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準備

1993年5月～2000年6月

在晴天和陰云密布的雨天里，都會有士兵死去——這就是在1994年一個宜人春天早晨里的悲劇教訓。3月23日，星期三，在布拉格堡操場上和我的軍士長史蒂文·卡夫進行完10英里長跑后，我做了一次季度訓練簡報。每90天這個簡報就在第82空降師進行。在這兒，一名旅長和他的下屬營長們將向副師長匯報最近的訓練成果并制訂隨后的訓練計劃。在39歲那年，我是一名傘兵部隊的指揮官，而且我的部隊——第2營，隸屬于被稱為“白色魔鬼”第504空降步兵團——剛結束了在路易斯安那州波克堡的軍隊聯(lián)合備戰(zhàn)訓練中心進行的一次具有挑戰(zhàn)性但很成功的輪訓。指揮一支我喜歡的營10個月后，我的生活變得異常美好。

我也一直很幸運。因為希望在第82空降師指揮戰(zhàn)斗，我終于來到了1977年成為一名新中尉時所在的旅。我是在上一年的5月帶著一絲不安回到第82空降師的。我離開了它整15年。我知道很多東西已經(jīng)發(fā)生了變化，而且這支驕傲的部隊是獨一無二的。但我加入了一個指揮有方的部隊，它比我剛從西點軍校畢業(yè)后加入的那支越戰(zhàn)后的第82空降師更優(yōu)秀。我的旅長，陸軍上校約翰·阿比扎伊德（John Abizaid），鍛造了一支按照“低干涉原則”進行領導的親密的指揮官隊伍。盡管他是我的上司，但他也是我的朋友。

當我在10個月前的1993年5月接管該部時，“白色魔鬼”已經(jīng)是一支緊密團結的部隊，而且從一開始我就把團隊合作放在首要地位。在第24機械化步兵師，我學會了利用技術技能，像射擊術，在我們未經(jīng)任命的軍官中建立自信、強化專業(yè)知識并樹立堅定的標準意識。在504團我們同樣在機槍射擊訓練課程中利用這一點。同樣地，游騎兵教會了我從體能挑戰(zhàn)獲取力量，因此徒步行軍再次成為鍛造軍隊精神的重點。傘兵對我強調(diào)凝聚力的響應非常熱烈。在那年3月的早晨，它被證實是不可或缺的。

當我前往總部作季度訓練簡報時，我瞥了一眼我的營的那些傘兵，他們正裝載車輛準備轉移至幾英里外位于波普空軍基地調(diào)度點的綠色停機坪。在那里他們將完成最后的復習訓練，然后背上降落傘起飛，進行一次例行的白天跳傘訓練。參加跳傘的大部分都是新兵、炊事員、文員或其他崗位的人員，他們對全營的行動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但他們因為自己的職務不能加入我們更大規(guī)模的部隊跳傘訓練。我對幾名熟悉的中士點點頭并微笑。我羨慕他們可以到外面，而我則只能待在一個會議室里。

我早到了幾分鐘，在到地下會議室前，我們聚集在約翰·阿比扎伊德的辦公室進行非正式談話。過了一會兒，透過辦公室的窗戶，我們注意到一大縷黑煙在北面綠色坡道的方向升起。

“這肯定是一場巨大的火災，在波普附近?！庇腥苏f。我們認為這是一場受到控制的火災，并轉到樓下繼續(xù)進行簡報會議。片刻后，旅主任參謀打斷會議，有點兒氣喘地說：“長官，綠色停機坪發(fā)生了一起大事故?！蔽覀兟犞嬖V約翰·阿比扎伊德。

副師長邁克·卡納（Mike Canavan）準將，說他會開車去評估狀況，并建議我和約翰跟他一起去。

隨著緊急車輛向高聳的黑煙駛去，我們也越來越明顯地感覺到一場重大事故發(fā)生了。不久前在我們的總部旁還看到我的傘兵，我沒有意識到這次事故可能與他們有關。但在離綠色停機坪大約250米遠處，我們開車經(jīng)過了一名我認識的“白色魔鬼”的傘兵。他身上沒有任何裝備和貝雷帽，正漫無目的地朝我們營的方向走去。傘兵不會像這樣走路。

在綠色停機坪，因為我們乘坐的是卡納準將的車，所以能夠迅速通過已經(jīng)建立的軍事警戒線并進入飛機失事地點。救護車、消防車、憲兵和從附近軍隊來到現(xiàn)場幫忙的車輛隨處可見。受傷和遇難的士兵被火速轉移到了在幾英里外布拉格堡的沃麥克軍隊醫(yī)院。我很快發(fā)現(xiàn)我的幾名傘兵，并從他們那里得知我的營遭受了最沉重的損失。事故最終讓19名“白色魔鬼”成員遇難，40多人受傷，這讓人十分悲痛。一個兄弟團，505團，也在這場事故中失去了他們的4名傘兵。

這是一次打擊。在戰(zhàn)斗中，損失是痛苦的，但甚少令人驚訝。這是戰(zhàn)爭的本性。這次事故的范圍和嚴重程度類似于戰(zhàn)爭，但卻沒有伴隨著戰(zhàn)爭所允許的心理準備而降臨。這一時刻正需要我一直長期學習并知道終有一天必須用到的某種領導能力。

我們開始拼湊事情的經(jīng)過，隨著時間過去，事件的細節(jié)變得清晰。一架F-16戰(zhàn)斗機和一架C-130運輸機同時在波普空軍基地起飛，結果這兩架空軍飛機在飛行中發(fā)生碰撞，戰(zhàn)斗機的飛行員失去控制并彈出機艙，他的飛機墜落到機場上，撞上一架停放著的C-141飛機。兩架飛機的碎片，以及燃料起火后的沖擊波向外擴散，波及綠色坡道。在那里，傘兵們聚集在一起，正準備登機跳傘。

事故影響的范圍不大。有的傘兵逃離了不斷靠近的可怕小火球，他們切出了一個逃難方向，并未受傷；而那些站在火球和飛機殘骸集中沖擊方位的士兵，則遭受到了嚴重的燒傷或更糟的情況。事件很快就處理完畢了，但重建全營的過程以及這場事故對許多人產(chǎn)生的影響，將會持續(xù)很長一段時間。

