名教、有補于勸世者甚多，已成為一種基本的觀點。如瞿佑《剪燈新話序》稱其創(chuàng)作“雖于世教民彝，莫之或補，而勸善懲惡，哀窮悼屈，其亦庶乎言者無罪，聞者足以戒之一義云爾”；靜恬主人序《金石緣》曰：“小說何為而作也？曰：以勸善也，以懲惡也?！弊x者“當反躬自省，見善即興，見惡思改，庶不負作者一片婆心，則是書也充于《太上感應篇》讀亦可”；閑齋老人《儒林外史序》也云：“稗官為史之支流，善讀稗官者，可進于史，故其為書，亦必善善惡惡，俾讀者有所觀感戒懼，而風俗人心，庶以維持不壞也?！?/p>

清初，笑花主人序《今古奇觀》，更鮮明地以儒家倫常及其人格理想稱道小說：“仁義禮智，謂之常心；忠孝節(jié)烈，謂之常行；善惡果報，謂之常理；圣賢豪杰，謂之常人。然常心不多葆，常行不多修，常理不多顯，常人不多見，則相與驚而道之。聞者或悲或嘆，或喜或愕，其善者知勸，而不善者亦有所慚恧悚惕，以共成風化之美。則夫動人以至奇者，乃訓人以至常者也。吾安知閭閻之務不通于廊廟，稗秕之語不符于正史？”

既然小說負有正風俗、美教化、勸善懲惡的社會使命，加之小說家多受儒家思想影響，希望以小說創(chuàng)作影響社會眾生，他們便很自然地在作品中利用一切機會，或插話議論，講道學，談因果，辨正邪美丑，或借助人物言語，宣名教，論善惡，褒貶世俗。此等內(nèi)容，連篇累牘，頻繁集中，如同牧師布道，迂儒炫學。事實上，這一功能，恰恰正是炫學小說得以產(chǎn)生的理論因素之一。

（二）羽翼信史，弘揚忠義。

小說開始被列入子類，自唐人劉知幾《史通·雜述》提出其“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后方有人將它比附正史，稱其為“慮史氏或闕則補之意，續(xù)傳記而有不為”⁽¹⁶⁾。及明代歷史演義小說勃興，評論家與作家便更明確地以羽翼信史為稗官之任，并標榜其大旨一如正史，在于弘揚忠義，討伐奸屑。如修髯子《三國志通俗演義引》中云：“史氏所志，事詳而文古，義微而旨深，非通儒夙學，展卷間，鮮不便思困睡。故好事者以俗近語，括成編，欲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意，因義而興乎感，不待研精覃思，知正統(tǒng)必當扶，竊位必當誅，忠孝節(jié)義必當師，奸貪諛佞必當去，是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裨益風教，廣且大焉。”稗說與正史的區(qū)別，無非一者義微旨深，一者淺顯易曉；一者非通儒夙學不能懂，一者則販夫走卒、黎民百姓均可讀。其主旨則一。

吉衣主人序《隋史遺文》，則由信史與稗說所描寫內(nèi)容的差異入手，闡發(fā)了它羽翼信史的功能。文中云：“史以遺名者何？所以輔正史也。正史以紀事，紀事者何？傳信也。遺史以搜逸，搜逸者何？傳奇也。傳信者貴真：為子死孝，為臣死忠，摹圣賢心事，如道子寫生，面面逼肖。傳奇者貴幻：忽焉怒發(fā)，忽焉嘻笑，英雄本色，如陽羨書生，恍惚不可方物。茍有正史而無逸史，則勛名事業(yè)，彪炳天壤者，固屬不磨；而奇情俠氣，逸韻英風，史不勝書者，卒多湮沒無聞?？v大忠義而與昭代忤者略已，掛一漏萬，罕睹其全。悲夫！”吉衣主人認為，正史與遺史雖同為史，其區(qū)別在于：其一，正史紀事傳信，遺史搜逸傳奇；其二，正史敘寫建立功勛事業(yè)的顯貴，遺史則補寫不具備入正史資格，卻具有俠氣英風的豪杰。總之，遺史演義，雖不同正史，卻可“補史所未盡”⁽¹⁷⁾，且于“政令之是非，風俗之淳薄，禮樂之舉廢，宮闈之淑慝，即于此寓焉……閱者即其事以究其故，由其故以求其心，則凡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胥于是乎在”⁽¹⁸⁾。

