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叫我梅老師

十年前，我作為一名“和平隊”^[1]的志愿者，第一次來到中國。本來，我希望能被派往拉丁美洲，因為當時我在威斯康星大學主修教育學，并準備拿西班牙語和英語的執(zhí)教證書。工作日的上午，我在一所中學給九年級的孩子們當老師，接著步履匆匆地走過麥迪遜^[2]生產奧斯卡·梅爾煙熏火腿^[3]的工廠，四十二個六年級孩子正等著和我共度下午的一段上課時光。

這些實習教職都是沒有收入的，所以下課之后，我又兼職做起了特殊的接線員，充當需要打電話的聽力障礙人士與電話接聽人之間的橋梁。工作的時候，我戴一副耳機，面前擺著一臺顯示器，把電話接聽人的話打成文字，同時把電話那頭聽力障礙人士的文字回答讀給接聽人。這場交流中沒有標點符號，“qq”代表一個問號，“ga”代表“請講”（go ahead），代表對方可以回話了。常會出現(xiàn)類似下面的句子：“薩拉你好（語氣愉快），今天能和我共進晚餐嗎qq ga?！苯泳€員們不過是一條條電話線，不能和通話雙方發(fā)生直接的對話。我只是重復對方的句子，然后說“請講”。這份偷窺狂們一定會夢寐以求的工作于我卻是個無可奈何的累贅，我得一邊上班，一邊看我給學生們布置下去閱讀的小說，要比他們的進度提前一章，一邊還得不時停下來，將一個女人打出的字大聲讀給電話那頭的男人聽，有些內容讓人很是尷尬，比如，“寶貝兒我丈夫走了我現(xiàn)在就想要你——請講。”

一個春日的早晨，九年級的學生們去參加一個名為“我們都是兄弟姐妹”的集會，而我則直挺挺地躺在教室里冰涼的地板上。我的右眼失明了。“壓力大而已，”校醫(yī)院的護士下了簡單的結論，并且不以為意地聳聳肩。我抬眼看看那沉重得仿佛快要掉下來的天花板，發(fā)現(xiàn)其中一塊嵌板上用鉛筆工工整整地寫著幾個大字：“麥爾老師是個大笨蛋！”大廳的那頭，響起一陣及時雨般的電話鈴聲。

和平隊給了三個去向讓我選擇：中國、蒙古和海參崴^[4]。我不會說中文。我用不慣筷子。但中國是我向往已久的地方。我曾經走進學校里的一家旅行社，問去那里的機票多少錢一張。對方給出個“天文數字”，瞟了我一眼，好像在說：去挖點兒金子吧你。

和平隊在電話里告訴我，畢業(yè)三周以后就可以出發(fā)了。當天晚上會把各種表格快遞給我。結果聯(lián)邦快遞不提供送貨上門，我輾轉去機場才拿到那封郵件。打開碩大的信封，我仔仔細細地翻看每一份文件：《志愿者任務表》、各種體檢合格證明、眼鏡訂購套裝、《隱私法聲明》以及簽證申請，一切都真實可觸，我真的要去中國了。去吧（go ahead），眼前的郵件仿佛在說，這兩個字從未在我心里引起如此巨大的共鳴：去吧，去吧，去吧。

那是1995年，中國當局對和平隊的戒心很重，認為其帶有某種政治目的。因此，我們這支由十五個老師組成的隊伍換了個新名字，“中美友好志愿者”。我的個人信息也被進行了一些“潤色”。在中文里，我的姓Meyer讀起來音同“賣兒”，很容易讓人聯(lián)想起貧窮父母在集市上叫賣兒子的凄涼畫面。在接受和平隊培訓期間，我的第一位中文老師在看見我名字之后低聲輕笑，給了我一個中文名字“梅英東”。當我用這個名字向中國人介紹自己時，他們總會一陣竊笑。每當這時我就覺得，還是“賣兒”比較好。