在這個級別的事故中，同一次重要的作戰(zhàn)行動一樣，有兩樣當務之急。第一是為傷員提供醫(yī)療護理。年輕的醫(yī)務人員和指揮者必須當場驗傷——決定誰首先得到治療并獲得生存下來的機會。在綠色停機坪，醫(yī)療物資在幾分鐘后就到位了，這減輕了處理壓力。

第二個當務之急便是責任。在戰(zhàn)斗中，士兵有一個神圣的責任，便是不拋下任何一個人，但在一個瞬息萬變的混亂局勢中，對每一名同伴負責是非常困難的。在綠色停機坪，這支混合部隊和許多受傷的士兵迅速疏散了，而我們還缺乏一個專業(yè)系統(tǒng)跟蹤他們，可以讓我們定位每一名傘兵。

我很快意識到，我需要針對發(fā)生的事情給我的營傳達一個明確的信息。不準確的傷亡數(shù)字或混雜的信息將使我們更難專注于前方的任務。幾乎就在同時，我還決定，與其允許部隊沉湎于悲傷或自我憐憫中，更積極的做法是紀念我們的死者，照顧我們受傷的人，并為受影響的家庭做一切我們所能做的事情。于是，我離開機場到了后方醫(yī)院。

不出所料，沃麥克軍隊醫(yī)院陷入了一片混亂。急診室入口區(qū)域擠滿了到達的車輛，但工作人員卻異常冷靜地進行處理。我們建立了一個小型指揮中心，開始統(tǒng)計準確的傷亡數(shù)字，我來到停尸房確認他們每一個人的身份。

這樣的事件會被新聞報道迅速傳播，我們必須努力在第一時間通知相關傘兵的家屬，好讓他們不會從公開的訊息中聽到這不幸的消息，然后在可怕的焦慮中度過幾個小時。我們還需要確保這種匆忙不會傳遞出可能會對親人或朋友造成痛苦的錯誤信息。

當我們收集和確認傷亡清單時，熟悉而親密的名字出現(xiàn)了，像參謀軍士詹姆斯·霍華德，一名只有27歲的人事機構的資深領導者。后來，安妮和我跟他的妻子以及兩個年幼的孩子在墓地一起送別了他。名單里還有我還沒見過的傘兵，像來自密蘇里州錫納斯的22歲一等兵湯米·考德威爾——一個丈夫和父親——也遇難了。這本應是考德威爾在第82空降師的第一次跳傘。我可以想象他和他年輕的妻子本來會在晚上為此慶祝。

人們聚集在醫(yī)院的一個大接待室，等待消息或是一個去探望受傷的丈夫或朋友的機會，我們營一名士兵的年輕妻子到了。簡·達納韋嫁給了克里斯·達納韋，我的人事軍官。兩人都來自阿肯色州的農(nóng)村，都熱愛軍隊生活，克里斯充滿活力地加入了第82空降師和我們營。那天，聽說了這次事故后，簡從她的住處開車來到醫(yī)院看是否可以提供幫助。她不知道克里斯也遇難了。

在簡走進房間前不久，我在停尸房確認了克里斯的遺體，并看到了他的心口上文著獨特的機翼文身，這讓人想起他對軍隊的激情和投入。軍隊規(guī)定由一位隨軍牧師按照一個謹慎的程序通知死亡士兵的配偶。我不能冒險讓她從一份冰冷的名單上或一次輕率的談話中得知克里斯的消息。因此我把她拉到一邊，并無比同情地告訴了她。

我從未試過親自向一名士兵的妻子傳達這樣的消息，盡管我跟簡很熟，但我不知道接下來會發(fā)生什么。我想雖然我是一名老兵，但她的反應還是會讓我不知所措。但她當時直視我的眼睛，稍稍挺直身體，并向我致謝。

“這是艱難的一天。我要看看我是否能幫助其他的家庭?！彼届o地說。

從一開始，我就意識到有條不紊才是真正的同情。安妮、我和其他領導自然而本能地聚集到受傷傘兵的床邊，花時間跟悲傷、害怕的家屬在一起。但組織和安撫傘兵及配偶的過程更讓我們感動。我們發(fā)現(xiàn)每個人都樂于幫忙，很自然地產(chǎn)生了領導人物，許多妻子給家屬安排分發(fā)膳食，在需要的地方提供兒童看護，甚至給受撞機事件影響的孩子分發(fā)了135個復活節(jié)籃子。

在第一天，安妮、凱西·阿比扎伊德和其他部隊領導人在醫(yī)院花了他們的大部分時間。醫(yī)院工作人員非常厲害，但“白色魔鬼”成員和他們的配偶為人們面對不確定的未來提供了基本的支持。他們幫助那些父母和年輕的妻子們探訪嚴重燒傷、甚至瀕臨死亡的年輕傘兵，然后做出例如埋葬地點和保險金之類艱難的決定。這些都是痛苦的經(jīng)歷。

于是，我們的上級簡化程序，免去官僚主義的指揮，幫助我們?yōu)閭惚鴤円约捌浼覍僮稣_的事：我們埋葬了死者，探訪了受傷的士兵，同時為實行我們師的1號戰(zhàn)備隊伍輪訓計劃做好準備。撞機事件后，約翰·阿比扎伊德問我，在損失過后，是否要另一支部隊取代我們作為師里的第一部署部隊。我說不。我們都同意責任感將有助于全營從這次損失中恢復過來。

3月29日，事故發(fā)生的6天后，在第82空降師遇難軍人的追悼會上，我和3 500人聚集在布拉格堡里茲艾普健身中心。參加者包括許多受傷纏滿繃帶的士兵，一些人還拄著拐杖，另外一些躺在醫(yī)院白色病床上的傷員則被推到現(xiàn)場。我試圖表達我的感受。

“我們損失慘重，但并不意味著我們被打敗了。只要年輕的人們自愿投身于軍隊，只要沒有人試圖選擇一條輕松的道路，我們就不會輸?！?/p>

盡管第一天是艱難的，但我的反應是冷靜大過悲痛。我接受帶領這個營通過這次挑戰(zhàn)的任務，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這要求我撇開個人的情感。

