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我們對尋找柴火的急切使我們全變成了植物學家。

——喬治·奧威爾，《向加泰羅尼亞致敬》

第7章 穿過沙漏

2003年10月～11月

在2004年2月一個干燥的夜晚，我就站在離阿布·穆薩布·扎卡維或許不到一個街區(qū)的地方。我不知道他和我如此之近，也不知道在半個街區(qū)外，那間昏黑房子里的特戰(zhàn)隊員比我更要靠近他。我們都在費盧杰東北部的阿斯卡里區(qū)。這個城區(qū)的南部，已經(jīng)人去樓空，只剩下黃色的田野。這里是這座城鎮(zhèn)較安穩(wěn)的區(qū)域。一排建有平屋頂?shù)木匦畏课?，遠離用墻圍住的街道，每間屋前都有一個小院子和銹跡斑斑的大鐵門。房屋使用劣質的混凝土建造，墻面和房間內布滿赭石的粉末。半個街區(qū)遠，我和加布⁽¹⁾，一名我指揮的特遣部隊里的少校，站在拐角處監(jiān)視。通過夜視儀，我們盯著一道半開著的院子大門。在里面，特戰(zhàn)隊員正迅速、謹慎地排查漆黑的房間。

如果扎卡維確實在那里，而且要逃跑，我們認為他會從二樓的窗口跳出去。他應該會跳到我們這里的小巷拐角處，隱蔽在連棟房屋后面。我們很難聽到他落到地面上的聲音。這里沒有任何瓦礫阻止他，因為當時這兒的房子還完好無損。而且，這是伊拉克，看不見的流浪狗在附近的各個角落大聲吠叫。一個月后，一群人在城市的另一端殺害了4名美國安保人員，其中兩具燒焦的尸體，在橫跨幼發(fā)拉底河的綠色棧橋上掛著，一切都改變了。這次示威刺激布什政府展開了兩次大型的海上行動。在當年11月的第二次行動中，有1 200名叛亂分子死亡，他們潛伏的城市也變成了一個空殼。

扎卡維那晚在這座城市的停留，是為了探訪和激勵他的軍隊。他可能全身穿著他象征性的黑衣。他更有可能是穿著普通的伊拉克服裝，他就是這樣在接下來的兩年里，通過無數(shù)美國檢查站，卻從未被發(fā)覺。無論如何，他是不大可能在街上碰到別人的：所有人早在幾個小時前都躲在了家中，就算是我們的閃光彈、手榴彈和叫喊聲驚醒他們，也沒人出來。在接下來的4年里，我在伊拉克經(jīng)歷的大規(guī)模突襲中，再也沒有看見任何人在街道黑暗的窗戶后走動，也沒有看見好奇的旁觀者出現(xiàn)在街道上。經(jīng)過薩達姆幾十年的殘暴統(tǒng)治后，伊拉克人似乎本能地會在安全部隊夜間行動時，避免做出任何可能把注意力轉移到他們身上的事。這是他們所熟悉并存有恐懼的一段時間。

扎卡維在那晚比他人生的最后幾個月要矯健許多，之前他已變得很笨重，而且因為總待在室內逃避我們的監(jiān)視而臉色蒼白。在不間斷的狗吠聲、黑暗和空蕩蕩的街道中，他可能已經(jīng)沿著鐵軌往北溜到野外，等待我們出來?；蛘咚赡艹喾捶较蛱幼撸г诟鞣N宣禮塔之下的費盧杰鬧市中?；蛘咚赡芨揪筒辉谀抢?。

當晚早些時候我在巴格達國際機場與我們轄區(qū)的作戰(zhàn)人員一起工作。他們來自一個被稱為“綠軍”（Green）的陸軍特種任務部隊，是我現(xiàn)在帶領的第714特遣部隊（TF714），即全球部署特種作戰(zhàn)部隊的核心。在隊伍成員簡單說明行動后，我們開車走出戒備森嚴的機場西北門。我們穿過一片迂回曲折的障礙迷宮，這些障礙的作用就像是三維彈球游戲中的緩沖設置，可以放慢所有可能載有汽車炸彈或射擊手的車輛。在我們車輛窗戶的上方，機槍的黑色槍筒伸出防暴墻——這是一種冰箱大小的鋼絲籠，裝滿了泥土和石頭。

隨著我們離開相對安全的機場，我們特別裝備的裝甲車和悍馬都開上了從巴格達沿著幼發(fā)拉底河往西并一路通往約旦的10號高速公路。我們在昏暗和出奇安靜的高速公路上開了一個小時。在費盧杰的東部，我們一列縱隊從出口匝道，慢慢離開高速公路。我們通過高速公路綠色標牌，這些帶有白色文字和箭頭的標志在美國所有城市中都隨處可見。這感覺就像是我們要去戰(zhàn)場上班。

這些作戰(zhàn)人員不像其他士兵。他們是精心挑選、受過嚴格訓練的戰(zhàn)士。他們平靜但精神高度集中，在車輛中沒有顯出任何緊張，也沒有像戰(zhàn)爭電影中那樣一片閑聊。我只聽見引擎的低鳴聲和儀表盤上無線電設備有規(guī)律的嗶嗶聲。

我曾與來自他們部隊的作戰(zhàn)人員一起訓練，在第一次海灣戰(zhàn)爭期間，許多當時有任命的和非任命的軍官都是我的前游騎兵戰(zhàn)友。我尊重他們，也希望得到他們的尊重。但直到我在指揮第714特遣部隊4個月后，我仍然不知道我在他們當中應該扮演什么樣的角色。他們在我身邊，都是一副恰當、謹慎卻僵硬的舉止。我之前沒有直接帶領過部下一起行動——也沒有試圖讓自己加入到行動中。而在這個晚上，我是觀察員。在這場戰(zhàn)爭中，我們要對抗一個不斷改變且擁有智能網(wǎng)絡的敵人，如果我想了解地面上發(fā)生的情況，作戰(zhàn)人員的隨行是必不可少的。至關重要的是，自那天晚上在這場只會愈加艱難的戰(zhàn)斗中，這些都是建立人際關系的機會，讓我?guī)ьI的所有人相互信任。

那天晚上我們排查了大量的房子。當我爬上其中一棟房子的二樓時，我看見了站在樓梯平臺上的伊拉克人。他們站在角落里，有些地方被照亮了，他們轉身不看搜查他們財產(chǎn)的作戰(zhàn)人員，而是看著我。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的眼神。他們極力克制，但我能感覺到純粹的憤怒在熾熱地散發(fā)。當我進去時，也許他們從作戰(zhàn)人員的反應當中便知道，那晚就是我派遣這些帶著燈和槍支的人進入他們的房子。也許他們的眼神是對任何入侵他們家園的人的本能憤慨和驚駭反應。而我這個外國人更加劇了這一過程。我在未來幾年里總是看到他們這樣的眼神。

當搜索其他房子時，綠軍作戰(zhàn)人員比任何人都要敏感。他們很自然地保持鎮(zhèn)靜：他們年紀稍大，三十多或者四十多歲，而且經(jīng)驗豐富。他們不需要砸東西證明他們的氣勢和強大。他們大多都是父親，在這場戰(zhàn)爭的數(shù)百次突襲中，那個晚上，他們情不自禁地從那些躲在父母腿后的伊拉克孩子身上看到了自己孩子的身影。