小說羽翼信史的功能，從本質(zhì)上表明，它本身就是歷史，一種形象化的歷史。小說的這一功能，又是炫學小說產(chǎn)生的發(fā)酵素。在古小說家看來，小說的羽翼信史，無非是靠近歷史，或考證史跡真?zhèn)危运渍Z出之，如《東周列國志》類；或攀今吊古，以歷史故實為勸懲資料，寓褒貶之情。后類情況在古代小說創(chuàng)作尤多，在炫學小說中更為常見，至于補正史無法包容的內(nèi)容，補正史之缺，也為的是靠近信史。

（三）資談藪、廣見聞。

隸屬于“大小說”概念范疇的笑話、雜記等類作品，在小說史上特別發(fā)達。笑話類，如隋侯白《啟顏錄》、唐朱揆《喈噱錄》、宋高懌《群君解頤》、無名氏《籍川笑林》、明江進之《雪濤諧史》、趙南星《笑贊》、馮夢龍《廣笑府》、《古今譚概》等；雜記類，如東晉葛洪《西京雜記》、南朝梁殷蕓《小說》、唐李德?！洞瘟吓f聞》、崔令欽《教坊記》、孫棨《北里志》、范攄《云溪友議》、宋歐陽修《歸田錄》、蘇軾《東坡志林》、陸游《老學庵筆記》、元楊瑀《山居新話》、明陸容《菽園雜記》、張岱《陶庵夢憶》、清余懷《板橋雜記》、昭梿《嘯亭雜錄》等。其編纂撰作宗旨，均在于資談藪，廣見聞，助娛樂，寓勸懲。劉勰《文心雕龍·諧隱》已稱滑稽笑話“意存微諷，有足觀者”⁽¹⁹⁾，歷代笑話類之作，多將此奉為圭臬。孫棨《北里志自序》稱其雜記之作，云：“予頻隨計吏，久寓京華，時亦偷游其中，固非興致。每思物極則反，疑不能久，常欲紀述其事，以為他時談藪，顧非暇豫，亦竊俟其叨忝耳?！碧以淳邮啃颉段宄≌f·宋人小說》，言及宋人筆記，亦云：“唯宋則出士大夫手，非公馀纂錄，即林下閑譚。所述皆生平父兄師友相與談說，或履歷見聞，疑誤考證。故一語一笑，想見先輩風流。其事可補正史之亡，裨掌故之闕?！?/p>

然而，要全面充分地體現(xiàn)這種職能，卻非淹貫淵博之士不堪勝任。元人楊維楨《說郛序》曾評《說郛》云：“閱之經(jīng)月，能補予考索之遺。學者得是書，開所聞擴所見者多矣。要其博古物，可為張華、路、段；其覈古文奇字，可為子云、許慎；其索異事，可為贊皇公；其知天窮數(shù)，可為淳風、一行；其搜神怪，可為鬼董狐；其識蟲魚草木，可為《爾雅》；其紀山川風土，可為《九丘》；其訂古語，可為鈐契；其究諺談，可為稗官；其資謔笑，可為軒渠子?！笔强芍^全面實現(xiàn)了廣見聞、資談藪的功效。

綜上所述，無論是小說創(chuàng)作的具體實踐，還是在批評家的觀念中，資談藪、廣見聞，均已牢固地成為古小說理論中的小說職能。這職能，不會不對明以后出現(xiàn)的長篇章回小說發(fā)生影響，這從明清長篇小說的具體描寫中可以得到印證。這一觀念與炫學小說的關系尤為密切。

關于炫學小說的代表作《鏡花緣》，武林洪棣元撰《序》評之，曰：“夫豈無愜心貴當卓然名世者，總未有如此書之一讀一快，百讀不厭也。觀夫繁稱博引，包括靡遺，自始至終，新奇獨造。其義顯，其辭文，其言近，其旨遠。后生小子頓教啟發(fā)心思，博彥鴻儒藉得博資采訪。匪特此也，正人心，端風化，是尤作者之深意存焉?！憋@然，《鏡花緣》是比較理想地實現(xiàn)了小說資談藪、廣見聞、寓道義于稗說這一功能。《野叟曝言》等也具此一特點，在舊小說理論家看來，當然它也是一部理想的炫學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