我后來才感受到那種悲痛。在這次事件幾周和幾個月后，在杜克醫(yī)院和在圣安東尼奧的軍隊燒傷中心，我們探訪了受傷的傘兵。在一次探訪布魯克陸軍醫(yī)療中心的過程中，我在一個嚴重燒傷的傘兵的病房里，大多傘兵都穿著少許衣服或僅覆蓋一些東西，以避免感染敏感的傷口。我跟一名認識的年輕傘兵談話。我不得不向前傾斜，以努力想聽清他說的話。

“長官，我想行禮，但我的手臂動不了?！?/p>

我的胃一陣抽搐。應該是我向他行禮。

我經(jīng)常思考我所帶領的傘兵所承受的危險。在這場悲劇發(fā)生的6個月前，我和邁克·卡納就坐在營隊的戰(zhàn)術行動中心外一個防水布帳篷里，這里有地圖、收音機和被選中參加會議的人員。現(xiàn)在，我們身處布拉格堡西部一個樹木繁茂的訓練區(qū)，卻在談論一個約8 000英里外的地方：索馬里。

大概一天前，1993年10月3日下午，為抓捕一名宗族領袖，美國軍隊對索馬里首都摩加迪沙的巴卡拉市場發(fā)起了一次襲擊，這名宗教領袖反對讓已經(jīng)異常混亂的“非洲之角”進入局部穩(wěn)定狀態(tài)。盡管白天的突襲開端很好，但一架MH-60黑鷹直升機被擊落后引發(fā)了一系列事件，并最終導致18名士兵陣亡，包括陸軍特種作戰(zhàn)人員、第160特航團（俗稱“黑衛(wèi)士”）機組成員和游騎兵。

從最初不完整的數(shù)字來看，那里很明顯曾有一場激烈的交火，在那次戰(zhàn)斗中軍隊的勇氣展現(xiàn)了出來。我和邁克·卡納都曾在特遣部隊服役，并且后來指揮了參與這次突襲任務的特遣部隊，因此，這次行動讓我們產(chǎn)生了特殊的共鳴。他們當中很多人都是我們在特種部隊的朋友，我們知道這次損失將會深深地刻在這小小的特種作戰(zhàn)群體里。在幾天后，媒體報道了讓人揪心的照片，美國士兵——我們的前隊友的尸體被喧鬧的人群拖著穿過摩加迪沙街道，這引發(fā)了我們的憤怒和憎惡。

在摩加迪沙的戰(zhàn)斗給美國及其特種作戰(zhàn)部隊，甚至對我未來幾年的經(jīng)歷造成了持久的影響。雖然美軍在巴拿馬、格林納達和第一次海灣戰(zhàn)爭的行動，已經(jīng)表明他們?yōu)榱讼侥蠎?zhàn)爭帶來的挫折做了很多努力，但摩加迪沙的失敗還是提醒人們，盡管自13年前的“鷹爪行動”后我們?nèi)〉昧诉M步，但死亡和失敗的可能性一直都存在。這一現(xiàn)實使我們變得專注，并鞭笞著我們努力訓練一支會獲勝的軍隊。

在摩加迪沙事件幾個月后、綠色停機坪悲劇幾個月前，陸軍人事司令部問我是否想競爭一個游騎兵營的指揮權。一個游騎兵營一般是由一名已經(jīng)帶過一支常規(guī)部隊的“第二任”指揮官來指揮。一個即將來到這里的委員會將考慮一名來自軍隊的提名候選人。我反反復復在腦海中思考是否應該抓住這個機會。自從我作為一名西點軍校學員在胡德堡跟一個游騎兵連隊一起合作了一個夏天之后，我就想帶領游騎兵。我在第3游騎兵營的4年為我注入了激情。但我喜歡“白色魔鬼”，而且我覺得自己在指揮中還沒有充分展現(xiàn)出自己的能力。參加游騎兵指揮權的競選，會讓我在指揮任期中途離開。

在作出決定前幾天，我每天在兩個選擇之間徘徊。此時一名游騎兵老戰(zhàn)友來看我，尼克·普尼梅達，在第3游騎兵營一直是一名高級軍士，并且已在特種部隊成為一名準尉。尼克長得虎背熊腰，是一個體貼的朋友，他坐在我的辦公室，祝賀我獲得一個游騎兵營的指揮權。

“尼克，委員會下星期才到?！蔽壹m正他，“而且我還沒決定是否要競選?；蛟S我留在這里會更好?！蹦峥私o了我一個驚訝和惱怒的表情。

“但是，長官，那些男孩怎么辦？”

我當場作出了決定，一個星期后我被告知，委員會選中我指揮一個游騎兵營。

在我得到回到游騎兵的消息不久后，波普便發(fā)生了撞機事件。因此，我的第82空降師各級指揮官建議把我的離職時間從1994年夏天推遲到11月，讓我?guī)椭筷犕瓿杀瘎『蟮闹亟üぷ?。這是一個很好的決定，而且我很高興可以在“白色魔鬼”多指揮7個多月。

那幾個月非常令人興奮。1994年9月18日，在我離開“白色魔鬼”前兩個月，我們在布拉格堡登上C-130，加入了自“二戰(zhàn)”以來最大規(guī)模的戰(zhàn)斗空降行動，這次行動動用了第82空降師約16 000名傘兵。

隨著騷亂席卷海地，應急計劃已經(jīng)進行了好幾個月。這次大型的空降和后續(xù)行動將會保護島上的關鍵設備。我的“白色魔鬼”會降落在太子港機場，并步行穿過城市與駐扎在國民議會大樓的游騎兵會合。

在“諾曼底登陸日”4天前，我們的部隊接受指令轉移到安全的等候區(qū)進行最后的準備工作，同時盡可能保持行動的隱秘性。

隨著海地軍隊的指揮官和關鍵成員在過去的一周陸續(xù)被扣押，傘兵們也感覺到有什么東西正在醞釀之中，當他們進入人員等候區(qū)后，我們將分階段部署接下來的行動。他們開始好奇。我在一個角落里集合他們，這里曾是20世紀50年代第82空降師部隊的車輛調(diào)配場。