但作戰(zhàn)人員并不關心一直怒視我們的伊拉克人。我們都是身型高大的人，穿著防彈衣使我們顯得更高大，那是凌晨1點，而我們對他們的搜查就像脫去他們身上的衣服一樣，讓他們深感羞辱。他們不知道我們也是父親：彼此沒有言語，根本沒有機會嘗試溝通。我知道我們需要進行這些突襲行動，但我也知道，這些搜查在缺乏電力、污水橫流、沒有工作機會的混亂環(huán)境里，在薩達姆后的伊拉克時期，必定充斥著針對我們的憤怒。根據(jù)我們的預測，扎卡維已經(jīng)開始利用我們的“失敗”，使我們顯得軟弱無能或邪惡，或兩者皆有。那個晚上，他在黑暗中的消失讓我們感到不安，但我卻是為這個伊拉克家庭而不安?？粗麄兡曃覀?，我意識到這場戰(zhàn)斗將會漫長而艱難。

在美國挑頭的“入侵”近一年之后，2004年初給我們在伊拉克的任務帶來了新的警示。一個月前，當兩顆塞滿了炸藥的炮彈埋藏在地下并殺害了三名開車經(jīng)過塔基路段的士兵時，在戰(zhàn)爭中死亡的美國人從可怕的497人上升到500人。這時候，很少有人會預見到這場戰(zhàn)爭會依然將繼續(xù)進行，使500名美國人被殺的數(shù)字又翻了8倍。這是在其演變成一場內戰(zhàn)，使伊拉克變成真正的人間地獄前的事，在2006年、2007年和2008年，晚上開車穿過巴格達就像觀看一場末日電影，蒙面人被檢查站上的火光照亮；這是在每個清晨，城市里褐色渾濁的灌溉運河上出現(xiàn)更多漂浮尸體之前的事。這些景象都是伊拉克內戰(zhàn)可怕的標記，這是一場扎卡維用無情高效的屠殺運動而助燃的戰(zhàn)爭。有時他的炸彈會一次性殺害一大群伊拉克人。有時他的受害者會在這個國家陰暗角落的偏僻刑訊室里死去。

所以，在2004年2月那個塵土飛揚的晚上，我們因沒能逮捕他而失望，因為我們的失敗而隨之帶來的血腥后果還未顯現(xiàn)。在那個晚上，扎卡維還不是伊拉克的禍害。

倘若那晚我們捉到了扎卡維，特種作戰(zhàn)的最新歷史將可能完全被改寫。由第714特遣部隊進行的費盧杰突襲是初期戰(zhàn)役的一部分。盡管第714特遣部隊的戰(zhàn)斗范圍不僅僅是伊拉克，但是由于我們近距離對抗扎卡維和他的基地組織分支，我們的地位和聲譽提升速度遠超其他。這是一個自1980年“沙漠一號”事件以后，軍隊組織和人們開始徹底轉變，對抗新威脅的故事。我們的轉變也促使我從最擅長的行動指揮官成長為一名戰(zhàn)略級領導者。這并非是注定的，那些與我一起工作的人也并沒有料到這樣的轉變。在那次突襲之前，我見證了我們一步步的成功，我不能只是簡單地指揮第714特遣部隊。我必須成為美國對抗現(xiàn)代戰(zhàn)爭新主式的一部分。

從他們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的成就來看，特種作戰(zhàn)部隊是一支令人印象深刻、人才濟濟的部隊。一系列有遠見的領導人把它們鍛煉為同類當中最有效率的軍隊，并在最初的20年里不斷證明其價值。但是在“9·11”事件余波中不斷升級的反恐戰(zhàn)爭，迫使小型人質營救組織和反恐部隊去適應全新的、更危險的威脅。第714特遣部隊需要成為一個擁有空前強大能力的復雜組織，而且我們需要為此日以繼夜、年復一年地訓練。

這個變化具有歷史意義。我在2003年重新加入的這個組織，在攻打阿富汗以及伊拉克行動中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直到2008年我離開時，它才成為軍隊的核心。為了把我們從傳統(tǒng)的軍事部隊轉變成一個網(wǎng)絡部隊，我們改變了組織結構和決策方式，我們形成了一個我們?yōu)橹院赖男挛幕毺丶w，我們不斷地增加合作伙伴。2003年的“成果”是我們的“致命武器”——我們無與倫比的戰(zhàn)術打擊實力。在決定伊拉克命運的最后幾個月里，網(wǎng)絡性成為第714特遣部隊的強大特性——把能夠迅速收集信息的眾多人才聚集起來，然后采取相應行動。

第714特遣部隊的再造和成功既非簡單，也非必然。我們經(jīng)歷過多次的失敗。我犯過無數(shù)的錯誤。我們在自己創(chuàng)造的各種歷史時刻中得到了進步。最后，有關軍事歷史的章節(jié)，是與我一起服役的那些人的故事，也是關于專業(yè)精神、創(chuàng)造力和堅定不移的故事。擁有罕見耐力的第714特遣部隊隊員，承諾進行夜復一夜、月復一月、年復一年的戰(zhàn)斗和搜索，對我們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努力。但這樣的努力讓所有人都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2003年10月6日，星期一，當我在北卡羅來納州布拉格堡司令部的普通駐地接管特遣部隊時，我并沒有預想到要改變第714特遣部隊。盡管這個布拉格堡基地司令部和第714特遣部隊的前沿部署并不相同，但管理特遣部隊要比管理基地司令部更優(yōu)先。從那一天開始，我將成為這兩個組織的指揮官。這個儀式在降落場地舉行。出于安全原因，外來客人的數(shù)量受到了限制，安妮是我唯一出席的家庭成員。除了講臺上聚集在一起的我們和一名坐在金屬折疊椅上的觀眾外，房間里很安靜且空空蕩蕩。如絲般柔滑的松色降落傘等待著被折疊，此刻像泄氣的氣球般覆蓋著墻壁。我們沒有像一支常規(guī)軍隊那樣，在陽光明媚的閱兵場上舉行正式的指揮權交接儀式。但這無言的小型儀式反映了第714特遣部隊標志性的低調本質與平和的專業(yè)精神。

我很興奮，但也有一些疑問。在之前的18年里，我大部分時間在特種作戰(zhàn)部隊服役。我來自游騎兵部隊，從未在這樣的特種作戰(zhàn)部隊待過——“綠軍”（陸軍精英突擊隊部隊）和“藍軍”（Blue，美國海軍海豹突擊隊）——這兩支部隊被認為是司令部和第714特遣部隊的皇冠之珠。前一周，我擁擠的收件箱里收到了部隊最近的指揮官調查，其中列出了眾多相似的抱怨：“太多游騎兵。”但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作為一直被視為是第714特遣部隊后備隊的游騎兵，繼續(xù)掙扎在這個特種作戰(zhàn)小世界中，期待著被承認，期待著跟他們日益陪伴在旁的專業(yè)軍隊獲得平等的地位。這一點并沒有增長我的信心。

在這個特別的時間點，重新加入這個組織，這讓我更加擔憂。在“9·11”后，我被調配到阿富汗，但令我懊惱的是，去年春天因為入侵伊拉克，我一直待在五角大樓的大廳里。我錯過了推翻塔利班和薩達姆的行動，在那時大多軍隊里的人都可能認為這是第714特遣部隊最大的成就。像所有那些加入一支剛參加過重大交戰(zhàn)行動的部隊的士兵一樣，我為自己沒有親身參與那場艱苦的磨礪而感到慚愧。但我試著不去擔心一些我無法控制的事情。