和平隊來到中國西南的四川省。我被派去的城市名叫內江，位于大河沱江的一個拐彎處。這是個不怎么發(fā)達和活泛的小城鎮(zhèn)，以甘蔗的出產和海洛因的交易而著名。當地一個專愛揭露丑聞的作家在一本名為《天府之國魔與道》^[5]的著作中，對內江的毒品交易有過描述。

我在這個地方待了兩年，每天的工作就是在一家職業(yè)技術學校培訓英語教師。這所學校位于縣城外的一座懸崖上，需要搭船前往，船上常常人滿為患，乘客、蔬菜以及牲畜共同擠在一個狹小的空間里。每天早上，我的“鬧鐘”就是窗外刺耳的豬叫。沒有手機電話，更無網可上，要和家里聯(lián)系了，就用學校里提供的半透明紙，寫封家書，放進信封，用魚膠粘上郵票，再寄出去。校園窄窄的主路總是泥濘不堪，旁邊有一家餐館，地面是泥巴鋪的，我就在那里解決一日三餐。最忙的時候，我一周上八小時的課，向那些二十出頭，仿佛擁有無盡活力和智慧的學生們傳授知識。日常生活就是打籃球、讀小說和學中文。每月領八百塊錢工資的我生活得不錯，這里除了當地特色的辣菜和“五星”啤酒之外，也沒什么好買的。我從來不需要急匆匆地去做任何事情，因為沒什么壓力和必要。手表從我的手腕上消失了。春夏秋冬，寒來暑往，以及學校的開學放假，就足以說明時間的變換。

1997年，我作為一名“中美友好志愿者”的服務期已滿，就來到北京，繼續(xù)教英語。在“鄉(xiāng)下”待了整整兩年之后，北京于我，簡直就是個國際大都市。當時，這座城市也和其他中國城市完全不同。在這里，市中心并不是一條條空蕩蕩沒有人情味的寬闊林蔭大道和千篇一律的公寓與寫字樓，而是一片片相連的中央湖區(qū)，周圍修著各式各樣看上去十分親切的建筑，以及將它們聯(lián)系起來的胡同。一條胡同的寬度一般和兩邊四合院院墻的高度一致。四川有著起伏的丘陵，其間穿插農田和開闊地，天空中總是飄著陰云，一年到頭難見陽光。而北京則處在一望無際的平原上，頭頂的天空總是清澈而高遠，這里的氣候總讓我想起自己的故鄉(xiāng)明尼蘇達。我還在這里邂逅了未來的妻子。我對北京的感覺，一個詞可以概括，那就是：一見鐘情。

城市對我的吸引力，就好像高山之于登山隊員。然而，從小的經歷也讓我對城市充滿了懷疑與不信任。我母親童年時居住的底特律，曾經繁榮輝煌，現(xiàn)在則成為一座工業(yè)“廢城”，貧富階層分群而居。我父親的故鄉(xiāng)洛杉磯，一條條高速公路無情地取代了座座橘園，并且肆無忌憚地四處延伸。在我土生土長的明尼阿波利斯，人們竟然不得不在室內觀看職業(yè)棒球大賽。我在那里的家位于城外一條偏僻得好似與世隔絕的泥路上，一排排榆樹和樺樹伸展著枝條立在兩邊。后院的柵欄只為美觀而設，一片片玉米地綿延好幾公頃。如今，那條路被鋪上了磚，樹木被修剪和砍伐，只為綠化某些公司的停車場而設。玉米地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棟棟別墅。一個教書匠微薄的薪水，是絕對買不起的。

中國也經歷了類似的“發(fā)展”，甚至速度更快。每過幾年我都會回到和平隊生涯開始的內江，但最后一次去的時候，出租車司機轉過頭來，充滿懷疑地說，“你確定在這里住過？你指的方向都讓我迷路啦！”我什么都認不出來。渡口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大橋；河岸的峭壁通了一條條公路；職業(yè)技術學校也升級成了一所大學。我下了車，站在一片霧霾之中。也不知過了多久，一個聲音響起，“梅教授？”原來是那時的郵遞員。他領著我，沿著鋪飾嶄新的人行道，來到我過去住的那座外墻鋪有白瓷磚的樓房。那是十年前蓋的樓了，狀況仍然不錯。但已經被指定為需要拆除，即將取而代之的是一座賓館。過去的那個校園，那個我曾經度過生命中兩年快樂時光的校園，早已經消失了。