我看到眾多熟悉的面孔。我曾看過他們在長途徒步行軍中滿身汗水，然后又冷得直打哆嗦，但在漫長的訓練演習中始終有著堅毅的決心。我記得他們嚴肅而悲慟地抬著棺木，或是護送他們戰(zhàn)友的家屬。大多數(shù)士兵像我一樣，從未直接經(jīng)歷過戰(zhàn)斗。他們認為他們已經(jīng)準備好，但是需要從我口中聽到確認信息。

“先生們，他們?nèi)∠宋覀兊氖澜绱筚?，”我引用了正在進行的棒球隊員罷工事件。我停下來望著困惑的目光，“因此我們決定入侵海地。”傘兵們笑了并歡呼起來。

我不會拿一次人們可能會犧牲的戰(zhàn)斗開玩笑。但打破緊張是很重要的。在接下來的日子里將會有許多壓力讓他們承受。正如大多人已經(jīng)猜到的，這次行動將會推翻拉烏爾·塞德拉斯（Raoul Cedras）中將和他的團伙。他們廢黜了民選總統(tǒng)，管理著被比爾·克林頓總統(tǒng)稱為“在我們半球中最暴力的政權”。

經(jīng)過三天的演習并重復回顧計劃的每個細節(jié)，我們來到了機場并在許多停放著的飛機旁背上降落傘登上飛機。我們的勁頭這時顯然很飽滿——但又很短暫。

即將起飛前我被告知，前總統(tǒng)吉米·卡特、科林·鮑威爾、參議員山姆·納恩跟塞德拉斯的談判仍在進行。我知道當他們還在那里時就不會進行任何行動，而即將進行的行動會被當作一個強大的威脅，迫使塞德拉斯同意我們的談判條件。當我們登機幾個小時后，我收到了一張機艙后面的裝卸長傳來的字條，要求我們返回波普，我一點也不驚訝。我把這消息轉告給傘兵們，但沒有作太多解釋。大多數(shù)人都看起來很驚訝，而且所有人都露出了失望的表情。

這次中斷的入侵是一次外交上的成功，也是一次軍事力量的展示——61架戰(zhàn)機如雷鳴般飛往已經(jīng)被美國軍艦包圍的島嶼——增加了卡特總統(tǒng)那天晚上的威懾力。這大概就是教科書上說的利用軍事力量來支持外交。但是當我們那晚撤離停機坪時，軍隊從一開始的精神抖擻變成沮喪。隨著時間的推移，中止入侵變成了我們一笑置之的事，但往往伴隨著半認真的咬牙切齒。

1994年11月上旬，我離開了布拉格堡前往華盛頓路易斯堡和第2游騎兵營。安妮、我們的兒子山姆（當時已經(jīng)11歲）和我擠進我們的小貨車里跨越美國。我們只有6天時間來完成這趟從佐治亞州本寧堡一條小道開始的旅程，然后跟我的新團長見面。但我們一家度過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時光。只是我在蒙大拿小比格霍恩河戰(zhàn)場的一次停留讓他們倆都感到無聊。

我們在一個多云的下午駛進路易斯堡，我準備在第二天接過指揮權。我的祖父“二戰(zhàn)”前曾在路易斯堡服役，而我的父親和艾森豪威爾的兒子約翰，曾在我們被分配到的住處附近成了朋友。在雷尼爾山的襯托下，路易斯堡十分漂亮，我們很快便找到了家的感覺。

像指揮第2步槍連一樣，指揮第2營仍然是艱苦的工作，但也會更“有趣”。在我的第一次指揮中，我曾擔心是否能勝任這份工作?，F(xiàn)在我?guī)е孕藕秃芏嘞敕▉淼竭@里。我懷疑游騎兵們已經(jīng)有點厭倦了這種情況：一個自信的指揮官帶著寫滿了讓軍隊朝新方向發(fā)展的想法的筆記本到來。但如果他們真是如此，那說明他們目前的日子過得很好。

第2游騎兵營因其“二戰(zhàn)”的功績而聞名，是1974年在原始營級規(guī)?；A上重組的兩支游騎兵部隊之一，并帶有少許美國西海岸的特色。我在20世紀80年代服役的第3營，把第2營視為比自己更自由、更松散的部隊，盡管他們在戰(zhàn)場上表現(xiàn)不錯。我們也羨慕他們遠離那個我們在100米處就可以看見的團總部。

我在一個簡單的儀式上接過指揮權。從一開始，我就決心要給全營設定一個明確的方向，確定全營一致同意的行動的主次順序，并迫使自己以真正讓人印象深刻的水平來執(zhí)行那些標準。若我們沒有比其他部隊更優(yōu)秀地完成幾個任務，那么我們便可能無法維持一支真正的精英部隊的聲譽和信心。

我的軍士長弗蘭克和我挑選了幾個需要改進的重要方面。一個是徒步行軍，帶著作戰(zhàn)裝備長距離步行，通常是50磅或更重的帆布背包。我們指導所有游騎兵鍛煉耐力并進行30英里的周行軍和季度行軍。在跑步和行軍跨過路易斯堡時，我看見第9步兵團的小標語——“馬薩諸塞州人”——指引他們做著25英里的徒步行軍。我知道游騎兵得行軍更遠，30英里差不多。

我們也確定了需要增加年輕的游騎兵在白刃戰(zhàn)中的身體自信。我沒有規(guī)劃需要刺刀沖鋒或拳腳相向的行動，但游騎兵的行動涉及突襲或清除障礙，這使他們有機會與敵人進行身體接觸。我希望他們通過精通武術建立這種信心。

訓練游騎兵格斗戰(zhàn)或白刃戰(zhàn)術并不是一個簡單的任務。我們一直在努力，從一開始使用現(xiàn)有的軍隊手冊，到轉而聘請外來專家和全國知名大學的摔跤教練。我們可以送一些游騎兵去進行專業(yè)的訓練，他們將帶著純熟的技能和熱情回來，但他們的技能卻無法深入到隊伍中。

