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其人其文，公認不好懂。這不好懂，大約可以分為三個層次。其一在字的層面，本文所指不是那些生僻之字而是于文字的態(tài)度，寫作時文字的使用方法。魯迅深諳舊學，又從太炎先生學過小學，每個漢字是獨特的形音義綜合體，魯迅如古人，是惜墨如金的。漢詩從四言至五言用了近千年，再到七言又用了五百年，魯迅的一字不茍，與今日讀者的閱讀習慣相去甚遠。其二是文本層面，不僅指《野草》的象征性、《故事新編》的寓言性，雜感的深文周納曲折隱晦，實在有諸多不得已處。魯迅一生身處當權者于言論的壓制中，變幻筆名，使用文本手段，與書報檢查制度周旋，非精通修辭中的隱微術者經(jīng)過艱苦細致的搜求，恐難察其微言之中的大義。其三是形而上意義上的不好懂。魯迅受莊、屈影響深，兼具尼采氣質(zhì)，慣于從日常的無事之中，看到人生的極端情境，醉心于終極價值，接近魯迅其人，是這三重困難中的最后一層，它須以直面前兩重困難為前提，先懂得魯迅的用字和謀篇，才可以了解其為人，懂得魯迅其人故明白其文。欲免受時代的壓迫者，不得不求助于魯迅，他是距離我們最近的偉大自由的靈魂。
如今像魯迅那樣思考的人沒有，如今他那樣的人使我懷想。其深沉偉岸的人格，慷慨溫厚的熱忱，純良真摯的情感，特別是他絲毫不拜勢、不偽飾的風骨，使其片言只語亦彪炳獨樹。一棵樹懂得那促使它生長的陽光、空氣和水，滋養(yǎng)與培植它的泥土；也懂得那摧折它的風暴。章太炎說，魏晉文章，如飄風涌泉，任意卷舒，不加雕飾，魯迅深得魏晉神韻，他的文字是從他那靈府中流出來的。所選篇目是個人閱讀魯迅中有心得者，也是過去的文章較少議論涉及之處。
一、復仇的人
辛亥革命的那年，魯迅三十歲。歸國三年，共和取代專制，漢人驅(qū)逐滿人，前者徒具虛名，后者貨真價實。袁世凱死后，諸軍閥皆漢人，滿族的權貴真的是掃地出門了，但魯迅似乎很不滿足：“最初的革命是排滿，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國民改革自己的壞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但說到這類的改革，便是真叫做‘無從措手’?！?sup>
魯迅的祖父是前清翰林，在魯迅十三歲那年因科場舞弊案入獄，家道衰落，父親身歿。少年長子魯迅，出入于當鋪和藥鋪，勢利的冷眼，如芒刺背，人心不古，自古已然，但領受這份世態(tài)炎涼的方式卻大不相同。魯迅閱世既深，每不為世故所昧，又不愿和光同塵，更不屑同流合污，便不得不與深于世故者為敵。
魯迅的老師章太炎在《復仇是非論》中說：“人茍純以復仇為心，其潔白終遠勝于謀利?！苯K其一生，魯迅是位復仇者。向黑暗的舊道德，向虛偽的舊世界，抨擊正人君子的偽飾和做戲，揭露高等文化被仁義掩蓋著的吃人本質(zhì)。文學是他唯一的復仇工具。
魯迅復仇題材的作品，雜文而外，《野草》中有兩篇，題為《復仇》和《復仇》（其二），《彷徨》之《孤獨者》，《故事新編》之《鑄劍》，此四文是《魯迅全集》最精彩的文字之一部分，特別是當把它們合為一體閱讀的時候。
廣漠的曠野之上（使人想起莊子的無何有之鄉(xiāng)），手執(zhí)利刃全身赤裸相對而立的一對男女，似乎要擁抱，似乎要殺戮，但終于既不擁抱亦不殺戮，那樣對立著，他們彼此的復仇，似乎暫時消解了，轉(zhuǎn)而一致回看那周圍興奮的看客，為了回復窺視者于他人流血的渴望，使其看的愿望落空，于是什么也沒有發(fā)生。這是令人費解而奇特的一幕。
愛與恨，情與仇，這截然對立的情感，是可以——似乎即將——實現(xiàn)于擁抱與殺戮之中，在文章的開頭，圍觀者的目光對作家內(nèi)心的影響，忽然改變了這一切。
我們認為是事件的格局本身。本來男女主人公既已出場，封閉的舞臺上演繹他們自己的故事，這已然設定，與觀眾并不相干?，F(xiàn)在演員似乎造反，突然停下動作，四目灼灼地盯著看他們的觀眾，觀眾——變成了“看客”，且被置于演員和劇作家的仇恨、輕蔑之中，舞臺延至觀眾席，事實上，它不再有任何界限。怎樣定義這樣的一出戲呢？它不是戲劇革命，而是劇場的解體。幸好這只是一段文字——“大半是廢弛的地獄邊沿的慘白色小花”？
文字與讀者之間的關系——閱讀行為——看，這看的方式，并非只有一種，消遣解悶，搜奇獵艷（顏如玉）是看；按圖索驥，亦步亦趨（黃金屋）是看；正襟危坐，三省吾身亦是看；洞幽燭微，辯難釋疑還是看。這看的方式，歸根結(jié)底由作品決定，即由作者創(chuàng)造出來的。落筆為文之初，已然包含了于讀者的選擇，于不配閱者的拒絕。同時一個復雜的文本，也許會有不止一個層面，在容易了解和領會的表層下，往往深藏著一個不易探詢的秘密文本，這是為少數(shù)挑選出來的讀者而設定的。尼采和莊子是寫作秘密文本的高手，深受尼采和莊子影響的魯迅亦是如此。魯迅的難懂或者難于索解，或許根源在這里。
但是，魯迅又有他十分好懂的一面，那是于同類而言，同氣相求，同聲相應，相視而笑，莫逆于心，又何須多言？
“唉，朋友！你用了你的溫熱，將我驚醒了?！闭埜乙黄鹑紵?，“與其凍滅，不如燒完”。
這一句話，可以看作理解《野草》的指針，理解魯迅所有文字的指針。
魯迅于冷眼旁觀的深惡痛絕，緣于他在自己的文字里的一腔熱誠。后來《野草》英譯本序中他說：“因為憎惡社會上旁觀者之多，作《復仇》第一篇?！?sup>
魯迅是一位內(nèi)心沖突劇烈的人，他生命中不可調(diào)和的因素，身上的雙重性，或曰其內(nèi)在沖突，在他自己的文章中有種種揭示：莊周式的隨便/韓非式的峻急，墨翟式兼愛/楊朱式為我，個人主義/人道主義，通脫/清峻，名士清談的飄逸/老吏斷獄的深刻，等等。這些成對出現(xiàn)的概念，不過是琢磨魯迅的一些線索，不能脫離開具體的語境。于魯迅本人而言，他的感受恐怕不僅僅是彼此的消長起伏。
以本人看來，魯迅內(nèi)在沖突的意象，在《野草·復仇》中得到了極佳的展示：
這樣，所以，有他們倆裸著全身，捏著利刃，對立于廣漠的曠野之上。
他們倆將要擁抱，將要殺戮……
然而他們倆對立著，在廣漠的曠野之上，裸著全身，捏著利刃，然而也不擁抱，也不殺戮，而且也不見有擁抱或殺戮之意。
于是只剩下廣漠的曠野，而他們倆在其間裸著全身，捏著利刃，干枯地立著；以死人似的眼光，賞鑒這路人們的干枯，無血的大戮，而永遠沉浸于生命的飛揚的極致的大歡喜中。
對偶式的思維，是漢字五千年造就的修辭習慣，魯迅頗為自覺，“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保噪A級論釋之，當然說得嚴重了，此聯(lián)更類似阮籍的青白二眼。魯迅在演講中曾說：“青眼我會裝，白眼我卻裝不好。”
他自編文集的名稱，大多兩兩相對：吶喊/彷徨，熱風/野草，二心集/三閑集，而已集/華蓋集，偽自由書/準風月談，朝花夕拾/故事新編，晚年在編訂《魯迅三十年集》的時候，以“人海雜言”“荊天叢草”“說林偶得”三語概括其全部著作，也取其對偶，既嚴峻又適意，不可模仿，模仿的人也做不像的。
《復仇》以超出字句之上的篇幅，展示出精神上的對立意象，乃是古老對偶修辭的現(xiàn)代擴張。與榮格理論中男女同體雙重人格的主張暗合，甚至可以聯(lián)系到《周易》，八卦演變成六十四卦后包羅萬象，回到它的原發(fā)點，一個陰爻一個陽爻“對立”而已。
同一天所寫《復仇》（其二），是對《圣經(jīng)·新約》中耶穌受難故事的重述，重點卻轉(zhuǎn)移在基督上十字架事件的圍觀上：“路人都辱罵他，祭司長和文士也戲弄他，和他同釘?shù)膬蓚€強盜也譏誚他。”“四面都是敵意，可悲憫的，可咒詛的”，魯迅筆下耶穌的仇敵，似乎既不是判刑者，也不是施刑者，倒是旁觀者，或說是他們?nèi)w。在一和多，寡與眾，先覺者與群氓之間，沒有和解的馀地。這一看法也許有尼采的影響，在尼采眼中，保羅及后來的基督徒，皆是對耶穌的背叛。今天閱讀魯迅，在其揭發(fā)民族根性的地方，我們往往看到人類之根性，稱其為什么或許并不重要，魯迅的觀察顯然是準確的。對于改進這根性，他的確抱有希望，這令我們這些因認識到他所嚴厲批判的許多民族根性其實是人類根性而感到釋懷的人非常慚愧。
“他在手足的痛楚中，玩味著可憫的人們的釘殺神之子的悲哀和可咒詛的人們要釘殺神之子，而神之子就要被釘殺了的歡喜。突然間，碎骨的大痛楚透到心髓了，他即沉酣于大歡喜和大悲憫中?！?sup>由玩味而沉酣，復仇者被身體的感受或說肉體的遭遇引導著，走向遍地的黑暗。“他腹部波動了，悲憫和咒詛的痛楚的波”，在發(fā)出“我的上帝，你為甚么離棄我？”這最后的遺言之前，“神之子”（即“人之子”）悲憫著，咒詛著，仿佛默誦“我也一個不寬恕”。
為什么是“腹部波動”？中國人認為丹田乃肉身結(jié)穴之處，基督教世界喜歡講“道成肉身”，其實重點仍在“道”上，于肉身始終是忽視的。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不過是擔當苦難和拯救的人格——象征而已。中國的先秦道家思想，在兩漢演變?yōu)榈澜蹋瑥奈簳x六朝的“外丹”，到唐宋之后的“內(nèi)丹”，皆從肉身出發(fā)尋求“道”的蹤跡，連最后的得道飛升，也指向肉身的感受體驗與完成。
魯迅是主張拿來主義的，怎么拿呢？連基督帶十字架甚至圍觀群眾一起拿來，還是“道成肉身”那四字？看來重點移在了“肉身”之上了。魯迅筆下，耶穌死難之前已然得道——“沉酣于大歡喜和大悲憫中”，但這是狄俄尼索斯的道，不是基督的道。本文簡直要稱他是一位不喝酒的酒神了。尼采傾盡一生之力著述，只為以狄俄尼索斯取代耶穌，為基督文明尋覓千年迷宮的出口，魯迅到底身在迷宮之外，輕輕一筆，便將十字架上的“道成肉身”改寫了，不知尼采讀到這里會想些什么呢？人子不醉，如何能擺脫那四面的敵意而沉酣？醉而死——醉于生而夢于死，真的是人類的得救之正途嗎？看來中國這百年以來，至今唯有魯迅與尼采神交吧。
中國人又拿那傳承數(shù)千年的“單要由我喝盡了一切空間時間的酒的思想”怎么辦呢？
二、黑色的人
魯迅是喜歡黑色的，其作品中的正面人物多具黑色的特質(zhì)。過客、魏連殳、黑色人宴之敖者，還有大禹和墨子。中國戲曲的臉譜中，“黑表威猛，更是極平常的事，整年在戰(zhàn)場上驅(qū)馳，臉孔怎會不黑，擦著雪花膏的公子，是一定不肯自己出面去戰(zhàn)斗的”。
短篇小說《孤獨者》的主人公魏連殳，《鑄劍》的主人公宴之敖者，具有精神氣質(zhì)上的一致性。魏連殳的相貌，有人說與魯迅本人酷肖，連他的主張“孩子總是好的”亦與魯迅相同。
小說四次提及魏連殳黑的外貌。第一次，是他在給死去的祖母穿衣服，“原來他是一個短小瘦削的人，長方臉，蓬松的頭發(fā)和濃黑的須眉占了一臉的小半，只見兩眼在黑氣里發(fā)光”。