不過，等我從震驚中恢復過來，再用理性的眼光去審視這些變化時，也意識到總體上這是一件好事。我不是個刻意懷舊的人，明白不管看上去多美，也沒有人應該生活在貧窮當中。新校園有現(xiàn)代化的教室，宿舍里配有暖氣，鍛煉運動的場地寬了許多，校園中的道路也鋪了瀝青，更加美觀和安全。學校申請到一些請外教的資金，不再單純依靠志愿者了。

2001年，北京申奧的響亮口號中，第一句就是“新北京”。但早在我1997年到那里的時候，這個城市的美化和翻新運動就已經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了。一條條胡同逐漸被大型購物超市、高層公寓樓和寬闊的道路所取代，那些代表城市歷史，留在老北京們心目中的地標正在逐漸地消失?？赡懿痪们澳氵€去吃過的老字號美味餐館，逛過的熱鬧露天市場，甚至是造訪過的溫馨社區(qū)，在短短幾周內就能面目全非，被夷為平地。這在北京已是家常便飯。那些在這里生活和工作過的人們去了哪里呢？除了“反正不在這兒了”，沒有人能給出別的答案。

對于一個美國人來說，“新北京”一點兒也不陌生。這座城里的第一家星巴克于1998年開張。九年后，城區(qū)大概有六十家咖啡館，將近兩百家麥當勞和規(guī)模不相上下的肯德基；數十家必勝客，還有一家貓頭鷹餐廳^[6]。每天城市的道路都在拓寬，上面行駛的私家車也以一天約一千輛的速度增長。一家北京報紙驚呼“自行車王國一去不返！”曾經荒涼的郊區(qū)，一座座鱗次櫛比的高樓拔地而起，而高爾夫球場（十一座）和滑雪度假村（十二家）也如雨后春筍般冒了出來。

2003年，我在一所知名的國際學校教書。學校位于北京正在蓬勃發(fā)展的郊區(qū)。這片區(qū)域處處是奢華貴氣，獨門獨院的別墅，因此被大家稱為“別墅之鄉(xiāng)”。我從市內乘車去上班的時候，總會經過一段布滿購物中心的地帶，還能看見一家達美樂披薩店。再有就是一些在建的房地產項目，豪華的大門上寫著諸如“麗高王府”、“王朝花園”、“優(yōu)勝美地”等富貴洋氣的名字。我總是睡意朦朧地靠著校車窗戶望出去，周圍的學生們則在爭論誰家的鄉(xiāng)下保姆更蠢笨，聲音有一搭沒一搭地飄進我耳朵里。經過“美林香檳小鎮(zhèn)”的建筑工地時，我的心情低落到極點。工地外的大廣告牌上有幾個豐滿高大，面帶微笑的白人，手捧香檳正在開懷暢飲。旁邊有一行英文：“同來喝香檳圣飲，一切煩惱遠離你?！蔽矣X得牌子上那幾個人真是面目可憎。在“別墅之鄉(xiāng)”，一切的確看起來很遙遠，特別是真正的北京城和那里的一切麻煩。當時正值“非典”肆虐，市民們幾乎中止了所有的戶外活動，只有建筑工地還照常開工。從學校返回歷史悠久的老城區(qū)時，校車會經過一座橋，橋上有個大大的電子計時牌，正為2008年奧運會的到來做著以“秒”為單位的倒計時。有一天我看到上面的數字是165456718；第二天就變成了165369211。時間正在一分一秒地流逝著。