相反，當我坐在臺上時，我看著安妮。在我離開五角大樓的三周前，我和她飛往丹佛，租了一輛車，在9月下旬花了12天時間行駛在懷俄明州。我們遠足、觀光旅游。在未來的一年里，每天拂曉，當我回到阿富汗或伊拉克的房間睡覺前，我都會花一些時間看看那次旅行的照片——穿著運動短褲和戴著棒球帽的安妮被曬得黝黑，但她卻在微笑。這些照片就貼在墻上，在衣鉤上的軍服后面。這些照片是黑暗戰(zhàn)爭后的晴天。安妮坐在前排折疊椅上，我看了看她。每當她感覺到我在想什么，她就會用唇語告訴我“我愛你”，她常常這樣在公眾場合表達愛意。就此我便開始了我所經(jīng)歷過最長時間、最困難但最有價值的工作。

布拉格堡是我和安妮所謂的“家”。這是我們第四次住在那兒。但現(xiàn)在基地的氣氛已經(jīng)變了。在“9·11”之后的第一年我曾在布拉格，那時這里在不斷增加安全部隊，而我就是基地中第一批部署到位的軍人。現(xiàn)在，隨著美國進入阿富汗第2年、進入伊拉克第6個月，這個基地更增強了部署。到目前為止，傷亡人數(shù)有限，并預期不會有大幅上升。但令人不安的是，我們名為全球反恐戰(zhàn)爭的任務，沒有明確的盡頭。

擔任指揮幾天后，我去了一趟佛羅里達州的坦帕市，去看望特種部隊司令部的道格·布朗（Doug Brown）將軍，以及離開了聯(lián)合參謀部且現(xiàn)為中央司令部指揮官的約翰·阿比扎伊德。自20世紀80年代末，當我還是游騎兵連長的時候，我就認識道格，在那之后，當我成為作戰(zhàn)軍官時，他曾在“黑衛(wèi)士”中擔當特種作戰(zhàn)飛行員，這是為了營救伊朗人質而組建的特別飛行組。當幾個月前，道格剛被選中指揮特種部隊司令部，他打電話給我，彼時我們已經(jīng)認識20年了。他問我是否愿意在當年十月接管第714特遣部隊。這個電話來得不是時候。我在一定程度上希望能指揮第82空降師，而且我想我可能已脫離特種作戰(zhàn)世界太久，在這個純粹主義者的圈子里不會有人歡迎我回來。

“長官，沒有比我更適合的人選嗎？”

“可能有，斯坦?！钡栏窕卮?，“但我想讓你指揮特遣部隊?！?/p>

我告訴我的老朋友我很榮幸。

現(xiàn)在在坦帕市，我坐在約翰·阿比扎伊德身邊，等待他的指導，也等待他批準指揮關系中的重要調整。約翰負責從北非到亞洲包括伊拉克和阿富汗戰(zhàn)爭的行動，他當時所進行的是在美國軍隊中最具有挑戰(zhàn)性的工作。當我接管時，第714特遣部隊由一名少將指揮，但他的兩名準將副手中的一名一直在伊拉克指揮日常特種作戰(zhàn)。自然地，中央司令部將會直接與那名副手聯(lián)系，而不是通過我。我希望約翰同意，在他的戰(zhàn)區(qū)中我是所有部隊的指揮官。無論我身在何處，我都是他聯(lián)系和對其負責的唯一一人。這似乎就是軍事等級制度的難以言說的地方，但直覺上，我相信第714特遣部隊所面臨的是前所未有的戰(zhàn)役，在整個廣闊的地區(qū)都應該盡可能地在領導方面團結一致。我也覺得我和高級領導者的關系以及我的實際存在，將提高第714特遣部隊的行動自由，否則我們將受到嚴重限制。在名義上，我們擁有一個廣泛的合法空間；但當面對高風險和高代價的軍事行動時，我們可以自由調遣的程度，將實際上取決于審批者對我們的信任和信心。

像幾乎所有我跟約翰的會面一樣，這次的交談很友好，一點也不正式，我們常常毫無拘束地談笑。我們會因軍隊生活的荒謬和他那標志性的貫穿整個談話的冷諷刺而大笑。在第82空降師和聯(lián)合參謀部共事多年后，我們已經(jīng)建立了一段親密的友誼。當我們討論嚴肅的話題時，他表達了對阿富汗東部形勢的擔憂，最近那里報導了一些基地組織的高級領導。我同意在該地區(qū)進行一次大規(guī)模行動。終于，他同意了我提出改變方案。10年前在第82空降師，約翰作為我的上司，就喜歡與我當面溝通，而不是通過我們的手下。因此我直接提出方案的交流方式符合他的風格。

“好的，斯坦?！彼f，“但如果我打電話來，必須能夠找到你。如果我打電話而找不到你，這個協(xié)議便馬上終止?！?/p>

這是典型的阿比扎伊德：友好而堅定地提出條件。我看著他，現(xiàn)在他的沙棕色迷彩服的翻領上別著四顆星，我想起幾年前在布拉格堡的那個周末，當時的他戴著那頂粗糙、被曬褪色的“奧克蘭運動家”棒球隊的帽子。他的舉止和脾氣就像一名老練、總是冷嘲熱諷的老練的棒球經(jīng)理。他會大力支持我但又不動聲色，如果我沒扔出好球，他會毫不猶豫地找候補隊員上場。

盡管我享受其他類型的工作，但我喜歡指揮。在之前的26年里，我已經(jīng)在指揮職位上干了10年。但每一個新職位一開始的工作都是艱巨的。正如我懷疑許多領導者也有這樣的感覺一樣，我從來都不確定我是否能勝任，直到我真正開始指揮這種級別的部隊。我想起道格拉斯·索思豪爾·弗里曼（Douglas Southall Freeman）在《李的中尉》（Lee’sLieutenants）中的描述，李在決定哪些旅長能真正承擔一個師或軍團的責任時，得面對巨大的挑戰(zhàn)。最激進的旅長往往缺乏成為更高級領導所必備的無形素質。當然我對自己也很懷疑。

隨著職位的要求不同，還有年齡的增長和經(jīng)驗的積累，我發(fā)現(xiàn)作為一名領導者我已經(jīng)有所改變。我學會問自己兩個問題：第一，我所指揮的組織必須做什么？第二，我如何指揮才能最好地實現(xiàn)這個目的？經(jīng)驗告訴我，許多因素將影響我的“指揮風格”，而我也需要一段時間來適應。

在到任的第一個星期，我探訪了綠軍。像我們的總部一樣，綠軍的駐地也建在布拉格堡，在基地的另一個角落。然而，第714特遣部隊和從屬部隊的真正距離遠遠超過了10分鐘的車程。當時，第714特遣部隊的人員，如果他不是綠軍或海豹突擊隊隊員，是不會順道走訪綠軍或海豹突擊隊駐地的，他們不會在那里受到歡迎。在這些隊伍中，許多人都把更高的總部視為一個不必要的附屬品。

同樣的觀念使得我現(xiàn)在指揮的部隊很有價值，但也很冷漠。盡管我們把第714特遣部隊設想為“團隊的團隊”，但在許多方面都成了“部落中的部落”。每一支隊伍的核心精神、不可動搖的標準、嚴格的選拔流程，全都賦予了這個組織無與倫比的競爭力和凝聚力。但在許多情況下，這樣的部落文化使他們變得更加孤立。