第二次是鄰家孩子生病，“聽說有一回，三良發(fā)了紅斑痧，竟急得他臉上的黑氣愈見其黑了”；第三次是敘述拜訪魏連殳，“也許是傍晚之故罷，看去仿佛比先前黑，神情卻還是那樣”。第四次也是末一次，他人已然躺進了棺材，“骨瘦如柴的灰黑的臉旁，是一頂金邊的軍帽”。
宴之敖者在小說里一直被稱作“黑色人”，他的名字由自己向國王介紹出來，且只出現(xiàn)過這一次。其他場合凡提及他，敘述者一概稱“黑色人”，難怪要被不夠仔細的讀者誤認為他沒有名字了。他的出場是這樣：“前面的人圈子動搖了，擠進一個黑色的人來，黑須黑眼睛，瘦得如鐵?！钡诙螀s只寫他的眼，“后面遠處有銀白的條紋，是月亮已從那邊出現(xiàn)；前面卻僅有兩點磷火一般的那黑色人的眼光”。第三次是帶著眉間尺的頭去見王的時候，于他的外貌寫得略詳細一些：“待到近來時，那人的衣服卻是青的，鬢、須、頭發(fā)都黑；瘦得顴骨、眼圈骨、眉棱骨都高高第突出來?！钡谒拇卧诒硌葜?，“炭火也正旺，映著那黑色人變成紅黑，如鐵的燒到微紅”。他自我介紹是“生長汶汶鄉(xiāng)，少無職業(yè)，晚遇名師，教臣把戲，是一個孩子的頭”。
他的出現(xiàn)我們即刻可以認出，魏連殳、宴之敖者與魯迅，他們屬于精神上的同族。宴之敖者的自白也仿佛來自魯迅的雜文：“你還不知道么，我怎么地善于報仇。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我的魂靈上是有那么多的，人我所加是傷，我已經(jīng)憎惡了我自己！”魯迅一生用過百馀筆名，但以自己的筆名命名小說主人公，宴之敖者是唯一的一次。此四字的意思乃是“被日本女人從家中放逐之人”，《鑄劍》寫于一九二七年三月，那時魯迅不僅離開了八道灣，亦且離開了北京。
魏連殳是“一個異類”，與他自己身邊的任何人都不同，與處身的那個社會亦格格不入，被目為“吃洋教”的“新黨”，他一出場就被宿命般的敗亡籠罩著。在安葬祖母一事上他的妥協(xié)，恰寫出了他的為人與周圍那些人之間的迥異：“我雖然沒有分得她的血液，卻也許會繼承他的運命。然而這也沒什么要緊，我早已豫先一起哭過了。”哭祖母的時候，把自己也哭過了，這非同小可。
“你實在親手造了獨頭繭，將自己裹在里面了?！彼z毫沒有與他人溝通的愿望，仿佛真的是“一個異類”。表達感情連語言都不用，“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嗥叫，慘傷里夾雜著憤怒和悲哀”。
魏連殳在生計日窘下的投靠軍閥，并不意味著走出了“獨頭繭”，“這里有新的賓客，新的饋贈，新的頌揚，新的鉆營，新的磕頭和打拱，新的打牌和猜拳，新的冷眼和惡心，新的失眠和吐血”，新的生計，并不能成為新的生機。異類之異于常人者，正在于此。
接下來似乎只剩下離奇的速死了，是他的仿佛受到詛咒的結(jié)局：“我已經(jīng)躬行我先前所憎惡，所反對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張的一切了?！边@不就是自蹈死地嗎？他是在自己的身上復仇，死亡是他召來的，這是他的第二次妥協(xié)，上次為安葬祖母，這一次卻是為了達到自己的歿沒。
一九二五年窮途上的文人們，有各種大小和派系的軍閥可供依附，軍閥們亦每每招募文人入幕。吳稚暉的投靠蔣介石是其顯著者，連魯迅本人也曾有過去做個“營混子”的考慮，那原因在魯迅個人倒并非沒有別的出路，而是想遠離大學和文壇上的“紳士們”罷了。
對于這樣一個酷似自己的人物，魯迅下筆毫不留情，不僅讓他在棺材里穿了件“土黃色軍褲”，配以“金閃閃的肩章”，而且“腰邊放一柄紙糊的指揮刀，骨瘦如柴的灰黑的臉旁，是一頂金邊的軍帽”。讀至此一節(jié)，我們不禁想到魯迅先生自己十年之后的死。
雖然他在遺囑中明確說了“趕快收斂，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紀念的事情”的話，但魯迅的喪事卻由不得自己做主了。停靈四天，瞻仰遺容者絡繹不絕，僅留下簽名者就有九千四百七十人，一百五十六個團體，多數(shù)是工人組織、學生組織，出殯時執(zhí)紼者六千馀人，送葬者數(shù)萬人。顯然是有人在經(jīng)營這樣的事。由于警察的干預，未能照預定路線行進，沿途散發(fā)傳單，高呼口號，高唱《義勇軍進行曲》，與其說演變成了一場游行示威，不如說組織者的本意就在游行和示威。公開發(fā)表的十三人治喪委員會里，據(jù)說還應加上毛澤東的名字，但當時的報紙在發(fā)表訃告時均不敢登載。具體的組織工作是一個包括張春橋在內(nèi)的三十一人組成的“治喪辦事處”。
魯迅一向是主張和贊成新陳代謝的：“老的讓開道，催促著，獎勵著，讓他們走去。路上有深淵，便用那個死填平了，讓他們走去?！?sup>這是魯迅對自己的態(tài)度，這是什么樣的精神？魯迅不好名，這也是他的名真正留存后人心底的原因。
魯迅為毀滅舊時代而搏斗了一生，他生前沒有遠離政治，死后被政治所擺布也在意料之中。群眾的政治，也許從來不等于政黨的政治，在魯迅的死亡事件中被動員起來的群眾，真的能讓墳場開滿薔薇嗎？魯迅死后近八十年了，后來發(fā)生的歷史悲喜劇和荒誕劇以及那些小劇場小文章上演的模仿者的劇情，讓我們在回望時覺得對不住魯迅所憧憬的那個新中國，舊中國的至今不舊，越發(fā)顯出魯迅的空死一場。
“粗人扛起棺蓋來，我走近去最后看一看永別的連殳。他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靜地躺著，合了眼，閉著嘴，口角間仿佛含著冰冷的微笑，冷笑著這可笑的死尸?！?sup>這些話無論從生者還是死者的角度看，都不能得到圓滿的解釋。那仿佛之間的“冷笑”，分明是死者散布的，卻能夠返回死者自身，莫非人死后還可以自嘲，若是以全知全能角度這樣敘述，或者還說得過去，偏偏是一個具體受限制的觀者，他的這一看，竟然看出了他人無論如何也看不出來的東西。
一九二三年魯迅翻譯的《現(xiàn)代日本小說集》收錄六位作家十一篇作品，其中菊遲寬《復仇的話》一篇與《鑄劍》有些關系，復仇者與仇人事實上在故事的結(jié)局中和解了，《鑄劍》卻是合一了。這是中國歷史的神秘復雜糾結(jié)之處。
《鑄劍》的故事情節(jié)奇特，在滾沸的金鼎中三只頭顱的撕咬，以及最后彼此莫辨的結(jié)局，讀罷驚悚而長嘆，寢食俱廢。更為奇特的是，它并非出自魯迅的想象和虛構，而是出于相傳為曹丕所著《列異傳》的記載，已有一千五百年以上的歷史了。
司馬遷對于“趨人之急，甚己之私”的俠客，贊美有加。《史記游俠列傳》云：“今游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sup>
《史記》《漢書》之后，游俠列傳在正史中斷絕。其事跡身影多潛入野史或筆記小說中，經(jīng)過魯迅的搜求輯佚，先以資料現(xiàn)身于《古小說鉤沉》，不足以暢其意，又在《鑄劍》中給以弘揚。明末王思任有“會稽乃報仇雪恥之鄉(xiāng)，非藏垢納污之地”之言，越人的善于復仇，以勾踐最為有名。魯迅終身喜讀鄉(xiāng)賢的著作，從地方文化傳統(tǒng)中得養(yǎng)性情，復仇主題在《鑄劍》中成為絕唱，后有以現(xiàn)代“國殤”譽之者。
《鑄劍》一文于身體的處理很不尋常，身首異處是古代常見的一種對暴力死亡事件的描述，眉間尺的父親被國王處死后，“身首分埋在前門和后苑”了。砍頭在冷兵器時代是習見的處死方式，因面容的可辨識，屠戮目標后以頭顱為證，但這小說中的人頭，卻在鼎中唯剩下頭骨，國王、眉間尺和俠客，三只頭再也分不出了。復仇的前提是，你得認清自己的仇敵，那么報了仇之后呢，故事可以結(jié)束了？與仇敵同歸于盡，是復仇的一種實現(xiàn)，但這一故事卻是報仇者似乎有意要與仇人打成一片，達到難分彼此的目的。
眉間尺的身體，宴之敖者的身體，在復仇行為中，似乎皆為多馀之物，這也是奇特的。那孩子把復仇的劍和自己的頭交給宴之敖者，他的身體便被作者交給了饑餓的狼：“第一口撕盡了眉間尺的青衣，第二口便身體全不見了，血痕也頃刻舔盡，只微微聽得咀嚼骨頭的聲音?！?/p>
后來宴之敖者帶著眉間尺的頭在金鼎中表演，目的在吸引觀看者伸出自己的頭，時機降臨，他先將王者之頭揮斬入鼎，繼而卻是他自己的頭，這太出人意料了，而他身體的下落，則沒有交代。直至下葬之時，才重又提起了身體——那是王的身體，“只能將三個頭骨都和王的身體放在金棺里落葬”。
這一體三頭的意象過于突?？刹溃降滓馕吨裁茨?？
鑄劍用的鐵，既是王妃所產(chǎn)，那么至少名義上這對雌雄劍，乃是王的兒子，即它以王子身體鑄就。這不吉利的神鋒，先殺了鍛造他的父親，又害了他名分或血緣上的父親，犯下了雙重弒父的罪孽，并吞噬了兩個無辜年輕的性命——眉間尺和宴之敖者。而此兩人卻是為了偉大的復仇事業(yè)飲劍而亡的，或說自愿將生命投入到了那劍刃之上，與雙劍合為一體了。這個故事，可以稱為中國版的“王子復仇記”。
從小說的結(jié)局來看，復仇者無法成為王權的終結(jié)者，只要看看那些大臣后妃，還有圍觀的百姓，一定會找出一個王位繼承者，好讓他們的好日月繼續(xù)下去的。
三、從《過客》到《起死》
如果說《野草》是魯迅的《離騷》，那么《故事新編》相當于魯迅的《史記》。我們來體會《野草》中的《過客》和《故事新編》中的《起死》。
這是魯迅相隔十年以對話體寫就的兩部短劇。本文深信魯迅寫作《起死》的時候，有意識要與《過客》湊成一對兒，兩個文本之間內(nèi)容細節(jié)上諸多關聯(lián)，可以提供內(nèi)證。拋開出場人物之間身份上的差異，延引兩劇情的事物，同樣是一碗水和一片布。
過客所以停下腳步，走向老翁和女孩的住所，是因他口渴，想要討一碗水喝，“這地方又沒有一個池塘，一個水洼”。既然喝完了水，該上路了，女孩卻主動以片布相贈，使劇情略微復雜起來，推拒了一番之后，到底帶著那并無實際用途的一片布上路去了。告別得十分友好，彼此以平安相祝，情意綿綿。雖然前面路途兇險——長滿野百合、野薔薇的墳場。過客并非被放逐者，他與現(xiàn)實的關系在拒絕的基調(diào)之外還是有些馀裕的。
《起死》中道士化的莊子一上場也口渴，他似乎比過客有運氣，旁邊正好有水溜，“撥開浮萍，用手掬起水來，喝了十幾口”?？诳薯樌鉀Q，自然該繼續(xù)上路，但意外地發(fā)現(xiàn)了地上的一個骷髏，于是說了一番猜測其身份與死因的話，意猶未盡，用司命的話說，“喝夠了水，不安分起來”，執(zhí)意要替那骷髏做起死回生的事情。于是平地里“跳起一個漢子來”，“全身赤條條一絲不掛”，叫作楊大的，五百年前商紂王時代之人，他一覺醒來發(fā)現(xiàn)自己行囊全無，衣服也被人剝光，自然無視莊子的考古興趣和騙人的謊言，只想先得到“一片布”遮羞，不幸莊子沒有多馀的布可以施舍，他正要去見楚王（原文只說去楚國，見楚王是魯迅所加，與莊子本事不合，影射后來的道教人物，總是設法運動皇帝求取富貴）。“干自家的運動”，所以“不穿袍子，不行，脫了小衫，光穿一件袍子，也不行”，漢子當然不依，定要跟莊子要自己的衣裳、包裹行囊，不惜使用蠻力。情急之下，莊子吹響警笛，召來了巡士。巡士認出了莊子，其上司局長大人讀過《齊物論》，十分佩服，這讓莊子得以脫身，騎馬走了。漢子的“一片布”仍無著落，只好揪住巡士不放手，無奈的巡士在落幕前吹響了警笛。