最后，經(jīng)過近一年的失敗嘗試后，我們雇用了格雷西兄弟，羅伊斯和羅里恩。他們是巴西柔道方面的著名教練，且互為競爭對手，那是一種他們家族引以為傲的戰(zhàn)斗風格，他們將在路易斯堡進行一次兩個星期的課程。我讓所有的副排長都參加了課程，而不只是那些表現(xiàn)出興趣或能力的游騎兵。

盡管我們可以選擇任何一項或幾項戰(zhàn)斗技術，但要取得突破性的進展是要讓合適的人來參加訓練。副排長作為高級軍士負責控制訓練，并安排每個42人排的訓練時間表。中尉帶領全排，但副排長負責塑造一個排并且是其核心。要是副排長在他們的格斗術上缺乏自我超越的信心，并且沒有一個共同堅定的信念，我們就不會取得真正的進展。這個課程證明了這一點。結束課程后，副排長，已成了格斗術的狂熱者，非常渴望展示他們的技能，并要求他們的部下追隨自己。幾個月后，格斗術便滲透到營隊的訓練中。在幾年的時間里，它擴散到了整個團，并很快就感染了整個軍隊。這是一堂我永遠不會忘記的領導課。

我相信更重要的是，士兵和軍隊必須學會贏，但軍隊的聯(lián)合戰(zhàn)備訓練中心（JRTC）無意中破壞了這一點。訓練中心旨在鍛煉部隊在要求的條件下對抗一個精通MILES訓練裝置、高度熟練的OPFOR，這些條件讓OPFOR常常能擊敗更大、更優(yōu)秀的武裝部隊。許多軍隊把他們的失敗歸咎于MILES。在我指揮第2游騎兵營的第二年，我們被安排了一次在聯(lián)合戰(zhàn)備訓練中心的早春輪訓，而我決定讓軍隊集中精力獲勝。

要在聯(lián)合戰(zhàn)備訓練中心獲勝，第2游騎兵營必須調(diào)整我們在實戰(zhàn)中可用的戰(zhàn)術，以更適應MILES戰(zhàn)斗。為此，我們花費寶貴的訓練時間來掌握MILES，是以犧牲更現(xiàn)實的實彈射擊術為代價的。當我們準備為戰(zhàn)爭訓練時，營里許多經(jīng)驗豐富的領導人都覺得我們“訓練為在訓練中獲勝”。這是一個正確的觀點。

但對我來說，這是為了獲勝而訓練。未來的戰(zhàn)斗實際上是不可預測的，而在不利于我們獲勝的情況下在聯(lián)合戰(zhàn)備訓練中心取得勝利，將建立游騎兵們戰(zhàn)勝一切的信心。我們開始一周接一周地訓練，不僅在由戰(zhàn)斗路線組成的實地中訓練，還要在營地的內(nèi)部訓練，對抗我們指定的擁有MILES裝備的OPFOR。我變成了一名MILES射擊術的狂熱者。在許多訓練開始之前，我從小隊或排中抽出兩到三名游騎兵，在幾百米遠的地方設置幾個目標，并要求他們利用MILES的第一槍展示“殺死”目標的能力。在第一個星期，很少有人能做到。我能感覺到一些軍士在動搖，因為他們覺得精通MILES顯然是浪費時間。

最后，在一個凌晨大約兩點完成一次困難的訓練后，我們在一個帳篷里進行一場行動評論會議。我們疲憊而沮喪，我厭倦了成為那些長篇大論的領導者，然后一名班長，肯·沃爾夫——后來在阿富汗成為一名參謀軍士長——站了起來。他抓住安裝有MILES發(fā)射裝置的M16步槍，爆發(fā)了。

“這是我們必須要做的，”他說，指著發(fā)射裝置，“這是戰(zhàn)爭，我們將要戰(zhàn)斗的戰(zhàn)爭，而且我們必須贏。”

我專注地看著他，希望他說的是實話。

“這是MILES戰(zhàn)斗。我們或許不喜歡它。但是如果我們要獲勝，我們必須比OPFOR更擅長它?！彼穆曇羯撸岸?，該死的，我們比任何OPFOR還要優(yōu)秀?！?/p>

他得到了游騎兵們勉強但真誠的贊同。我本想擁抱他。因為在那一刻，我知道我們會贏。而且我們做到了。那個承諾——致力于戰(zhàn)斗，并贏得那些我們所身處但并非我們想要的戰(zhàn)爭——再次出現(xiàn)在伊拉克和阿富汗。

1996年6月，我放棄第2游騎兵營的指揮權，獲得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一個研究員職位，而不是進入陸軍戰(zhàn)爭學院，我們搬到了馬薩諸塞州的坎布里奇。

對于那些我在游騎兵部隊時因太忙而沒時間考慮的問題來說，哈佛提供了一個巨大的探索機會，我遇見許多聰明的教師和學生。我預計哈佛會充滿反軍隊的情緒，但相反我們遇到了很多好奇的問題和帶著沉思的表情，仿佛我們是他們從未靠近過的稀有動物。

而且我們的家庭生活也很美好。安妮為我們租了一套靠近哈佛廣場的公寓，并得到了一份在肯尼迪學院的工作。我們有時間去探索波士頓，觀看紅襪隊的比賽，并偶爾去一下新英格蘭的其他地方。曲棍球賽季正在進行中，我們晚上和周六都去看山姆打球。

1997年6月23日，我又回到了游騎兵。我以為游騎兵團的指揮權交接儀式會在本寧堡的閱兵場上進行。這個儀式每兩年舉行一次，在進行了幾天的軍隊訓練和團隊建設活動后，整個團為這一時刻聚到本寧堡。他們中有降落在安齊奧或爬上奧克角的士兵，有曾在摩加迪沙戰(zhàn)斗的士兵也有一些老兵。他們被一段共同的歷史和價值觀連在了一起，這很好地體現(xiàn)在游騎兵的信條中。

游騎兵信條是一篇用6節(jié)文字體現(xiàn)其價值觀的總結，它在1974年隨著第1游騎兵營在斯圖爾特堡編組而被采用。當我在1985年加入這個團時，我所收到的其中一個要求是記住這些信條并在每天體能訓練時背誦它。更令人難忘的是，1989年，背負降落傘的游騎兵們在空降進入巴拿馬戰(zhàn)斗前的幾分鐘，在飛機里大聲把信條朗誦出來。