在早期，我看到第714特遣部隊的每支從屬部隊用我階段性的指導方式來鼓勵競爭。但我需要更細致地了解這些部隊，讓自己成為一名高效的指揮官。當我在游騎兵中成長，在20世紀90年代與其他部隊共事時，我知道它們已經(jīng)發(fā)生了微妙的改變。一段時間后，我開始更深入地了解每支部隊不同的優(yōu)勢、不同的內部組織結構和弱點。

綠軍是最具影響力的部隊。在20世紀70年代末，綠軍根據(jù)當時的陸軍參謀長愛德華·邁耶（Edward Meyer）的愿景所創(chuàng)建，這是一個效仿英國皇家特別空勤團的前所未有的組織。這支部隊集合了經(jīng)驗豐富的現(xiàn)役和非現(xiàn)役軍官，被鍛造成在營救人質和精確攻擊方面，有針對性、可以直接行動的專業(yè)化團隊。

這支部隊被經(jīng)常提及的神奇之處是它的士兵。大多數(shù)新成員都是來自游騎兵和特種部隊，但是有些人直接來自陸軍的常規(guī)部隊。這支部隊有一個非常嚴格的選拔程序，會測試每個申請人的健康、智慧、勇氣和心理承受能力。整個過程關注于成員應當共同擁有的特征。他們傾向于選擇身體健康、態(tài)度堅定、打破舊習、無畏、聰明、能在沒有指引下迅速成長的問題解決者。他們在任務間歇假裝對兄弟部隊冷漠。但是在胡子和普通T恤衫之下，他們是核心軍隊的專業(yè)人士。我經(jīng)常開玩笑說，如果我檢查他們的衣柜，我會看到他們的內衣疊得整齊無比。正如一名有經(jīng)驗的成員告訴我的，“每樣東西都有其位置，而每樣東西就在其位置”。他們很自覺這么做。

普通士兵沒有資格成為綠軍，直到他們晉升為中士；一旦加入，大多數(shù)人都會一直待到退休。這就將部隊提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專業(yè)人才水平。在一個常規(guī)旅中，大約有5名軍士長——最高的士兵軍銜等級——和超過2 000名年輕士兵。在綠軍，一個旅規(guī)模的隊伍有63名軍士長而沒有士兵。鑒于綠軍士兵的資歷，等級相對不重要，他們是通過表現(xiàn)來獲得榮譽的。因為很少有人離開這支部隊，所以，加入綠軍就意味著要接受一段截然不同的職業(yè)生涯。進入綠軍的成員都放棄了傳統(tǒng)的職業(yè)發(fā)展，因為這支小部隊就只有這么多的空缺。很少有人自愿離開這里，每個成員的資格都是臨時的——而且如果變得懶散，就可能會被取消資格。

在其早期，綠軍被譽為老男孩俱樂部，并且是軍隊牛仔的避難所。由于長時間沉浸在特權和尊重之中，后來一些人甚至認為他們太自以為是——認為自己是世界上最優(yōu)秀的超級軍事部隊的一員。20世紀90年代早期，當我在特種作戰(zhàn)部隊工作時，我認為綠軍是一支有效率但傲慢的隊伍。

進入綠軍的駐地總是有些嚇人，似乎他們是故意的。但指揮官，當時的上校貝內特·塞克尼克（Bennet Sacolick），以及參謀軍士長喬迪·納西（Jody Nacy）熱情地歡迎了我。我們去了其中一個較大的會議室，在那里我發(fā)現(xiàn)自己站在一群作戰(zhàn)人員前。他們中許多人剛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戰(zhàn)場中回來。而我，這個新的指揮官，剛從五角大樓的安全大廳里走出來。那天五六十名作戰(zhàn)人員坐在我前面的一排排椅子上，我掃視了一遍他們的臉。我很快就意識到，他們中很多人都曾在游騎兵服役，我認識他們。熟悉的面孔總是讓人安心。盡管許多人是老戰(zhàn)友，他們卻有了一個更高的級別。我們不再有相同的發(fā)型，他們不再跟我第一次與他們一起服役時那般年輕。我需要調整我們彼此的關系。

這些人更為年長——這些人員的平均年齡常常大于35歲——但他們非常健康。任何稍微發(fā)胖的身型都會引起別人的輕蔑。當他們的成熟和經(jīng)驗融合在一個小團隊里時，他們變得非常高效。在過去的幾十年里，當大多數(shù)美國人享受和平生活的時候，他們曾參加多次部署。許多坐在折疊椅上的成員都曾作為一名綠軍或一名游騎兵在摩加迪沙或巴拿馬戰(zhàn)斗。最近，在投身于反恐戰(zhàn)爭前，他們已經(jīng)在巴爾干半島默默做了許多工作。他們努力鍛造的直覺將在未來的幾年里得到深化。

不像許多年輕的、未經(jīng)歷練的士兵那樣，在座的這些人從不認為他們是刀槍不入的。他們的生活不僅僅是當兵。幾乎所有的人都結了婚，生了孩子。他們的孩子都已經(jīng)不是嬰兒，而是即將成人的青少年；在孩子成長的過程中，他們卻在海外戰(zhàn)斗。在未來的一年里，不止一名士兵的孩子將會在這個國家的其他地方參加同樣的戰(zhàn)爭。有一對我認識多年的夫妻，他們唯一的兒子作為一名年輕的傘兵在戰(zhàn)斗中喪命，我承擔起給這名經(jīng)驗豐富的軍人和他的妻子寫慰問信的痛苦職責。

那一天，我想知道部隊的成員在我身上看到了什么。像往常一樣，他們的舉止沒透露什么信息。他們表現(xiàn)得耐心又細心，卻不諂媚。我沒看到任何一個懶散的神情，或者不感興趣和鄙視的暗示。像往常一樣，我沒有準備演說；我想引起他們的注意，并消除戰(zhàn)爭即將結束的流言，第714特遣部隊的行動將不會受到限制。為此，我們需要表現(xiàn)出非凡的適應性。

“我需要你們做客戶想要的所有事。”我說。

在座的士兵們露出震驚的表情。事實上，這些老兵的反應跟我在20年前聽到“客戶”這個詞時的最初表現(xiàn)出的惱怒相似。那是在1985年，在一架由一名“黑衛(wèi)士”老兵駕駛的名為“鐵甲”的直升機上，我通過耳機聽到了這個詞。被稱為一名客戶讓我感到沮喪。感覺就像商業(yè)，過于商務化——而不是戰(zhàn)士們看待他們戰(zhàn)友的方式。我很快就明白“黑衛(wèi)士”的常用術語是以一個巧妙的方式來提醒他們自己，他們的存在就是為了支持和幫助他們飛行的部隊，即客戶。圍繞著這個詞而形成的文化是“黑衛(wèi)士”很多了不起的地方之一。

最后，我想他們明白了我的意思。我感覺到他們非常好奇我將會如何指揮，以及我會把第714特遣部隊帶向何處。經(jīng)常跟部下爭辯并在“一戰(zhàn)”期間帶領部隊的T·E·勞倫斯曾寫道，他們“會自覺地追隨一個統(tǒng)一的意念：因為他們心中未許諾的忠誠使他們成為順從的仆人。沒有人能逃脫這條紐帶，直到成功伴隨其責任、義務和承諾來臨?！边@些擁有強大意志，立場堅定的成員遠非仆人，他們跟勞倫斯的部隊一樣擁有共同的基本品質：如果這是一個有價值的使命——一個他們愿意信任的想法——他們將會以我從未見過的方式效忠于它。