《過客》中的“一片布”，象征著情意，寄托著女孩的愛與惜，“這太多的好意，我沒法感激”，“姑娘，你這片布太好，可是太小一點了，還了你吧”。
對于布的理解，是可輕可重的，如翁所言：“你帶去罷。要是太重了，可以隨時拋在墳地里面的?！薄鞍?，那不行的?！薄澳敲矗銙煸谝鞍俸弦八N薇上就是了?！?/p>
女孩拍手了。那孩子氣的滿足，他怎么忍心剝奪，怎么能不帶走——接受？
布到了《起死》當中，成了你爭我奪的生存資源，甲欲得則乙必失，失布小民固然難纏，持萬物本非我有論如莊子者，在布的問題上亦當仁不讓。袍子，小衫，一樣也不能放棄。難怪被司命嘲笑為“能說不能行，是人而非神”。莊子的急于走脫，還有某種害怕的意思，害怕真相，太害怕真實的東西，且漢子蠻干起來，善于算計的人豈不吃了眼前虧。手里有警棍的巡士卻不怕任何人：“再麻煩，看我?guī)愕骄掷锶ィ 薄皼]有衣服就不能探親嗎？”這些話也許嚇得住初進上海襤褸的鄉(xiāng)下人，卻嚇不住赤條條的商紂王時代的楊大。漢子和巡士沖突下去，主動與被動便顛倒過來，“我要你帶我到局里去”，“我不放你走”，說這話的反而是漢子了。巡士落得一個莊子的下場，吹響了求救的警笛。這是漢子的勝利嗎？
哪怕曾經(jīng)是骷髏，只要被賦予血肉之軀，就有權生存下去，并且正當?shù)匾鬁仫?，進而期待愿景。這天賦人權不可剝奪，誰無視它誰將被時代拋棄。農(nóng)民要活下去，這是農(nóng)民革命的根本動力。至此，魯迅距離毛澤東的革命理論只一步之遙了。一九三六年，是中國歷史的又一個轉(zhuǎn)折點。日寇的進攻，終結(jié)了國民黨為期十年的統(tǒng)治。抗戰(zhàn)建國成為唯一的出路，而農(nóng)民成為中國起死回生的關鍵，這是這部作品的預言性和前瞻性吧。一個楊大，已經(jīng)讓警察沒法子了，如果楊家莊的人全部出動，再多的警力恐怕也對付不了。
過客這個先覺者，曾經(jīng)擔負過啟蒙的使命嗎？他完成得了嗎？道士跑掉了，知識分子如何與民眾結(jié)合？這是時代的大難題，抗戰(zhàn)中并沒有解決，而是把問題拖了下來。革命成功之后，這個問題仍然存在，后來的知識分子下放，知識青年下鄉(xiāng)，仍沒有解決。今天解決了嗎？農(nóng)民工進城了，知識青年成了所謂公知，事實上把這個問題終于取消了。
李白《春夜宴從弟桃李園序》有“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這是詩意的表達。
中國歷史的現(xiàn)實往往是，在治亂之間循環(huán)，水旱之災頻發(fā)，饑饉匪患不斷，壯年走四方，老幼轉(zhuǎn)乎溝壑。過客遇到的一老一幼，正是在溝壑之中。他本人值壯年，卻不是謀食者。被某種神秘的力量驅(qū)使著，既不知來路，亦不知去路，卻仍苦苦奔命，雖有猶豫彷徨情緒流露出來，但信念是堅定的，一個不知何故卻被父母之邦放逐之人，魏連殳式的異類。魯迅在《華蓋集·北京通信》中說：“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東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著我自以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淵，荊棘，狹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負責?！?/p>
托爾斯泰說，人生是一件沉重的擔子，過客的來路，事實上是清楚的，老翁說：“那是我最熟悉的地方，也許倒是于你們最好的地方。”“還不如回轉(zhuǎn)去”的誘惑始終是存在的。
那是個什么樣的地方呢？“沒一處沒有名目，沒一處沒有地主，沒一處沒有驅(qū)逐和牢籠，沒一處沒有皮面的笑容，沒一處沒有眶外的眼淚。”“我憎惡他們。”
“你也會遇見心底的眼淚，為你的悲哀?！迸c《起死》相比，《過客》具有很強烈的抒情性，特別是將“一片布”在過客與女孩之間，贈予、接受、拒絕、歸還、再贈予、再歸還。最后得勝的竟然是女孩，“你掛在野百合野薔薇上就是也”。
他本可以留下來，等那女孩子長大后給他做一個妻子，說不定還能帶著她一起走，然而他不，他到底還是獨自上路了。
《過客》寫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二日，魯迅收到許廣平給他的第一封信在同年的三月十一日，相隔不過九日?！哆^客》發(fā)表在三月九日出版的第十七期《語絲》上，甫一落筆，那一片布仿佛在冥冥之中立刻引起一位女學生讀者的注意，許廣平三月十五日給魯迅的第二封信中提到，她已經(jīng)讀了這部作品，對于過客前面的未知的路，許廣平說“‘過客’到了那里，也許并不見所謂墳和花，所見的倒是另一事物——但‘過客’也還是不妨一問，而且也似乎是值得一問的”，這話是于魯迅在第一封回信中所言“倘遇見老實人，也許奪他食物來充饑，但是不問路，因為我料定他并不知道的”一語的回應。
勇猛如子路的許廣平，在《野草》還沒有寫完之際，闖進了魯迅的生活。
而這一年的年底所寫的同樣收入《野草》集中的《臘葉》，作者自己說：“是為愛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sup>
從某種意義上，《故事新編》皆是“起死人于地下”，令其復活，演繹其故事于當下。從《過客》到《起死》，我們分明看到十年間魯迅的作品，已經(jīng)蕩盡了閑情逸致。
作為《故事新編》的壓卷之作，《起死》所召喚的亡魂，并不是魯迅一生受其影響很深的莊子，而是頂著莊子名目的普通道士，出沒于漢唐之后披著道袍裝神弄鬼的術士。莊子雖然代不絕人，但在歷史上真正有勢力者，每每是能說服人主的道教方術大師，從金元時期的邱長春，到明朝的張三豐。莊子特別擅長使用寓言，在《莊子》一書中也包含了二百多則寓言，以魯迅對于莊子的熟悉，大可以隨意選取。他最終采納《至樂》中莊子遇到骷髏——與之對話：“死無君于上，無臣于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說要通過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骷髏拒絕了莊子的好意或者說多事。理由是“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在魯迅的筆下，莊子沒有征求骷髏的意愿，自作主張地將他起死于地下。鬼魂阻撓了一下，司命在莊子的強烈要求下，便給他做了。這骷髏已經(jīng)死了五百年。司馬遷說過五百年必有圣人出，那是上古的事情了。宋元以降，情況大變，如今的現(xiàn)實是，不必等五百年，時刻皆有蠻人出。一個全身赤裸，充滿蠻力的性命，楊家莊人氏，名叫楊大，字必恭。莊子怎么對付，真夠這老頭子受的。只知道惦念他的衣服、傘子、包裹，五十二個圜錢，斤半白糖，二斤南棗。解釋不清，糾纏不過，莊子想還他一個死，但司命大神偏偏不肯再幫這個忙，于是莊子的麻煩大了。莊子被逼到絕處時，吹響了警笛，召來了一名警士。仿佛事情正發(fā)生在上海的馬路上。
漢子與過客完全不同，過客寫的是個人，一個真正的異類，先覺者，一種精神，在一九二五年或許還有這樣的人存在的馀地，十年之后則未必還能有。楊大要成為時代的主人翁，你不好說這是一個可慶賀的時代，還是該悲悼的時代。楊大從開始就知道他需要什么，過去的評論家，將閱讀的重點放在道士化的莊子的知行之間的脫節(jié)上，這亦是本文贊同的，但這已經(jīng)不是問題之所在，主人翁既然變了，楊大的所知和所行，不是統(tǒng)一在一處的嗎？
魯迅留下的遺言，也許是問我們，這種真實真摯，其無畏其天性，能創(chuàng)造中國的未來嗎？
四、英雄痛苦嗎
魯迅心儀的英雄，從摩羅詩人到大禹、墨翟，似乎表明青年時代的浪漫高蹈已經(jīng)讓位于晚年的崇尚實干。
先秦的儒、道、墨，本來各有所長，不幸在歷史進程中皆墮落了。儒學變成了富貴學，一味追求仕祿，正道是科舉，即便落榜，還可以坐館，或者入幕；道家變成了道教，消極的隱居山林，延年益壽，積極的笑傲江湖，得道成仙。墨者自苦，絕跡得早，俠客列傳，載之于《史記》《漢書》，后世無傳其事者。俠的末流，變成了盜，再下就是流氓了。要說流氓是真流氓，他格外的要依靠修辭來行事的：“后面是傳統(tǒng)的靠山，對手又非浩蕩的強敵，他就在其間橫行過去?！?sup>
《理水》和《非攻》是另外兩部互相對應的作品。通常認為這是魯迅描寫了兩個正面英雄形象的作品，大禹和墨子，是中國歷史上前后相繼的一對埋頭苦干式的人物。
《莊子·天下》中，已經(jīng)把墨子和大禹放在一起言說：
墨子稱道曰：“昔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shù)。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圣人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笔购笫乐撸嘁贼煤譃橐拢在栜F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sup>
孟子也說“禹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墨家是以禹為榜樣，自覺地師承他的。
魯迅于黑色的愛好，在這里貫穿下來：“一群乞丐似的大漢，面目黧黑，衣服破舊，竟沖破斷絕交通的界線，闖到局里來了。”“奔來的也臨近了，頭一個雖然面貌黑瘦，但從神情上，也就認識他正是禹；其馀的自然是他的隨員。”
墨子姓墨名翟，史料上對于他的長相膚色并無記載，魯迅在《非攻》中，讓他出場了許久，走了好些路，連草鞋都走碎掉了，也始終沒有描寫他的面容。直到去叩公輸班的門，才通過那門丁的答話說出墨子的長相來，“像一個乞丐。三十來歲。高個子，烏黑的臉”，終其篇也不過這一句。墨子對公輸班說的話，簡短而自信十足：“如果你一味行義，我還要送你天下哩！”
有人說這兩篇小說顯示了魯迅于革命成功之后的想象。