萌生搬進胡同居住的想法是在2003年的春天，和楊先生見過面之后。由于市中心相互貫通、密布擁擠的傳統(tǒng)建筑，北京的社交網絡也是這樣在胡同小巷、街里街坊中分布著。當時我在一家酒吧，正說著想寫篇文章，講講這個城市正在消失的歷史遺產。隔壁桌的一位女士無意中聽到，就給了我她的一個朋友的電話號碼。這個朋友曾經居住的四合院正在遭遇拆遷。過了幾天，她的朋友楊先生就在西城區(qū)的一個地鐵站和我見面了。

北京的很多立交橋和地鐵站都以它們所取代的古城門命名。我們見面的地鐵站，叫做阜成門，曾綽號“煤門”，是古時候運煤人和運煤駝隊進京的通道。“那家肯德基過去可是武定侯^[7]府啊?！睏钕壬f。他三十開外，圓臉平頭。說話的時候有些輕微的口吃，但講到自己被驅逐的經歷時，就一下子流利起來。“我的四合院就在——曾經在廣寧伯^[8]府第的旁邊?，F(xiàn)在成了金融街。”

這片區(qū)域沿途都是寫字樓、購物商場、高聳入云的銀行大廈以及沒有樹蔭的廣場。草坪上豎著牌子，上書“請勿踐踏”。一座雕塑靜靜立在那里，表現(xiàn)幾面磚墻包圍著一株幼苗，有些隱喻的意味，讓人想起此處還未高樓林立之前，曾在這里平靜生活的那個家。

“我們那個四合院是我父母1945年買下的，”楊先生說?！暗?949年解放之后，他們怕被劃成資本家，所以就把四合院給分成好幾個房間，賣了一部分?！幕蟾锩臅r候，四合院里三分之二的房間又被進行了一次分割，住進來一些干部和工人。我父母就一直住在一間房里?！?/p>

一家人就在院子里住著，直到有一天，四合院灰色的外墻上出現(xiàn)了一個觸目驚心的“”字。很多老房子上都有了這個的符號，白色的筆畫如幽靈一般。楊先生從未親眼見過有人將這個符號寫在墻上，我也沒有。這些行動大約都是在夜里進行的。就好像幫派劃定自己的地盤，或者是鬼魅來到人間游蕩。這一切，都由一只“無形巨手”，在不知不覺中進行著。

外墻上用刺眼的白漆寫上了“拆”。

“通知說我們必須搬走，沒得選，”楊先生繼續(xù)講述自己的遭遇?！皬娭瓢徇w開始的時候，居民們得到的補償就是市郊的公寓樓。但后來很多人都起來反抗啊，不想搬出自己住了這么久的家，和老街坊們分開，跑到離市中心那么遠的地方去住高樓。所以就開始賠現(xiàn)金了。賠得還行，每平米給八千零二十元。但拿不拿得到手又是另外一回事了?！?/p>

楊先生拿出一支筆，在一張紙巾上寫寫畫畫起來?！皩嶋H操作起來很難的，因為貪污腐敗。理論上，需要有個評估員，來評估一下財產價值，然后在居民和開發(fā)商之間報告協(xié)調?！彼嫵鲆粋€三角。“但評估員和開發(fā)商是一伙的，他們和我們對著干，只想快點兒把樓蓋好。”

紙巾上亂糟糟地布滿了線條、數字和布滿墨點的潦草字跡，遮蓋了楊先生之前描繪自己家老房子的圖畫。

雖然胡同里居住條件不怎么好，也能拿到一定的賠償金，楊先生還是不想搬。他在那個院子里長大，熟知這片區(qū)域的歷史。他說自己就是這里的一部分。他接著這里的地氣。將來，他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和自己有著同樣的經歷。

“但反抗是沒有用的。街坊鄰居的都散了。”他說?！袄虾镒≈箢惾耍阂婚_始就住這兒的老北京，‘文化大革命’時搬進來的人，還有那時候因為工作關系調過來的。人多口雜，要大家統(tǒng)一意見太難了。中產階級還沒成氣候，怕失去打拼得來的一切，所以不敢站出來。拆遷隊那些工人都是鄉(xiāng)下來的，對城里沒什么概念，只是讓干什么就干什么。還有就是那些搞城市規(guī)劃的人和開發(fā)商，他們體會不到北京的精氣神，覺得這個城市應該改變，而不是去保護。”