事實上，當時我所看到這些綠軍成員和海豹突擊隊的老面孔都很堅韌且神采奕奕。這些從一個戰(zhàn)場走向下一個戰(zhàn)場、沒有考慮過他們?yōu)楹味瞰I的士兵，不是為了薪水而戰(zhàn)，也不是僵硬且憤世嫉俗的士兵。事實上，比起曾與我一起服役的許多其他軍人，他們往往更愛國，他們會迅速把美國國旗掛在他們的兵營和總部的墻上。對我們共同的事業(yè)和領導人的信任，對他們來說至關重要。

在我回答問題后，我們的會議結束了，我離開會議室，走過陽光照射的長走廊，來到駐地前方。在墻壁的另一邊，是數(shù)英尺寬和數(shù)英尺深的玻璃柜，里面的陳列品每個都記錄著這支部隊的大型行動或任務。布滿灰塵的槍支、設備、地圖和照片就放置在每一個成就的簡介后面。

在未來的幾年里，他們將會有理由安放更多的陳列品。

在開始我的新工作前，我立即告訴第714特遣部隊的成員，我想到我們部隊曾經(jīng)行動的地區(qū)考察，包括伊拉克和阿富汗，以及從地中海延伸的杜蘭德線盡頭，這里是滿目瘡痍的戰(zhàn)區(qū)。我們計劃用10天進行這次旅程。幾名關鍵領導人將會陪我前往，包括情報部門（J2）的情報軍官布萊恩·凱勒上校（Brian Keller），他是一名我認識多年且非常信任的前游騎兵。布萊恩在幾個月后很快就會離開第714特遣部隊到另一個司令部，并最終將被晉升為準將，因此我想在他離開前吸取他的經(jīng)驗和相關專業(yè)知識。

情報部門和作戰(zhàn)部門（J3）的另一名關鍵領導人是我的作戰(zhàn)軍官T.T.上校。作為一名上尉，他曾和我在1987年至1989年在第3游騎兵營一起工作過。我知道他的才華，我們都非常關注年輕軍官，也許是因為有點太過相像，我們的關系最初有些緊張。我們倆同時獲得更高的軍銜，共同增長了經(jīng)驗，而我對T.T.的欣賞也與日俱增——他有著驚人的遠見、堅定不移的忠誠和個人勇氣。我們開展了一段深厚的友誼。T.T.后來加入了綠軍，但在1995年，他同意回到游騎兵擔任我的第2游騎兵營副手?，F(xiàn)在，8年后，我再次受益于他的經(jīng)驗和不可動搖的價值觀。

第714特遣部隊的高級招募顧問是軍士長C·W·湯普森，一名說話簡潔的前馬術表演者，后來做了士兵，也是一名可信的朋友。我的副官是空軍少校戴夫·泰伯（Dave Tabor），一名年輕又幽默的資深MH-53直升機飛行員，他曾在2001年阿富汗最初行動中執(zhí)行過任務。一起參與旅程的還有綠軍的副指揮官，當時的中校奧斯汀·“斯科特”·米勒（Austin “Scott”Miller）。貝內特，是“斯科特”的上司，明智地派遣他跟我一起考察，既是為了照看我，也是在開始塑造我對他的部隊的看法。“斯科特”在塑造我的觀念方面做得非常好，并且將在未來的幾年里成為一個關鍵的人物。

這4人，加上我的通信員，海軍士官維克·庫瓦，形成了指揮隊伍的核心。從那年秋天開始，每天60％的時間，我都會跟他們接觸，我隨時都可以找到他們（或他們的繼任者）。這支指揮隊伍將在未來的幾年里壯大并且變得很知名。我們將一起在每一架飛機中度過無數(shù)個小時，并一起塑造我們的指揮部。我們之間的紐帶變得更加牢固。

這次旅行的目的是為了讓我與那些目前已部署的第714特遣部隊建立關系。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看看每個地方的形勢，并在未來評估我們的需求。盡管2002年我曾在阿富汗服役，但我沒有去過伊拉克；而且我知道，我在聯(lián)合參謀部的觀點已經(jīng)不切實際也不完整了。像往常一樣，我想親眼看看戰(zhàn)場。

像大多數(shù)在伊拉克看到的一樣，從遠處看，巴格達的共和國衛(wèi)隊宮殿顯得穩(wěn)定且有序，但靠近細看，卻是一片混亂。美國帶領的聯(lián)軍在2003年10月24日那個星期五進占了共和國衛(wèi)隊宮殿，之后這里變成了我們的總部，這是我作為第714特遣部隊指揮官，前往我的部隊戰(zhàn)區(qū)的首站。這座處于綠區(qū)深處的4平方英里大小的宮殿，把巴格達一分為二，是底格里斯河西岸的平民庇護所和軍事部隊總部。與戴夫·泰伯一起，我們開車從城市西部的巴格達國際機場出發(fā)，沿著一條當時被聯(lián)軍稱為“愛爾蘭大道”的道路行駛。這次很順利，這條道路尚未變成幾個月后那個臭名昭著的射擊場。當我們接近綠區(qū)時，越過那些排列在車道兩邊，延伸到宮殿的棕櫚樹，我們可以看到置于門外的巨大的薩達姆半身像——那個我們尚未捕獲但已被罷黜了的獨裁者。巨像被重新塑造為一名古老的阿拉伯戰(zhàn)士。他冷漠、寬厚的臉在一頂遮陽帽和阿拉伯頭巾下窺視著周圍，這是那位曾站起來反抗奧斯曼帝國的伊拉克人的典型著裝。聯(lián)軍雇用的伊拉克起重機還沒從他們的所在之處拆掉這些半身像。這座宮殿熬過了戰(zhàn)爭最初的巴格達轟炸，大部分幸存下來。在外面，米色外墻傳達著有序和安靜的氛圍。而墻內，卻是另一番景象。

美軍初次進入伊拉克后，4月的得意洋洋和5月的信心很快消失了，最終在6月變成日益增長的不安情緒。當年8月，緊張感彌漫在五角大樓的大廳和辦公室。許多數(shù)據(jù)預示，那年秋天將有更多的動蕩和暴力。不較真地說，如果我們可以找到薩達姆并讓燈光照亮巴格達，這里就仍有希望，這個國家就會好轉起來。

在3月的軍事行動后，布什政府最終委派L·保羅·布雷默（L．Paul Bremer）大使重建薩達姆政權倒臺后的伊拉克。作為新組建的聯(lián)軍駐伊臨時管理局（CPA）的負責人，布雷默負責快速客觀地讓伊拉克主權進行過渡。聯(lián)軍駐伊臨時管理局5個月來一直將宮殿作為其總部，但內部是一片混亂的無序狀態(tài)。

一支由專業(yè)人員、士兵、承建商和天真的“特勤人員”組成的團隊——他們其中有20人是政治活動家——看起來像是在幾小時之前才到達這里的，要不他們就是剛剛被門外眾所周知的“野蠻人”所打垮。這些文件排滿了好幾條走廊。宮殿里，那些洞穴狀的房間使用意大利大理石裝潢，在宮殿里工作的人用隔板把這些房間劃分成數(shù)間辦公室。一些人坐在伊拉克人留下的仿路易十四風格的椅子上和桌子上——那是有鍍金、弧形支腿和藍綠色坐墊的精致家具。許多人看起來一片迷茫。那些穿著我稱之為“探險服裝”的人很搞笑——他們穿著登山靴、褐色的褲子以及有多個尼龍搭扣口袋的奧維斯襯衫，這是他們來伊拉克之前專門用自己的津貼購置的。