對辛亥革命的觀察與思考，目睹了這一革命的匪夷所思的成果之后，魯迅于任何革命都不再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假如魯迅活到反右或者“文革”時期會怎樣？溫和如老舍，在政治上愿意服從和服務于政策如趙樹理，一個投水自盡，一個死在獄中，已經(jīng)以事實回答了這個問題。
魯迅筆下始終還有一個正面人物，就是魯迅本人。
一切可能的教育，說到底不過是個人的自我教育。魯迅在非常年輕的時候，也像一切年輕人一樣對環(huán)境不滿，立志走異路到異地尋求別樣的人們，考取官費留學日本。以日本這個窗口，了解了西洋文化的種種，拜倫，尼采，裴多菲，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崇尚摩羅詩人，別立新宗。魯迅一生的“立人”事業(yè)，假若沒有產(chǎn)生另外的效果的話，至少在他自己身上是成功的。誰能如他那樣敢恨，敢愛，敢怒，敢罵，敢打，沒有半點的奴顏與媚骨，更莫要說去做戲了。他對世相洞若觀火，看得透徹，卻既不灰心也不輕易上當。
魯迅是舊文化的革新者，于中國固有的傳統(tǒng)特別是那些優(yōu)秀的傳統(tǒng)，老莊的深邃，墨翟的實干，漢唐的自信大度，嵇阮式的師心使氣、魏晉風流，不僅了然于胸，而且化在身上，流露在文字中。于眼前的人間萬象，看得準判得明，針砭時弊，痛快淋漓?！拔逅摹币淮哂行職庀蟮奈娜巳后w中，魯迅是最杰出者。
如今許多人患上了懷舊痼疾，不識文化為何物，遇到三兩個沒落子弟、文人氣作家，在他們身上尋得些舊習氣，也不問倫類呼為士大夫，目之為傳統(tǒng)的保存者或民國范兒，這大約是沒有真正地讀進去并理解魯迅的緣故，對一個文學家最大的尊重，是深入地閱讀他的作品，魯迅的真精神，與喬張做致的輕佻之氣是相反的。
這個時代物質(zhì)對于青年的逼迫，超出一切過往所有的時代，所以更需要閱讀魯迅。這個時代的另一種失措，便是文化當中的復辟回潮，“文革”中所破之“四舊”，因否定“文革”而似乎一夜之間成了寶貝，傳統(tǒng)中的許多糟粕改頭換面，做出種種國學的模樣，狐假虎威，這時候可以拿魯迅做一面鏡子。
魯迅與現(xiàn)在的青年，最不該隔膜。中國文化在這兩百年的轉(zhuǎn)型與劫難中，最大的收獲，是魯迅這個人以及他的文。有這樣的父師在，真的在虛空與黑暗中尋求意義和道路的子弟，皆可以得到切實的支援。
一些研究者喜談魯迅的痛苦，稱他有一個“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真的痛苦嗎？依照佛家的理解，人生即是苦海無邊，生老病死是其常態(tài)，生而為人，靠瞞和騙，并不能逃得出痛苦。直面痛苦而拒絕皈依，也不過是普通的人生道路而已。
魯迅心理陰暗嗎？他實在是坦蕩極了的一個人。像墨子一樣，出去做事情的時候，“衣服也不打點，也不帶洗臉手巾，只把皮帶緊了一緊，走到堂下，穿好草鞋，背上包裹，頭也不回的走了”。
魯迅失敗嗎？他無疑是中國現(xiàn)代最成功的著作家了。
《野草》是詩，偏偏被人解作痛苦，甚至是日常的痛苦。這種尼采式的痛苦，有人這樣描述：“他們感興趣的不僅是人類，而且是人類的命運，他們不僅想創(chuàng)作一部作品，而且想革新整個文化，這時卻處處遇到不解和限制，而這才是他們偉大的痛苦。”
在魯迅翻譯的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征》的扉頁上，有一段題詞，出自雪萊的長詩《朱利安與麥德羅》，其最后一句：They learn in suffering what they teach in song．這本書的日文編者山本修二在《后記》中說，先生（廚川白村）的生涯，是說盡在雪萊的這一句詩里了。對于理解魯迅的作品，特別是《野草》和《故事新編》，這句話可以當作指針。
本書把它譯成：他們把受難習得的，以歌唱傳授。
五、地獄還是失掉的好
論《失掉的好地獄》。
作者在為《野草》英譯本所寫短序中說：“這（指《野草》中的作品）也可以說，大半是廢弛的地獄邊沿的慘白色的小花，當然不會美麗。但這地獄也必須失掉。這是由幾個有雄辯和辣手，而那時還未得志的英雄們的臉色和語氣所告訴我的。我于是作《失掉的好地獄》?！?/p>
馮雪峰說：“一方面預見著國民黨政權的黑暗，一方面也流露著作者當時對革命前途的一種悲觀的看法?！?sup>
此文寫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北伐尚未開始，國共合作還沒有破裂，未來十年的國民黨統(tǒng)治（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并未到來，也看不出一定會到來。魯迅的文字與現(xiàn)實之相關，未必會是那么短期的切近現(xiàn)實。對于上世紀三十年代的讀者而言，那樣理解未必能說得過去。倒像是一種后設敘事，因結(jié)果而想象原因。經(jīng)歷過“文革”之后的人們，再讀這篇短文，對于“一語成讖”四字不能不感到畏懼：“他（一偉大的男子）收得天國，收得人間，也收得地獄。他于是親臨地獄，坐在中央，遍身發(fā)大光輝，照見一切鬼眾?！薄叭祟愑谑峭耆莆樟酥髟椎鬲z的大威權，那威棱且在魔鬼以上。人類于是整頓廢弛，給牛首阿旁以最高的俸草；而且，添薪加火，磨礪刀山，使地獄全體改觀，一洗先前頹廢的氣象?！?sup>
楊義認為：“它隱喻著某種荒唐的歷史邏輯：在人類正義旗號下，重復比魔鬼更為殘酷的政治，這竟成為近代史相當一段時間的血的現(xiàn)實。”
目光如炬的魯迅，不會被任何“正義旗號”所蒙蔽，而僅憑“未得志的英雄們的臉色和語氣”，就能斷定他們得志之后，會干些什么勾當。魯迅實在可以說是察言觀色的高手，洞悉為何“這地獄也必須失掉”的“荒唐的歷史邏輯”，假如他能夠預見到諸如“文革”的多次浩劫，看到未來那“血的現(xiàn)實”，又如何不陷入“悲觀”呢？
“于浩歌狂熱之際中寒，于天上看見深淵，于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于無所希望中得救。”除了魯迅，誰還能給當代人提供這樣令人畏懼的文字？
章太炎在評價戴震的時候曾經(jīng)說：“他雖專講儒教，卻不服宋儒，常說‘法律殺人，還是可救；理學殺人，便無可救。’因這位東原先生，生在滿洲雍正之末，那滿洲雍正所作朱批上諭，責備臣下，并不用法律上的說話，總說，‘你的天良何在？你自己問心可以無愧的嗎？’只這幾句宋儒理學的話，就可以任意殺人。世人總說雍正最為酷虐，卻不曉是理學助成的?！?sup>
理學之為樹也，根深葉茂，即使那些仇視和鄙視其苦果、惡果者，也在對大樹的仰視中慚愧起來，中國的那句古話，叫蚍蜉撼樹談何易。以救世為急務者，大概自己也弄不明白，為什么這棵好樹，不知從何時起就不結(jié)好的果子了。
《野草》里充滿了現(xiàn)代性。魯迅稱《野草》“這二十多篇小品”，“大抵僅僅是隨時的小感想”。有些魯迅專家偏偏要說這不是“小感想”，是魯迅的生命哲學。
死亡的意象在《野草》中是突出的，《離騷》《哀江南賦》《與山巨源絕交書》甚至陶淵明的《自挽詩》，皆沒有如此突出的死亡意象。列維納斯說，死是真正的他者。
魯迅一生拒斥死的說教者，真正在精神上“有一分熱，發(fā)一分光”。
深入閱讀魯迅本人的作品，是了解他的唯一途徑。傳記研究之類大約可以不必那么重視。談論魯迅的著作，更不必煞有介事戴著各種紙糊的帽子。
魯迅死了近八十年了，人間世仍擺出一個“無物之陣”對付他，令他舉起了的投槍無處可擲。
“文革”中的革命式利用，是作為紅寶書的副本出現(xiàn)的，單看看那些個題目，就知道魯迅的文字被集合在一支什么樣的隊伍中，穿上了什么樣的衣服，要去向哪里。今日的學科式利用，也未見得勝出幾籌，大學弄成了官府，沖著學位和文憑而擠進去的青年們，首需苦讀名流的高頭講章，再擠出少量時間來讀魯迅。無論當年的“紅衛(wèi)兵”，還是今日的博士們，都是做正經(jīng)事情的，誰能顧得上魯迅的那點小意思呢？毛澤東在延安時期說過，魯迅是新中國的第一等圣人，然而舊中國對于圣人，是磕頭與摘錄，賦得時文，新中國之于圣人，改變了多少？
魯迅研究學者們的窮途在于，連陌生化的策略，也被鄭重其事地提出來，不意透露了這些研究者們的工作方式。簡直不讀魯迅，或說迫不得已時才讀，這樣避免卷入魯迅的精神糾紛，又可以寫出略為不同的論文，務必在論著中表明作者對于魯迅研究界同人著作的熟悉，以海量注釋和參考文獻為證，這樣的風氣也不止在魯迅的研究領域。
作為文人和作家而言，魯迅一生的境遇，還是令人欣慰的。當年許廣平寫信，表示愿意做魯迅的馬前卒，魯迅回說他并沒有馬，坐人力車已經(jīng)是最闊氣的時候了。至于毀譽，陳獨秀作為魯迅的老友在一九三七年說，“世之毀譽過當者，莫如對于魯迅先生”，“在民國十六七年，他還沒有接近政黨以前，黨中一班無知妄人，把他罵得一文不值，那時我曾為他大抱不平。后來他接近了政黨，同是那一班無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層天以上，仿佛魯迅先生從前是個狗，后來是個神”。魯迅離世之后，“那一班無知妄人”以此出名，宛若大人物，魯迅的政治地位也高到了“三十三層天以上”，但那絕非魯迅所樂于看到的，這是魯迅與其他文人大不相同的地方。
魯迅的全集，依靠國營新華書店的發(fā)行渠道，銷售至全國窮鄉(xiāng)僻壤，但要真正讀懂魯迅，將書籍曾經(jīng)拿在手中的人，還有一生的路要走。
六、新文學的經(jīng)典
魯迅去世的時候，被看作是中國的高爾基。那時中國的紅色政權，僅在狹小的陜甘寧邊區(qū)“割據(jù)”著，未必有人預見它十多年之后的崛起?！案母镒羁斓倪€是火與劍”，這是魯迅一九二五年所說的話。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歷史短，規(guī)模不大，重新發(fā)現(xiàn)大作家的可能性不大。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后對于錢鍾書、沈從文、張愛玲等的發(fā)現(xiàn)，并不是真的重新找到了未面世的大師，不過是由于意識形態(tài)的原因，這些在作品發(fā)表的當時曾經(jīng)產(chǎn)生過影響的作者，被文學史的權力排斥了三十年。
魯迅與穆齊爾（一八八〇至一九四二）、喬伊斯（一八八二至一九四一）、伍爾芙（一八八二至一九四一）、卡夫卡（一八八三至一九二四）、佩索阿（一八八八至一九三五）等是同時代人，與這些西方現(xiàn)代主義的文學大師相比，其作品一向缺乏被當作文學去對待。
魯迅的最大主張是什么呢？