楊先生說工人們拆掉自己房子的場面真是慘不忍睹?！八麄兛刹皇悄氵@樣兒的文人，”他說，“他們太野蠻了?！闭f到這里，他那天生的笑臉上面色一沉?！澳遣粌H僅是一個建筑，那是我，是我的家庭。我們的精氣神。我奶奶是得癌癥去世的。去年她去世之后的某一天，我突然感到巨大的悲痛，總覺得哪里不對勁兒。我就去了老屋，發(fā)現(xiàn)他們已經把廚房給拆了。我一下子就想起奶奶最后一次給我們做的飯?！彼难劭魸駶櫫恕！拔覀兌际撬洞蟮?。她最拿手的菜就是肉丸子。我一直想著她最后給我們做的那頓肉丸子。一家人都在，她笑得很開心，說了很多話。我們都特別希望她能熬過這一劫，不跟閻王爺走，像那時那么硬朗?？墒撬吡?，我們的家也沒了?！?/p>

兩行清淚沿著他蒼白的面頰滑落?！皩Σ黄?，之前有一次我也這么失態(tài)過，是在我女朋友面前。她覺得我很莫名其妙。”

我們緩緩走過工地高高的石堆，走過名叫“投資廣場”和“國際企業(yè)大廈”的寫字樓。我閉上雙眼，又睜開，對楊先生說，要是我初來乍到這片區(qū)域，應該很難猜測自己是在哪座城市吧。楊先生笑了起來，“不，你環(huán)顧四周，會發(fā)現(xiàn)光鮮外表下丑陋的角落。你就會知道，這里只能是北京?！?/p>

現(xiàn)在，開發(fā)商正計劃在楊先生那條胡同的位置興建一座麗嘉酒店?！坝幸患胰诉€住在那里，老屋還剩一間房沒拆?！彼f?！拔遗笥延袀€GPS，他來這里把老屋的坐標記下來了。這樣將來我就可以帶孩子回來，站在酒店的大廳里，告訴他們，‘我就在這里長大’?！?/p>

他隨手在工地周圍的藍色錫板上撕下一塊干掉的油漆。我們又晃晃悠悠地來到一片布滿斷磚殘瓦的地方，殘留的墻面上還能看見那句簡潔的命令：。楊先生房間的窗戶碎得七零八落。他小心地擦了擦碎木頭，那本是他家的窗臺。

隔壁的一戶人家拒絕搬遷，于是被停了水。但沒人知道究竟是誰下的命令。應該還是那只“無形巨手”。原來的菜市場也搬出了這片區(qū)域，生活更為不便和艱難。這家的父親自我介紹說是滿族人。他的祖上曾經是八旗子弟，做過中國最后幾個皇帝的御前侍衛(wèi)，從那時起就一直住在這里。

“現(xiàn)在他們居然讓我搬到郊區(qū)一室一廳的房子里窩著？”他說。不過在父親高聲批評政府的時候，兒子則在一旁撇嘴。他想接受賠償金，住進新公寓，開始新生活?！澳愀蓡岣麄冋f這些？”到最后兒子實在忍不住了，大聲制止父親的高談闊論。“你覺得這樣很光榮嗎？”

他們的爭吵傳到了墻根的那一頭。拆遷隊員們就蹲在那里，等著開工的命令。走到小街上，你還能聽見父子倆的爭吵聲，那里剛走過一群穿深色西裝的男人。他們手中卷起的圖紙就是這片區(qū)域未來的藍圖；他們指指點點，比比劃劃，眼前有一座座只有他們才看得見的高樓。