但在儀式中最令人深刻的是，一名在隊列某處事先安排好的游騎兵大聲喊 ——“游騎兵信條，跟隨我念”，隨后儀式開始。信條被分成數(shù)段，由每一名游騎兵重復背誦。一名游騎兵開始背誦第一節(jié)。

我認識到自己是志愿加入游騎兵，并完全了解這項職業(yè)的危險程度的。我將永遠盡全力維護游騎兵的信譽、榮譽和高度合作的團隊精神。

為了讓眾人聽到，那名游騎兵大聲喊出每段信條，在場的游騎兵和觀眾大聲重復或低聲地念。有些人陷入沉思——他們都把每個詞牢記在心中。那名游騎兵帶著節(jié)奏朗朗誦讀。

第二節(jié)由另一名通常是在隊列另一端的游騎兵接著念，這讓人感到自然。

承認作為士兵中的精英，游騎兵無論在陸地、空中還是海上，都將抵達戰(zhàn)斗的最前線。作為一名游騎兵，接受祖國期待我比其他士兵行動得更遠、更快、更有力這一事實。

第三節(jié)表達情緒的高潮。

絕不會辜負我的同伴。為此我必須一貫保持精神上的緊張、肉體上的強壯、道德上的公正。不管是什么任務，都要肩負百分之百甚至更多的責任。

部隊通常會選擇非常年輕的游騎兵來領讀章節(jié)，在2 000名游騎兵同伴和許多觀眾前領讀是一段讓人畏縮的經(jīng)歷。有一次，一名年輕的游騎兵開始領讀第四節(jié)：“將以得體的風貌勇敢地向世界展示，我是一名被特別選中且訓練有素的士兵?！?/p>

隊列的響應跟隨著一陣不自在的沉默。那名游騎兵本能地緊張起來，想不起來接下來的段落。過了幾秒鐘后，旁邊的一名軍士不著痕跡地接著念：

對上級的禮貌、整齊劃一的服裝以及對裝備的護理，都應成為他人的榜樣。

大多觀眾都不會察覺到。但對我來說，那名軍士對一名游騎兵同伴的快速幫助體現(xiàn)了他正在朗誦的信條。

到了第五節(jié)，人群的響應往往更強烈。在聽起來一片和諧的聲音中，他們朗誦出信條最重要的部分。

我將勇猛地面對國家的敵人。我接受過良好的訓練，并將盡全力在戰(zhàn)場上打敗敵人。在游騎兵的詞典里沒有“投降”這個詞。我永遠不會扔下受傷的戰(zhàn)友，并且在任何情況下不讓祖國蒙羞。

然后是最后一節(jié)。

我將義無反顧地展現(xiàn)出剛毅的精神，為了游騎兵的目標戰(zhàn)斗到底并完成任務，即使我是唯一的幸存者。

信條以逐漸增強的聲音結束：“游騎兵帶路?！北M管這幾節(jié)文字富有節(jié)奏和韻律，但游騎兵信條既不是一首詩，也不是一些供群眾吟唱的愚蠢咒語。這是一個承諾，是每一個游騎兵對其他所有游騎兵許下的莊嚴承諾。

跟高級軍士的關系對我來說一直是重要的，因此在那第一天我預留了幾個小時跟團的參謀軍士長邁克·霍爾開一個會。邁克在團里近20年，是游騎兵的一個偶像，盡管我認識并尊重他，但我們?nèi)孕枰鳛橐粋€團隊團結在一起。我們從那個下午一直談到晚上，建立了始于合作然后發(fā)展為深厚友誼的關系。安妮很快便跟邁克的妻子布倫達變得親密起來；而當布倫達和邁克決定在天主教信仰下重新宣讀他們的結婚誓言時，安妮和我跟他們的兒子杰夫也都參加了，我們成為僅有的幾位見證者。

在我們早期的合作關系中，邁克和我決定集中訓練團隊的四個方面：射擊術、體能條件、急救和小部隊戰(zhàn)斗演習。我們顯然已經(jīng)執(zhí)行了其他任務，但我們將優(yōu)先并不斷強化對我們稱為“四大項”的高標準的掌握。我們從來沒有時間去做所有想要做的事，但我們決定做那些能做得很好的事。

射擊術顯然是一個重要項目。使用輕型武器往往會寡不敵眾，游騎兵必須要在敵人射中他們前能夠擊中對方。因為我們往往是在晚上行動，而且配備了新的夜視設備，所以射擊術在黑暗中是至關重要的。

在戰(zhàn)爭中，尤其是現(xiàn)代戰(zhàn)爭，絕大多數(shù)的死亡發(fā)生在戰(zhàn)場上，而不是在有熟練醫(yī)生和技術從而保證了高存活率的戰(zhàn)地醫(yī)院。盡管我們有一個專門的戰(zhàn)斗醫(yī)療部門，但他們只占軍隊的一小部分。為了確保戰(zhàn)場上的每個人都可以提供即時護理，我們要訓練團里的每一名游騎兵成為第一響應者。其中十分之一受到高級訓練成為緊急醫(yī)務人員。在目睹了1993年摩加迪沙的游騎兵經(jīng)歷后，軍隊很快就確信每一名游騎兵都必須能夠救他的兄弟。

邁克·霍爾和我在1997至1999年領導游騎兵期間，從來沒有偏離過“四大項”。我很高興我們沒有。盡管當時我們國家處于和平狀態(tài)，但“四大項”后來拯救了眾多生命。在第一場持續(xù)八年半的反恐戰(zhàn)爭中，游騎兵執(zhí)行了超過8 000次行動。其中大多數(shù)是有針對性的襲擊，而且很多都由我指揮。在執(zhí)行這些任務的過程中，32名游騎兵犧牲，但他們并非因為可救治的戰(zhàn)傷而死在戰(zhàn)場上；一名身受可救治戰(zhàn)傷的游騎兵在撤離后，因為手術后的并發(fā)癥而死去。這3％的概率被證實低于美國所有意外事故的死亡率——其中24％的概率是由于可救治的損傷沒有得到及時處理。