在本文看來，是自然人性論。首要生存，次要溫飽，再求發(fā)展。但這生存卻是屬人的，有尊嚴的，立人之先，在精神覺悟，“人道主義與個人主義的消長”。中國的自然人性論不同于西方，它不是價值中立的。它根源于先秦諸子正德厚生利用的原始觀念，充分肯定塵世生活和個人自然欲望的合理性，在與他人的關系中以忠恕之道處之。通過教育經(jīng)由閱讀以期對于個人的道德境界和思維習慣有所改進，與通過強制性勞動或者剝奪其自由進行改造，動機也許有相通之處，但結(jié)果則有天壤之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訓，最難恪守。
改造社會與改造國民性，如何下手，今天仍是一個問題。從閱讀魯迅開始，從改造自我開始，本文以為不僅是穩(wěn)妥的路，也是切實的路。旁人怎樣，我們無權干涉，自己的人生，卻要由自己來決定，魯迅實在是一個行走在人生長途中遭遇歧途與末路時的良好的向?qū)АＴS廣平當年寫信問路于他，魯迅的回答耐心而具體，并沒有像過客那樣急于逃進自己的孤寂中，或故意做出冷漠的樣子。查拉圖斯特拉的不食人間煙火，在中國竟然幸運地演化成一段攜手十年的戀情，擁有現(xiàn)代大學之母洪堡大學的德國，卻沒有一位現(xiàn)代的女性走進尼采的生活。
魯迅是中國文化內(nèi)部變革沖動的體現(xiàn)，這一文化所以變革，是因為人的緣故。即使在魯迅身后，孩子們依然沒有能從此“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更新中國文化的事，并不因此而停止。
魯迅生在清光緒七年，歿于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做了一輩子反對派，可謂善始善終，至死也不妥協(xié)，就這一點，也不是有些文人可以比擬的：“畢生心血，寄諸楮墨，喜怒哀樂，達于文辭，率直淋漓，不加掩飾，淵博純正，光芒四射，而一以振勵民族精神為依歸?！?sup>早年作為大清國的官費留學生，在日本即加入排滿為宗旨的復興會，后來在民國的教育部領了十幾年的薪水，兼任國立大學的教授，批評起政府來不留情，“我覺得并沒有所謂中華民國”。魯迅晚年住在國民黨統(tǒng)治下的上海，卻公開承認自己的左翼作家身份，與紅色青年相過從，雖有時在租界中躲來躲去，窩藏過瞿秋白這樣的政府懸賞捉拿的共產(chǎn)黨首要分子，卻未有過牢獄之災。生命的最后幾年發(fā)表文章困難，偏偏寫得最多，“鉆網(wǎng)”的經(jīng)驗和辦法似乎特別豐富，生前印行了十九部個人自編文集，譯述不算。后兩年，包括譯著在內(nèi)的二十卷本全集便已問世。據(jù)說日譯本《大魯迅全集》在中文版之前的一九三七年已然出版，不知包含哪些著作?！栋正傳》等著作的英、俄乃至捷克語譯本等在生前已面世。
作為學者，魯迅雖只有薄薄的《中國小說史略》，他在材料上下的功夫和卓絕的眼光、見識，令后來治中國小說史的人感受到莫大的壓力。魯迅的學術論文，嚴格說起來大約只有《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和《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后者于理解魯迅其人尤為關鍵，此文是魯迅一九二七年間在廣州夏期學術演講會所作的演講，當時由許廣平任粵語翻譯。七月二十三日上午、二十六日上午，每次兩小時，兩次共四小時講完。后收入《而已集》中，這在魯迅的文章中算是一篇少見的長文了。
定居上海后，魯迅不再去大學教書，真正稱得上魯迅的學生者，是將其作品深入研讀的一位，日本人增田涉。一九三一年三月，不滿三十歲的日本青年增田涉來到上海，想把《中國小說史略》譯為日文。此后的十個月里，他差不多天天到魯迅家中，通常在午后，連續(xù)三四個小時，魯迅親為他講授，小說史而外還講過《吶喊》與《彷徨》。他離開中國后，魯迅定期與之通信，循循善誘，誨人不倦。魯迅似乎將藤野先生的師恩報答在增田涉身上?？梢哉f，日本的魯迅研究的種子，是魯迅親自播下的，增田涉的好友竹內(nèi)好后為一代名家，此外木山英雄、丸山升、伊藤虎丸、山田敬三、丸尾常喜、北岡正子、尾崎秀樹、竹內(nèi)芳郎等皆有著述，這些年有許多譯成中文出版，令國內(nèi)的魯迅研究者耳目一新。
日本的魯迅研究有特色：一、隊伍不龐大，但整體實力比較整齊，以竹內(nèi)好為最有影響力。二、一些概念的提出，反現(xiàn)代的現(xiàn)代性、回心等，已成為學界討論的話題，“竹內(nèi)魯迅”“丸山魯迅”的說法，更顯示其自成一家的氣象。三、認為周作人具有與魯迅同等的重要性，如木山英雄。尤其看重他于日本文化的評價，特別是好評。四、在魯迅重點作品的解讀與闡釋上肯下笨功夫，學風踏實。木山英雄之于《野草》《狂人日記》《阿Q正傳》《故事新編》等，丸尾常喜之于《吶喊》《野草》等。五、把魯迅放在古今中西的文化焦點上來考察，尊重其作品的本來面目，既沒有神化魯迅，也沒有實用主義歪曲和利用他為某種政治服務。
竹內(nèi)好認為，魯迅一生的關鍵時刻是蟄居宣武門紹興會館埋頭古籍的那幾年：“我想，在那沉默中，魯迅不是抓住了對于他一生可以說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回心的東西了嗎？作為魯迅的‘骨骼’的形成的時期，我不能想到別的時期?！?sup>
仿照竹內(nèi)的思路，國內(nèi)有研究者提出一九二三年是另一關鍵，魯迅遭遇了兄弟反目打擊，陷于搬家瑣事和疾病纏身幾乎什么文章也沒寫——沉默的一年，在本文看來這或許是某種猜想。作家是在自己的作品中成長和長成的，文字寫出來的那個時刻，即是他改觀定型的時刻，不是他先變成作家再去寫那些想好了的作品，相反，倒是一部尚未寫出的作品，把他帶到一個此前從未去過的地方。甚至可以說，是作品的寫作過程——作品的最終完成——創(chuàng)造出了作家。而魯迅一生的文字，很少完成后長期積壓在抽屜里。在本文看來，魯迅的一生的關鍵時刻，毫無疑問是那些重要作品寫作的時刻。此外大約就是一些個人事件發(fā)生、重大決定作出的時刻了，比如魯迅意外地接到周作人斷交信的一刻，決定與許廣平生活在一起的一刻。魯迅的確說過，“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但這是作為《野草》題詞的開頭寫下來的首句。在不寫作的時候，相信魯迅如其他不寫作的人一樣生活，既有苦悶，亦有歡欣，仿佛為寫作積累著素材，其實并不盡然。寫作是一種行為，作品是寫作的結(jié)果，非不寫作所結(jié)之果，用之于任何大作家無不成立。對于莎士比亞的生平，我們所知材料甚少，但相信《漢姆雷特》《麥克白》《李爾王》寫成之日，是莎翁之為莎翁誕生之時。作家和他的作品同時誕生，這是自然的判斷。魯迅日本留學時期的思想，假如沒有“《河南》五論”作證，便什么也沒有，蟄居沉默，沒有作品問世的年月，于文學研究沒有意義，生命自然而然，可以在事后把它想象成未來作品的潛伏與孕育，但不過是想象而已?！兑安荨纷鳛橐痪哦哪甑淖髌罚瑢懽魉鼈兊哪切┤掌诓攀顷P鍵。一九二三年的種種事件，會影響到魯迅其人，間接影響到作品，但《野草》中那些短小的篇章，并不需要長期構思。年譜一列，作家的線索和段落便清清楚楚，除非作者自己聲明，研究者無權把寅年的創(chuàng)作歸功于丑年甚至子年的所謂“沉默”。時間上的前后關系，并不能任意轉(zhuǎn)換成因果聯(lián)系。創(chuàng)作不同于學術研究，除了平日的生活思想積累外，觸機所起的作用非常大。研究者只應依靠作品本身，從作品出發(fā)求得理解，古人稱以意逆志。超越這一界限，就變?yōu)槟撤N“猜想”了。尼采認為，“所有的偉人是偉大的工作者”，又說，“每個人都有與生俱來的才華，但很少有人天生就具備或經(jīng)教育而獲得如此程度的韌勁、毅力和能量，從而真正地成為人才，即成為他之所是。這意味著，才華是工作和行為中釋放出來的”。
七、微言以致誣，玄議以成惑
魯迅在給許廣平的第一封信中說：“如果遇見老虎，我就爬上樹去，等它餓得走去了再下來，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餓死在樹上，而且先用帶子縛住，連死尸也決不給它吃。但倘若沒有樹呢？那么，沒有法子，只好請它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sup>
對于佛的舍身飼虎，魯迅顯然有意要忤逆一下。魯迅與佛教的關系淵源深，可以和尼采與基督教的關系好有一比。尼采曾大聲疾呼“上帝死了”，聲震歐陸。魯迅小聲地對至交說過：“佛教和孔教一樣，都已經(jīng)死亡，永不會復活了?！?sup>聲音雖小，判斷卻下得決絕，而他的老師章太炎是主張以佛法救中國的。“用宗教發(fā)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魯迅生前最后一文中曾提起乃師的這句話。不過與尼采不遺馀力攻擊基督教不同，魯迅很少或者從未直接批評過佛教，且于小乘的力行，還贊賞有加。
魯迅常常說：“我所抨擊的是社會上的種種黑暗，不是專對國民黨，這黑暗的根原，有遠在一二千年前的，也有在幾百年，幾十年前的，不過國民黨執(zhí)政以來，還沒有把它根絕罷了?，F(xiàn)在他們不許我開口，好像他們決計要包庇上下幾千年一切黑暗了?！?sup>這樣說話顯然不是革命者的口吻。
“真也無怪有些慈悲心腸的人不愿意看野史，聽故事；有些事情，真也不像人世，要令人毛骨悚然，心里受傷，永不痊愈的?！?sup>
“但又開始知道了有些聰明的士大夫，依然會從血泊里尋出閑適來?！?sup>現(xiàn)實的血泊，實際上是歷史上血泊的再現(xiàn)，因為健忘，因為瞞和騙，歷史的悲劇一再重演。老調(diào)子永遠也唱不完。魯迅深知延續(xù)了兩千年黑暗勢力的強大，偏想與其同歸于盡。眉間尺與宴之敖者的快意恩仇，實際上并不能終結(jié)歷史之惡的循環(huán)。