“城鎮(zhèn)就是工具”，柯布西耶曾下過這樣的定義。在其1929年的著作《都市主義》^[9]中，這位法國建筑師鼓勵大家去開拓歐洲城鎮(zhèn)中央狹窄曲折的小路，修建更寬闊的大道，以增加交通流量?！白〖揖褪菣C器?！?/p>

我是因為偶然的機會開始讀這本書，但很快就手不釋卷了。很多反對他觀點的爭論聽來十分熟悉，和我之前的很多想法一致。但柯布西耶覺得所有將中世紀居住條件當做文化遺產的觀點都是胡扯?！袄习屠璞Ｗo委員會很盡職盡責，”他在書中寫道?！爸灰蠹矣懻撘鸬粢蛔錆M結核病菌、讓人泄氣的破爛老房子時，你就能聽見他們跑出來哭哭啼啼，‘那些鐵藝裝飾怎么辦？那些美麗古老的手工鐵藝裝飾怎么辦？’可能這些先生們的太太沒事做去走訪了一下貧民窟，為了顯示自己的宅心仁厚，裝模作樣地爬上搖搖欲墜，吱吱呀呀的樓梯，在如今貧民聚集的某座老房子里看到一件心儀的鐵藝裝飾，就忘不掉啦，得摻和進來。”

柯布西耶繼續(xù)寫道，“當然，如果你問問這些整日忙于寫論文和指導公共意見的戀舊人，他們住在哪里，答案肯定是某某小區(qū)，電梯公寓什么的，要么就是位于花園深處，舒服豪華的小別墅。”

我見過的最堅定和尖銳的胡同保護者們都是歷史學家和游客。他們未曾親身在胡同里生活過，都是被那看得見摸得著的古老建筑和其細節(jié)吸引，其中當然包括古老美麗的手工鐵藝裝飾。盡管我也為北京歷史古跡的消逝而傷神憂心，但我也是個一直住在公寓樓里的“假把式”?？虏嘉饕呐u和諷刺聽起來像一個挑戰(zhàn)。我對胡同真正的了解有多少？胡同值得去保護嗎？再不去探究一番，就沒時間了。

我用了一年的時間，在清華大學學習中文閱讀，教材就是記錄北京城市規(guī)劃史的圖書。在一家同城網站上，我看到一個四合院的招租廣告。但在我搬進去之前，那個院子的外墻上就有了的符咒。熱心的老北京房東按照東方人的辦事方法，把我介紹給了一個熟人。

2005年8月8日，我搬進了楊梅竹斜街。湊巧的是，六十八年前的這天，日本軍隊的鐵騎踏過大柵欄，穿越前門，攻占了北京。而三年后的這天，北京奧運會就要正式開幕。日本軍隊很快就被趕出了中國，在這片區(qū)域沒留下什么。但奧運會可能帶來的影響，沒人說得清。老寡婦建議我簽個短期租約。那只“無形巨手”可能隨時降臨，將一切化為瓦礫場。

我希望胡同里的生活就像我十年前在鄉(xiāng)下一樣，優(yōu)哉游哉，閑適自在，而我可以成為社區(qū)的一分子。大柵欄一共有三所小學，其中一所離我的家門步行只需五分鐘，就在和楊梅竹斜街平行的那條胡同里。和平隊的經歷讓我明白，在學校工作會讓社區(qū)的人們認識并接受我，讓我在他們眼里從陌生的老外變成“梅老師”。人們會去了解我做過些什么，去過什么地方，并且明白我打算在這里待一段時間，而不是一個匆匆過客。

北京的學校四周都有圍墻，閑人免進，讓學生的安全有保障。我第一次來到炭兒胡同小學的時候，保安拒絕打開學校高高的雕花鐵門。后來我?guī)е环葜形暮啔v又去了，保安不情不愿地接過了那張紙。又過了一周，小學的校長回復了我打電話留的口信，邀請我進學校找她。