那天我到那里是為了見里卡多·桑切斯（Ricardo Sanchez）中將，他是最新上任的三星將軍，也是部隊在伊拉克的最高軍事指揮官。我在幾年前見過桑切斯，這一次，在巴格達他的辦公室，我們建立了一段互相尊重的友誼。他穿著沙漠迷彩服，透過矩形的大眼鏡看過來。

“你的人正在做我們需要他們做的事?！彼f。

他沒再多說。他沒有在咖啡桌上打開地圖，解釋他試圖做什么以及我們的部隊應該如何幫忙。他很自然地沉默。第714特遣部隊與桑切斯之間應該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尚不清楚。那時，我們接到的任務是捉獲或殺死具有重大價值的伊拉克復興黨前領導人——這些人是五角大樓印制的“撲克牌通緝令”上的通緝罪犯，這些印上了大量粗糙照片和復興黨成員名字的“撲克牌”，在他們逃往科威特邊境前就分發(fā)給了士兵。

去年夏天，我們的部隊在殺死薩達姆的兒子烏代和庫賽的戰(zhàn)斗中一直在起關鍵作用，但我們尚未捕獲黑桃A，即薩達姆本人。在2003年的秋天，桑切斯有許多擔心的事，而且我察覺到，他在懷疑我是否會成為另一個在這里僅停留幾個月的匆匆過客。他不知道我是否會堅定地成為他的一名真正同伴。我們沒有太多客套話，我對戰(zhàn)爭的大方向也沒有感覺。在宮殿的其他地方，我會見了CPA的辦公室主任，他也是在伊拉克排名第二的文職官員——帕特瑞克·F·肯尼迪（Patrick F．Kennedy）特使。我向他介紹了第714特遣部隊。

我剛來的時候，我對漫不經(jīng)心和不嚴肅的國家決策很有意見。因為這讓我們無法毫無保留地在“入侵”之后作出決定。許多機構對此都有責任，但宮殿里的氣氛增加了我對聯(lián)軍駐伊臨時管理局的懷疑。當然很多聰明人在那年夏天和秋天努力克服了許多困難。但7個月參差不齊的進展已經(jīng)留下了許多弊病。政策讓他們隔絕在宮殿的墻壁后，在那里他們經(jīng)常與任期過短而無法勝任工作的“志愿者”一起工作，在這么短暫的時間中更不用指望他們能夠進一步理解伊拉克復雜的環(huán)境。聯(lián)軍駐伊臨時管理局要解決最基本的挑戰(zhàn)。這是關乎伊拉克人以及在他們當中戰(zhàn)斗的美國人的性命的工作。但顯然這個工作交給了不合格的人來解決，就像讓一名25歲沒有金融資質的人負責重建股票市場一樣。那天我離開宮殿，覺得這一切可真扯淡。

10月25日，第二天早上，我與戴夫·泰伯和“斯科特”·米勒坐直升機到位于底格里斯河畔巴格達上游250英里處的摩蘇爾。這個伊拉克第二大的城市擁有1 800萬人，由當時的少將戴夫·彼得雷烏斯負責。他的第101空降師曾在戰(zhàn)爭中從科威特穿過伊拉克南部進入巴格達；當時，他們已經(jīng)轉移到了北方。這個城市坐落在阿拉伯人和庫爾德人相交的不穩(wěn)定地區(qū)，遜尼派阿拉伯人主要在傳統(tǒng)的城市中心南部和底格里斯河西部，而庫爾德人在郊區(qū)至東北部。

在一座舊宮殿里俯瞰全城，戴夫·彼得雷烏斯一如既往地充滿活力。他的辦公室——一間巨大的大理石地面房間變成了一個戰(zhàn)士的巢穴，到處都是掛在鉤子上的戰(zhàn)斗服，他睡的帆布床蓋滿了分發(fā)給每個士兵的迷彩雨披內襯。戴夫和我之前都曾對印度尼西亞以及阿爾及利亞的反暴亂戰(zhàn)士和非常規(guī)戰(zhàn)爭著迷。戴夫跟當時所有的指揮官一樣有效率，他研究了自己負責的伊拉克地區(qū)局勢，看出了巨大的不穩(wěn)定性威脅，并迅速行動，抓住轉瞬即逝的機會阻止了這些威脅。他在經(jīng)濟以及政治發(fā)展方面花費了大量精力和金錢，從而取得了早期的進展。他的軍隊建立了管理委員會，開辦學校，并聚集、裝備和調度了一支當?shù)氐囊晾税踩筷牎５數(shù)?01空降師的2萬名士兵在接下來的一月把摩蘇爾轉交給一支只有他們規(guī)模的一小部分的美國軍隊時，叛亂分子很快就摧毀了戴夫的軍隊本可獲得勝利的努力。

第714特遣部隊有一個小分隊在摩蘇爾與戴夫共同工作。我們喜歡他強有力的支持。然而，當我們根據(jù)少量信息和他們在早期攔截的情報，來回顧他們是如何定期地完成目標任務時，我確信他們的影響力非常有限。2003年10月，薩達姆和他前政權的成員仍然是我們的重點，但這時候，我們了解的情況還是很模糊。我們只有少量來自巴格達總部或駐扎在省里其他前哨站的特遣部隊的罕見情報。他們試圖努力融入那些住在駐地山下的人們，并盡可能多地完成一個16人組的工作。他們大都是從我們剩余的部隊中抽取出來的。我感謝了他們的工作，然后走到直升機停機坪。他們的才能和奉獻精神毋庸置疑，但這支與世隔離的隊伍限制他們做出有效貢獻的功能。孤立的代價清晰地表現(xiàn)在空運補給提克里特的行動中。

兩架“黑鷹”一前一后飛行，突然我們的直升機急劇大轉彎，猛烈傾斜，偏離了軌道。我們斜傾到一側，沙子通過打開的側門從下方涌進機艙。當我們旋轉飛起，重回航線時，飛行員通過耳麥說我們后面的直升機被一枚火箭推進的榴彈擊落。謝天謝地，在動身前往摩蘇爾前，我讓我的第714特遣部隊關鍵成員留在巴格達，為約翰·阿比扎伊德的即將來臨的阿富汗行動起草一個作戰(zhàn)計劃。因此，我們的兩架UH-60中，原本應該載滿人員的第二架直升機除了機組成員外再沒其他人。更幸運的是，當飛機被擊中的時候，并沒有立即爆炸。他們迫降后所有的機組成員都離開了飛機。在燃燒的飛機旁，我們伴隨著爆破聲和碎片再次起飛。其中一名一條腿受傷的飛行員已經(jīng)包扎好傷口，坐上了我們的直升機。在空中，我問他是否還好。

“我很生氣，長官?！彼ㄟ^耳麥說，“該死的。”他俯下身，回望那股濃煙，“他們擊落了我的直升機?！蔽倚α诵?，片刻之后他繼續(xù)說，“長官，你不記得我，但我曾是第2游騎兵營的一名游騎兵?！彼┲w行服，戴著頭盔，我并沒有認出他。我們的回憶，讓我感覺我們的特種作戰(zhàn)世界是多么小。我又一次意識到特種作戰(zhàn)世界的等級并非一成不變。