啟蒙的名義也好，反封建的旗幟亦罷，依靠鐵與火，埋葬了舊王朝，建立了新政權，并不等于歷史可以從頭開始。革命不得不繼承下來歷史的所有遺產(chǎn)，包括那些難以言說的隱性遺產(chǎn)，巨大的非理性沖動，持續(xù)了千年的道德主義狂熱，后來的“史無前例”之禍正緣于此。不斷革命也許是正當?shù)?，但以什么樣的方式開展起來呢？建立新中國是一個相當長久的事業(yè)，不可能一蹴而就，理想的實現(xiàn)，卻似乎無法暫緩宣布。當年反對國民黨的時候，不論是真的相信，還是出于宣傳的需要，一定會把歷史上的黑暗歸結(jié)于現(xiàn)政權，它的反動造成了現(xiàn)在的痛苦、不公正、非正義，這樣才有理由取而代之，革命成功，新的治理者不再能延續(xù)舊政策、舊習慣、舊作風，主要的乃是舊思想。革命假若僅僅是產(chǎn)業(yè)的易主，所有權的變更登記，那難道不是革命本身的破產(chǎn)嗎？一切忠于革命理想的人，不能接受這個結(jié)果。它已經(jīng)許諾了對于從前加之對手頭上的歷史黑暗全部根絕，再根深蒂固也會在一夜之間拔除凈盡，這在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據(jù)許廣平估計，一九三八年版二十卷《魯迅全集》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之前，印了四次（上海三次，東北一次），累計近一萬套，魯迅三十年集，大概也有這個數(shù)量。不包括那些單行本。一九四九年之后，十卷本《魯迅全集》出版于五十年代，十六卷本出版于八十年代，發(fā)行量巨大。魯迅的接受史，是漫長的意識形態(tài)化的進程。所謂意識形態(tài)化，要點在于不必忠實于原文，甚至不用看清楚原文，依你想要的意思去理解和發(fā)揮，更甚者根本不看原文，不涉理解，只顧發(fā)揮。只要調(diào)子哼對了，不需要也沒有了原意。
蕭軍一九四二年寫的《鑄劍一篇解》就直稱“黑色的人”為“無名氏”，這樣的錯誤，此文后來再發(fā)表時始終不糾正，引用此文的人也不介意。無獨有偶，林斤瀾在近六十年后寫《溫故知新》一文，仍在重復。他向讀者介紹“黑色人”時說，“卻沒有姓名，也不知來歷，又和仇的雙方都無干系”，這三句，均與原作事實不符，黑色人明確說出過自己的名字宴之敖者，“生長汶汶鄉(xiāng)，少無職業(yè)，晚遇名師”，這分明是其來歷，至于他與眉間尺父子，關系很深，“我一向認識你的父親，也如一向認識你一樣”，作者寫出姓名干系，林斤瀾讀出來正好相反，反過來以其作品“深奧不好懂”、“越加意義不明”，得出的結(jié)論是“寫復仇的作品很多，可我沒有讀到這么‘不成樣子’的”。對于《故事新編》中魯迅自己認為寫得最認真的一篇完全否定。林斤瀾也寫小說，似乎是以小說家的眼光挑剔同行的作品，無論是對小說，還是對于復仇題材與魯迅的看法相左，值得重視，可惜這“不成樣子”的判斷的“理據(jù)”，確乎離事實太遠。他理想的復仇小說是什么樣子，并沒有說出來。另一位小說家殘雪，與林的“不成樣子”的判斷相反，稱小說“達到了登峰造極”，雖然本文未必同意她于復仇主題的“純藝術層次”說法，但她于“魯迅先生作為純粹藝術家的這一面，長久以來為某種用心所掩蓋、所歪曲”的論斷，還是言中了的。在本人看來，這“掩蓋”與“歪曲”的動機有二，除了“某種用心”之外，還有“某種太不用心”，后者更加令人失望。
《過客》中那女孩贈予的“一片布”的下落，原文中直至劇終，還在過客的手中，他嘗試了幾次要還回去，沒有做到，原因在那女孩沒有接過去。翁的最后的交代是，“要是太重了”，“你掛在野百合野薔薇上就是了”，只有布仍在過客手中，并伴隨他前行時，才有說這話的可能。所以，作品的事實非常清楚，過客雖不情愿但還是接受了那布的。馮雪峰一九五五年寫的《論野草》一文，卻說“拒絕女孩子給他包腳的一片布”，“因為太多的好意的贈與對他是過重的負擔，會使他不能走遠路”。這后邊的一句話的意思，在過客幾次歸還布的過程中，表達得清楚，但同樣清楚的是，他最后還是帶了這片布走，魯迅在布的贈與拒的問題上反復花費筆墨是有寓意的，倒使沒有耐心看個仔細的讀者，提前把這布弄丟了。批評家既然要寫文章，不該中途放棄對于布的追蹤，而滿足于匆忙得出自己的結(jié)論。蕭、馮二人，曾是魯迅信任的人，后者亦是魯迅研究的權威和十卷本《魯迅全集》編纂出版的主事者，在評論魯迅時態(tài)度似乎不可謂不認真，出現(xiàn)這樣的錯誤，可見真正了解魯迅的意思，多么困難。
魯迅在一九二五年的通信里對于《過客》的題旨曾經(jīng)有過一番解說，閱讀《過客》而對于那一片布的下落失察者，假如讀了作者的這一番話，總該想到去糾正自己的過錯吧。
“《過客》的意思不過如來信所說那樣，即是雖然明知前路是墳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絕望，因為我以為絕望而反抗者難，比因希望而戰(zhàn)斗者更勇猛，更悲壯。但這種反抗，每容易蹉跌在‘愛’——感激也在內(nèi)——里，所以那過客得了小女孩的一片破布的布施也幾乎不能前進了?！?sup>
意識形態(tài)化的閱讀方式，妨礙我們了解魯迅的作品。
八、同路人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魯迅離開他居住十四年的北京，與許廣平同行，乘火車轉(zhuǎn)道天津，途經(jīng)上海遠赴廈門，九月五日抵達。魯迅的離京，固然有政治的因素。三一八慘案之后，魯迅受到通緝，躲進德國醫(yī)院，五月二日后返回寓所，奉系軍閥于文化界的鎮(zhèn)壓，使北京的氣氛越來越恐怖，邵飄萍和林白水相繼被暗殺，但重要的原因，是其個人發(fā)生的變動——許廣平闖入了魯迅的生活。
魯迅本是安于孤獨的人。新文學陣營瓦解了，情同手足的兄弟反目了，他已然守著自己的孤獨，并寫下《野草》，孤獨釀出甘洌的酒，是贈與一切孤獨者靈魂的禮物。面對不期然而至的愛情，魯迅一定猶疑再三。他從來不是一個缺乏勇氣的男人。
在魯迅與許廣平的關系上，體現(xiàn)了魯迅的人格。他與許廣平相識之時，與發(fā)妻已分居多年。他仍然克制自己的感情和欲望，首先想到的是怕辱沒了對方，并不愿重建一個主奴關系作為婚姻的補充。假如說母親為他締結(jié)的帶有舊式主奴色彩的婚姻無法變革的話，解除這關系反而于被動的一方有所傷害，魯迅的不愿離婚是人道主義的考慮。對舊式女人而言，婚姻是她唯一的生存方式，服侍公婆天經(jīng)地義，朱安曾經(jīng)說過，“娘娘若是歸了西，以大先生的為人，他也會養(yǎng)我一輩子的”。她未料到魯迅死在了老太太前頭。老太太去世之后，許廣平仍然承擔了朱安的生活費用，實際上是完成魯迅的遺愿，雖然魯迅未明言這點。朱安以舊式道德接納許廣平，視海嬰為己出，許廣平以新式道德——人道情誼贍養(yǎng)朱安，完成魯迅的未竟之事。在那樣一個過渡的時代里，這或許是最溫暖最動人的一種方式了。
魯迅和許廣平的相識，是在女師大的課堂上，私情密誼的開始，則是通信。雖然在同一個城市里居住，年齡身份差異較大，蘊藉委婉的思想和感情在字斟句酌間流蕩，紙上的交流顯得優(yōu)游充分，世上大約有許多戀情，是文字生發(fā)出來的。有些想象不出未識字不能寫信的情人，那種無語，令人心碎。
魯迅式的個人主義，與西方個人主義最大的差別，在于文化上的潛在氛圍不同。相對于西式的理性主義框架下的主奴關系，中國的道德戒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傳達的，不是“現(xiàn)成的‘什么’，而是揭示出一個人與人相互對待、相互造就的構成原則，一種看待人生乃至世界的純境域（sontextual，situational）的方式”。有學者稱為相互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試圖以此區(qū)分魯迅的“‘立人’思想”和“立‘人’思想”。而后者才是關鍵。“所謂‘立人’，所謂確立人的主體性或樹立自我的主權，從而獲得自由和解放，這一課題不能單獨依靠自己來實現(xiàn)，也不能單向地解決，必須將它延伸到相互關系中。”“如何消除廣泛存在于思想、制度、文化等領域的主從關系，停止奴役關系的再生產(chǎn)”，這是魯迅的問題所在。
相互主體性于魯迅而言，不是一句空言，也不是抽象的理論。在《兩地書》中有豐沛動人的材料可供體會。許廣平一開始居于主動，甚至在許廣平本人涉及兩人愛情的文字中，男女角色是倒置的，她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發(fā)表于《國民新報副刊（乙刊）》（署名平林）上的《同行者》，一邊以廣東方言“佢倆”稱呼他們，同時又始終以“她”稱謂魯迅。另一篇未發(fā)表的《風子是我的愛……》中，也有類似的意思：“風子有一個劫運，就是在上古的時候，人們把它女性化了！說它是‘風姨’，然而我則偏偏說它是風子?！薄暗亚榈娘L子，時時攀起臉孔，呼呼的刮叫起來，是深山的虎聲，還是獅吼呢？膽小而抖擻的，個個都躲避開了！穿插在躲避了的空洞洞呼號而無應的是我的愛的風子呀！風子是我的愛，于是，我起始握著風子的手?！?sup>魯迅從第一封回信始，以男性化的稱謂“廣平兄”，令小女生發(fā)出抗議。后來的通信，多數(shù)仍以“廣平兄”相稱。一九二九年的通信改稱“小刺猬”，與此相應則自稱“小白象”。一九三二年的通信一律稱“乖姑”。乖有“乖順”“乖離”兩個意思，當乖同時包含兩種相悖的含義，意味要豐富一些，幽默起來，本書并不能想象魯迅此稱的準確含義，權作自解。白象是佛教中的祥瑞，“象有大威力，而其性柔順，故菩薩自兜率天降下，或乘六牙之白象，或自化白象而入摩耶夫人之胎”?！坝窒鬄槠召t菩薩所乘，是表菩薩之大慈力也。”“象有大力，表法身荷負，無漏無染，稱之為白。”
周作人曾引佛經(jīng)之言，說流言之于小人，如石雨鳥，于大人則如華雨象。魯迅曾經(jīng)長年抄錄佛經(jīng)，他對這一驚心動魄的比喻肯定不陌生。他和許廣平的愛情自然會受到非議，當他署名“小白象”的時候，相信自己可以無視流言，他真的是做到了，毅然而坦然。
《過客》中那位女孩的一小片布（或是一方舊帕子），改變了作者的生活。孤獨者沉湎在自己的孤獨之中是沒有出路的，連尼采也不能不對未來的讀者滿懷期望。魯迅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寫給許廣平的一首七言古詩：“十年攜手共艱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畫圖怡倦眼，此中甘苦兩心知。”此詩向不為人知，一九三八年的二十卷《魯迅全集》和一九五六年的十卷本《魯迅全集》均未收錄。一九六四年十月許廣平在整理舊物時發(fā)現(xiàn)，此詩夾在他贈予她的《芥子園畫譜》中，許廣平不畫畫，三十年過去了，“追憶往事，不禁憮然”。
走出孤獨的魯迅，在生命的最后十年，由于對右翼政府的不滿和叛逆，很自然地成為以上海為中心而醞釀出來的追求自由和進步的廣義的左翼文化運動的同路人。而瞿秋白的《魯迅雜感選集序言》，征服了魯迅的心，使他將這位羅曼蒂克的革命家引為知己。