這所小學從沒有過外教，她告訴我。事實上，她根本就沒有聘請外教的許可。就算可以，資金也不允許。國際學校外教一天的工資，跟炭兒胡同小學的老師們一個月的薪水差不多。

我解釋說，我是來做志愿工作的。我的花銷很少，也不希望像那些拿工資的老師一樣，需要應付這樣那樣的雜事，比如參加每天放學后的教職工大會什么的。

校長笑了。她從沒聽說過學校還有志愿者老師這回事。如果炭兒胡同小學真有個志愿者老師，而且還是老外，那可真是開了先河了。校長們不會冒風險，他們只會把握風險，化為機遇。他們維持現(xiàn)狀，又尋求改變，才能在這個小小“官位”上坐得穩(wěn)?！拔覀兊孟热〉迷S可才行，”她說。

我給了她一堆復印件，包括我的護照、簽證、教師執(zhí)照、學位證書、推薦信，以及這些文件的中文版。

一個月后，2005年的秋天，我成了炭兒胡同小學的一名英語老師。四年級的學生們被分成三個班。每個班的黑板上都用粉筆畫著福娃，五環(huán)，以及奧運口號“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同時還有一首歌的歌詞：

2008，奧運就要來啦，

我們的公德與環(huán)境都最棒……

在每天晨會升完國旗唱完國歌之后，每個班都應該把黑板上奧運倒計時的天數改一改，一直持續(xù)到奧運開幕的那一天。但只有一班黑板上的數字一直是對的。三班一開始提前了一兩天，接著又推遲了一兩天。而在二班的黑板上，時間完全是停滯的，班上沒有一個人在費心修改這個倒計時。所以，在二班，距離奧運永遠都還有九百九十六天。

這種時光停滯的錯覺讓人心中十分舒暢。教室里沒有時鐘，而窗外的景色就好像時間不會流逝一樣。一片青磚碧瓦的斜屋頂靜謐安詳，而學校四層樓的教學樓就成了這一帶最高的建筑。從教室看出去，學生們能一眼看到我住的四合院，書店，派出所，還有附近清真寺鋪著碧綠瓷磚的塔狀尖頂。我們能看到前門城樓上的飛角檐梁，以及人民大會堂頂上一排迎風招展的紅旗。有一天，我讓孩子們數數所有能看到的樹，沒有一個學生順利完成任務。縱橫交錯的斜街和胡同兩邊種滿了白楊、三角葉楊和松樹；四合院里則常見柿子樹、棗樹、李子樹、櫻桃樹、山楂樹和胡桃樹。即使是在微涼的早秋，俯身望去，也是一片灰色屋頂與綠色樹葉交織成的海洋。

二班窗外的風景。

但看得更遠一些，就會發(fā)現(xiàn)，我們所居住的地方成了一座不斷縮小的孤島?，F(xiàn)代化的寫字樓和公寓樓正逐漸取代胡同的位置，從各個方向蠶食這個老社區(qū)。我指向遠處那對閃著金色光芒的拱形圖案，孩子們都興奮地叫起來，“麥當勞！”到這個學年結束的時候，不遠處還會出現(xiàn)一家沃爾瑪。

[1] 由美國總統(tǒng)肯尼迪發(fā)起，主要將受過訓練的志愿人士送到發(fā)展中國家提供技術支援服務?！g者

[2] 麥迪遜，美國威斯康星州首府?！g者

[3] 美國卡夫食品公司推出的著名肉類品牌?！g者

[4] 俄羅斯濱海邊疆區(qū)的首府?！g者

[5] 曾被改編為電視劇《刑警本色》?！g者

[6] Hooters，美國快餐連鎖品牌，以火辣漂亮的女服務員為經營特色之一?！g者

[7] 武定侯郭英，明朝開國功臣；明成祖朱棣遷都后，世襲了武定侯爵位的后人隨遷定居北京。西城的“武定胡同”因而得名?！g者

[8] 明朝武將劉江因大敗倭寇，受明成祖朱棣封賞，封為廣寧伯，賜名劉榮，賞賜宅邸，北京的“廣寧伯街”因此而得名。——譯者

[9] 法語原名Urbanisme，英譯名The City of Tomorrow and Its Planning?！g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