當我們繼續(xù)前往提克里特時，我的思緒轉移到我們的敵人身上。我試圖想象那個勇敢射擊我們的人，是什么讓他走到沙漠來這么做？只有一定程度的忠誠才能驅使他站在這片開闊地，在光天化日之下，猛烈攻擊兩架全副武裝的聯(lián)軍直升機。當然，在那個時候，能出現(xiàn)在伊拉克的這個地區(qū)，意味著他肯定是一名遜尼派教徒。但他的動機是什么？他的火箭彈如此準確，他是一名被剝奪了公民權的復興黨士兵嗎？還是這個執(zhí)行任務的復興黨士兵太過年輕和虔誠？難道這是基地組織同盟出現(xiàn)在那個地區(qū)的標志？與政府的官方立場相反，對我來說，這次襲擊并非是困獸之斗，更像是“游戲開始”的信號。

降落在堅硬的停機坪后，我們轉移到薩達姆的另一間官邸，當時的少將雷·奧迪耶諾把這里當成他的總部。雷和我在海軍戰(zhàn)爭學院時就認識。他的兒子托尼，現(xiàn)在是一名步兵中尉，雷以前經(jīng)常照顧山姆，而且在每周戶外跑步后，我們都會一起喝幾瓶啤酒?，F(xiàn)在他指揮第4步兵師，我父親在越南戰(zhàn)爭中曾擔任這個旅的參謀長。雷在巨大的華麗門廳里跟我們見面。他知道我們失去了一架直升機，但沒有人員傷亡。

“斯坦?！彼斐鏊拇笫?，低沉的聲音充斥著這個有著挑高天花板的房間，回蕩在房間里的大理石墻壁和地板上?！奥犝f你在進行一次令人興奮的考察?！?/p>

雷負責提克里特。提克里特是與拉馬迪、巴格達組成的城市群中最北邊的一個。拉馬迪在西部，而巴格達在伊拉克的中心，這三座城市形成了暴動頻發(fā)的遜尼派三角地帶。他說目前的局勢十分嚴峻。提克里特是薩達姆的故鄉(xiāng)，軍方一度認為他就躲藏在這里的一定范圍內。高層的伊拉克軍官在美國“入侵”后回到周邊的一個省，那里是遜尼派的一個據(jù)點。一些記者認為雷在戴夫成功的地方失敗了。人們說，聰明的戴夫利用金錢和有效管理進行戰(zhàn)斗；而雷，這個頭發(fā)稀少的激進的球隊前鋒，遲鈍而殘忍地用大規(guī)模的掃蕩和逮捕疏遠了民眾?，F(xiàn)實卻遠非如此簡單。雷實際上是以一種非常微妙的方法，應對他所遭遇的復雜情況。提克里特跟摩蘇爾有著不同的地形，而且兩個城市都將在未來的幾年經(jīng)歷艱苦的戰(zhàn)斗。像戴夫一樣，雷欣賞我們——這個與他合作的小隊伍。但我很快便看到了我們的主要障礙。第714特遣部隊與他們之間沒有建立一個有效的實時網(wǎng)絡，這使我與第4步兵師領導者的良好關系變得沒有什么意義。

像在摩蘇爾的隊伍一樣，在提克里特，這里的部隊沒有得到充分的支持和指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自己吃力地運作。像范圍更廣的聯(lián)軍一樣，第714特遣部隊因為沒有共同的策略和一個可以依賴的信息網(wǎng)絡而飽受苦頭。在第714特遣部隊工作人員處理從伊拉克和阿富汗突襲行動中獲得的大量原始情報時，這個障礙最為明顯。在每個任務中他們都會發(fā)現(xiàn)文件和電子設備，以及那些知道我們所需要的信息的人。但人為的失誤、技術的不足和組織的責難限制了我們使用這些情報提升下一次突襲的能力。在摩蘇爾或提克里特，唯一的情報分析員無法消化工作人員在凌晨時分從垃圾桶里帶來的邊防站信息。隊伍沒有完善的設備來審問在目標行動中發(fā)現(xiàn)的嫌疑叛亂分子，也沒有能力在基地前線短暫拘留他們。而且我們難以向巴格達尋求幫助。我們認為用小單元來傳遞通訊會更加穩(wěn)健和安全，但我們很快發(fā)現(xiàn)這不適用于發(fā)送和接收大量來自巴格達的機密信息，這種速度無法跟上我們的目標。單一的電子郵件很迅速，但現(xiàn)代情報取決于大量的數(shù)據(jù)——地圖或文件的掃描圖，在電腦和攝像機上找到的視頻——這需要很大的帶寬。沒有迅速共享這些情報的能力，我們等同無用。

這些限制使軍隊在那年夏天和秋天采用了一個在后來顯得很滑稽的標準。摩蘇爾、提克里特以及拉馬迪的部隊從他們繳獲的原始資料中整理出他們需要的信息后，會鏟起成堆的文件、CD、電腦和手機，裝滿原本清空了的麻袋、沙袋、粗麻布或透明塑料垃圾袋，然后把它們送往我們在巴格達的基地。一些袋子會貼一張解釋它們來源的黃色便利貼，另一些則沒有。一些我們認為重要的囚犯會與這些袋子一起被押送到下一個地方。

從根本上說，信息發(fā)送方和接收方，也就是前線部隊及其總部，在這種情況下并沒有分享敵人的照片，同時雙方缺乏共同戰(zhàn)斗的能力。這激發(fā)了兩者之間關于能力的爭議，讓雙方互相不信任。邊防站很少能看到他們收集的原始情報的用處，在他們呈遞情報后，往往就再無下文，就像是消失在黑洞里。同樣感到失望的是，即使便簽在運輸途中沒有脫落，接收情報的分析員常常缺乏袋子里信息的上下文，也不知道被審訊者的身份。他們幾乎沒有任何信息來判斷這些硬盤或文件是來自舊復興黨的宅邸，還是發(fā)現(xiàn)于圣戰(zhàn)分子安全藏身處的祈禱地毯下。

當月晚些時候我在檢查巴格達國際機場的情報處理設施時，我打開一間備用房間的門，發(fā)現(xiàn)里面是成堆的塞滿資料的塑料袋和麻袋，它們都尚未開封。

那天晚上我回到巴格達，迫不及待地把我的想法寫在白板上，并想聽聽其他人觀察到的信息。我就是這樣來思考的，而且這是我們的第一次協(xié)作研討。在跟“斯科特”·米勒談話時，我畫了一個沙漏。頂部的三角形代表一支前線部隊，底部的三角形代表后方總部。他們中間有一個狹窄的瓶頸，兩者間只允許細微的交流。

（中文圖注見附錄）

“去掉這一半會影響前線部隊嗎？”我把手指向底部的三角形問。

以“斯科特”的角度來看，他說不會。后方總部跟前線部隊沒有關聯(lián)，因為它們都是獨立戰(zhàn)斗的。至少，瞄準一個恐怖分子系統(tǒng)既乏味又暴力；在2003年的秋天，我們的隊伍由于缺乏信息而使得戰(zhàn)斗緩慢且痛苦。這個沙漏圖描繪了我們部隊結構的一個簡單缺陷。我在便簽上重畫了這個圖，并帶著日后改變第714特遣部隊的初步愿景離開了伊拉克，前往阿富汗。