從“《河南》五論”到“北平五講”，相隔二十五年，既表明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遷，也標志著晚年魯迅思想的變化。他從早期的個人主義式的思想啟蒙，已經(jīng)轉(zhuǎn)向了集體主義式的救亡方案。這既是其思想內(nèi)在發(fā)展線索的邏輯延伸，同時又受到現(xiàn)實特別是外來侵略的逼迫。而貫穿前后始終不易的，乃是一種得自于章太炎的民族主義立場。
“北平五講”指魯迅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北京大學第二院的講演《幫忙文學與幫閑文學》，同日在輔仁大學的演講《今春的兩種感想》，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女子文理學院的演講《革命文學與遵命文學》，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北京師范大學演講《再論“第三種人”》，十一月二十八日在中國大學的演講《文藝與武力》。
陸萬美《追憶魯迅先生“北平五講”前后》（一九五六），于伶《魯迅“北平五講”及其他》（一九七七），木將《憶魯迅先生的“北平五講”》（一九六一），嚴薇青《回憶在北大二院聽魯迅講演》（一九七六），幾位當年聽講者的回憶，早已有所謂“北平五講”的稱謂，且據(jù)說還與所謂“上海三噓”并提，“北平五講”之后，上海曾盛傳先生有“上海三噓”之作，但并沒有作。據(jù)魯迅先生自己說：“那時是在一個飯店里，大家閑談，談到有幾個人的文章，我確曾說：這些都只要一噓了之，不值得反駁?！边@些講稿，前兩篇收入《集外集拾遺》，是魯迅過目和修改的定稿，后三篇講稿均沒有保留下來，但閱讀記錄稿原文、當時的媒體報道以及魯迅的書信、日記，可以了解其大意。
魯迅一九三四年《致楊霽云》說：“在北平共講五次，手頭存有記錄者只有二篇，都記得很不確，不能用，今姑寄上一閱?！辈⑶艺f，“幫閑文學實在是一種緊要的研究，那時煩忙，原想回上海再記一遍的，不料回滬后也一直沒有做，現(xiàn)在是情隨事遷，做的意思都不起來了，所以那《五講三噓集》也許將永遠不過一個名目”。
“北平五講”到底講些什么？第一講在北大，談的是“幫閑文學實在就是幫忙文學”，山林文學也差不多等于廊廟文學，因為身在山林，心存魏闕?，F(xiàn)在的文學，比從前更為巧妙，所謂“為藝術而藝術”，實質(zhì)上是幫忙加幫閑。既然“這種幫忙和幫閑的情形是長久的”，那么“只要能比較的不幫忙不幫閑就好”。七八十年過去，這真是使人感慨的。
第二講在輔仁大學，感想之一是“日人太認真，而中國人卻太不認真”，“中國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掛就算成功了”。感想之二是“我們的眼光不可不放大，但不可放的太大”，“我希望一般人不要只注意在近身的問題，或地球以外的問題，社會上實際問題也是要注意些才好”。對于文學的現(xiàn)狀，也有這樣的兩種感想。
第三講在女子文理學院，是一些“毛丫頭”，“蓋無一相識者”。題目是《革命文學與遵命文學》——“我國自北伐以來，革命文學，風行一時。后因畏南京之壓迫，乃改入遵命文學之徑途。統(tǒng)治階級所不欲聞者，不說。而‘為藝術而藝術’之牌子遂復為一班遵命文學家所利用矣?！?sup>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世界日報》有比較詳細的“講詞大意”，魯迅認為“離實際太遠”，“我決計不要它”?！斑@兩個題目，確是緊要，我還想改作一遍?！?/p>
第四講在北師大，應文藝研究社邀請，曹未風自述作為學生代表之一，曾經(jīng)去白塔寺魯迅的住所相邀。地點因聽眾太多而臨時改在該校教理學院風雨操場，觀眾二千馀，講題是《再論第三種人》。當時的報道說：“不大會兒人頭鋪滿了大操場，任何狂風吹吧，我們在這兒站定！黑黝黝一片如雷布云，可惜離講臺遠的人們無論如何也聽不見他老先生講的是什么，他們卻滿足了，因為他見了這位老當益壯的戰(zhàn)士了——一個憔悴襤褸的糟老頭兒?！倍鴮τ谘葜v的內(nèi)容，該記者說：“從前的陳獨秀，如今也罵農(nóng)工是土匪了。他們和他們以前的敵人，是一樣要滅亡的。”“文學的出路，我們只有接近新的主人——工農(nóng)，不然只有滅亡?！?sup>
另一位報道者記錄下來的魯迅的話：“新興藝術的前途，無論如何，時代必然趨勢，什么方法也阻礙不住的?！薄爸v到知識的存在與否，雖然好像為己，他的事業(yè)既然同群眾結(jié)合，那么，他的存在，也就不是單為自己了?！?sup>
第五講在中國大學，題目是《文藝與武力》，按照當時南寧《國民日報》副刊《北平通訊》的報道：“言論與文學，自中國上古以至今日，自世界以至中國，均屈服于統(tǒng)治階級，故吾人爭取言論自由，與努力革命文學，實為文人目前之急務?，F(xiàn)代新文學，正如一小孩，尚在襁褓中，吾人須扶養(yǎng)其成人也?！?sup>
魯迅的這些想法和主張，實際上代表了那個時代左翼文化力量的共同立場，盡管左翼內(nèi)部在口號和主張上一直存在大的分歧，他們對于許多問題的看法還是一致的。不過那一時期的左翼，并不能簡單地等于共產(chǎn)黨。
張志揚說：“魯迅歷來只關注具體的人：先是寄希望于‘超人’，不得；后來寄希望于‘青年’，不得；最后寄希望于‘無產(chǎn)者階級’——晚年恐怕已經(jīng)深惡痛絕‘四條漢子’式的‘無產(chǎn)者階級’了吧，于是去做‘故事新編’，應了‘過客’的自況。說魯迅有了‘歸宿’，恐怕是假?！?sup>
九、士為知己者死
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五日，瞿秋白在福建上杭縣濯田區(qū)水口鄉(xiāng)小經(jīng)村被捕，就在這同一日，魯迅在上海的寓所里開始翻譯果戈理的長篇小說《死魂靈》。他從沃多·培克的德文譯本轉(zhuǎn)譯，至十月十七日譯迄，前后近八個月，十一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在譯書的過程中，得到瞿秋白被捕的消息，收到他化名寄來的信，設法找鋪保營救，后來得到他的死訊。魯迅曾認為瞿秋白是翻譯《死魂靈》的最佳人選。我們不知道魯迅是否意識到自己來日無多，但這卻是他一生中完成的最后的兩項大事之一，另一件是編輯和出版瞿秋白的譯作《海上述林》，上下兩冊，近八十萬字，拿到日本印刷，從版式到校對魯迅一人任之，精益求精，印了五百部。下冊尚未拿到樣書，魯迅溘然長逝。今天的讀者，閱讀果戈理，一般會借助于滿濤譯自俄文的《死魂靈》。四卷本的《瞿秋白文集》出版于一九五四年，三十年之后，十四卷本的《瞿秋白文集》問世。
出生于十九世紀之初的果戈理只活了四十三歲，被稱為“俄國散文之父”，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說，“我們都是從果戈理的外套里鉆出來的”。在《摩羅詩力說》中，魯迅說他“以不可見之淚痕悲色，振其邦人”。魯迅在自己寫小說之前就喜愛果戈理，三十年過去了，對于這位俄國的大師“幾乎無事的悲劇”仍不能忘懷：“這些極平常的、或者簡直近于沒有事情的悲劇，正如無聲的言語一樣，非由詩人畫出它的形象來，是很不容易覺察的。然而人們滅亡于英雄的特別的悲劇者少，消磨于極平常的或者簡直近于沒有事情的悲劇者卻多?！?sup>
“果戈理的運命所限，就在諷刺他本身所屬的一流人物，所以他描寫沒落人物，依然栩栩如生，一到創(chuàng)造他之所謂好人，就沒有生氣?！痹谶@一點上，魯迅與果戈理不同，從大禹、墨子，到眉間尺、宴之敖者、魏連殳，魯迅式的英雄，赫然在目，令閱讀的人掩卷遐思，怦然神往。
“果戈理卻第一個看到了人們看不見的但卻最可怕的永恒的惡不在悲劇中，而在整個無悲劇中；不在力量中，而在無力中；不在極端的無理性中，而在過于理智的中庸中；不在尖銳與深度中，而在遲鈍與平面中。整個人類感情與思想的鄙俗，不在最大中，而在最小中。”這正是魯迅心儀果戈理的根源。
閱讀果戈理的時候，忍不住猜想，假如魯迅多活幾年，會寫一部《死魂靈》式的長篇小說，刻畫中國社會當中“幾乎無事”的悲劇。翻譯每每是魯迅引出自己創(chuàng)作的觸媒，可以證之以《域外小說集》之于《吶喊》，證之以《苦悶之象征》之于《野草》。以魯迅對于中國社會的深透了解，以魯迅的才智和畫家的本領，我們難道不可以期待一部比《圍城》分量更重的長篇小說的誕生嗎？魯迅一向身體不好，患有嚴重的肺疾，生命停止在五十六歲。傳聞死于日本軍醫(yī)之毒殺，不得其詳。
據(jù)馮雪峰回憶，魯迅晚年曾經(jīng)談起高爾基的長篇小說《克里姆·薩姆金的一生》。馮雪峰在一九三七年十月所寫《魯迅先生計劃而未完成的著作》一文中披露，魯迅的早逝，除了使他已有腹稿的兩篇短文（關于“母愛”，關于“窮”）無法問世外，還有兩部長篇小說和一部中國文學史。這兩部長篇，一部寫唐朝李隆基和楊貴妃，一部寫四代知識分子命運變遷。
常常會忍不住去想象文學史上那些幾乎就誕生出來的偉大作品，由于作者才情并茂，使我們深信它一定是杰作，但由于死亡，也由于身不由己以及種種的政治動蕩，這些偉大的作品沒有顯現(xiàn)，它們永遠不會在書架上占據(jù)一個空間，但卻不妨礙在想象中閱讀它們。除了魯迅的文學史和長篇小說外，還有錢鍾書的另一部長篇小說《百合心》，趙樹理約八十萬字的長篇小說《戶》，吳興華寫柳宗元的長篇歷史小說《他死在柳州》。
提起未完成之作，最使人揪心的還是瞿秋白。他在獄中所寫《多馀的話》，實際只是他計劃撰寫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第二部和第三部不僅有題目，亦且還有詳細的小標題，他自己命名為《未成稿目錄》，第二部《讀者言》題下，有十個小標題；第三部《痕跡》題下有三十個小標題（標號共三十一，但原抄件無第十七）。前者是一部文學評論集，后者則是較為詳細的個人自傳或者回憶錄，除了小標題外，還以地名等為線索，將個人生活歷程明顯地區(qū)分為十一個段落。一九三五年六月四日他在獄中向采訪的《國聞周報》記者出示寫好的《多馀的話》原稿（黑布面英文練習本，鋼筆藍墨水書寫，原稿至今下落不明）時說：“打算再寫兩本，補充我想講的話，共湊成三部曲，不過有沒有時間讓我寫，那就不知道了。”《多馀的話》的研究，未見有人從三部曲的角度去闡釋這一文本。
魯迅長瞿秋白十八歲，幾乎是兩代人。他們相互激賞，使我們知道這世界上，誠摯的情誼不是一句空話。魯迅對于這位知己的憐愛與疼惜，最附深衷，恰似宴之敖者之于眉間尺，他們兩位都清楚自己的孤獨處境，因為每個人與自己周圍的人決然不同，所以注定了無路可走。魯迅在工頭主義的皮鞭下埋頭苦干的時候，瞿秋白卻拖著病體等待敵人的搜尋。他曾經(jīng)領導的組織，在他最需要他們的時候拋棄了他。誰無私誰被排斥和吃掉，章太炎如此，魯迅如此，瞿秋白亦如此。魯迅和瞿秋白的相繼離世，這個黑暗的世界，更加黑暗了。