指揮這個團跟指揮一個營是截然不同的。在我職業(yè)生涯的早期，帶領了三支在地理上分散的部隊，每支部隊都曾由非常有經(jīng)驗的“第二任”指揮官帶領，使不同類型的領導風格取代了我見過的更專制的風格。我學會了要求高標準的表現(xiàn)，但在達到標準的方法上更為靈活。漸漸地，隨著人們更努力地工作來達到他們所參與設定的目標，我也開始尋找目標謀求共同發(fā)展。

在我在指揮崗位的最后一個月里，我收到被選中晉升為準將的通知。邁克·霍爾遞給我他帶著的小筆記本的其中一頁，上面寫著：“致我的朋友，新準將——祝賀你?！彼囊饬x超過了一切。

在1999年夏天，我加入了另一個協(xié)會，這次是在紐約的外交關系協(xié)會。那一年是另一個自由思考的機會。我參加了許多會議，和許多吸引我的新聞工作者一起，并有機會從事幾個有趣的項目。但或許最大的好處是有一段時間來閱讀、思考并討論在軍隊工作中很難有時間關注的問題。

就像在哈佛一樣，安妮通過面試得到了一份在協(xié)會的工作，這使得我們可以分享經(jīng)歷。山姆，表現(xiàn)出他很強的適應能力，連同其他5 000多名學生進入了在伊里奇灣當?shù)氐墓⒏咧校覀兓硕鄠€晚上待在當時還很破爛的康尼島，他的隊伍就在那里練習曲棍球。為了讓山姆看看我在協(xié)會中難忘的經(jīng)歷，我?guī)麉⒓恿藚f(xié)會的“父子之夜”。當我介紹山姆的時候，時任聯(lián)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的臉上露出了一個贊賞的笑容。他夸耀山姆的新造型，明亮的藍頭發(fā)——就像通過展現(xiàn)“聯(lián)合國之藍”向秘書長表示敬意。

在20世紀9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里，受到不斷發(fā)展的經(jīng)濟實力的支持，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的外交政策被廣泛而激烈地討論，問題集中在美國應該選擇成為什么角色，而非美國能成為什么樣的角色。美國什么時候應該介入索馬里和巴爾干半島，以及為什么拒絕干預盧旺達？我們在以巴沖突中是什么角色？我們似乎感覺美國的未來一片迷茫。

但事情的發(fā)展并不總是如此。在1998年8月7日的上午，滿載炸藥的卡車炸穿了在肯尼亞首都內(nèi)羅畢和坦桑尼亞首都達累斯薩拉姆的美國大使館。這兩起襲擊事件造成224人死亡和4 500人受傷——主要是肯尼亞人。破碎的玻璃使150人失明。當時我還在指揮游騎兵，記得這次恐怖襲擊，但我更記得我當時在想，這是一個不知名、無組織、難以擊敗的敵人所犯下的罪行。

美國政府立即懷疑奧薩馬·本·拉登?；亟M織成立10年后，仍有大多美國人不認識這個41歲，在過去兩年中不斷發(fā)表長篇反美言論的沙特金融家。但他一直在忙活著。

沙特阿拉伯在1991年強迫本·拉登后離開后，他曾住在蘇丹。在那些年，他操控著軍事訓練營，同時作為一名商人，通過他的金錢跟非洲和亞洲的恐怖分子聯(lián)系。他在巴基斯坦經(jīng)營的一間賓館庇護了1993年世界貿(mào)易中心爆炸案的策劃者，拉姆齊·優(yōu)素福（Ramzi Yousef）。

在美國的壓力下，蘇丹在1996年驅(qū)逐了本·拉登，他飛往了阿富汗，而塔利班將在幾個月后占領喀布爾，并開始他們歷時5年的統(tǒng)治。同年8月，本·拉登給阿拉伯報紙寫了一封信，據(jù)說是從興都庫什山地區(qū)通過傳真機發(fā)送的。他的長篇書信寫給全球的穆斯林，呼吁他們發(fā)動圣戰(zhàn)對抗美國，來驅(qū)逐這支仍然“占領”著沙特阿拉伯——這個伊斯蘭教“搖籃”的力量。依然被人們認為是金融家的本·拉登，用他著名的嘲諷來責備沙特政府，但矛頭指向美國，那些話在當時聽起來很荒唐，而現(xiàn)在讓人感覺不安。“我告訴你，”他說，“這些年輕人熱愛死亡就像你熱愛生命一樣。”

大使館被襲讓這些嘲諷成為輿論的熱點。在本·拉登通過傳真宣戰(zhàn)兩年后，這兩起爆炸事件展示了他們令人擔憂的行動的廣泛性和高度復雜性。對于一個將其聲名建立在暴力行動之上的團體來說，這次致命襲擊行動，使其載入了史冊。

1998年8月20日，大使館被炸13天后，阿拉伯海上的美國海軍船只發(fā)射了一連串的巡航導彈。其中13枚射向喀土穆（蘇丹首都），擊中一間被美國情報機關認為與本·拉登有關的生產(chǎn)化學武器（包括神經(jīng)毒氣）的工廠。后來，情報被證實錯誤，該工廠實際上是生產(chǎn)藥品的。一名蘇丹工人死亡，并惹怒了許多工人，工廠的摧毀使蘇丹失去了成千上萬的藥品。工廠的真正所有者——并不像人們一度認為的那樣擁有涉及本·拉登的陰暗的商業(yè)資產(chǎn)——后來起訴了美國。

同一天，66枚戰(zhàn)斧式巡航導彈射向了被美國認為是本·拉登所在地的阿富汗東部的基地組織訓練營，但他當時正在前往喀布爾的90英里以外的路上。在爆炸的余波中，基地組織觀察員計算出有5到6名阿拉伯人死亡，而塔利班指責美國人殺害了22名阿富汗人，且受傷人數(shù)是其兩倍?？肆诸D政府估計多達30名激進分子被殺。