10月27日，在我們離開巴格達兩天后，扎卡維的伙伴用一連串的戰(zhàn)略轟炸迎來了齋月。那天早上，一場在國際紅十字委員會（ICRC）大樓外的爆炸殺害了兩名職員和十名伊拉克平民。這是一種最新的模式，盡管其重要性在當時并不明顯。這場開始于8月7日，一枚?？吭诩s旦駐巴格達大使館外的汽車炸彈的爆炸，造成了17人死亡，40人受傷。兩周后，在8月19日下午四點半，一名自殺式襲擊者駕駛一輛滿載炸彈的卡馬斯平板貨車，沖進在伊拉克的聯(lián)合國總部前門，并在正門前引爆，使這座三層大樓部分倒塌。22名身亡的受害者當中包括塞爾吉奧·維埃拉·德梅洛（Sergio Vieira de Mello），聯(lián)合國在伊拉克的任務負責人，他還是一名著名的戰(zhàn)后重建專家。爆炸還殺害了亞瑟·赫爾頓（Arthur Helton）。1999年，當我在外交關系委員會時，就已經(jīng)認識他。我很喜歡他。當時我是一名上校，而他是和平與沖突項目的負責人。9月22日針對剩余人員的第二次轟炸結束后，聯(lián)合國撤回了所有職員，全部前往卡塔爾。直到2007年年底他們也再沒大規(guī)模返回這里。

盡管在當時還不清晰，但后來這些違反人道主義的襲擊被證實是扎卡維孤立美國和塑造戰(zhàn)場的初期戰(zhàn)略。扎卡維顯然很憎恨約旦政府，因此純粹的報復可能只是前戲。他指責聯(lián)合國，稱巴勒斯坦是“送給猶太人的禮物，讓他們可以掠奪土地”，根據(jù)其中一名負責襲擊的成員說，扎卡維之所以報復德梅洛，是因為他在東帝汶獨立時，參與解散一個伊斯蘭國家的行動。但這個暴力事件的真正后果卻很具戲劇性。隨著聯(lián)合國和國際紅十字委員會離開，扎卡維消除了兩個有經(jīng)驗和擁有合適能力來幫助重建伊拉克的組織。或許更重要的是，通過嚇跑聯(lián)合國、紅十字會和其他國際組織，這場戰(zhàn)爭達成了一個認知，那就是扎卡維確保了伊拉克人在街道上漸漸只能看到美國軍隊。

美國努力組建有更多國家參與的聯(lián)軍，但是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爆炸事件而無法進行。經(jīng)過數(shù)月的進展，這次行動看起來更像是一次美國的占領，而非國際聯(lián)合行動。

與此同時，在阿富汗，我們的軍隊正規(guī)劃著我們戲稱為阿比扎伊德將軍的“了不起行動”。最終計劃是派遣大量第714特遣部隊進入阿富汗東部。據(jù)情報顯示，基地組織高級領導人就藏身在偏遠的庫納爾和努爾斯坦省。阿比扎伊德知道，美國在那里——實際上是在整個阿富汗——驚人地薄弱。他無法增加部隊的總數(shù)，因為總指揮權屬于拉姆斯菲爾德部長，于是，鑒于我們獨特的敏捷性，他下令臨時增加第714特遣部隊的兵力。

美國軍隊在調配軍隊的正常程序上很繁瑣，且在實踐中非常拖沓，不管在戰(zhàn)區(qū)內還是戰(zhàn)區(qū)周邊都一樣——這幾乎與我們現(xiàn)在截然相反。我們意識到，要讓第714特遣部隊根據(jù)我們要求的速度和精度執(zhí)行這場戰(zhàn)役，只能構建一個新的概念。幸運的是，我的前任，戴爾·戴利（Dell Dailey）已經(jīng)采取了一個重要的步驟來確保第714特遣部隊可以重新配置武力，而不需要走傳統(tǒng)的流程。這是一個富有遠見的無價舉措。

去年11月，我回到阿富汗進行最后幾天的計劃，然后執(zhí)行當時稱之為“冬季襲擊”（Oporation Winter Strike）的行動。當我們深入到一個行動的戰(zhàn)術細節(jié)時，我會盡可能地讓規(guī)劃者獨處，在那時我和大多數(shù)士兵一樣，是最空閑的。因為比爾·加里森曾經(jīng)教導我，對戰(zhàn)場上的士兵表現(xiàn)出信任并灌輸歸屬感——以及隨之而來的信心——總是比我或即將進行的任何輕微戰(zhàn)術調整更重要。

隨著“冬季襲擊”臨近，我搬進了帳篷后的一個辦公室里。這次行動將需要漫長的時間，因此，一開始我就把搖搖晃晃的鋁床放到我的辦公桌旁，并鼓勵其他人也這樣做。我曾看到過那些遠離軍隊的指揮官，我很早便下定決心自己絕不會這么做。但這只是一長串小型決策和微調的開始。我得考慮的不僅僅是我們的任務，還有我身邊的隊伍和我們能夠支配的工具，像通訊系統(tǒng)和飛機。

在接過指揮權的幾周里，我明白了第714特遣部隊任務的復雜性——各個任務零散的地理位置和我們?yōu)榱巳〉贸晒Χ枰S持的關系。所有這些使我確信，不管是在未來的伊拉克或阿富汗，還是返回美國，我都需要用平衡的方法來全方位指揮。

散布各地的任務，促使我們嘗試在網(wǎng)絡中分派不同的關鍵領導人。經(jīng)過一些反復試驗后，我們分別派三名將軍到阿富汗、伊拉克和布拉格堡總部。盡管在接下來的兩年半，我跟我的兩名助理戴夫·斯科特（Dave Scott）和比爾·麥克雷文（Bill McRaven）變得很熟，但我們無法待一起。直到2006年4月，他們被晉升到第714特遣部隊之外的新職位。

指揮官身邊的技術和人員是部隊成功的關鍵，但指揮方式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領導者的人格。我天生傾向于信任他人，并且往往會開誠布公地對待同事和下屬。通過給他們最大的自主權，我相信我能獲得更多的智慧和判斷力。包容形成一種共同的歸屬感，減少讓我成為一個孤點從而失敗的危險。但當我給予少數(shù)那些不值得擁有信任的人時，當其他人斷章取義地看待我們時，這樣的透明度可能會走入歧途。

雖然我們進展順利時，但“冬季襲擊”卻未能捕獲到任何基地組織最高分支機構。盡管我們知道緩慢、呆板的清掃是不可能打擊恐怖分子的，但這次行動證實了我的預感，給予第714特遣部隊更強的靈活性是很聰明的選擇，但確實有輕微的缺陷。我們需要提前擬定隊伍網(wǎng)絡和預先批準權利范圍，來重新分配隊員以應對新增的威脅。即將采取行動的軍隊是無法回到美國等待召喚的。遙遠、必要而又繁瑣的部署審批將使我們行動緩慢，這會導致軍隊失去焦點。我們需要小節(jié)點，本地自主決斷權以及部隊之間緊密的聯(lián)合。那些必須在遠離戰(zhàn)爭中心的地方做出決定的團隊需要一個能夠快速調度資源、信息和支持的網(wǎng)絡。為達到這個目的，第714特遣部隊將需要開發(fā)更好的情報。

“冬季襲擊”表明這或許是一條漫長的道路，但我們正在行動。

————————————————————

(1) 加布（Gabe）是一個假名。在本書中為保密，個別人物僅使用他們名字的首字母、名字的一部分或假名。