- 《魯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1頁。
- 在《復仇》的文本中，這對仇人性別不詳，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六日作者《致鄭振鐸》信中說：“我在《野草》中，曾記一男一女，持刀對立曠野中，無聊人競隨而往，以為必有事件，慰其無聊，而二人從此毫無動作，以致無聊人仍然無聊，至于老死，題曰《復仇》，亦是此意。但此亦不過憤激之談，該二人或相愛，或相殺，還是照所欲而行的為是。因為天下究竟非文氓的天下也。”見《魯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15頁。
- 安托南·阿爾托（一八九六至一九四七），那時正在法國推動超現(xiàn)實主義運動，他主張“放棄戲劇從前所具有的人性的、現(xiàn)實的、心理學的含義而恢復它的宗教性的、神秘的含義，這種含義正是我們的戲劇所完全喪失的”。參見氏著：《殘酷戲劇——戲劇及其重影》，桂裕芳譯，中國戲劇出版社1993年版。
- 《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281頁。
- 《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167頁。
- 尼采說：“這是事情的幽默所在，一種悲劇性的幽默：保羅恰好把基督用自己生命來否定的東西大張旗鼓地重新樹立起來?！币娋S茨巴赫編：《重估一切價值》上卷，林茄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61頁。
- 《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169頁。
- 《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425頁。
- 《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105頁。
- 《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86頁。
- 《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376頁。
- 《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87頁。
- 參見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魯迅先生紀念集》，上海書店根據(jù)1937年初版復印；《魯迅年譜》下冊，安徽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42頁。
- 《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412頁。
- 《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107頁。
- 司馬遷：《史記》第10冊，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3181頁。
- 一九三九年十月，在紀念魯迅逝世三周年時，《過客》曾經(jīng)被劇協(xié)作為舞臺劇演出過，胡風為這一演出所作的說明是：“像《孤獨者》里面的魏連殳一樣，這過客也就是先生自己。”見《胡風評論集》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93頁。
- 《許廣平文集》第3卷，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頁。
- 《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281頁。
- 《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124頁。
- 郭慶藩：《莊子集釋》第4冊，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1077頁。
- 《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340頁。
- 《雪峰文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92頁。
- 《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189頁。
- 《楊義文存》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77頁。
- 《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191頁。
- 姜玢編：《革故鼎新的哲理：章太炎文選》，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頁。
- 直至“文革”后期，中央黨校編寫組還出版了一部《魯迅批判孔孟之道的言論摘錄》。一九七六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魯迅言論選輯》其一其二，將魯迅言論分列九題：一、論階級和階級斗爭；二、支持新生事物；三、堅持革新，反對倒退；四、批判投降主義；五、反對調(diào)和、折中；六、論無產(chǎn)階級革命和無產(chǎn)階級專政；七、論教育革命；八、論文藝革命；九、論科技革命。這些新題目與四十年前的舊文字，竟能被統(tǒng)一于時勢政治的手冊里，魯迅實在夠得上一位先知了，這是對啟蒙者的反諷嗎？
- 陳獨秀：《我們斷然有救》，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頁。
- 許廣平：《魯迅全集編校后記》，載《魯迅全集》第8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3頁。
- 竹內(nèi)好：《魯迅》，李心峰譯，浙江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46頁。
- 《魯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5頁。
- 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第44頁。
- 同上，第76頁。
- 《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133頁。
- 同上，第136頁。
- 林斤瀾：《溫故知新》，一土編：《21世紀：魯迅和我們》，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83頁。
- 《雪峰文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88頁。
- 李天明：《難以直說的苦衷——魯迅野草探秘》，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75頁?！八徒o過客一塊布來裹腳上的傷。然而他卻拒絕了老人的勸告和女孩的布，頑固地繼續(xù)他的旅程，”重復了同樣的錯誤，不是理解上的錯誤，而是閱讀上的錯誤。
- 《魯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42頁。
- 張祥龍：《從現(xiàn)象學到孔夫子》，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193頁。
- 高遠東：《現(xiàn)代如何“拿來”：魯迅的思想與文學論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75頁。
- 民進中央宣傳部、魯迅博物館編：《許廣平》，開明出版社1995年版，第137頁。
-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456頁。
- 《魯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78頁。
- 《魯迅書信集》下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版，第692頁。
- 《魯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版，第623頁。
- 《魯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版，第627頁。
- 北平通訊：《魯迅到北平》，原載南寧《民國日報》副刊，1932年12月20日。
- 王君：《魯迅講演記》，《世界畫報》第364期，1932年12月4日。
- 《魯迅昨在師大講演》，《世界日報》1932年11月28日。
- 北平通訊：《魯迅在北平》，原載南寧《民國日報》副刊，1932年12月20日。
- 墨哲蘭：《中國現(xiàn)代性思潮中的“存在”漂移？》，載萌萌主編：《“古今之爭”背后的“諸神之爭”》，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版。
- 《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293頁。
- 梅列日科夫斯基：《果戈理與鬼》，耿海英譯，華夏出版社2013年版，第4頁。
- 周永祥：《瞿秋白年譜新編》，學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3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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