這次襲擊中的傷亡人員大多下落不明。襲擊之前，美國官員擔心巴基斯坦會認為穿過他們國家的美國導彈是印度發(fā)射的。但他們更擔心的是巴基斯坦軍方和情報機構會向塔利班或本·拉登泄露這次襲擊。因此他們給了巴基斯坦通知，但非常簡短：8月20日晚深夜在伊斯蘭堡享用烤雞肉晚餐后，參謀長聯(lián)席會議副主席約瑟夫·拉斯頓（Joseph Ralston）上將告訴巴基斯坦軍隊領軍人卡拉麥特上將，10分鐘后，導彈將會進入巴基斯坦領空。

巴基斯坦保守了秘密，但他們也有傷亡。一些建筑物被實際上是被巴基斯坦三軍情報局（ISI）使用的導彈炸得支離破碎，根據(jù)數(shù)字統(tǒng)計，其中5名情報官員和20名受訓人員遇難。該事件讓巴基斯坦領導人發(fā)怒，而美國更加懷疑他們，質(zhì)問為什么巴基斯坦官員一開始會靠近本·拉登的營地。

巴美關系持續(xù)惡化。當本·拉登的蹤跡消失在阿富汗山脈時，美國給巴基斯坦政府施加更大的壓力，要他們逼迫塔利班——接受了巴基斯坦大量資助的拉登的東道主——把拉登找出來。這些要求得到了憤怒的回答。

“老實說，”在我待在外交關系協(xié)會的那年冬天，一名巴基斯坦官員在《紐約客》上的一篇文章中抱怨道，“巴基斯坦進入阿富汗并為你們抓捕本·拉登，能得到什么好處？我們是美國盟友中遭受最嚴厲制裁的國家。我們幫助你們捉拿拉姆齊·優(yōu)素?！覀兯玫降木椭皇悄銈兊母兄x言辭。你們沒有預先警告就在我們的領土上投擲導彈！你們羞辱了我們的政府！你們殺害了巴基斯坦情報官員！”

于是就此開始，早在我們知道這有多重要前，美國政府一個不健康的慣例——懷疑巴基斯坦的忠誠，并要求巴基斯坦把本·拉登帶給他們——一直讓巴基斯坦感覺自己越來越不像一個盟友，并愈發(fā)抗拒這種方式。

那年冬天的某個時候，我的老朋友以及導師約翰·瓦因斯從第3游騎兵營打電話給我，并問如果他有幸在第二年被選中指揮第82空降師，我是否有興趣當他的助手。我立即予以肯定的回答。

2000年6月，我46歲生日前兩個月，我開始了作為一名傘兵在第82空降師的第三次任期。我取代了戴夫·彼得雷烏斯成為了副師長。瓦因斯通過7名能干的旅長和經(jīng)驗豐富的參謀長指揮16 000人的第82空降師。他讓兩名副師長分別負責作戰(zhàn)和后勤供應，擁有巨大的自由度和權力，而官僚主義影響甚少。這樣的安排給了我們時間專注于訓練，指導下級軍官，并和師的指揮軍士長一起擔當師長的眼睛和耳朵，成為瓦因斯的一名替身也是一個學習如何成為一名軍官的好機會。

某些學習是通過觀察獲得的。約翰·瓦因斯是一位魅力超凡的領導人，他因照顧下屬并把大量思想融入他的指揮方針而為人所知。為了在像軍隊這樣的等級組織里找到使下屬坦誠的方法，瓦因斯拿著計劃書在一天臨近結束時來到我的辦公室。所有人都知道我們關系很好，他猜想如果我在一個大型會議中公開強烈表示反對，會鼓勵其他人也這么做。這個適當?shù)膱龊显趲滋旌蟮絹?，這是一次大約25名指揮官和參謀參加的會議。我在會議中等待合適的時刻并執(zhí)行約翰的指示——對他的行動計劃表示強烈的反對。

“長官，這么做將是一個嚴重的錯誤?！蔽铱粗咭蛩拐f，我為自己的坦誠而由衷地感到驕傲。

在他職業(yè)生涯的早期，瓦因斯的綽號為“毒蛇”，人們在敬愛他的同時又害怕他。他對此似乎很憤怒。如果他配戴著武器，估計會慢慢將他的9毫米手槍從皮套里拔出，或把他鋒利的長刀從鞘里抽出，或兩樣皆有。他似乎已經(jīng)忘記了我們的計劃。

在一瞬間，雖然是很長的一瞬間，約翰笑了。他感謝了我的誠實并暗示每個人，那是對一名指揮官最有幫助的一類反饋。他進一步證實了，優(yōu)秀的領導人決定其周圍的氛圍，并會在正確的時刻創(chuàng)造坦誠討論的機會。

2001年6月，我在科威特多哈營地參與一個軍隊計劃——為派遣指揮官前往中央司令部而進行的為期一個月的準將輪訓。在當時，這似乎很荒謬，領導層的不斷更換將引起混亂。但我在那兒的那個月——其中包括探索科威特和伊拉克的邊境，巡視關鍵的港口設施，并前往卡塔爾參觀預先部署的集結點——就像是艾森豪威爾1929年巡視“一戰(zhàn)”戰(zhàn)場的縮略版，或重演巴頓在法國的游歷。那個月讓我看到了我后來踏上的戰(zhàn)場。

還有一個重要主題是搜集情報報告，這與威脅襲擊美國在科威特設施的奧薩馬·本·拉登有關。當時，基地組織因1998年東非大使館的襲擊事件再次備受關注。4名嫌疑人因參與襲擊，于5月29日在曼哈頓被判定有罪。這次審訊持續(xù)4個月，傳喚了92名證人，展示了1 300樣陳列品和302項不利于被告的證據(jù)。那些證人中有兩名是基地組織的前成員，這次審訊揭開了這個組織幾乎密不透風的神秘面紗。第二天，在阿富汗收容本·拉登的塔利班宣布他們不會把他送往美國法院。

在我此行之前，恐怖行動似乎像空氣污染一樣是一種無形的危險，有著無數(shù)的來源，其危害更勝于一個由一名煽動力強的領導人所帶領的特殊集團的威脅。在該地區(qū)的逗留以及每天對情報的審查，讓我更加了解了奧薩馬·本·拉登和基地組織，并給威脅賦予了新的含義和更強的緊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